胡道靜

胡道靜，古文獻學家、科技史學家，祖籍安徽涇縣，生於上海。青年時攻習國故，著有《校讎學》 《公孫龍子考》。1932年參加柳亞子主持的上海通志館工作，分編新聞、文化、競技、交通、宗教諸部，並著有《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新聞史上的新時代》等。1956年後著有《夢溪筆談校證》《沈括研究論集》《中國古代的類書》《農書與農史論集》《種藝必用校錄》等，並主持《中國叢書綜錄》《中國科學技術史探索》等書的編輯。曾任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成員，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審，復旦、華東師大、上海師大諸校特聘兼職教授，(巴黎)國際科學史研究院(AIHS)通訊院士。

學術簡介

胡道靜，其父懷琛，精國學，工詩文，代表作有《胡懷琛詩歌叢稿》、《秋山文存》、《中國文學史概要)、《諸子集解補正》等。懷琛先生的舊詩為亞子先生所深賞，評之為“味在酸咸外，功能新舊中”。朴安先生精於文字、訓詁及校勘之學，著述甚富，更是學界盛名的國家大師。道靜先生有這樣的家學淵源，更加上自幼好學，勤奮自礪，故成功絕非偶然。道靜先生父親的治學方法有一特點，就是凡讀書必作抄錄，早年手抄許多書冊，雖於1913年癸丑之役遭袁系軍閥鄭汝的強盜部隊焚掠時盡喪，但以後又抄積了不少。所以道靜先生自幼秉承“手抄一遍，勝讀十遍”的庭訓，在廣泛學習先秦兩漢典籍的同時，也養成了手抄群書的學習方法。其時，懷琛先生正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道靜先生不僅從父親於館中所借的涵芬樓藏書中抄錄了許多有價值的古書，而且還常常從師長處借得未見之書，不舍晝夜。寫副存儲。道靜先生在回憶這段求學經歷時說：“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若借閱不能久，乃手寫一本自備的樂趣，我在二十歲前就親自體會到了。”

道靜先生對於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的興趣，尤其是對於“中國科學史上的坐標”一一《夢溪筆談》的研究，是從讀中學時即發其端的。他在《<夢溪筆談校證>五十年》一文中，曾真摯地回顧了自己人副青少年時代起與《夢溪筆談》結下的不解之緣。他說：“我在讀中學的時候，並不知道活字組版印書的技術是我們的祖先早在第十一世紀中期就發明創造，然後向世界各地傳播的”，“那時我雖已讀過‘四書’，讀過‘五經’中的三經半，竟然還不知道《夢溪筆談》這本書”，“直到將進大學之前，讀到美國學者卡特寫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傳》(T．F．Cater’s《The Inter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才驚訝地了解這一項有關人類文化發展的重大創造原來是我們自己的祖先所做出的偉大貢獻。”(這是五十多年前我國中學生的知識情況，現在當然不是這樣。)“卡特的書說明了史料的來源，還特別誇譽《夢溪筆談》這部著作。說它這好那好。於是我這個當時對古籍只讀先秦、兩漢之書的小夥子就迫不及待地去找這本沈括的名著來閱讀了。我最初買到的一部是古書流通處影印的清末廣東陶氏的刻本。沒有疑問，一讀就著了迷，從此它就成了我要好的朋友。”

讀於武進顧

1927年，道靜先生十五歲時就讀於武進顧實先生任教的一所學校，老先生講授《漢書·藝文志》，旁引博征，深入淺出，引起了他對乾嘉學派考據之學的興趣，因此，又在懷琛先生和朴安先生的指導下學習古文字學和校勘學，圈讀《國朝漢學師承記》，同時，又潛心攻讀了《十三經註疏校勘記》。阮元主持的校勘班子利用那麼多的不同版本互勘異同、發現問題的事實，使他認識到要校理古籍，不掌握版本學和諳熟每種古籍的版本情況是不行的，於是，要發奮於這方面的學習和探索。他家藏有一部商務印書館印行的《四部叢刊》，他把這部“網羅善本，景印留真”的大叢書作為揣摩版本學的津逮。

考入上海持志大學

1928年，道靜先生插班考入上海持志大學文科國學系。從此，他在系統深造的同時，廣泛從師而學。1929年，道靜先生拜父親和伯父的至交、版本目錄學海寧陳乃乾先生為師，進一步學習版本學、目錄學，以及整理和影印古籍的專門知識。其時，朴安先生與一些學者組織了名為“中國學會”的學術團體，乃乾先生亦是會員，學會每兩月有一次集會，道靜先生作為“小會員”，藉此機緣得以飽聆老師宿儒的高論。乃乾先生論版本之學，別有一番心得。他反對“玩物喪志”，主張實際效用，認為版本之學不一定是宋元珍本、名鈔寶冊，只是要從實際的校勘價值與是否為孤本、逸書、足本而定。乃乾先生的灼見，使他受益很深的。

此外，道靜先生還從周予同先生學習經學史，周先生講授的今文經學，使他開拓了的思路。因為先前從學的顧實先生是古文經學家，門戶謹嚴，使他在學術思想上受到較大的局限。又從呂思勉先生學習中國通史，從姚明輝先生學習歷史地理學，從姜亮夫先生學習音韻學、敦煌學，從王庸先生學習地理學史，從陳守實先生學習因明學，從顧頡剛先生學習史學史，從蔡尚思先生學習思想史，從聞宥先生學習語言學、古文字學，從辛樹幟先生學習農業生物學，從胡先驌先生學習植物學等。這些學習使他廣闊地涉獵了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很多領域，並深刻地受到這些學界前輩的影響。例如，道靜先生在《<古史辨>對一個頑固青年的衝擊》一文中，曾詳盡地談到顧頡剛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對他的影響。他說：“那時候我喜歡念念有詞嘮叨兩句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只好算是‘老、彭派’吧。”“通讀了顧先生的書(《古史辨》，就建立了他要使人相信的‘古史有個變遷的過程’的概念。”“由於顧先生立論的基礎廣泛。設征堅博，又是行文平易，娓娓動聽，所以一個本來難以‘重點使信’的人遽爾在一夕之間改變了態度，接受了他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

道靜先生在深入攻研各門學習的同時，於古典科學技術方面的興趣愈加濃厚了。其時．他父親參加了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的部分編輯工作，見自己的孩子對於古典科學的興趣比古典哲學的興趣都高，便將“萬有文庫”選題中的《齊民要示》和《農政全書》的處理和發稿工作交給他做。於是他藉此初步熟悉了我國古代傳統的農業技術情況及其文獻，並對沈括《夢溪筆談》中涉及的農業生物學、農業氣象學，耕作制度和農田水利學的許多條文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理解。

在輯佚學方面，道靜先生也作出了成績。王安石的《熙寧字說》是訓詁學史上的一部奇書(郭沫若曾經說："王安石研究學問的方法，與程、朱、陸等不同。他注意文字學，著《字說》。其解字法有四，即形、聲、義、位，與現在研究文字學的方法差不多”)。自熙寧新政失敗后。此書久遭抹殺，明初所編《永樂大典》。已無《字說》可錄。他在博覽群書、手錄秘冊時發見現存的北宋晚期至南宋中期的著作中散見不少引文，可以鳩集；還發現清四庫館雖然從《永樂大典》中輯妹了《瓮牖閑評》、《考古質疑》、《東齋紀事》、《萍州可談》、《張氏可書》等宋人筆記，但仍有《楊文公談苑》、《倦遊雜錄》、《老學庵續筆記》、《就日錄》等數十種未被輯錄之已佚的著名筆記散見各書，可以輯集。於是，借課餘工隙之際，輯集了《熙寧字說鉤沉》和《宋人筆記鉤沉》等稿，但都在“一·二八”日軍侵滬之役中毀失了。

在校讎學方面，道靜先生同樣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他手抄之書，凡底本壁還之前，總是手抄一遍，或嗣後再借補校，因此養成了躬錄親校的習性，校書也形成了讀書生活的一部分。其時，他購得上海中國書店新印的嚴可均校道藏本《公孫龍子》一冊，經與幾個明刊本對校后，發現頗有異同，嚴校並未俱舉，於是萌發了“盡取諸本校勘、諸家校語彙錄”之意。他次第求得清人陳澧、辛從益注本，以及俞樾《諸子平議》和孫詒讓《札》中的校語，一一對校過錄，疊用各色筆寫，底本上五彩繽紛。當時，適逢王獻唐先生的《公孫龍子懸解》出版。還遂潛心研讀，並與自己的校本參照的循覽。一九三一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校讎學》一書。次年，又出版了他的《公孫龍子考》。

1931年秋，道靜先生從上海持志大學文科國學系畢業，因家境清貧，不得不幫父親肩荷一部分家庭生活的擔子，不再繼續深造。次年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日本帝國主義者突然在上海發動侵略戰爭，在家住的閘北戰區，被敵寇的炮火夷為平地，除了一家人逃出以外，全部藏書及文稿都化為灰燼。戰事結束后，他隨父親進了柳亞子先生主持的上海市通志館工作。此時，他年方二十歲，但工作十分努力，效率也很高，待人接物又非常懇學，館中同事都很敬佩和喜歡他。亞子先生等一引起他父親的老友，每每稱讚他“雛鳳清於老風聲”。上海市通志館創辦於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停頓於1937年“八·一三”事變中，《上海市通志》雖未修成，但成就也不算少。其間，出版了三本《上海市年鑒》、四本《上海市通志館期刊》、兩本《上海研究資料》。這些書刊中，道靜先生執筆的文章，在質在量，都佔據著很重要的地位，正如柳亞子先生說的：“道靜的成就最多”(見柳亞子的《懷念胡道靜兄》，收入《懷舊集》，詳見後述)。與此同時，他還撰寫了《上海圖書館史》、《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等著作，均於1935年由上海市通志館出版。

1937年7月，全國抗戰爆發，日軍在上海發動“八．一三”侵略戰爭后，淞滬淪陷，通志館停辦，人員也都散了。不久，懷琛先生因憂憤而謝世。道靜先生上奉孀慈，下撫弱弟，過著艱苦的生活。此時，上海市通志館編輯部同人在柳先生在支持下，辦起一張以英國商人為發行人、在香港註冊的中文報紙，名叫《通報》，傳播抗戰消息，鼓舞抗戰鬥志。他白天在中學任教，維持生活；夜間在《通報》任義務編輯，兼寫社論。《通報》受到敵偽的恐嚇和威脅，加以英國發行人的印刷廠要求的代價越來越大，幾個依靠工資為生的書生憑著愛國熱情自發出錢辦的這張抗日報紙，在財力實在支持不下去了。只得忍痛停刊。但由於這一工作，他在上海“孤島”的抗日新聞界中贏得了一定的聲望，被以美商為發行人的《中美日報》和以英商為發行人的《大晚報》先後延聘為記者和編輯，與美國反日刊物《密勒氏評論報》保持了密切的聯繫。當時，雖然租界“孤島”尚未淪陷，但敵偽肆虐猖獗，常在手槍炸彈的威脅，道靜先生被汪偽特務機關列名於黑名單，1940年夏天，在一處秘密工作地點遭到特務的炸彈襲擊，倖免於難。然而，他還是堅定勇敢地做他的抗日宣傳工作，並與柳亞子先生保持著通信聯繫。1941年，亞子先生離滬去香港。行前他委託道靜先生將通志館的文稿及一部分貴重藏書轉移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隱弊起來。道靜先生後來通過天主教法國神甫的關係，由震旦大學圖書館代為保管，替通志館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亞子先生到香港后，他們繼續保持著聯繫，不以盛衰易節。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交通斷絕，亞子先生離開香港。道靜先生在敵人的通緝下，間關離開上海，先後在浙江金華、安徽屯溪繼續致力抗日新聞工作。1942年5月，《東南日報》由金華撤退到福建，道靜先生處理畢在金華的工作，搭乘最後一班列車西撤，車行到龍游站附近，遭遇日機追擊轟炸，列車全部被毀，死傷很多。當時，桂林的《大公晚報》在報道此事時誤報了他已遇難的消息，流亡在桂林的柳亞子先生見報后非常驚駭痛心，專門寫了《懷念胡道靜兄》一文，刊於一九四二年桂林出版的《野草》雜誌上，后收入《懷舊集》。道靜先生自己則在回顧這段顛沛流離的生活時說：“在那民族鬥爭尖銳的嚴峻年代里，遭遇過暗殺，經歷過追蹤列車的敵機猛烈轟炸，總算命大九死一生，死裡逃生，但是生活的不寧，工種的多變，使我無能再用心於學問。年青時候的美夢，支離破碎，剩下迷惘和惆悵。”

抗日戰爭勝利后，道靜先生得到“抗戰勝利勳章”。回到上海后，繼續在新聞界工作。全國勝利前夕。從地下黨同志那裡第一次讀到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他後來寫道：“那野外還完全不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我畢竟還是個愛國主義者，讀到主席老人家那滿腔愛國愛民、透闢闡明革命的文章，不能不萬分感激。尤其是第一章第一節高度概括中華民族發展史的篇章，非常驚訝於一位偉大的革命導師對於祖國文化遺產的精深的研究。”

解放以後，道靜先生以極大的熱情跟共產黨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投身於新中國文化事業的建設工作。解放后不久，他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文部文物處圖書館科科長，負責處理華東大區的圖書館業務調整工作。1954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成立，他調任該所編輯。由於祖國新生，他獲得了一個穩定的讀書、工作環境，他的夙願一一把《夢溪筆談》校理出一個新版本的夢想終於得以實現。1956年春，道靜先生校注的兩巨冊《夢溪筆談校正》問世了。

《夢溪筆談校正》以清陶氏愛廬刻本的底本，愛采影刻宋乾道本、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秘書》本、《學津討原》本、《四部叢刊續編》本、《匯秘笈》本，以及各家校記和宋元故雜記，徵引的文字校勘不主一本，也不主一家之說，擇善而從，后注所證，引書達數百餘種。

1957年，北京中華書局又出版了他的《新校正夢溪筆談》。這個《新校正》本，即是《校證)的簡本也是《校證》本的補充本。《新校正》增加了用明萬曆沈儆蚧刊本校勘的校文，萬曆沈本是根據元大德九睥陳仁子刊本翻刻的，保持了元刻本的優點。這是在元刻本收歸大陸、影印出版以前，首次用“准元刻本”的第一次校勘。

《夢溪筆談校證》問世后，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他的老師顧頡剛先生盛讚《校證》說“有似裴松之注《三國志》”。1959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評述建國第一個十年中古籍整理工作的成績，特別提到了顧頡剛先生主持標點的《資治通鑒》和道靜先生校注的《夢溪筆談校證》兩書。當時，胡適在海外讀到《校證》后，曾對人說：“此人造詣甚深，算了不起。”《校證》的問世，也引起了國際科技界的普遍重視和高度評價。法國巴黎出版的《科學史評論》(1957年第1O期)評論說：這兩卷本的校證，對一過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學史著作”來說，“無疑是彙集了最豐富的文獻”。著名的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講稿《傳統的中國科學》第一講中說：“胡道靜是當代著名的科學史學者，他對沈括和《夢溪筆談》的研究贏得了很大的聲譽。”以日本藪內清博士為顧問、梅原郁教授為領譯，由十九位各學科專家組成的班子，費時十五年才譯成、出版的日文本譯本《夢溪筆談》，在例言中說明譯註時以道靜先生的《夢溪筆談校證》和《新校正夢溪筆談》為依據，並說：“胡道靜氏當今中國研究《夢溪筆談》的第一人者。”

《夢溪筆談校證》和《新校正夢溪筆談》出版后，道靜先生在繼續抄校誦習群書的過程中不斷有新的補充，到1966年春，已寫成四十多萬字的《夢溪筆談補證》稿，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特意為《補證》稿題寫了封面。

與此同時，道靜先生在古農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較多的成就。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全國掀起了大辦農業的高潮。為響應黨的“在歷代農業”的號召，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決定為清理祖國農學遺產作出貢獻，規劃編錄一部儘可能完整的古農書目錄及資料集。由於道靜先生精通目錄學，又熟悉祖國農業歷史，故成為當然的人選而被委以此任。他充分認識到這一工作的重要性，以高度的負責精神，遍檢國內公私收藏中國古籍的目錄、版刻圖錄、書志、題識，次第繕錄，並潛心攻讀傳本農書，錄其序跋，考訂原委，將每一部農書的目錄學資料都搜集比附在一起。如此積年累月，目耕手耘，至1966年初步，錄存達百餘萬字，稿箋累疊可與書案比齊。

1966年，國家開始了大動亂，道靜先生的全家遭到“四人幫”及其餘黨的殘酷迫害。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固已在劫難逃，而他的正在大學讀書的長子因在大串連途中到西安時聽有關方面揭發了張春橋劣跡，回到校園裡貼了伸張正義的大字報，就招來了“四人幫”一夥的瘋狂迫害，而一家人也都遭遇受了株連。他竟然被指為“長鬍子的後台”而被捕入獄!(“四人幫”的上海爪牙說什麼：“中學生背後有大學生，大學生背後有長鬍子的。”)粉碎“四人幫”以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道靜先生及其全家終於重見了光明。動后餘生，他百感交集。對於一個學者，有什麼比失去自己經年累月嘔心瀝血所搜集的資料、撰著的書稿而更痛心的呢！在這場浩動中，道靜先生失去了十多年來用心血凝成的一百多萬字的《中國古農書總錄》、四十多萬字的《夢溪筆談補證》、《南方草木狀校錄》、《蘇沈內翰良方校錄》、《沈存中逸著鉤沈》(包括《熙寧奉元歷》、《靈苑方》、《夢溪忘懷錄》、《清夜錄》、《長興集補闕》等)、兩度輯錄的《熙寧字說鉤沉》以及《沈括年譜》、《海隅讀書記》等等。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損失，也是我國文化學術事業的損失！但是，比這些更可痛惜的是，三千多封國內外師生寫給道靜先生的學術通信盡遭毀失，運動后未有一紙收回。這些喪失的書札寫寄者中，有許多是在“文革”中去世的學術大師，如兩位科學院院長(郭沫若院長、竺可楨副院長)、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李儼所長、中國農科院農業遺產研究室萬國鼎主任、清華大學劉仙洲校長、北京大學向達教授、王重民教授、北京農業大學王毓瑚教授、西北農學院辛樹幟院長及辛夫人康成懿先生、石聲漢教授等等。還有柳亞子先生歷年寫給他的信札四百多通，有的信件中還附有柳老新寫的詩稿；他的老師和學友顧頡剛、姜亮夫、周予同、胡先馬肅、顧廷龍、趙萬里、潘景鄭、瞿鳳起等先生給他的大量書札；此外還有英國、法國、荷蘭和日本許多漢學家寫給他的論學書信。這些寶貴的學術資料的損失，使他錐心泣血，感到無比的傷痛!

十年動亂，摧殘了道靜先生的身心，毀滅了他在科技史和古籍整理等方面的許多重要成果和積累起來的資料。然而，他對於偉大的黨的正確領導和偉大的人民共和國的光輝前途始終堅信不渝。他目睹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在各方面所作出的重大決定和國家在各方面所取得的重大進展，感受到黨對自己和廣大知識分子的關懷和溫暖，精神振奮，壯心倍增，決心繼續以筆報國，盡暮年之力。雖然劫后體弱多病，還是黽勉學習和著述。自1978年起，道靜先生先後擔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審、農業出版社顧問、中國農業科學院主編的《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顧問、國家農委領導主編的《中國農業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中國農業歷史學會籌備會員、上海出版工作者協會理事、上海宗教學會學術顧問(負責道教學研究的工作)等職，還兼任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和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系的教授，並決心在有生之年，重新寫出《夢溪筆談補證》。他的英國友人、著名科技史家李約瑟博士在1978年再度訪問我國時，用中文為他決心重寫的《夢溪筆談補證》題了簽，以補在十年動亂中被毀失去了的竺可楨老的題籤。

他與李約瑟博士的交誼可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初。當時，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和他的《夢溪筆談校證》分別在劍橋和上海出版，彼此都讀到對方的著作而互相傾心，兩位學者從此結下了真摯的友誼。1964年，李博士訪華，到上海時曾晤見了他。共作學術上的商討。1972年李博士再次訪華，仍要求見他，那時他在獄中，“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誆騙李博士說：“胡道靜已死了。”李博士要求見他的家屬致唁，“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慌了，又胡說他的家屬都已離開上海。李博士悲痛失望，但也帶著懷疑的心情，到處訪問道靜先生的情況。到1978年李博士又一次訪華前，途經日本，在京都市確證道靜先生還活著，而且已出了監獄；到北京時，李博士向科學院提出，去滬時一定要會見胡道靜，院方給作了安排，他倆才重又見面。1980年，是李約瑟博士八十壽辰。我國領導人、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等專門發了賀電，我國駐英大使柯華同志在倫敦設宴，向李老博士賀壽；上海古籍出版社《中華文史論叢》編輯部延請我國著名學李國豪、張孟聞、曹天欽擔任主編，胡道靜擔任執行編輯，編輯了出版了李約瑟博士賀壽的學術巨著《中國科技史探索》。我國學者及英、美、聯邦德國、比利時、荷蘭、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日本等十一個國家的學者為該書撰寫了學術論文，道靜先生也寫了《朝鮮漢文農學撰述的結集一一述所見三個不同版刻的<農家集成>》一文為老博士賀壽。1981年，李老博士又一次訪問中國，來上海時，由多年的助手魯桂珍博士陪同，特地到他家裡晤談，和他一家人歡聚。

因為道靜先生對於《夢溪筆談》這部受到世界上重視的中國優秀的文化遺產曾經作出了並繼續在作出重大貢獻，1981年3月20日他被國際科學史研究院(Academie Internationaled’Histo- rie des Sciences，院部設在巴黎)選為新的通訊院士，這是我國科學史學者第二個被授為通訊院士，第一人是著名的數學史家錢寶琮教授(已故)。又由於道靜先生在古籍整理和研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同年，被任命為上海市古籍整理規劃小組顧問)。

近年來，道靜先生於科技史研究及古籍整理研究愈益勤奮。除先後發表了《沈括的軍事思想淵源》、《蘇沈內翰良楚蜀判》、《徐光啟研究農學歷程探索》、《<夢溪忘懷錄>鉤沉》、《蘇沈的自然觀和政治思想》等學術論文外，還出版了《中國古代的類書》(中華書局出版)、《農書和農史論集》(農業出版社出版)、《沈括研究論集》(由齊魯書社出版)。《熙寧字說鉤沉》第三次重輯工作正由他的助手虞信棠在協助進行中。《夢溪筆談補證》在緊張地重寫，《沈存中佚著鉤沉》則由他的摯友、著名天文數學史學者嚴敦傑教授以及北京醫學院阮芳賦同志、上海中醫學院吳佐忻同志協助，重新輯集。

同時，道靜先生接受了農業古籍整理出版小組及農業出版社的委託，擔任整理《浦泖農咨》(水稻栽培學的古農書)、《分門瑣碎錄·農藝卷》(系久已失傳的南宋早期的一種重要古農書)和《樹藝篇》(系早於《農政全書》而未為徐光啟所見到一部明代中葉編成的作物學及植物學百科全書，與農業文獻學者朱洪濤同志合作整理)的任務。

對於古籍整理研究的基礎工作，道靜先生是很重視的。在1982年3月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新恢復后的首次會議上，他提出了一項建議：“古籍整理出版的後勤工作，放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是需要集中力量的、帶突擊性的、希望能在較短期完成的‘清家底’的普查工作；另一個是長期性的情報工作。”道靜先生的這一建議，得到了與會者的普遍贊同。會後，他對這份建議書作了修訂，並補充了“三類歷史資料應受到保護”、“域外中國古籍的收藏”、“需要建立外文譯本書庫”三個文段，以《談古籍的普查和情報》為題在《歷史研究》1982年第4期上發表。他在文中闡述的意見，以及所介紹的有關古籍普查和情報方面的材料，不但得到國內同行們的重視，而且引起國外學術界的關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文獻中心委員長池田溫。已將此文摘譯發表於1983年3月號《東洋學文獻中心通訊》。

道靜先生一貫熱情地幫助指導他的學生、助手與其他青年同志。例如，他常說，不但要認真讀“縱四史”(他把范文瀾、郭沫若、翦伯贊、白壽彝撰寫的四部中國通史稱為“縱四史”)，而且要認真讀“橫四史”(他把文學、史學、哲學、自然科學四方面的專史稱為“橫四史”)。他說：”縱四史’是按時間長河的流程來寫的。雖然在每一個階段里，它們把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各個方面都介紹了，但都不是一部專史。我們的國家是有豐富文化積累的國家，深度和厚度在世界上無與倫比。所以，我們學習歷史的，對於文化史的了解特別要求多些，不能以通史里介紹的那點分量便認為可以滿足，於是必須多學點文化專史。這也有四個方面，就是文、史、哲、科。”他關於文、史、哲、科“四科”並立，以及提倡讀兩個“四史”的見解，對於史學工作者來說，當是很有啟迪的。

道靜先生對於漢字排檢法也有一貫的優選法的見解。他認為搞漢文文獻索引工作，必須選定最優的漢字排檢法，才能使索引產生迅速和準確地檢出的作用。漢字排檢法，自《說文解字》至今，有各種式樣的“部首法”、“韻目法”、“拼音法”、“庋擷法”、“四角號碼法”等，不下一百種之多。他根據實踐中得出的經驗，認為“四角號碼法”最優，堅決主張使用這種方法來排檢漢字文獻。他認為，漢字的特徵，一是單體，二是方塊，在各種排檢法中，“四角號碼法”符合於漢字結構、形體的特點，取角編號又具有科學性，並且具有易記易查的優點，因此，道靜先生主張在一切漢文工具書的編撰中大力提倡，普通採用。他在自己主持的多種目錄學書籍中都使用此法編製索引。1959年至1962年間，他代表中華書局參加上海圖書館編製《中國叢書綜錄》的編輯工作，當討論索引部分採用何種檢字法時，他堅持要採用“四角號碼法”，得到館方編輯組多數同志的支持，於是這部大規模的古籍目錄著作的索引便是運用這種排檢法來編製的，後來在實際的使用中受到了廣泛的歡迎。當辯論這種排檢法的功效時，道靜先生舉出兩個有力的證據。他說，上海市公安局對市區六百萬人口的戶籍總卡，是用四角號碼來排檢的；由哈佛燕京社資助編製的中國古籍引得，在北京海淀編製時是用“庋擷法”的，那是因為主持這個工作的是發明庋擷法的洪煨蓮，但是，當哈佛燕京社資金移到了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繼續編製中國古籍索引時，日本方面卻考慮採用了四角號碼法。他說，這都不是憑藉外力所能做到的。唯一的力量是這種排檢法本身的優越性所產生的效應。

道靜先生在治學道路上已整整走過了五十餘年，這半個多世紀的治學道路的大半程是在巨浪大波、動蕩不安的艱難時世中度過的，是十分坷坎、曲折的，正如他所感慨的那樣：簡直是個穿九曲珠的歷程。正因為如此，在撥亂反正以後，他才有強烈的要求安定團結的願望：“在我生命的最後一程但願是周道如砥，可別再強迫去鑽第十道彎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又回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道靜先生的願望(也是大家的共同願望)已成為美好的現實。

他在一篇回憶他的業師、已故陳乃乾先生的文章中說：“乾師熱愛古籍出版工作，相信黨。他感覺到，在舊社會裡半個世紀的個人奮鬥，只能作出那麼點成績；到新社會裡，在黨的領導下．依靠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就是能夠大有作為，光大祖國的寶貴文化遺產。”其實，這何嘗不是他本人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