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明相

裴明相（1920～1997），1920年1月出生在位於伏牛山南麓的河南鎮平縣王崗鄉后裴營村的一個世代耕讀之家。當時，舊中國災難深重，民不聊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童年時代的裴明相過早地嘗到了生活的艱辛。

裴明相的父親和哥哥雖是農人，然都讀過書，深知讀書的重要。在家裡的支持下，裴明相7歲

那年，被送到附近的鎮上讀書，由於家裡經濟困難，交不起膳費，就與同村的兩位堂兄在學校旁搭起一間草棚，自炊而食。這種艱難的環境使他從小就養成了奮力讀書的習慣。

裴明相12歲那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河南鎮平縣立宛西中學，然而，為了湊齊入學的學費使他面臨失學困境。最後，由於他天資聰明，勤奮好學，成績突出，在學校老師和同鄉的幫助下，才得以在宛西中學、省立南陽中學、鎮平省立開封高中，讀完初中和高中。

“九一八”事變之後，縣立宛西中學中的共產黨人和進步教師以拯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積極宣傳和組織學生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啟發學生的民族覺悟，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裴明相第一次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擔憂，勇敢地參加到抗日救亡活動之中。然而，由於當地國民黨政府的賣國苟安和百般阻撓，學校的抗日救亡活動受到反動勢力的破壞，富有生氣的宛西中學也被迫解散。之後，裴明相又考入離家七十餘華里省立南陽中學高中部繼續讀書。

1937年7月7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北平、天津相繼失陷。繼而，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逐漸由華北蔓延至華中，大片國土淪為敵手。由於華北正面戰場的潰敗，河南成了武漢的屏障、西北的門戶、華北抗戰的後方和南北戰場的樞紐，成為中國抗戰的最前線。開封形勢緊張，省立開封高中由開封遷至鎮平。裴明相轉入離家較近的鎮平省立開封高中讀書。開封失陷后，日本侵略者企圖進攻南陽，鎮平省立開封中學被迫舉行畢業考試，提前結束學期。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蹂躪下，裴明相度過了高中階段的最後一年。

高中畢業后，時逢全國大學實行統一招生，鎮平設有招生處。裴明相決意再考大學，結果被中央大學文學院錄取。因為他自幼對中國傳統文化很感興趣，敏思好學，愛讀史書，打下了對中國歷史研究偏愛的思想基礎。為了牢記歷史，勿忘國恥，他毅然選擇了中央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歷史專業。

此時，中央大學已由南京遷至重慶。裴明相懷著一顆求學報國之心，帶著家裡東拼西湊的路費，餐風宿露，幾經輾轉，由河南到達重慶。

到達重慶中央大學后，家鄉河南已成為淪陷區，裴明相完全與家裡失去了聯繫，隻身在外，流落他鄉，而大學里發的“學生貸金”僅夠糊口，他心中十分苦悶，便一邊讀書，一邊利用假期和課餘時間，到鄉下教書掙錢以維持基本的生活和學習。

在重慶，民主與獨裁、光明與黑暗的政治鬥爭非常激烈，民主進步人士馬寅初教授的公開演講，郭沫若先生在重慶對各大學學生以“中國要走哪條道路”等專題報告，大大激發了裴明相的愛國進步思想。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華日報和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均設在重慶。他在大學進步同學的幫助下，讀到了不少進步書籍，如列寧選輯、資本論、聯共黨史、列寧主義問題、大眾哲學等，受到共產主義理論的啟萌教育。同時他親眼目睹了國民黨政治上獨裁、經濟上的掠奪，軍事上的慘敗，國統區民生凋敞，民怨載道。各界民主進步人士要求實行民主，結束一黨專政，愛國民主運動聲勢浩大，鼓舞人心。裴明相積極投入到反飢餓、反迫害的民主運動中，在校內聯絡進步同學，參加民主愛國運動，在校外聯絡進步青年，擴大活動範圍，在共產黨人王華冰、王紹曾、王國謨等影響下，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民主生活促進會，參與組織“立新”讀書會，學習進步書籍，倡導學校民主運動，宣揚民主愛國，要求言論自由，實行民主改革，成為一個有正義感的進步青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正當全國人民祈盼和平統一，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建設民主新中國之際。1946年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背信棄義，撕毀協議，挑起全面內戰，重慶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受到迫害，國民黨憲兵特務橫行霸道。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華日報也被迫撤回延安。白色恐怖一時籠罩在重慶上空。這時，已經從重慶中央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畢業的裴明相對前途感到十分渺茫。回家鄉吧，家鄉已是戰火紛紛，留在重慶吧，自己離開家鄉多年，真是太思念家鄉了。正在他猶豫不決之際，在抗日戰爭期間遷渝的河南博物館招聘工作人員，加上同學的引薦，就這樣他走進了重慶河南博物館，擔任館藏文物的管理工作。假若在此之前，大學畢業的裴明相也許會選擇教書育人的職業，也許會選擇歷史學研究方面的職業或者其他。使他所沒有想到的，就是這一偶然的機遇，使他與文物考古研究結下了一生的難解之緣。

1946年6月裴明相到重慶河南博物館工作后，利用工作之餘，開始閱讀二十四史，經過一年的刻苦鑽研，由史記，一直瀏覽到宋史，隨之又改變讀書方法，以新的史觀，編纂中國通史，寫出了四萬多字的戰國以前的中國古代史初稿，如果說之前四年的大學歷史專業學習使他掌握到了中國歷史學方面的基本理論和知識，那麼進館后的一年多的自學，為裴明相以後從事文物考古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47年在渝的河南博物館，僅有職員3人，工友2人，而館長又遠在南京，館里共有68箱文物。他深知這批文物是國家的寶貴財富和民族的文化遺產，不能有半點疏忽。當時，在國民黨白色統治時期，警匪勾結，時局動蕩，物價一日三漲，薪水又不能及時發給，員工的生活是非常困苦的。在這樣惡劣環境下，裴明相以一個愛國青年的樸素感情，一面精心保護館藏的文物，一面刻苦讀書，等待黎明的到來。

重慶是1949年11月30日解放的，就在重慶解放的前夜，已逃至重慶的國民黨河南當局決定，強行將河南博物館的68箱文物拉走，準備轉運至台灣。裴明相得知此事後，十分著急。他急中生智，巧與周旋，最終使其中30箱文物保留了下來，迎來了重慶的解放，祖國的珍貴文化遺產終於回到了人民的懷抱。

新中國的建立，為裴明相的人生道路揭開了嶄新的一頁。1950年9月裴明相協同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的代表護送在渝河南博物館保留下來的30箱文物回到當時設在河南開封的河南博物館，任河南省文管會幹事，正當而立之年的他懷著建設新中國的滿腔熱忱，積極投身到新中國的文物考古事業之中。

建國前，河南可以說沒有一個真正的從事考古工作的機構，曾先後有過為數不多的考古發掘，系由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而河南僅以河南古迹研究會的名義進行配合。新中國建立之後，河南考古機構從省直到地市陸續建立。最初，全省考古工作由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負責，配合國家基本建設工程 進行文物勘查和考古發掘工作。主要項目有澠池仰韶遺址調查、鄭州商代遺址調查、配合治淮工程對禹縣白沙水庫工地、泌陽板橋水庫工地進行考古調查和試掘，協助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滎陽青台、秦王寨、漢霸二王城進行考古調查，對安陽殷墟武官村大墓、輝縣琉璃閣和褚丘古墓進行考古發掘等。裴明相的足跡遍布鄭州、洛陽、安陽、新鄉、信陽、南陽、開封、許昌及全省各地。

1952年8月至11月裴明相參加了由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歷史系聯合舉辦的第一屆全國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之後，像這樣的全國性考古人員訓練班共有四屆。這四屆考古人員訓練班被考古界戲稱為“老黃埔”，意即考古界的“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在建國初期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而考古人員又奇缺的情況下，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訓練班的學員結業之後，他們的文物調查和考古發掘的業務水平大大提高，成為全國各省市考古工作的業務領導和骨幹，為我國的考古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952年至1955年，裴明相主持“鄭州二里崗遺址的考古的發掘，率先揭開了商代二里崗文化研究的序幕，彌補了商代歷史殷墟前期的空白，為研究商代前期歷史提供了可靠的實物依據。繼鄭州商城遺址發掘之後，全國各地相繼發現了商代古城遺址，如湖北盤龍城、河北藁城、江西吳城、湖南皂市等地的商代遺址都以“鄭州二里崗期”作為考古斷代的標尺。

1956年至1957年裴明相主持信陽長台關一號和二號楚墓的考古發掘，獲重要考古發現，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尤其是出土的13枚楚國編鐘，用其演奏的東方紅樂曲，曾伴隨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遨遊太空，神秘而美妙的音樂旋律使全世界都為之驚嘆，從而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強烈反響。

1959年裴明相主持南陽北關漢代冶鐵遺址的發掘，在這處面積約12萬平方米的漢代大型冶鐵遺址中，發現有大批的煉爐、炒鋼爐和熔鐵爐，並從陶鼓風管表層受熱情況證實，熔鐵時已採用先進的換熱式熱風裝置技術。同時，還出土了大量的耐火磚、坩堝片、磨石、泥范模、鐵范等，以及不少鐵農具，出土的鏵模上刻有“陽一”的銘文，為漢代南陽郡鐵官所轄第一冶鑄作坊提供了可靠的實物例證。

1960年至1961年，裴明相參與主持河南省全省文物、碑碣、圖書、字畫的普查登記工作，圓滿完成普查任務，為河南省文物保護管理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63年至1964年，裴明相主持淅川黃楝樹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掘，弄清了屈家嶺文化的內涵和外延與其他周邊各文化的關係，為研究黃河和長江流域的原始社會晚期兩大文化體系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同時，在這一時期，裴明相先後主編和合編考古學專著有：《鄭州二里崗》1959年科學出版社出版；《河南信陽長台關楚國墓出土器物圖錄》195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河南名勝古迹》195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並編寫完成《信陽楚墓》一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擬交文物出版社出版，還先後發表論文簡報有：《鄭州基本建設中的文物發現》、《鄭州發現古遺址古墓葬概況》、《我國考古史上空前發現信陽長台關戰國大墓》、《鄭州商代遺址的發掘》、《南陽鐵工場發掘簡報》、《河南鎮平趙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河南桐柏萬岡漢墓的發掘》等等。

正當裴明相在文物考古研究的田野里辛勤耕耘，精心播種，結出豐收碩果的時候，十年動亂開始了，文物保護考古研究工作被迫中斷，致使許多文物古迹經歷了一場浩劫，裴明相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在這樣的環境下，他仍然熱愛黨和祖國，忠於黨的文物考古事業。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後，河南文物考古事業重新煥發出了勃勃生機，廣大文物考古工作者抓住機遇，迎接挑戰。裴明相實實在在地感到了科學春天的到來，他的工作熱情再一次迸發出來。同時，裴明相被任命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河南省考古學會理事，鄂豫湘皖四省楚文化研究會理事，河南省考古學會楚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又被河南省職稱改革領導小組評定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專業技術職稱解凍開評后的首批研究員，還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裴明相把整個身心都投入到了文物考古研究事業之中，不知疲倦地工作。

他先後主編和合作出版了《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出版，該書榮獲第一屆夏鼐考古學基金榮譽獎、《河南出土商周青銅器（一）》（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楚文化考古大事記》（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等考古專著多部。發表的論文和考古報告有《鄭州商代銅方鼎的形制和鑄造工藝》（《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鄭州商代二里崗期青銅器概述》（《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略談鄭州商代葬祀遺跡》（《中原文物》1983年2期）、《略談鄭州商代前期骨刻文字》（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殷都學刊》1985年）、《楚都丹陽試探》（《文物》1980年10期）、《再論楚都丹陽》（《楚史研究專輯》1982年）、《楚文化在河南的發展歷程》（《楚文化研究論文集》1983年）、《談楚車》（《楚文化研究論文集》第1集1987年）、《商代前期國都的結構和布局》（《中國古都研究》1987年第3期）等數十篇；曾先後多次參加國內外學術交流，解決了商文化和楚文化研究領域中的許多重大學術課題，為有組織的探索楚文化創立了良好的開端和新的局面，成為河南文物考古學科的學術帶頭人之一和知名專家學者，確立了在全國文物考古學界的學術地位。

裴明相長期從事田野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當學術界出現鄭州商城“亳都”或“敖都”爭論時，他經過深入研究，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以及鄭州商城出土的陶器、青銅器的特徵，撰寫發表論文，坦誠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在考古研究上，不同學術看法和觀點的相互探討、論證，有益於推動科學研究的健康開展。

裴明相治學謹嚴，刻求真知，尊重史實，敢為人先，在考古研究中顯示出的知識廣度和深度，為國內外學術界所矚目。在楚文化研究領域中，他由於主持信陽楚墓的發掘與研究，成為河南楚文化研究中的著名學者。當時，考古界關於“楚都為丹陽，丹陽在湖北”的說法很有影響，自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發現后，為什麼楚莊王的兒子“王子午”（令尹子庚，楚康王時任令尹，即公元前558－552年，卒於任上。）的墓葬會埋在河南淅川？為什麼湖北沒有發現春秋時楚國高級貴族墓葬？一連串的未解之謎，引起全國楚文化專家學者的思考。裴明相首先撰寫了《楚都丹陽新探》，從《史記》記載的丹陽之戰的地理位置和《山海經》關於“荊山之首在翼旺之山，湍水出焉。”的記載，進而考證出荊山在鄧州西北與內鄉交界處，與丹陽毗鄰。同時，依據春秋早期楚國吞併相鄰的18個小國的時間順序和研究資料，明確論定楚都丹陽在今丹江流域的河南淅川龍城，最早提出楚都丹陽在河南淅川的學術觀點，為推動楚文化和楚都丹陽的研究和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裴明相待人誠懇，為人謙和，樂於幫助後學，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系統培養專業人才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曾先後多次應邀為全省文物幹部訓練班和文化部文物局鄭州培訓中心學員以及來鄭參觀實習的北京大學、武漢大學、西北大學、四川大學等高等院校考古專業的學生講課，一絲不苟，毫無保留地傳授考古學知識和田野發掘技能，被譽為“忠厚的長者”。

裴明相胸懷坦蕩，平易近人，具有高尚的敬業精神和職業道德。他常說：我們搞考古工作，要有一顆紅心，兩手準備。一顆紅心就是要有獻身文物考古事業的精神；兩手準備，就是一手拿鏟（鏟，即手鏟，系田野考古發掘中常用的必備工具），重視田野調查發掘的第一手資料；一手執筆，做好考古資料的記錄、整理和研究工作，爭取時間，早出成果，快出成果，以推動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積極開展。在擔任研究室主任和考古領隊期間，他以身作則，嚴格執行田野操作規程，耐心幫助身邊的同志提高業務水平，實地傳授專業技能，大力支持堅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線的同志大膽工作，多出成果。因之，深受大家的尊敬和愛戴。

1988年裴明相退休后，已年近古稀的他，因常年堅持田野考古工作，積勞成疾。雖然身患嚴重的心臟病，仍然致力於文物考古研究，關心河南文物考古事業的發展，承擔《商代城址研究》的課題任務，孜孜不倦地工作，相繼撰寫發表了有關商文化和楚文化的二十餘篇有研究價值的論文和學術報告，成果豐碩，受到學術界的交口稱讚。在他有病住院的前期，仍在夜以繼日地撰寫和修改《商代遺址研究》一書的初稿。

1997年11月12日21時裴明相因病不幸逝世，離開了他所心愛的文物考古事業，人們再也見不到他了。然而，他的人品、學問和他所展現出來的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將永遠為人們所敬仰，他的音容笑貌永遠留在熟悉他的人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