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神君碑

白石神君碑立於漢靈帝劉宏光和六年（183年）。系常山相南陽馮巡、元氏縣令京兆王翊所立。碑通高2.4米（座已失），寬0.81米，厚0.17米。額題為“白石神君碑”五個篆字。碑文隸書，共14行，行35字。圓首，有額，無穿。有碑陰題記。碑陰為隸書，碑陰隸書與碑文同時所刻。碑文內容前為序文，後為頌銘。

碑陽

蓋聞經國序民，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有二義，或祈或報。報以章德，祈以弭害。古先哲王，類帝禋宗。望于山川，遍於群神。建立兆域，修設壇屏。所以昭孝息民，輯寧上下也。白石神君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一。兼將軍之號，秉斧鉞之威。體連封龍，氣通北嶽。幽贊天地。長育萬物。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終朝日，而澍雨沾洽。前後國縣，屢有祈請。指日刻期，應時有驗。猶自挹損，不求禮秩。縣界有六名山，三公、封龍、靈山，先得法食去。光和四年，三公守民蓋高等，始為無極山詣太常求法食。相縣以白石神君道德灼然，乃具載本末，上尚書求依無極為比，即見聽許。於是，遂開拓舊兆，改立殿堂。營宇既定，禮秩有常。縣出經用，備其犧牲。奉其珪璧，絜其粢盛。旨酒欣欣，燔炙芬芬。敬恭明祀，降福孔殷。故天無伏陰，地無鮮陽。水無沉氣，火無災燀。時無逆數，物無害生。用能光遠宣朗，顯融昭明。年穀歲熟，百姓豐盈。粟升五錢，國界安寧。爾乃陟景山，登崢嶸，采玄石，勒功名。其辭曰：

嚴嚴白石，峻極太清。皓皓素質，因體為名。唯山降神，髦士挺生。濟濟俊乂，朝野充盈。災害不起，五穀熟成。乃依無極，聖朝見聽。遂興靈宮，于山之陽。營宇之制，是度是量。卜雲其告，終然允臧。非奢非儉，率由舊章。華殿清閑，肅雍顯相。玄圖靈像，穆穆皇皇。四時禋祀。不愆不忘。擇其命辰，進其馨香。犧牲玉帛，黍稷稻糧。神降嘉祉，萬壽無疆。子子孫孫，永永番昌。

光和六年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元氏令京兆新豐王翊，字元輔。長史潁川申屠熊。丞河南李邵。左尉上郡白土樊瑋。祠祀椽吳宜。史解微。石師王明。

燕元璽三年正月十日，主簿程疵家門傳白石將軍教：吾祠今日為火所燒。

碑陰

務城神君錢二萬李女神義錢三萬□□石神君義錢二萬璧神君義錢一萬主簿□音叔道主簿郝幼幼高主簿郝尚文休主簿□淵孔先主簿王合元先主簿□□文業祭酒□禮孝仁祭酒范□孔周祭酒張廣德林祭酒郭稚子碧 祭酒郭挈仲業都督趙略孔達主簿郝明孔休主簿杜斐文達主簿馬靖文□主簿韓南儒伯主簿□觀泰弘主簿李斐叔宗主簿□當季元主簿□志元恪主簿張斐休武祭酒陳光長林主簿□由季儒

此碑結法方正，字形稍長，用筆清勁，波磔明顯，屬於謹嚴整飭一路。對此碑是否為漢人所書，歷來有爭議，對其書法的評價也不盡同。”清翁方綱認為；“是碑書法專主於方整，在漢隸中為最潔齊者。然風骨遒勁，似尤在《校官碑》隸法之上，不得以其近似六朗、唐人而概疑之。”萬經《分隸偶存》以碑未有慕容前燕元璽三年（354年）題記，也認為“元璽去光和百七十餘年，中間未必重刻。若元璽以後人，又必不肯並題名字摹之也。”楊守敬跋云：“……余按此碑在漢隸中誠為最下者，然亦安知非魏晉濫觴？”

對於《白石神君碑》，宋人洪适認為絕不可靠：“漢人分隸，固有不工者，或拙或怪，皆有古意，此碑雖布置整齊，略無纖毫漢字氣骨，全與魏晉間碑相若，雖有光和紀年，或後人用舊文再刻者。”

清人翁方綱認為未可妄疑：“是碑書法專主於方整，在漢隸中最為潔齊者，然風骨遒勁，似尤在《校官碑》隸法之上，不得以其近似六朝、唐人而概疑之。”

楊守敬又認為此碑水平甚低：“余按此碑在漢隸中誠為最下者，然亦安知非魏晉濫觴?”

郭尚先又為之不惜百般辯護：“《白石神君碑》有疑為漢碑而後人重勒者，然觀程疵書，清勁簡遠，則此碑斷非晉人所為，漢人書原非一體可盡，即此碑結法，要自謹嚴也。”

作品之真偽莫辨、水平之高下莫測，這《白石神君碑》幾乎成了聚訟紛紜的所在。一般說來，對某一客觀作品作欣賞評價，本可以各執一見，但大致上總得有個水平線。低俗之作，無論哪個書家作何一種主體追加或闡發，低俗總還是低俗。《白石神君碑》竟能兼有“謹嚴”之褒與“最下”之貶，可謂一奇。

以漢隸總體上的堂皇氣象對照，《白石神君碑》的確有不盡人意之處。主要表現在它的取形方正。線條起伏過於刻板，橫筆的波挑與捺筆的雁尾，幾乎千篇一律同一動作。並無隨機應變之妙。此外橫豎轉折，也概取方，規行矩步，非但缺乏漢隸中蒼茫渾樸一路的神韻，甚至也未可以與漢碑中工穩一路如《史晨碑》等廟堂隸書在法則上相抗衡—《史晨碑》的隸法是規則中屢見活氣，而《白石神君碑》卻是點畫拘謹。空有工穩的軀殼而無其血肉神采。即此看來，郭尚先謂其結法謹嚴，湛大錯，只是小褒代貶，難以令人心服。

楊守敬在論其可能為“魏晉濫觴”一句之下，曾有一段分析，認為它之所以位居最下，是因為“且今所存魏晉分書，亦皆風骨棱峋，尚未庸俗至此。大抵書手有工拙，鐫刻有高下，石質有佳惡，未可一概論也”。因此，他並不認為這是後人所為，作為漢刻並無問題，只是書手較差、刻工拙劣、石質又惡，遂至有此不足。但作為證據的理由也還是未見提出。倘要檢此刻的癥結所在，我以為關鍵是書手過於拘謹，將漢隸寫成布如運算元的唐隸，筆筆工穩，無所變化。而刻工又以此再作千篇一律的誇張，遂至氣渙神消，僅存軀殼。倘若此碑置於巴蜀或滇貴，或還情有可原，身處中原河北，本是名碑如雲的所在，有此劣跡，自然是令人屢屢生出品之想了。

雖然《白石神君碑》在技巧上無甚可取，不過在經過了上千年的風雨剝蝕之後，碑身屢經移置，而碑面也石花歷歷。因此倘觀碑之中段光滑如新部分，未免味同嚼蠟，而如特別注意碑的前段多有殘缺部分，卻又覺得稍具靈動之氣，未如原來的刻板拘攣之態了。其間的差別，我想大約也正是因為一有殘剝，主體的追加便大有用武之地，至使整個感覺又獲得了某種合乎邏輯的調整與伸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