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學思想

中國傳統農學思想中的“十論”，在總體上體現了“天地人物相統一”的哲學思想。其中的“時氣論”是“天”的因素；“土壤論”是“地”的因素；“物性論”、“樹藝論”、“畜牧論”是“物”的因素；而“耕道論”、“糞壤論”、“水利論”、“農器論”則是人的因素；“災害論”介於天人因素之間。

中國傳統農學思想中的“時氣論”，是討論人們如何認識和掌握天時和節氣的變化規律，從事相應地農事活動的理論和原理。它體現的是：天體運動、氣象變化、物候表徵和農事活動的和諧與統一。中國古代在觀測天體運動、星象變化、制定曆法等方面都有獨特的發明創造，特別是二十四節氣的創造，七十二候應的應用，為人們準確地掌握農時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周髀算經》對八節二十四氣作了精闢的解釋：“二至者，寒暑之極；二分者，陰陽之和；四立者生長收藏之始，是為八節。節三氣，三而八之，故為二十四。”八節是二十四節的骨架，冬至和夏至，是寒暑之極；春分和秋分，是陰陽之和（晝夜相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是農作物生、長、收、藏之始。這樣就將全年節氣變化和農作物生長收藏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而物候則是“農時”的指示器，通過物候來了解“天時”的變化，並以此作為農事活動的參照系，於是“候應”就成為“天時”和“農事”之間互相關聯的“中介”。從而使天時、氣象、物候和農事成為和諧與統一的有機整體。王禎“授時指掌活法之圖”就是這種和諧與統一的集中體現。

中國傳統農學思想中的“土壤論”，則是人們對“地”的本質屬性的深刻認識的理論闡釋。《周禮·土宜之法》中的“十有二土”和“十有二壤”之說，意味著人們對土壤認識的深化。正象東漢鄭玄所解釋的：“萬物自生，則言土”，“人所耕而樹藝，則言壤”。也就是說，“土”，指的是自然土壤；而“壤”則指的是農業土壤。換句話說，自然土壤和農業土壤是具有不同肥力屬性的土壤。自然土壤，只具有自然肥力，而農業土壤則與自然土壤不同，它不僅具有自然肥力，而且必須是自然肥力和人工肥力的結合，這就是自然土壤和農業土壤的重大區別。中國古代對自然土壤和農業土壤的區分，為土壤培肥奠定了理論基礎。漢代班固的《白虎通德論》對土壤功能的論述，非常深刻：“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妊，交易變化也。”這裡所說的“地”，就指的是土壤，而“易也”，則具有雙重含義：所謂“養萬物懷妊”則指的是土壤具有“養萬物”的功能，這個功能就如同女人具有懷孕生孩子的功能一樣，將種子播種在土壤里也會長出植株，最後再長出種子。所謂“交易變化”，則指的是土壤不僅具有“養萬物”的功能，而且是“交易變化”的場所，“交易”當然應當是雙向的，有取必有予。人們從土壤上取走了農產品，必須給土壤以糞肥的回報，如果只取不予，也就失去了再取的根據。從“變化”的角度來說，土壤是能量轉化和物質循環的重要環節之一，它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活體。《呂氏春秋·任地》中“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的論述，使人們清醒地認識到農業土壤既有越種越肥的可能，也有越種越瘦的可能，關鍵在於人們能否正確處理用地與養地的關係，既用地又養地，用地與養地結合，土壤就會越種越肥；只用地不養地，土壤就會越種越瘦。宋代“地久耕則耗論”和“地力常新論”的論爭，實質上正是能否正確處理用地與養地關係的反映。《管子·地員》中所說的：“或高或下，各有谷造”的理論，就是有關植物（草）和土壤相互關聯的理論。其中所說的：“草土之道，各有草土”就說的是植物隨地勢的高下不同而呈現垂直分佈的規律。《禹貢》中的“九州之土”和《周禮》中五穀六畜分佈，說明因地種植和因土養畜的必要。中國傳統農學思想中的“物性論”、“樹藝論”、“畜牧論”都屬於“生物”因素，因此，將它們放在一起總結和概括。這個總結和概括，將分為兩個重要方面：其一是從生產結構或生態系統方面進行總結和概括；其二是從生物的“物性”方面進行概括。

在生產結構或生態系統方面，將著重對中國古代的“四農必全”思想進行總結和概括。《孟子·梁惠王上》中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其中就已包含了“耕桑樹畜”四者並舉的思想。《周禮·地官·閭師》一職的職責是：“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征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牧以畜事，貢鳥獸；……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這裡也是“耕桑樹畜”並舉思想的體現。這種耕桑樹畜並舉的思想到了清代，被農學家楊雙山在《豳風廣義》一書中概括為“四農必全”的理論。“衣食之源，致富之本，皆出於農。農非一端，耕桑樹畜，四者備而農道全矣。若缺其一，終屬不足。昔聖王之富民也，必全此四者。……人能遵斯四者，力耕則食足，躬桑則衣備，樹則材有出，畜則肉不乏。自然衣帛食肉，不飢不寒，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出鄉井而俯仰自足，不事機智而諸用俱備，日積月累，馴致富饒，世世守之，則利賴無窮。”

在認識與掌握農業生物的“物性”方面，“物性論”主要討論的問題有：遺傳性和變異性的對立統一；生物與環境相統一；生成與化變的對立統一；風土論與變異地引種等理論問題。（1）遺傳性與變異性的對立統一。遺傳性，指的是農業生物親代的性狀能夠傳給下代，使子代和親代具有相似性；變異性，則指的是農業生物親代個體之間所具有的差異性。遺傳性所反映的是農業生物的同一性；而變異性則反映的農業生物的差異性。這是它們對立的一面。但是，它們也有統一的一面。因為，遺傳性是變異在自然選擇和人工選擇條件下的積累，是新的遺傳結構的產生和形成，它的物質基礎具有相對的穩定性。而變異性則是舊的遺傳結構的破壞，是遺傳物質在體內外條件影響下發生變異的結果。在這一點上，遺傳和變異又統一起來。選育農業生物的優良品種，既需要保持優良品種的優良特性；又需要劣質品種的低劣品質得以改良。前者需要遺傳性得以實現，而後者需要變異性得以實現。這又是遺傳性和變異性的對立統一。（2）生物和環境相統一的原理。環境制約著生物，生物也影響著環境，它們相互聯繫，互相制約，從而形成一個有機整體。《管子·地員》闡發了海拔高度不同制約植物垂直分佈的原理，也闡述了12種植物隨著地勢高下的不同，水平分佈的情形，其觀察是細緻入微的。《周禮·職方氏》所載九州之土農作物和畜禽分佈的不同，說明地域分異規律對生物種類分佈的影響。《周易·末濟·象傳》中有所謂“辨物居方”之說，所謂“辨物”指的是要辨別或分辨農業生物的遺傳特性，而“居方”則是在認清生物遺傳性的基礎上，按照它的遺傳特性的要求，給它創造適宜的生活環境。由於生物和環境是對立統一的有機整體，所以人們在協調生物有機體與環境條件的關係時，必須遵循“辨物居方”和“有其類，遂其情”的原則。（3）農作物“生成化變”的階段發育理論。明代的馬一龍《農說》在《內經》的啟示下，將農作物的生長和發育劃分為“生化”和“成變”階段。生化階段所要完成的任務是，發芽出苗，生長莖葉；而在“成變”階段所要完成的任務則是，開花結實，完成其生命周期。農作物的生長發育，是“種子→植株→種子”的循環往複。種子是內含生機而未顯露於外的，因此，它是“外陽而內陰”；植株的營養生長是生殖生長的基礎，因此，它是“內陽而外陰”。這樣構成了“陰陽互根”的對立統一。（4）“風土論”和異地引種。“風土論”中的“風”，本來指的是氣候條件；而“土”則指的是土壤條件。在異地引種時要注意氣候和土壤條件，本屬順理成章之事。但是，如果以“風土不宜”為借口，反對異地引種，就失之偏頗了。元代的官撰農書《農桑輯要》為了給當時官府大力推廣植棉掃除思想障礙，專文批判了“唯風土論”，提出了“有風土論，不唯風土論，重在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主張，從而推動了異地引種工作的開展。

在“樹藝論”中，無論是栽桑、樹果、林木的栽植，都強調了天時、地利、物性、人事的和諧與統一。在栽桑方面，對桑間種植的理論作了深入地總結。在樹果方面，清代的《三農紀》對果樹的“本性”有深刻地論述；在林木方面，清代的《知本提綱·農則樹藝》對林木的生活要素作了深刻地闡述。《提綱》對栽植技術提出四項要求：“區寬則根須易順，干深則風氣難搖，水滿則泥附於根，土故則物安其性。”

在“畜牧論”中，論述了五穀豐登和六畜興旺之間的緊密關係。五穀所代表的是植物生產；而六畜所代表的是動物生產。植物生產是能量生產的基礎，是將太陽光能轉化為化學潛能的唯一途徑。但是，人類所能利用的植物產品只佔植物產品的20%左右，其餘產品只有投入動物生產，才能將其轉化為肉乳蛋皮毛等動物產品，從而提高物質的轉化和利用率。植物生產和動物生產的廢棄物（包括凋落物、排泄物、動植物殘骸等），只有作為糞肥投入土壤充作土壤微生物的營養物，或被微生物分解還原為無機鹽，進入新一輪的物能循環。這就構成了農業生態系統的物能循環。在農業生產實踐中則表現為：五穀豐登（增加有機物生產量）——以農副產品養殖動物（提高有機物的轉化利用率）——六畜興旺（為植物生產增積糞肥、增加動力，為人類增加動物性食品和用品），從而形成植物生產、動物生產、土壤培肥三個互相依存的“車間”。這三個車間是缺一不可的。因為，五穀豐登和六畜興旺是互相依存的。而土壤培肥則是五穀豐登的基礎。中國古代的“相畜術”，是根據家畜的外部特徵和內部機能之間的密切關聯的規律總結和概括起來的，用相畜術來鑒別家畜的優劣，並將它用於家畜的良種選育，是相畜術的本質。中獸醫的臟腑學說——“五臟論”是五行學說在中獸醫學上的應用。五行與五臟、五腑、五體、五官之間的相互聯繫，一直為中獸醫臨床診斷和治療所應用。獸醫和人醫，既有一定的聯繫，又有一定的差別。家畜由於有其特殊性，所以用藥的藥理不完全與人醫相同，因此，明代的獸醫名著《元亨療馬集》所載五篇用藥須知，是有關獸醫藥物藥理學的專篇，它是聯結藥物和治方的紐帶，是發揮中藥相須相使的基礎。中獸醫傳統的針灸火烙術，是中獸醫兩大手段之一（另一手段就是藥物治療），是中國獨特的治療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傳統農學思想中的“耕道論”、“糞壤論”、“水利論”和“農器論”，是人們在協調生物有機體和環境條件關係時，最主要的農業技術措施或手段。我們將在下面集中對它們進行總結和概括。

在“耕道論”方面，本來應當包括建立合理的耕作制度體系和提高耕作技術的理論和原理這兩個方面。由於我們在討論傳統農業哲學的“圜道觀”和“尚中觀”時，對耕作制度中的作物輪作和土壤輪耕，以及優化耕作制度中的用地和養地體系等問題，都有所涉及，為了避免重複，我們在“耕道論”中，只好專論提高土壤耕作水平的理論和原理。《呂氏春秋·審時》中所說的：“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這就是說，“耕道”從哲學的角度來說，它的著眼點是，要在農業生產中實現天地人物的和諧與統一，而建立合理的耕作制度體系則是實現這個目標的關鍵所在；從提高耕作技術水平的角度來說，要想充分發揮人們在土壤耕作中的作用，必須給從事耕作的人以“容足”的地方，給人以容耨的地方，耕具上有容手的地方。換句話說，也就是要從改進耕作方法、改善播種方法和改進耕具等方面，為耕者創造其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條件。《呂氏春秋·任地》中提出的農業耕作的總原則是：“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在處理農業耕作的五大矛盾中，既要反對“太過”，又要反對“不及”，應該“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氾勝之書》中所確立的農業耕作的基本原則是：“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早獲。”其基本精神是天地人物的和諧與統一。其中“趣時”是天的因素；“和土”是地的因素，務糞、澤，早鋤，早獲是人和物的因素。和起來就是天地人物相統一。《齊民要術·耕田》中確立了農業耕作的五大原則是：（1）“凡耕高下田，不問春秋，必須燥濕得所為佳”，“若水旱不調，寧燥不濕”的原則；（2）“秋耕欲深，春夏欲淺”的原則；（3）“初耕欲深，轉地欲淺”的原則；（4）“犁欲廉，勞欲再”的原則；（5）“春耕尋手勞，秋耕待白背”的原則。南宋陳旉《農書》強調了：“在耕稼，盜天地之時利”的重要；元代的王禎《農書》在“墾耕篇”中要求：在耕地上要做到：“順天之時，因地之宜，存乎其人。”明代的馬一龍《農說》則說：“合天時、地脈、物性之宜，而無所差失，則事半而功倍矣。”清代的《知本提綱·農則耕稼》中全面而系統地闡述了“耕道”理論。其中包括土壤耕作的重要性，陰陽五行與土壤耕作等。

在“糞壤論”中，闡述了“糞壤”的深刻寓義。漢代的王充在《論衡·率性篇》中最早提出“糞壤”一詞，所謂“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可見，“糞壤”一詞的深刻寓義，就在於“勉致人功，以助地力”。這是自然土壤和農業土壤的根本區別。元代的王禎《農書·糞壤篇》專論“糞壤理論”：“田有良薄，土有肥磽，耕農之事，糞壤為急。糞壤者，所以變薄田為良田，化磽石為肥土也”，“所有之田，歲歲種之，土蔽氣衰，生物不遂，為農者必儲糞朽以糞之，則地力常新而收穫不減。”王禎所闡述的“糞壤”理論，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1）農田土壤有良薄肥磽的區別，農民必須將厚加糞壤，培肥地力作為最重要的事情來抓；（2）厚加糞壤的目的，就是“變薄田為良田，化磽土為肥土”；（3）即使是肥田沃壤，在“歲歲種之”的條件下，也會出現“土蔽氣衰，生物不遂”的問題。因此，必須多積糞肥，厚加糞壤，以保證“地力常新壯而收穫不減。”清代的《知本提綱》在糞壤論方面，提出了“餘氣相培”理論。這個“餘氣相培”理論，同現代農業生態系統物能循環理論有某些相似之處。同時，也包含著植物生產、動物生產、土壤培肥這三個“車間”相互依存的關係。其觀察之精細，其論證之精闢，閃耀著中華民族智慧的光輝！“糞壤論”中的“墊底接力論”，作為中國古代的施肥理論，同樣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所謂“墊底”，指的是基肥；而所謂“接力”則指的是“追肥”。明代的《寶坻勸農書》和清代的《農丹》對“墊底接力”的施肥理論都有論述。中國古代先人認為，糞田主要是為了“化土”，地力盛了，就會“草木暢茂”，“地力盛者出谷多”。要“化土”就要以“墊底”為主。而“接力”則是為了“滋苗”，接力使用不當還會有“枝葉暢茂而實不繁”的後果。因此，古代在施肥上遵循“底肥為主，追肥為輔”的原則是穩妥的。清代的《知本提綱》又從“胎肥祖氣”的角度，論證了底糞的重要。要增施糞肥就要增積糞肥，《知本提綱》中的“釀造十法論”就是對積肥和造肥方法的全面總結。要增施糞肥還必須合理施肥。《知本提綱》中的“三宜用糞論”就是對合理施肥經驗的總結，所謂“三宜”就是“時宜”、“地宜”和“物宜”。為了強調合理施肥，南宋的陳旉《農書》還倡導過“用糞如用藥”的理論。此外，陳旉還提出過“糞屋”的問題，這是防止糞肥養分流失的重要措施。

在“水利論”中，首先闡述了《管子·水地》中關於“水”是“萬物之本原”的思想；《管子·禁藏》中所說的：“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說明中國傳統農業對水與土的偏愛。因為，中國的原始農業就是在“賓士水土”的基礎上產生的。秦國興建鄭國渠的經驗表明，灌溉農業“收皆畝一鍾”，可見灌溉能使農業成番論倍的增產。中國古代對“水利與水害”，“治水與治田”的關係有著深刻地理解。明代徐貞明的《潞水客談》對“水利與水害”關係有辯證的認識：“水在天壤間本以利人，非以害之也。惟不利，斯為害矣。人實貽之，而咎水可乎？蓋聚之則害，而散之則利。”徐貞明認為，只要人們去治理水害就能把水害變為水利。《增訂教稼書》引周用的話說：“治河墾田，事相表裡，田不治則水不可治，蓋田治而水治也。”治水必須與治田相結合，因為治河與治田，是“事相表裡”的，治河是表現於外的；而治田則是表現於里的。天降大雨，流入江河，水漲船高，這是表面現象；天降大雨，並非集中降於江河之中，而是分散地降在大地之上，然後沿著“水往低處流”的重力規律，流入低洼地，造成澇害；流入江河，造成洪水泛濫。正象周用所說的：如果“天下皆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水無不治，則田何所不墾，是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患，兩得之也。”明代的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對周用“治水與治田相結合”的思想，深表贊同，他說：“使天下人人治田，則人人治河也，是可損決溢之患也，故用水一利，能違數害！”當然，“治田”不一定就是興建溝洫，我們認為，採取深耕等措施，擴大“地下蓄水庫”可能比修溝洫更有用。但是，“治田與治水相結合”的思想，確系聰明雋智的思想。元·任仁發《水利集》中所說的：“治水之法，先度地形之高下，次審水勢之往來，並追源溯流，各順其性。”也是值得借鑒的。《管子·度地》中對“水之性”的認識，已經相當深刻；都江堰水利工程的興建，是系統思維的體現，其特點是：每項工程都具有兩種以上功能；各項工程互相依恃，彼此支持，關係協調，使總體效能得到提高；較好地實現了“乘勢利導，因時制宜”的原則，因此，這一工程造價低，質量高，功能多，效益好，成為充分發揮整體優勢的千古絕唱！

在“農器論”中，首先論證了“農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問題。《周易·繫辭下》中就有：“包棲氏沒，神農氏作，斷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之辭，說明我國在原始農業時期就重視農器問題。及至春秋戰國時期，就更為重視農器的創製。《管子·輕重乙篇》中說：“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鐮、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為農。”漢代的《鹽鐵論·禁耕篇》對鐵制農具的作用作了以下論述：“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田野辟，五穀熟，……民用給則國富。”《鹽鐵論·水旱篇》又說：“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谷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中國傳統農業精耕細作優良傳統的形成，是同耕犁的不斷創新密切相關的。從動力上看，由人力耕作到畜力耕作的演變，為深耕細作奠定了堅實地基礎；從牽引機構上看，從木質硬套到繩索軟套的演變，為提高耕作水平和耕作效率創造了良好條件；從犁具上看，從無壁犁到有壁犁的演變，為提高耕作質量，提供了可靠的保證。耕具的不斷配套，是提高耕作水平的重要環節。耕后的整地質量，是耕作水平高低的重要標誌。漢代在耕后只摩，魏晉南北朝時期才創始鐵齒耙，北方旱地耕後有耙，耙後有磨，這種三位一體的耕作體系，才得以形成。南方水田在唐宋以後才形成耕、耙、耖三位一體的耕作體系。傳統耕具的配套，除了土壤基本耕作的耕具配套之外，還有中耕工具，錢、鎛、鋤、鏟、耬鋤、耘耥、耘抓的配套。此外，還有耕具和耕法的配套。所有這些配套，都是系統思維的體現，都是整體觀念的反映。中國古代農器還有因地制宜和形式多樣；一具數用和一機多能等優點。

“災害論”，首先對災害的成因作了闡述，《左傳·宣公十五年》中，將災害的成因歸納為：“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三個方面。從“天反時為災”來說，春夏秋冬四季的時令不正常，都會帶來災害；從“地反物為妖”來說，水災主要發生在江河流域，這就是“地”的因素所使焉，降水的多少，本是“天”的因素所使焉，但是，在雨水降到地面以後，卻受到地勢和地形的影響，沿著“水往低處流”的規律，進行了水分的再分配，因此，在同一個地區，即使降水量相同，也會導致“崗地乾旱，窪地水澇”。從“民反德為亂”來說，人們盲目的毀林開荒和圍湖造田，都是造成水旱災害的重要原因。在災害的類型方面，《管子·度地》中有“五害”之說，“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因此，在防除災害上，自古以來就是以除水害興水利為主的。歷史經驗表明，認識和掌握降水規律和水的運動規律是興水利除水害的前提條件；認識和掌握江河湖海水流的變化規律是興水利除水害的重要環節。在北方旱地防旱治旱上，要認識和掌握北方旱地降水規律和分佈不均的規律；要認識耕層土壤水分的變化規律，採取相應地抗旱耕作的措施，搶墒播種的措施，並且要將抗旱保墒和抗蝕保土結合起來。在沙暴或風沙地區，要採取林灌草結合的方針，進行小區域治理；在宜農區，可採用以壟作為主的耕作方式。在防治蝗災方面，要掌握蝗災發生髮展的規律，採取相應的治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