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德耀

1932—1938年在北平大學生物系任教授，兼任國立北平研究院生物研究所研究員。1938—1941年在湖南師範學院任教授兼教務長。汪德耀的“關於動植物細胞在某些分化過程中主要細胞器——高爾基體、線粒體、微管系統的變化規律及其功能以及核質相互關係的研究”等成果，引起國內外同行專家的關注。汪德耀教授於2000年10月12日病逝。其弟汪德昭（中科院院士，水聲學專家）、汪德熙（中科院院士，核化學專家）也都是北京師大附中校友。

汪德耀先生自述

我是江蘇省灌雲縣板浦鎮人，1903年農曆二月初八生，農工民主黨成員，1932年參加工作。法國國授巴黎大學理學博士學位，教授、博士后流動站負責人、國家重點專業實驗室、腫瘤細胞工程實驗室（國家級）學術負責人。廈大抗癌研究中心領導小組組長、農工民主黨中央資監委員會常委、廈門市政協副主席、福建省政協常委。

父親汪壽序和生物學老師李士博對生物學皆很感興趣。他們對我的業務成長有很大的影響。隨著父親工作的變動，曾在南京住一些時間，最後在北京定居。這便使我有機會廣泛接觸社會，親眼目睹軍軍閥混戰，列強侵略貧窮落後舊中國。在我幼小的心靈中開始思索：不願做亡國奴、怎樣復興中華中國才有光明前途的問題。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學生愛國運動——五四運動！當時我和革命先烈趙世炎（師大附中同學，比我高一班）立刻組織學生自治會，積極投入這場鬥爭，並且作為全國僅有的兩位中學生代表參加了在北京大學紅樓與北洋軍閥當局的談判——要求罷免親日派賣國賊的談判。當時我感到只有發展科學技術，才能使國家富強，以免遭到列強的期凌。因此，我學習倍加用功，成績優異，1921年中學畢業后，以優異成績考取了公費赴法留學。

我首先在法國里昂大學學習。經過五年的努力，於1925年獲得理科碩士學位。1926年轉到法國巴黎大學，在著名的胚胎生理學家萬特倍爾教授（P Wintebert）和聞名的馬哈博士（M Parat）指導下，從事研究工作；於1931年獲得法國國授巴黎大學理學博士學位。我的博士論文《橫口魚類孵化腺的研究》，富有高質量、創造性的成果。世界聞名的《巴黎海洋研究院》年報於以全文發表。因此我獲得著名的生物化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Berthelot）的最高額科學研究獎金2500法郎（當時摺合250銀元）。

在法國期間，我了解外國人對於有幾千年燦爛文化的中國很少知道，甚至完全不了解，我就加倍努力學習，進行研究工作。因此，我才能在1926年和1928年，兩次作為中國唯一代表參加在捷克都會布拉格和法國博爾多市舉行的《解剖學學術研究會》——從大解剖到分子雜交解剖——宣讀四篇創造性高質量的論文。我還利用業餘時間，把著名的女作家謝冰瑩的《從軍日記》譯成法文，經法國諾貝爾文學獎金獲得者羅曼·羅蘭大師推薦在發得量達100萬份的《小巴黎人日報》頭版詳細報導，使法國人民了解了中國的新女性，並得到了人民熱烈擁護的《北伐戰爭》。因此，我和羅曼·羅蘭大師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在我獲得博士學位，導師萬特倍爾教授和馬哈博士殷切希望我留在法國繼續和他們一起從事研究工作。法國著名的羅斯可夫（Roscoff）巴黎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長普倫郎教授（Prenant）也以優越條件聘請我到該所工作。當時我正和美貌、溫柔、多情的在藥學院學習的露絲·德維萊（Lucie Devillers）熱烈戀愛；因此，她和她的家人更是殷切希望我留在法國成為他們家中的一員。正好在這個時候，“九·一八”事變發生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正在蹂躪著祖國；東北滄陷、華北告急，幾萬萬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祖國的呼喚，民族的需要，使我痛下決心，毅然放棄了在法國的優厚待遇和優越條件，忍痛割斷縷縷情絲，於1931年11月底，從巴黎經馬賽乘輪船在海上顛波三十五天之久，回到了多災難的祖國。

回國之後，一心想著科學救國的我，也不得不隨著動蕩的社會而四處奔波。先後在國立北平大學、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國立湖南師範學院、福建省研究院和廈門大學等單位任教和進行科學研究。我把個人的婚姻大事也推遲了，到34歲時才成家。在當時十分惡劣的條件下，我自己當然也難有大的作為，僅在1940年才發表了“動植物細胞的細胞質組成物研究”論文，被我國細胞學界公認為是抗戰八年期中唯一的一篇細胞學論文，曾被推薦到中國動物學會三十周年紀念大會展出。

1943年我應聘到廈門大學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理工學院院長、代理校長。1945年9月，正式任廈門大學校長。當時日本雖然投降，學校仍然處在萬分困難、百廢待興的局面：除了多方籌集資金、完成由長汀搬回廈門的遷校工作外，還要考慮學校的發展。我在理學院設立海洋學系，在工學院設立航空工程學系和機械工程學系，在商學院設立國際貿易系，在法學院設立南洋經濟研究室。這些在我國教育發展史上空前設立的新系科，對於我國戰後國家醫治戰爭創傷和恢復經濟的人才需要，以及學校和國家今後的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解放后山東海洋學院、北京航空學院、廈大經濟學院對外貿易系和廈門南洋經濟研究室就是在上述四個富有特色的系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我被公認為有辦學的遠見卓識的學校領導人。

早年我受蔡元培先生學術思想的影響，鼓勵百家爭鳴，提倡學術自由、實行民主辦校、聘請翻譯《資本論》的王亞南、郭大力等一批進步教授來校任院系領導工作。從1947年到1949年解放前夕的解放戰爭中，全國學運澎湃，廈大也不例外。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三次給我下“親啟密令”，要我限期解聘王亞南，開除幾十位進步學生，我都多方為他們開脫、辯護，拒不執行，但當事人並不知道。尤其是在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兩次命令我，把可靠的師生和貴重的圖書儀器遷往台灣。我皆虛予周旋，以各種借口拖延，使其陰謀無法實現。

一唱雄雞天下白，沉睡多少個世紀的東方巨獅終於蘇醒了！1949年10月中旬，廈門解放了！當時我正應邀在英國參觀、考察和講學，得到接管廈門大學軍代表的電報，請我儘快回校。這個喜訊使我欣喜若狂！多年來我追求科學報國的宏願將要實現了。我一方面回電錶示熱烈祝賀，另一方面緊縮在英國的計劃日程，於1950年3月回到廈門，投入到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洪流。當時，華東教育部立刻任命我為廈大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對外仍用“校長”名義。1950年8月我作為福建省的科學技術界代表出席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會議，親自聆聽周恩來總理關於新中國自然科學發展宏圖的重要報告，受到極大的鼓舞！領導決定我參加制定我國細胞學的發展規劃。為發揮我的特長，組織上委任我為生物學系主任，並從事我所喜愛的細胞學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我才能集中精力繼續探討動植物細胞的液胞系和高爾基體的演進規律，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同時，我也開展海洋動物的人工授精研究，為發展福建省的海洋養殖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不但給國家造成巨大的災難，也使一大批老革命和科學家受到摧殘，我當然也不能倖免；教學科研被迫中斷，抄家、批鬥、遊街等接連不斷。我還被扣上“雙手沾滿了革命烈士鮮血”的“劊子手”罪名。但是我當時深深相信黨，烏雲必將過去，光明一定會到來。因此，我利用生物系資料室“勞動改造的機會”，偷偷查閱國內外細胞生物學方面的最新資料，寫出《現代細胞生物學發展動態》一文，自己出錢油印100份，分寄有關單位和同行。我的這種活動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就成了后“復辟資本主義”的批判對象。

回顧過去的歷程，我在舊中國生活了約半世紀，在新中國也生活了約半個世紀。在這麼長的歷史過程中，我矢志不渝，一直在為國家的高等教育而工作著。我的思想認識，也隨著工作的實踐不斷地升華。應該肯定地說，真正讓我認識到一個教育工作者和科學工作者應該如何去愛他的國家，並為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振興貢獻力量，明確這個道理是在解放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教育下，才逐步提高了認識，如果說，我能夠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績，為社會主義大廈添了一磚一瓦的話，那麼，這首先應該歸功於黨的領導，歸功於同志們對我的教育和幫助。

汪德耀1903年2月8日（農曆）出生於江蘇省灌雲縣。孩提時他在家鄉接受私塾教育，後到北京念小學和中學。他小時候路過上海一個公園，親眼看到門口立著一塊寫有“狗與華人不得入內”的牌子，心裡感到莫大的侮辱。這次經歷是他人生中最刻骨銘心的一幕，他從此立下了“要不受外侮，必使國家富強”的信念。後來，他在小學課本里讀到都德的小說《最後一課》，感動得熱淚直流，那時的祖國與當年割地賠款的法國何其相似啊！

屈辱中的祖國和人民在孕育著反抗。1919年5月4日，偉大的“五四”愛國運動在北京爆發。當時汪德耀正在北京高師附中（即現在的北京師大附中）讀二年級。附中有學生自治會，四年級學生、後來和周恩來等一起領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趙世炎是主席，他是副主席。兩人的認識緣於汪德耀的一篇作文：汪德耀曾寫作文悼念蔡鍔、黃興，其中的句子“他倆仙逝，於革命事業，如鳥失兩翼，車失雙輪”被老師加批雙圈張貼，趙世炎看到文章后，找到汪德耀交流，兩人談得很投機，從此成為莫逆之交。

列強的欺凌和當局的軟弱，燃起了熱血少年心中的怒火。他倆一起發動附中同學支持大哥哥大姐姐的行動，附中學生率先在全國中學中罷課。為了營救被反動軍閥逮捕的大學生，北京大中學生代表於5月6日下午在北大沙灘紅樓地下室秘密成立了“全國學生聯合會”，汪德耀和趙世炎作為僅有的兩名中學生代表參加聯合會，並參與了和軍警當局面對面的談判，要求釋放被捕學生、不得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兩人經常從附中所在的廠甸跑到沙灘紅樓去聯絡，回校后發動同學響應。“五四”運動中的經歷，促使汪德耀更迫切地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他當時認為，國家之所以受到不平等待遇，就是因為貧窮落後、人民愚昧、科學不發達，要想使國家富強，就應該興科學辦教育，他決心走科學救國之路。

1921年，汪德耀通過語文、數學、英語三門功課的考試，以優異成績考取公費赴法留學的資格。但是，去國外學習什麼呢？汪德耀的一些老師告訴他，要改造中國，就必須改造人的思想，就必須研究社會學，而研究社會學，必先研究生物學。因為人是高級動物，研究生物學、研究人，才能達到研究社會、改造社會的目的。汪德耀從小又深受有著生物學知識的父親汪壽序和中學生物老師李士博的影響，於是，他選擇攻讀生物學。在“為什麼要到法國留學”的試題上，汪德耀回答說：“我要追求自由、平等、博愛，要學習自然科學，改造社會，拯救祖國。”

在異國他鄉，汪德耀努力攻讀，於1925年獲得里昂中法大學理學碩士學位，翌年轉到巴黎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此期間，他兩度作為中國的唯一代表參加國際解剖學學術會議。汪德耀喜歡閱讀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的作品，曾寫信向他討教，並專程前往瑞士拜訪他。經羅蘭介紹，汪德耀拜見了印度聖雄甘地。通過與兩位偉人的交往，汪德耀進一步受到了自由、民主、愛國思想的熏陶。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了。東北淪陷，平津告急，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著祖國的大好河山，中華民族正處在最危急的時刻！一直密切關注祖國的汪德耀再也不能等待了，他的耳畔回蕩起了當年出國時的誓言：“拯救祖國！拯救祖國！”

汪德耀從巴黎途經馬賽，然後乘輪船在海上飄蕩35個晝夜，回到了日夜牽掛的祖國。那一年，他才28歲，是我國第一位細胞學博士，也是當時國內7個獲得法國國家博士學位的學者之一。

任廈大校長，學習蔡元培

回國后，汪德耀先後任教於北平大學、湖南師院等院校，後轉任福建省研究院院長，此間生活雖輾轉艱辛，他仍矢志探求科學。1943年汪德耀應聘到廈門大學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理學院院長，后又任代理校長、校長。他曾拿著聘書到永安延聘《資本論》的譯者王亞南和郭大力到廈大教書。此外，他還聘用了林勵儒、洪深等當年被“教育部”解聘的“民主教授”。著名高教專家、廈大教授潘懋元說，汪德耀曾經告訴他，他最崇拜北大校長蔡元培，他希望能移植蔡元培“兼容並包”的民主辦學思想。當時在廈大，各種學說、理論皆可以講授，相互探討，汪德耀說，“真理逾辯逾明”，他又引用一位法國哲學家的名言“從論辯中放出光輝”，稱這兩個原則就是“蔡元培精神”。當時正值抗戰烽火最旺之際，內遷到長汀的廈大備受威脅，汪德耀指揮若定，及早做好應變準備。

阻止廈大遷台灣

大約在1949年時，汪德耀接到國民黨的密電，要他把廈大“可靠”的師生、貴重的儀器圖書搬到台灣，做好把廈大遷移到台灣去的準備，密電接連來了兩封。汪德耀說，看來，不裝裝樣子是應付不過去的。他決定到台灣走一趟，為廈大“選址”，走之前，他就告訴妻子，我們回來就告訴他們沒找著地方。他們的台灣之行根本就是到處玩。在台灣玩了十天，回來后，汪德耀電告當時的“教育部”：沒有找到合適的地址。

救學生不畏軍統恐嚇

薩本棟擔任廈大校長時，不允許外人進校抓學生，但是，汪德耀無法阻止，這也使他飽受一些人的指責。廈大1949屆畢業生、現在美國的張德先說，汪德耀想出的妙計是，他把當時政府要拘捕的學生，作為客人請到家中，對於被捕學生，他則親自前往保釋。

廈門文史專家洪卜仁從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查到的資料，則佐證了汪德耀的清白。洪卜仁無意中發現檔案上有當時國民黨教育部部長朱家驊三次給汪德耀下的“親啟密令”，命令他解聘廈大法學院院長、經濟系主任王亞南，開除一些進步學生。檔案還包括汪德耀發給朱家驊的密信，密信說，王院長為唯物論經濟學者，他在講述“西洋經濟思想史”時，必須提及馬克思一派學說，如同必須介紹“澳大利亞學派經濟學”和“古典學派、歷史學派經濟學”一樣。至於當時“教育部”所開列的黑名單上的人，汪德耀也一併辯解，為其開脫。

臨解放時，汪德耀幾次找到軍統的毛森，要求他釋放被捕的廈大學生，大家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因為對於殺人不眨眼的毛森來說，去一趟就夠嗆，他居然一連去了好幾次。果不其然，最後一次，毛森頗有深意地問他：你知道海軍學校校長是怎麼死的吧？其實那位校長就是被毛森槍斃的，毛森言下之意是向汪德耀發出恐嚇。

為新中國作傑出貢獻

廈門解放后，正在英國講學的汪德耀立即縮短行程，於1950年3月返回廈門參加學校建設。1950年，汪德耀出席了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大會，聽取了周總理關於中國自然科學發展宏圖的報告，深受鼓舞。後來，他加入了農工民主黨，此後數十年不管經歷怎樣的風風雨雨，他始終把共產黨當作諍友，履行著一名忠誠的農工黨員的職責。從50年代起，汪德耀就一直參與制定我國細胞學的發展規劃。從60年代起，他和他領導的科研組承擔有關細胞器結構和功能以及核質相互關係等國家重點科研項目的研究。汪德耀在動植物細胞液泡系的演進規律、液泡系與高爾基體的相互關係、細胞質基本組成成分和動物細胞非有絲分裂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進展。他根據福建沿海貝類養殖特點搞出的關於牡蠣人工受精、育苗和大小牡蠣人工雜交的研究成果，解決了我國養殖海產貝類幼苗緊缺的問題。1963年汪德耀受聘兼任中科院遺傳所研究員。

“文革”中樂觀對待逆境

“文革”期間，他忍受著一些人的誤解甚至是權威的怠慢，所幸的是，他不同尋常的樂觀性格使他能夠笑看人生的一些痛苦。此外，雖然他記憶力很好，但是，他通常會很快“忘記”那些曾經有愧於他的人，他總能心情愉快地生活著。雖然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相信烏雲總會被驅散，在艱苦的條件下仍然繼續做一些研究的準備工作。他寫出《現代細胞生物學發展動態》一文，自己出錢刻印100份，分送給各大學及科研單位。這篇文章為沉睡多年的我國細胞生物學界敲響了晨鐘。

當時，汪德耀每天都要打掃男生宿舍的廁所，自稱“所長”，他還要把尿水挑去澆菜地。汪德耀的女兒汪敏說，父親認為這是鍛煉身體的好機會，於是很樂觀地干。他用硫酸中和了長年累積的黃尿鹼，把尿池刷得白白的。在挑大糞去菜地的路上，他高唱京劇“紅燈記”給自己鼓勁，為此受到表揚。據說，當時“造反派”最怕和汪德耀辯論，因為他非常熱愛毛澤東，能以毛選第幾集、第幾頁、第幾段、第幾行，十分準確地引經據典對付他們。人家給他貼大字報，汪德耀也寫大字報，為自己辯護，還把它貼到學生食堂去，這個“牛鬼蛇神”的這一舉動，把“造反派”看得目瞪口呆。每次被拉去批鬥、戴高帽后回宿舍，汪德耀就洗掉墨水，摘掉高帽，拿過報紙就看，似乎一切都沒發生過。後來報紙不讓看了，他就看講義、教材，從不懷疑自己還要回到講台上。

改革開放后重現青春

改革開放帶來了科學的春天。汪德耀重新煥發了青春，他70%的研究成果和論著是在這之後問世的。他一方面繼續中斷了十年的關於北京鴨精子發生過程的細胞學研究，另一方面開展北京鴨精子發生過程中細胞骨架和核孔複合體的研究，首次報導鳥類精細胞變態過程中的微管空間構型和核孔複合體的超微結構。這些研究成果被認為是填補了國際上關於鳥類精子發生過程超微結構研究的空白，也是我國首次發表關於細胞生物學新領域——細胞骨架的第一篇論文。

汪德耀又把細胞生物學的研究同當前醫學上的難題——癌癥結合起來，開展了現代癌細胞生物學三大重點課題之一——癌細胞誘導分化問題的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並創辦了國家重點實驗室——腫瘤癌細胞工程實驗室。他一生共發表論文150多篇，專著6部，主編的《普通細胞生物學》獲得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合著的《膜分子生物學》獲“中國圖書獎”。他共獲得省級以上獎勵十多項。

作為我國細胞生物學的奠基人之一，汪老不僅科研碩果累累，而且桃李遍天下。多少年來，汪德耀始終沒有離開過教學第一線。1981年他被國務院審批為我國第一批博士生導師之一，生前共指導了數十名碩士生、博士生，不少學生成為學科帶頭人。

作為民主黨派成員和政協委員，汪德耀積極參政議政、獻計獻策，先後擔任了福建省政協委員、常委，廈門市政協副主席，農工黨中央咨監委常委等職。1992年在福建省政協會議上，他作了“從戰略高度認識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發言，並寫出“關於做好留學人員工作的建議”提案，有力地支持了政府工作。

汪德耀教授還利用自己進行學術交流和學生遍布的條件，努力開展海外聯誼工作，為祖國的統一大業奔波。

1992年秋，廈門大學慶祝汪德耀回國從教60周年。汪德耀在會上激動地說：“驅使我一生不懈進取、努力拚搏的動力有兩個。一是熱愛祖國，我感到社會主義祖國越來越可愛。二是熱愛科學，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但是，科學工作者卻應該有他自己的祖國，應該用其所學來報效他的祖國。”直至逝世前，汪老仍關注著我國的教育和科學事業。

婚姻大事

“我為什麼會愛上他？”汪德耀當年回國，正值國家多難，民不聊生。汪德耀輾轉各地，倍嘗生活艱辛，仍矢志探求科學，婚姻大事也置之度外，一拖再拖。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他才和王文錚女士結為伉儷。

王文錚五歲就成了孤兒。她和在北京的姑姑王穎生活在一起，王穎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聲洞的遺孀。方聲洞犧牲后，他12歲的兒子被送到法國，因此和汪德耀認識，回國后，汪德耀因此結識王穎。王穎有個遺腹女後來得了肺病，臨終時，汪德耀叫了一輛救護車，要把她送到德國醫院。王文錚說，當時表姐已經奄奄一息了，老汪就把她的頭放在自己的腿上。王文錚說，使她下決心跟隨汪德耀的，這一幕起了關鍵作用。她說，當時肺病猖獗，汽車內空氣又不流通，學生物的老汪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危險。但是，由於年齡的懸殊，婚事遭到了王文錚外婆家的反對，王文錚於是寫一封信給當時在瑞典和挪威任公使的姑父，沒想到，這位姑父一下就記起了汪德耀，當年汪德耀在法國留學時，他那時剛好擔任比利時公使，汪德耀曾帶領學生到比利時為祖國請願。王文錚的姑父說，這個青年那麼愛國，又有愛心，當即點頭同意。王文錚說，雖然為了汪德耀，她不得不離開了心愛的北京城，但她從未後悔過。汪德耀走時，她一直握著他的手，他的手始終是熱的，她始終覺得他還沒走。

在心目中學生第一

汪德耀的女兒汪敏說，她和弟弟從小就知道：在父親心中，學生第一，他們只能排在第二位。有一回，汪德耀托汪敏的美國導師給在費城的汪敏帶去了一隻“兩個手提把都拉斷了的死沉死沉”的箱子，汪德耀神秘地說，這是“金子”。汪敏打開箱子，發現裡面是父親準備推薦給美國幾個實驗室的學生的論文材料，還有他要委託汪敏寄回廈大的教科書等，翻到最後才有一小瓶父親給她帶的“美加凈”。美國導師目瞪口呆，他說：“中國教授了不起，他是學生們的父親，原來‘金子’是為他們帶的。”

對於學生，汪德耀最為獨特的一點是：很少有人能夠像他那樣寵愛學生了，特別是當他們遇到“攔路虎”的時候，汪德耀恨不得自己化身為騎士，操起刀槍沖在最前頭。現在在美國一家製藥公司任高級研究員的鄭立謀說，到法國留學時，他每轉一個地方，汪德耀都要備好書信為他介紹他的朋友舊識，以便他在需要時得到他們的幫助。他還要國外的親戚照顧剛到那裡留學的學生，甚至借錢給他們。王文錚說，他就是這樣一個人，有很多事，原本不關他的事，他卻認為自己有責任。

兩心愿顯英雄本色

汪德耀一生經歷清王朝、北洋軍閥政府、中華民國和新中國四個時代。這位飽經百年滄桑的老學人生前曾向人表達了他的兩個心愿。一是希望現在的同志，現在的青年，不要忘記歷史，尤其不要忘記我國近代受屈辱的歷史，永遠牢記“落後就要挨打”的歷史教訓，要把個人的前途命運與國家的前途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為振興中華而奮鬥；二是自己雖然年事已高，但愛國心不會老，願繼續為祖國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這就是一位終生愛國愛黨的老科學家教育家崇高的風範！

汪老1931年11月底放棄在法國的優厚待遇和優越的工作條件，毅然回國，他是當時中國第一位細胞學博士。汪老於1941年應福建省政府邀請，到福建省省會永安，創辦全國第一家地方性研究院——福建省研究院，任院長兼動物研究所研究員。當時路過長汀，適逢廈大建校廿周年大慶，汪老到廈大參觀，會見了薩本棟校長，1943年薩校長聘請汪老為廈大理工學院生物系教授，兼理工學院院長，1944年5月12日任廈大代校長。

1945年抗戰勝利，廈大二三四年級學生仍留在長汀，新生則在廈門新生院上課。因當時複員工作，非常艱巨，長汀到廈門，只有一條公路，而且只通到南靖的龍山鎮，龍山到漳州的公路因抗戰毀壞尚未修復，極大的遷校工作，困難重重，汪老抓緊遷校工作。首先在廈門建立新生院、聘請周辨明教授為院長，在廈門設立遷校先遣機構，僅以一年時間順利完成遷校工作，除了圖書儀器等全部運回廈門，鑒於經濟困難，把當年在長汀製作的課桌椅、床鋪等也運回廈門。1946年秋季，學生回到廈門，上課坐的桌椅，睡的床鋪都是從長汀運回來的。在長汀的歲月，深得當地人民的支持，1946年廈大建校廿五周年之際，汪老提請大辦慶祝校慶廿五周年大會，生物、化學、物理各實驗室全部開放，並作了許多科普性的表演。長汀人民入校參觀，盛況空前，一則宣傳校史，二則普及科學，感謝長汀人民的支持，也舉辦了慶廿五周年校慶論文比賽，題目為廈大生活。慶祝校慶廿五周年的主題是大學是文理工綜合的學校，體現學海何漾漾，體現自強不息，止於至善，追求南方之強。

廈大遷回廈門后，當時好多教授都轉到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大學任教，聘請名教授是頭等大事，汪老十分了解。辦好大學必須有名教授，他在任期內延聘了一大批著名學者，有經濟系王亞南、郭大力、石兆棠等教授（他們又都是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經濟學家），外文系洪深教授，教育系林勵儒教授、郭一岑教授，理學院工學院化學系錢人元教授，數學系陳世昌教授，工學院壽俊良教授，航空系丁履德教授、林士諤教授、宋懿昌教授，法律系陸季蕃、胡正謁，歷史系熊德基、林惠祥，政治系楊東教授等。使廈大教授陣容大大地增強。

在院系方面，率先設立航空工程學系，海洋學系，將工學院分設理學院、工學院、電機系分設機械系及電機系，建立外文系，使廈大成為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工學院、商學院，增設國際貿易系等五個學院的全新的綜合大學。其中，文學院設中國語言文學系、外國語言文學系、歷史學系、教育學系。理學院設數理、化學、生物、海洋四個學系，工學院設土木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航空工程學系四個學系，法學院設法律、政治、經濟三個學系及司法組。商學院設銀行、會計、國際貿易三個學系，形成綜合性的大學體例。（五個學院十九個學系）

我們從以上事迹可看出汪老的治校思想。大學之大必須有多科系、文理工法商等滲透的大學。大學之大必須有一批學術帶頭人，兼容各種學派，對學生而言，必須使學生活躍於大學海洋創造性思維，從而追求自強不息，止於至善。汪老一九九二年撰寫《薩本棟精神大放光芒》其中提到：“薩本棟精神寶貴之處在於教我們如何做人，歸納起來有：熱愛祖國、熱愛科學、勤奮好學，知識淵薄，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光明磊落，作風正派，坦蕩無私，愛憎分明、嚴於律己、公而忘私，生命不息，奮鬥不止，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1946年4月6日廈大建校25周年之際，汪老發表《致校友書》，提出兼容並包及學術思想自由的辦學主張，汪老從其青年時代，留法時代以及在工作崗位上所實踐的，充分體現了治校必須著眼於做人、而做人必須有愛祖國愛科學，奮鬥終生，追求自強不息，止於至善的抱負。汪老對學生也是倍加關懷的，對職工有困難也是盡量幫助的，工友何國忠妹妹生急病，汪老即叫司機開他的小汽車送病人入院治療，在那個年代的這種創舉是難能可貴的。

汪老幼年時代讀私塾，讀四書五經，他的父親是博物學教師，汪老受父親的熏陶，少年時即愛好大自然愛好科學。1917年進入北京高等師範附中學學習，五四運動時，他就讀於附中，當時附中組織了學生自治會，主席為趙世炎，汪老任副主席，汪老積極組織罷課示威，以實際行動參加了威壯山河的五四運動。德先生、賽先生精神，愛國主義的精神支柱，武裝了青年時代的汪老。他以後由公費留學法國選讀細胞學，立志於科學救國，回國后，就任於幾個大學教學，始終貫串嚴謹的科學治學思想。接掌廈大校長，他更有機會發揮科學精神，從科學高度去實現大學之理想。在艱難的歲月里，汪老辦好廈大，貫串著大學之大，追求自強不息，止於至善，他一直讚揚薩本棟校長的辦學風格，簡稱之為本棟精神。他的科學辦校精神，強調大學之大，先學必須有包容精神，必須有學派的自由空間，必須充分發揮科學精神，集中地去追求真理，學海無境，必須是自強不息而止於至善。他繼承著五四的光輝，從愛國主義出發，本著德先生、賽先生的精神，團結教師，為辦好廈大作出了應有的貢獻。解放后，汪老更積極從事科學研究和教學，為細胞學培養了許多博士學子，也不顧高齡，到處奔波為廈大生物學系的教學和科學研究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更為社會作出了貢獻。他歷任廈門市政協副主席，省政協常委多年，盡量表達人民關心的意見，作出積極的建議，深得各界人士的好評。汪老師也是位廣泛結交文人名家的大師，他和法國大文學家羅曼·羅蘭也有深切交往，他向羅曼·羅蘭介紹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把我國女作家謝冰瑩的《從軍日記》翻譯成法文，寄給羅曼·羅蘭。1930年暑期又到瑞士拜訪羅曼·羅蘭，並在其家裡見到聖雄甘地。1971年，他在南京會見女作家丁玲。汪老與大畫家徐悲鴻也有過多方面的交往。他與教育大師蔡元培也有過交往，那是在一九四二年，蔡元培先生往法國里昂出席會議，當時在中法大學學習的汪老充當翻譯，青年時代的汪老深深地崇敬蔡元培大師的辦學精神。一九四五年五月間，李約瑟博士從重慶來到山城長汀，汪老以代校長身份，接待了李約瑟博士。李博士研究中國的科學技術史，汪老介紹李博士赴永安（當時福建省省會）與王亞南教授會面，介紹王亞南教授翻譯出版資本論，還著有中國古代經濟史。李博士與王教授會晤，了解了很多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社會背景，把廈大的成就向英國人作了廣泛的介紹。1948年汪老在巴黎又與李博士再度會晤，一九四九年八月汪老在英國講學，第三次會見李博士，特別是汪老借訪問英國之際，避開當時教育部朱家驊兩次給他的密令要他將廈大貴重圖書儀器運轉檯灣。汪老與多位名流交往，對他的科學辦學思想有深刻的影響，正是在此種影響下，汪老堅定不移地為辦好大學作出艱苦的努力。汪老在一生中為我國的大學教育作出了許多貢獻。他的辦學思想即充分體現科學辦大學、提倡包容精神，強調學派自由，追求大學之大，學海無限，止於至善而自強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