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汶祥刺馬案

太平天國失敗后，人們傳言曾國藩有野心，其實他的部下早就慫恿他謀取帝位。在與太平軍作戰時，清廷不得不依重湘軍，但是，如今太平軍被“蕩平”了，慈禧太后能允許曾國藩在江南坐大嗎？東南卧著一隻虎，她睡覺也不安心。於是她把曾國藩調離江寧，派馬新貽任兩江總督，迅速裁撤湘軍。

江寧是湘軍攻下來的，兩江一直被湘軍視為私地，他們在那裡經營了數年，豈能輕易讓給馬新貽。馬新貽幾十年來一直沒有自己的軍隊，孑然一身來到江寧，如入龍潭虎穴。馬新貽被刺，朝廷心中明白，為了不致激起兵變，動搖清王朝的統治，趕緊調曾國藩回蒞江寧坐鎮。從此，兩江總督寶座長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問津。

太平天國失敗后，湘軍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來，他們比土匪還要兇殘，明目張膽地肆疾搶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後，幾萬湘軍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將領。這些人並不回鄉務農，而是到處遊盪擄掠。有些人參加了哥老會，有些人本來就是哥老會成員。湘軍裁撤擴大了黑勢力，散兵游勇又與黑勢力結合，成為社會的一大公害。馬新貽在懲治散兵游勇時非常嚴厲，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稱的袁保慶為營務處總管，抓到為害百姓、有非法行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勢力對他恨之入骨。

那個曾給孫衣言透過口風的顏士璋頗有心計，他寫了一本《南行日記》，記述了赴寧的全部過程。據他的曾孫顏牧皋說，日記中寫道：“刺馬案與湘軍有關。”“刺馬案背後有大人物主使。”

張汶詳刺殺馬新貽，在警衛森嚴的督署重地一撲而中。馬新貽被刺后，立即有“刺馬案”戲文上演，而且正值鄉試，安徽學政殷兆鏞出試題，竟然寓其譏諷，喬松年也來湊熱鬧，寫了一首歪詩作證，湘軍將領給張汶詳立碑等等。所有這一切都說明刺馬案是一件有計劃、有組織的政治謀殺事件。從案件的實施，到輿論的有力配合，以及對審案的精心策劃和對結案的精明設計，都說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馬新貽，字谷山，號燕門，別號鐵舫，回族，山東菏澤東北五十里馬海村人，生於1821年（清道光元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進士，先任安徽建平（今郎溪）縣知縣，再任合肥縣知縣，廬州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俗稱臬台），再升安徽布政使（俗稱藩台），后升浙江巡撫（俗稱撫台），成為一省行政長官。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閩浙總督（俗稱制台、制軍），成為節制浙江、福建兩省軍政的方面大員，同治七（1868年）年，改任兩江總督，節制安徽、江蘇、江西三省軍政事務，併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虛銜），官居一品。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在督府側門被張汶祥以利刃刺入右脅，次日隕命。

湘軍，是清朝著名的地方軍閥武裝，清咸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以吏部侍郎的頭銜回湘辦團練，用“營官自招”方式組建一萬七千人的地方武裝，能征慣戰，與太平天國軍隊惡戰多年，轉戰數省，擴充至十餘萬人，於同治三年（1864年）在曾國藩之弟曾國荃率領下攻破太平天國的天京（今南京），為清廷立下汗馬功勞，成為清末一支舉足輕重的軍事政治力量。曾國藩以軍功連升高官，後任直隸總督、兩江總督，節制浙、贛、蘇、皖四省軍務，官居一品，並封侯爵。曾國藩久在江南，蘇、皖、贛各省大小官員均為曾的部下、門生、故舊，湘軍駐防三省各地，而這三省的賦稅收入佔了清廷年收入的三分之一。這樣一股龐大的地方勢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勢，清皇室已對此頗為忌憚。

太平天國在南方縱橫十餘年，積累了大量的金銀財寶，大部分囤積在天京。湘軍攻破天京，這些金銀財寶被湘軍搶掠一空，自曾國荃以下，人人發了大財，回鄉買田宅，置產業，國人側目。清政府令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查報太平天國留下的金銀財寶，曾國藩上奏說，破天京時，天王府一場大火燒得片瓦無存，沒有留下什麼財寶。對此清廷心存疑慮，很想查清，又不敢得罪湘軍集團，處於兩難境地。

同治六年十二月八日，內閣奉上諭：“閩浙總督箸馬新貽補授，等因。欽此。”馬新貽由浙江巡撫升任閩浙總督，按慣例，馬新貽上奏要求進京陛見請訓。同治七年五月廿八日，馬新貽進京陛見，並乞賞假二十日回鄉祭祖。七月十九日，馬新貽回到家鄉菏澤馬海。八月初九日假滿，遵制啟程赴任，十三日到濟寧，邸報載：同治七年七月廿一日，內閣奉上諭：“兩江總督箸馬新貽調補，毋庸來京請訓。欽此。”同時又接兵部火票遞送軍機大臣字寄稱：同治七年八月初五日，內閣奉上諭：“新授兩江總督馬新貽，箸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欽此。”馬新貽九月到江寧任兩江總督。

馬新貽是文官出身，不懂軍務，但以做事精明幹練著稱。清廷把曾國藩從兩江總督任上調開，去任直隸總督，遠離他的老窩，換馬新貽任兩江總督，去一方之霸，安排一個忠介文官，這恐怕是老謀深算的慈禧太后的一手高招。慈禧太後用馬新貽為兩江總督，有沒有令其查證曾氏兄弟及湘軍集團之劣跡、追查太平天國金銀財寶下落的密旨呢？對這個問題，縱然沒有找到確切證據，但也有蛛絲馬跡可尋。

其一，馬新貽實授閩浙總督，在進京陛見請訓時，曾先後十餘次被召見，最後一次是慈禧太后在養心殿住處召見。召見后馬新貽退出來，時值六月，馬新貽大汗淋漓，朝服都被浸濕，滿面驚恐。據馬新貽的後人說，慈禧太后授以密旨，要其密查太平天國金銀財寶下落。馬新貽深知此事極為重大，極為兇險，故此失態。按說方面大員第一次進京陛見，理應到處拜見高官、京官，疲於應酬。可是馬新貽在最後一次召見后匆匆離京，回鄉祭祖去了，這是有違常理的，除有重大事務，不會這樣行事。

其二，馬新貽離京回鄉時，清廷尚未發出其改任兩江總督的上諭，馬新貽顯然已經知道他要改任兩江總督的信息，因為作為閩浙總督是沒辦法查的。據馬新貽的後人說，馬新貽回鄉祭祖假滿啟程前，將其兩位兄長招到秘室，反覆叮囑：“我此行吉凶難料，萬一有不測，你們萬萬不得赴京告狀，忍氣吞聲，方可自保。”兩兄聞言驚恐萬狀，也不敢向家人透露半分。

其三，馬新貽任兩江總督兩年，幹了許多實事。如何查的案，無據可查。其間清廷大裁軍，湘軍被迫裁軍數萬，裁下的湘軍官兵並未回湘，原在湘軍中“哥老會”大行，裁下后就變成了地方上的黑勢力，與湘軍、官府勾結，無惡不作，給社會帶來不穩。馬新貽鎮壓了一批地方黑勢力，打擊了湘軍的“地方別動隊”。

其四，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馬新貽例行閱軍，在督府右箭道檢閱射箭。閱畢，走側門步行回督府。前有數名巡捕開道，後有武弁、兵丁簇擁，而刺客張汶祥從旁邊突然衝出，直撲馬新貽。馬新貽右脅中刀，即倒下，被迅速抬入督府，次日傷重不治。張汶祥刺馬後並未趁亂逃走，即被拿下。張汶祥口中不停地叫喊：“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有來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其四，馬新貽被刺，幾天後清廷發出上諭：“亟須嚴行訊究，即箸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趕緊嚴訊，務得確情，盡法嚴辦。”江寧將軍魁玉會同藩台梅啟照等人審訊刺客張汶祥。幾天後，又加派漕運總督張之萬參與審訊。此數人借口案情重大，拖拉時日，也不對刺客用刑，借口是：“案情重大，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庾死，誰任其咎？”最後魁玉、張之萬上奏說：“張汶祥矢口不移其供，只是因私對馬心懷憤恨，為同夥報仇，為自己泄憤，無另有主使各情，尚屬可信。”並以此擬定罪名結案。

其五，清廷並不相信魁玉、張之萬的“擬定罪名”，即諭令曾國藩火速回任兩江總督，並加派刑部尚書鄭敦謹為欽差大臣，攜帶刑部兩名郎中（即滿人郎中伊勒通阿、漢人郎中顏士璋）即刻赴江寧複審。

其六，曾國藩接旨后堅辭再任兩江總督，並上奏以病體請求開缺養病。清廷不予批准，諭令儘快赴任，但曾國藩遲遲不動，拖延近三個月才到江寧接任。

其七，鄭敦謹是刑部主官，素來有“鐵面無私”的稱號。他受命時正值隆冬季節，大雪阻隔，車馬不能行，鄭即與兩個郎中徒步踏雪而行，趕赴江寧，行程四十一天，大年初一方到江寧，第二天就關門審案。鄭的本意也想查個水落石出，也不枉其“鐵面無私”的稱號。審了幾日，張汶祥並不改口，曾國藩坐在一旁只聽不言。鄭敦謹滿腹疑惑，私下問曾有何看法，曾國藩淡淡地說：“看來只好照魁、張原奏之法奏結此案。”鄭敦謹聽后恍然頓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了。於是即按魁、張原奏之法奏結，仍按原擬罪名定案。參審的江蘇候補道孫衣言、山東候補道袁保慶對此極為不滿，當面質問鄭敦謹，鄭說：“萬一審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軍隊是後台，此案如何了局？”結案奏章須所有參審人員一一“書諾”（即認可並願意負責），孫衣言、袁保慶堅決不“書諾”。

其八，結案奏章以四百里加急進京，未等聖旨下達，鄭敦謹即攜兩個郎中離開江寧。曾國藩依例奉上“程儀”，鄭分文未取，兩個郎中各受紋銀500兩。行至清江，鄭敦謹打發兩個郎中回京交旨，自己寫奏摺稱病不能任職，請求開缺。清廷不允，給假兩個月養病。鄭敦謹自行棄官回鄉，終生不再為官。

其九，刑部兩個郎中回京后不久就悄然離京，漢郎中顏士璋被放蘭州知府然而並無實缺，貧困潦倒，西北大帥左宗棠出身湘軍，深知其中黑幕，對顏無辜受過十分同情，令其軍中幫辦。滿郎中伊勒通阿“給全俸以養天年”，回老家去了。

其十，江蘇候補道孫衣言，性情耿直，文筆老辣，山東候補道袁保慶，嫉惡如仇，言辭犀利，兩人候補數年均未得實缺，十分落魄。馬新貽到任後知道了孫、袁二人的才幹，點名保奏要孫、袁到督府任職，成為馬新貽的左右手，號稱馬新貽的一支筆、一張嘴。馬新貽死後，孫衣言應邀為其撰寫《神道碑銘》，慷慨激昂，直書胸臆：“…..賊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實，而叛逆遺孽，刺殺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經斷，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懼。而獄已具且結，衣言遂不書諾。嗚呼！衣言之所以奮其愚憨為公力爭，亦豈獨為公一人也哉！”此文一出，震驚朝野，輿論大嘩，就連慈禧太后也明白其中大有隱情。然而，清廷不會為了一個死去的人，甘冒激變地方勢力、動搖大清江山的風險。斯人已經做古。就讓他去吧。

從上述十個方面的跡象來看，馬新貽之死，決非如同戲文里、《清稗類鈔》里所傳的“桃色案件”，也決非如同當時新聞、邸報里公布的“挾私報復”，可能是與查訪曾氏兄弟、湘軍集團的劣跡和太平天國金銀財寶去向有關，這恐怕才是官居一品的方面大員馬新貽被刺殺的真正原因。

從整個事件的過程分析，曾國藩極有可能並非“張汶祥刺殺馬新貽案”的幕後主使，而是其弟------湘軍總督曾國荃，但曾國藩顯然知道是其弟和湘軍集團所為。然而此案關乎曾氏家族和湘軍集團的聲譽、威望，也害怕如若揭穿此案可能會牽連出更多的劣跡、更多的人，引發全面崩潰，因此曾國藩不得不曲為遮掩，並想辦法消除後患。

后話

馬新貽死後，張汶祥被凌遲處死，並掏出心、肝在馬新貽的靈柩前致祭。四月，靈柩運至菏澤馬海，七月，葬入馬氏新塋。清廷對對馬新貽賞加太子太保銜，照總督陣亡例賜恤，入祀“賢良祠”，國史列傳，賜謚號曰：端敏，在江寧、菏澤、廬州、及浙江海塘為馬新貽立祠，馬新貽無子，嗣子馬毓楨加恩賞主事，分派在刑部學習行走。

《投名狀》的故事情節原型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馬案，該案地位與“楊乃武與小白菜”並列。因為牽涉到美女、義氣、背叛諸多戲劇元素，被改編成京劇、電影。電影最出名的當數三十多年前導演張徹為邵氏所拍版本。刺馬案中的張汶祥、黃縱皆為草莽中人，與馬新貽不打不相識，並結為異姓兄弟。老二黃縱的妻子米蘭愛慕大哥馬新貽，但馬新貽建立起感情的堅強防線，未被米蘭的愛所衝破。待馬新貽任兩江總督，米蘭對於馬新貽愈加愛慕，而馬新貽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的道德和感情防線也徹底崩潰，終於佔有了米蘭，殺害了兄弟黃縱。老三張汶祥聞得此事義憤填膺，刺殺了馬新貽，並在刑部公堂之上供認不諱。

陳可辛重新演繹《刺馬》老牌導演張徹的經典之作《刺馬》，當年是由姜大衛、陳觀泰、狄龍與井莉主演。整個故事圍繞三個男人為一個女人反目成仇，血腥剛烈。當年張徹的影片色彩很用力，該片不僅橫掃第11屆台灣金馬獎，還被奉為導演張徹和動作指導劉家良合作的典範。時隔多年，由陳可辛重新搬上銀幕的《刺馬》，片中三位男主角將換成李連杰、金城武與劉德華。李連杰飾演由正轉邪的馬新貽，劉德華飾演被奪妻並遭殺害的黃縱，金城武的角色則是最終完成“刺馬”的張汶祥。本片的背景為清朝，劇中男演員都得剃頭上陣。此次《刺馬》將走寫實路線，除了三大男主角之外，根據劇情其他演員“一定要很男人，一定要不帥”，拍攝中也將“風餐露宿”。金城武一改以往英俊瀟灑的形象，以鬍子拉碴的造型出鏡。

刺馬更名為《投名狀》耗資四千萬美金，集結三大華人男星李連杰、劉德華、金城武與女星徐靜蕾的史詩戰爭片《刺馬》，確定正式更名為《投名狀》。本片自去年底開拍以來便備受媒體矚目，雖然導演陳可辛曾表示此次所拍故事是全新內容與觀點，然則各界媒體總不斷指本片是重拍舊版邵氏《刺馬》，為避免混淆，經導演欽點決定正式改名為《投名狀》。面對外界誤認《投名狀》是重拍邵氏《刺馬》，導演陳可辛表示在史書、小說傳奇或戲劇中，創作者可以自由取材詮釋，並不存在“重拍舊版”與否的問題；特別是自開拍之後，導演與編劇小組進一步豐富本片劇情，更讓“投名狀”成為全然不同的作品。

《投名狀》拍攝壓力大《投名狀》是陳可辛執導的首部古裝大片，但是開始一個月的拍攝並不順利，原計劃7天拍完的首場戲到實際拍攝時竟然用了20天，陳可辛坦言無論在投資還是創作過程中都承受著很大的壓力：“主要是對天氣和動作設計上有點低估。這次的動作設計完全是一個摸索的過程，這並非是要創造出什麼新動作，而是我完全追求動作上一種‘實’和‘有勁’的感覺，沒有古裝片中慣用的威亞、也不在鏡頭上做什麼文章。但是這卻讓其他人非常沒有安全感，他們總是說我把中國武俠片惟一的長處給滅了。”此外，由於片中大場面的戲份非常多，陳可辛表示在溝通上也極為複雜。不過他並未因此而改變自己多年的工作方式：“拍戲總是想做的做不到，沒想到的反而做到了。這次雖然是我投資最大的一部影片，但是我依然會給拍攝現場留有很大的創作空間。這麼多優秀的人員在一起，我必須遷就每個人的情緒和表達的方式，即便是我明知不會被用在影片里也不會在當時打斷對方，因為你可能會捕捉到你想要的瞬間。而最後我要做的，就是把所有人的表達歸納到我的軌道上。”

比導演更懂角色的李連杰陳可辛說，《投名狀》里那些江湖血雨、人心險惡的東西，對他自己來說只是紙上談兵，但對李連杰來說，“曾經活在那些故事裡”。有場戲，龐青雲打蘇州，圍城一年後，缺糧缺槍，只能去求手握糧草，但一直怕他功高蓋主的三公，可三公根本不見龐青雲，絕望中龐青雲決定去求一直以來的死對頭何魁將軍，以攻南京讓出頭功為代價。李連杰跟陳可辛說，他覺得龐不會找三公，他一開始就會直接去找何魁。“李連杰其實更懂得在這種四面楚歌的環境中，如何求生。”陳可辛說，到那時他才明白，人年輕的時候的生活真的會影響到他們的判斷，李連杰比自己懂龐青雲。結果，陳可辛還是希望那個階段的龐青雲，對人生不要有那麼深的城府，希望他得到觀眾的同情，保留了這場戲。但是他也認識到，“李連杰對龐青雲這個角色的理解，跟我不同，或者更深也不一定。”

《投名狀》犯了金城武的三大忌陳可辛其實和金城武是老朋友，前年那部《如果·愛》已經建立了信任。但說動李連杰只需要15分鐘，說動金城武卻用了兩個月。因為《投名狀》犯了金城武不接戲的三大忌。第一，不接和別的男主角軋戲的戲；第二，不接古裝；第三，不接在太辛苦地方拍的戲。尤其是第一條，了解金城武甚深的陳可辛泄密解讀：“首先，金城武是個與世無爭的人，其實，這個世界沒有真的與世無爭，只是表面與世無爭。做演員怎麼能不爭？所以到男主角一多，大家都爭的時候，他一定吃虧。”接不接姜午陽這個角色，金城武苦思了兩個月也沒答應，陳可辛以為他一定不演了，準備找別人，卻在深夜接到金城武電話：“我還是演啦，相信你啦！”金城武說最終他說服自己接這個角色的理由是，“我信任陳可辛，我會給他看我不自信的一面。”

陳可辛：我看到的兄弟情，都是基於利益的需要外界給《投名狀》的描繪一直是一部“講述兄弟情的戰爭片”，但其實導演陳可辛從小到大“都沒有過什麼兄弟情。”甚至，你問他朋友，他也只能指指坐在不遠處的吳君如，“我要沒有她呢，就沒有朋友。”然後，誠懇抱歉地從眼鏡後面望著你。陳可辛自小沒有兄弟，只有一個妹妹，跟爸爸關係最好。在學校因為個子小，不打球，甚至沒結交上什麼球友，反而喜歡和女孩子交朋友。從小到大沒有打過架，沒有混過哥們兒，最熱血沸騰的一次是觀摩別的男孩子打群架，“就像看那些黑社會片一樣，突然間很興奮很緊張，那些血啊，磚塊啊，好像古惑仔的戲一樣。”成年後陳可辛的第一份工是在嘉禾做暑期工，1986年吳宇森在嘉禾旗下拍攝一出以泰國為背景的槍戰片《英雄無淚》，找來懂泰文的陳可辛幫忙，從此入行。29歲當導演，拍《雙城故事》，拍到張曼玉與譚詠麟離別的戲，自己和在場的工作人員一起掉眼淚。從此，他拍的都是愛情戲，直到《投名狀》。他皺著眉說：“我不曉得什麼是兄弟情。有時候在酒吧喝酒，會有人拍著我的肩膀說‘大家都是好朋友，好兄弟’，我每次聽到這些話都會起雞皮疙瘩，覺得還是不要藉酒精將情緒浪漫化吧。我看到的，都是基於利益的需要。真有那麼好的兄弟情嗎？我嚮往，但是我沒有。”所以，在《投名狀》里，兄弟情最後被陰謀論取代。那種港片中經典的用槍指著頭問“是不是兄弟？”的場面沒有出現，反之是龐青雲危難時騙趙二虎留下的巧言令色，大功告成后躲在暗室里暗示殺戮的眼睛。陳可辛覺得，這就像現代社會裡，“當大哥的CEO生意順當了，開掉以前做拓荒牛的小弟。”

《投名狀》的動作《投名狀》開拍第一天，拍一線天劫軍糧那場戲。原計劃拍7天，結果，拍了一個月，中途陳可辛一度覺得“完蛋了”，第一場戲就拖成這樣，後面別想拍了。沮喪時甚至自我否定到想主動請退，讓投資方換導演。原因是陳可辛從來沒有拍過打戲，更別說動輒群眾演員上千的戰爭場面了。他請來的是中國最好的三個動作指導之一——程小東。程小東外號“威也王”，最擅長多個威也連用，讓演員在天上飛著打。動作風格飄逸靈動，漫天小飛俠。你看過的《新龍門客棧》、《英雄》、《黃金甲》、《少林足球》都是他的手筆。但這次陳可辛要求的卻是——真實，所以，“你一個威也都不要用，一個花哨的招式都不要設計，全部都要‘實’。”金城武（聽歌）說，陳可辛撂下這些話就走了。剩下程小東一人絞盡腦汁，幾近崩潰。“外行指導內行”的慘痛局面終於出現了，程小東明白陳可辛的意思，但是程家班整組人要從“空軍”立刻變成“陸軍”，不知多少工序細節要被顛覆，彼此溝通起來，問題多多，慣性難改。直到十天以後，來了一個“翻譯”——李連杰。“我一個不會拍武打片的導演非要追求真實感，講的東西他們都聽不明白，程小東那組人就很難做。李連杰懂動作，又明白演員，熟悉導演，結果他就做了一個溝通的橋樑，很明白地傳譯出我要的東西。”連程小東也說：“他是唯一真正懂武術的演員，有他溝通，我容易多了。”李連杰透露他“翻譯”的過程其實充滿“暴力”，“我和小東是20多年的哥們兒，我可以和他關起門來，拍桌子打板凳，你那樣做，不行！你聽我的！”在李連杰看來，程小東和陳可辛的溝通障礙只是“兩個語言不通的外國人，一個做慣了批薩，另一個非要吃餃子。有一個翻譯，一下就明白了”。“一線天”之後，再拍舒城大戰，陳可辛又出“幺蛾子”。“我希望那個鏡頭是在人群裡面，我希望後面的人能看到這些武器從前面那些哥們兒的背後出來，我還要好多臉部細節，要讓觀眾看戲的時候如同身臨戰場。”程小東告訴我們，這就是陳可辛對他描繪的要求。而程小東的個人愛好則是，把機位架到一邊狂拍大場面效果。陳可辛又停下來跟程小東討論，“我只知道他這樣拍不是我要的，但他看著我問我到底要怎樣，我又說不出來。”最後協調的結果是，陳可辛專心拍他想關注的那些細節，士兵流血的臉部、殺紅眼的猙獰表情，金戈鐵馬的大場面就讓程小東來調度。舒城大戰拍了20幾天，在電影里剪成12分鐘，成為全片最好看的一場惡戰。

《投名狀》的攝影曾經六度獲得金像獎最佳攝影的黃岳泰，是香港影壇名副其實的大腕，他稱陳可辛是特別會“壓榨”人智慧的導演。首先是大場面的拍法。黃岳泰用了一個“從影30年來最多”形容演員之眾。“拍幾千人的大場面我們動用8台攝影機同時拍，3條的話就是24個機位。拍文戲也要同時啟動三四台攝影機，這對我們攝影來說真是受寵若驚，超出預期。”這樣的拍法，讓黃岳泰迸發火花，“抓住瞬間的反應會自然很多，演員的自然流露都留下來了。”蘇州戰壕夜戲是黃岳泰拍過的夜戲中場面最大的。兩三公里的夜景範圍，要表現士兵在戰壕死守9個月後的心情。“城牆這邊是黑暗的，那邊卻是張燈結綵的。陳可辛要求戰壕這邊是黑的，不要有任何補助的光源。”這給攝影出了難題——範圍那麼大，又不是在棚里拍，不給光，怎麼弄？最後黃岳泰稱自己被逼想出“鑽木取火”的方法，藉助很多熒光燈打在城牆上反射回到人臉上，完成了拍攝，“恐怖感很強，這段戲讓我很有成就感。”電影的基調色彩，陳可辛堅持要“以前沒有過的”，黃岳泰從影30年，什麼古裝片都拍過，就是沒拍過“沒有過的古裝片”。只能施展渾身解數，紅、藍、綠加上各種光，翻來覆去地調，不斷被否定，再不斷重來。直到最後，出來——古銅色。陳可辛滿意了。“我們就選擇了古銅色的調子，窮光蛋土匪男人嘛！服裝、布景都統一在這一點上。只突出了皮膚的顏色和紅色。紅色在這部戲里象徵慾望和血腥，他們用血買慾望。”全戲一直冷色調，直到三人陞官發財到南方后，鮮艷的色彩才開始冒出來，布景、服裝、燈光也多了一種顏色處理，“就是黃昏。以前都是白天黑夜的戲。夜裡只有銀白色的月光，一點藍色都沒有。”黃岳泰回憶起來如數家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