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汶祥刺馬案

張汶祥刺馬案

張汶祥刺馬案指的是清末張汶祥刺殺兩江總督馬新貽的歷史事件,此案疑霧重重,廣為流傳,成為晚清的四大奇案之一。馬新貽被刺后,立即有“刺馬案”戲文上演。

事件介紹


太平天國失敗后,人們傳言曾國藩有野心,其實他的部下早就慫恿他謀取帝位。在與太平軍作戰時,清廷不得不依重湘軍,但是,如今太平軍被“蕩平”了,慈禧太后能允許曾國藩在江南坐大嗎?東南卧著一隻虎,她睡覺也不安心。於是她把曾國藩調離江寧,派馬新貽任兩江總督,迅速裁撤湘軍。
江寧是湘軍攻下來的,兩江一直被湘軍視為私地,他們在那裡經營了數年,豈能輕易讓給馬新貽。馬新貽幾十年來一直沒有自己的軍隊,孑然一身來到江寧,如入龍潭虎穴。馬新貽被刺,朝廷心中明白,為了不致激起兵變,動搖清王朝的統治,趕緊調曾國藩回蒞江寧坐鎮。從此,兩江總督寶座長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問津。
太平天國失敗后,湘軍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來,他們比土匪還要兇殘,明目張膽地肆疾搶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後,幾萬湘軍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將領。這些人並不回鄉務農,而是到處遊盪擄掠。有些人參加了哥老會,有些人本來就是哥老會成員。湘軍裁撤擴大了黑勢力,散兵游勇又與黑勢力結合,成為社會的一大公害。馬新貽在懲治散兵游勇時非常嚴厲,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稱的袁保慶為營務處總管,抓到為害百姓、有非法行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勢力對他恨之入骨。
那個曾給孫衣言透過口風的顏士璋頗有心計,他寫了一本《南行日記》,記述了赴寧的全部過程。據他的曾孫顏牧皋說,日記中寫道:“刺馬案與湘軍有關。”“刺馬案背後有大人物主使。”
張汶詳刺殺馬新貽,在警衛森嚴的督署重地一撲而中。馬新貽被刺后,立即有“刺馬案”戲文上演,而且正值鄉試,安徽學政殷兆鏞出試題,竟然寓其譏諷,喬松年也來湊熱鬧,寫了一首歪詩作證,湘軍將領給張汶詳立碑等等。所有這一切都說明刺馬案是一件有計劃、有組織的政治謀殺事件。從案件的實施,到輿論的有力配合,以及對審案的精心策劃和對結案的精明設計,都說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背景資料


馬新貽,字谷山,號燕門,別號鐵舫,回族,山東菏澤東北五十里馬海村人,生於1821年(清道光元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進士,先任安徽建平(今郎溪)縣知縣,再任合肥縣知縣,廬州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俗稱臬台),再升安徽布政使(俗稱藩台),后升浙江巡撫(俗稱撫台),成為一省行政長官。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閩浙總督(俗稱制台制軍),成為節制浙江、福建兩省軍政的方面大員,同治七(1868年)年,改任兩江總督,節制安徽、江蘇、江西三省軍政事務,併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虛銜),官居一品。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在督府側門被張汶祥以利刃刺入右脅,次日隕命。
湘軍,是清朝著名的地方軍閥武裝,清咸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以吏部侍郎的頭銜回湘辦團練,用“營官自招”方式組建一萬七千人的地方武裝,能征慣戰,與太平天國軍隊惡戰多年,轉戰數省,擴充至十餘萬人,於同治三年(1864年)在曾國藩之弟曾國荃率領下攻破太平天國的天京(今南京),為清廷立下汗馬功勞,成為清末一支舉足輕重的軍事政治力量。曾國藩以軍功連升高官,後任直隸總督、兩江總督,節制浙、贛、蘇、皖四省軍務,官居一品,並封侯爵。曾國藩久在江南,蘇、皖、贛各省大小官員均為曾的部下、門生、故舊,湘軍駐防三省各地,而這三省的賦稅收入佔了清廷年收入的三分之一。這樣一股龐大的地方勢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勢,清皇室已對此頗為忌憚。
太平天國在南方縱橫十餘年,積累了大量的金銀財寶,大部分囤積在天京。湘軍攻破天京,這些金銀財寶被湘軍搶掠一空,自曾國荃以下,人人發了大財,回鄉買田宅,置產業,國人側目。清政府令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查報太平天國留下的金銀財寶,曾國藩上奏說,破天京時,天王府一場大火燒得片瓦無存,沒有留下什麼財寶。對此清廷心存疑慮,很想查清,又不敢得罪湘軍集團,處於兩難境地。

疑案迷霧


同治六年十二月八日,內閣奉上諭:“閩浙總督箸馬新貽補授,等因。欽此。”馬新貽由浙江巡撫升任閩浙總督,按慣例,馬新貽上奏要求進京陛見請訓。同治七年五月廿八日,馬新貽進京陛見,並乞賞假二十日回鄉祭祖。七月十九日,馬新貽回到家鄉菏澤馬海。八月初九日假滿,遵制啟程赴任,十三日到濟寧,邸報載:同治七年七月廿一日,內閣奉上諭:“兩江總督箸馬新貽調補,毋庸來京請訓。欽此。”同時又接兵部火票遞送軍機大臣字寄稱:同治七年八月初五日,內閣奉上諭:“新授兩江總督馬新貽,箸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欽此。”馬新貽九月到江寧任兩江總督。
馬新貽是文官出身,不懂軍務,但以做事精明幹練著稱。清廷把曾國藩從兩江總督任上調開,去任直隸總督,遠離他的老窩,換馬新貽任兩江總督,去一方之霸,安排一個忠介文官,這恐怕是老謀深算的慈禧太后的一手高招。慈禧太後用馬新貽為兩江總督,有沒有令其查證曾氏兄弟及湘軍集團之劣跡、追查太平天國金銀財寶下落的密旨呢?對這個問題,縱然沒有找到確切證據,但也有蛛絲馬跡可尋。
其一,馬新貽實授閩浙總督,在進京陛見請訓時,曾先後十餘次被召見,最後一次是慈禧太后在養心殿住處召見。召見后馬新貽退出來,時值六月,馬新貽大汗淋漓,朝服都被浸濕,滿面驚恐。據馬新貽的後人說,慈禧太后授以密旨,要其密查太平天國金銀財寶下落。馬新貽深知此事極為重大,極為兇險,故此失態。按說方面大員第一次進京陛見,理應到處拜見高官、京官,疲於應酬。可是馬新貽在最後一次召見后匆匆離京,回鄉祭祖去了,這是有違常理的,除有重大事務,不會這樣行事。
其二,馬新貽離京回鄉時,清廷尚未發出其改任兩江總督的上諭,馬新貽顯然已經知道他要改任兩江總督的信息,因為作為閩浙總督是沒辦法查的。據馬新貽的後人說,馬新貽回鄉祭祖假滿啟程前,將其兩位兄長招到秘室,反覆叮囑:“我此行吉凶難料,萬一有不測,你們萬萬不得赴京告狀,忍氣吞聲,方可自保。”兩兄聞言驚恐萬狀,也不敢向家人透露半分。
其三,馬新貽任兩江總督兩年,幹了許多實事。如何查的案,無據可查。其間清廷大裁軍,湘軍被迫裁軍數萬,裁下的湘軍官兵並未回湘,原在湘軍中“哥老會”大行,裁下后就變成了地方上的黑勢力,與湘軍、官府勾結,無惡不作,給社會帶來不穩。馬新貽鎮壓了一批地方黑勢力,打擊了湘軍的“地方別動隊”。
其四,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馬新貽例行閱軍,在督府右箭道檢閱射箭。閱畢,走側門步行回督府。前有數名巡捕開道,後有武弁、兵丁簇擁,而刺客張汶祥從旁邊突然衝出,直撲馬新貽。馬新貽右脅中刀,即倒下,被迅速抬入督府,次日傷重不治。張汶祥刺馬後並未趁亂逃走,即被拿下。張汶祥口中不停地叫喊:“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有來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其四,馬新貽被刺,幾天後清廷發出上諭:“亟須嚴行訊究,即箸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趕緊嚴訊,務得確情,盡法嚴辦。”江寧將軍魁玉會同藩台梅啟照等人審訊刺客張汶祥。幾天後,又加派漕運總督張之萬參與審訊。此數人借口案情重大,拖拉時日,也不對刺客用刑,借口是:“案情重大,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庾死,誰任其咎?”最後魁玉、張之萬上奏說:“張汶祥矢口不移其供,只是因私對馬心懷憤恨,為同夥報仇,為自己泄憤,無另有主使各情,尚屬可信。”並以此擬定罪名結案。
其五,清廷並不相信魁玉、張之萬的“擬定罪名”,即諭令曾國藩火速回任兩江總督,並加派刑部尚書鄭敦謹為欽差大臣,攜帶刑部兩名郎中(即滿人郎中伊勒通阿、漢人郎中顏士璋)即刻赴江寧複審。
其六,曾國藩接旨后堅辭再任兩江總督,並上奏以病體請求開缺養病。清廷不予批准,諭令儘快赴任,但曾國藩遲遲不動,拖延近三個月才到江寧接任。
其七,鄭敦謹是刑部主官,素來有“鐵面無私”的稱號。他受命時正值隆冬季節,大雪阻隔,車馬不能行,鄭即與兩個郎中徒步踏雪而行,趕赴江寧,行程四十一天,大年初一方到江寧,第二天就關門審案。鄭的本意也想查個水落石出,也不枉其“鐵面無私”的稱號。審了幾日,張汶祥並不改口,曾國藩坐在一旁只聽不言。鄭敦謹滿腹疑惑,私下問曾有何看法,曾國藩淡淡地說:“看來只好照魁、張原奏之法奏結此案。”鄭敦謹聽后恍然頓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了。於是即按魁、張原奏之法奏結,仍按原擬罪名定案。參審的江蘇候補道孫衣言、山東候補道袁保慶對此極為不滿,當面質問鄭敦謹,鄭說:“萬一審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軍隊是後台,此案如何了局?”結案奏章須所有參審人員一一“書諾”(即認可並願意負責),孫衣言、袁保慶堅決不“書諾”。
其八,結案奏章以四百里加急進京,未等聖旨下達,鄭敦謹即攜兩個郎中離開江寧。曾國藩依例奉上“程儀”,鄭分文未取,兩個郎中各受紋銀500兩。行至清江,鄭敦謹打發兩個郎中回京交旨,自己寫奏摺稱病不能任職,請求開缺。清廷不允,給假兩個月養病。鄭敦謹自行棄官回鄉,終生不再為官。
其九,刑部兩個郎中回京后不久就悄然離京,漢郎中顏士璋被放蘭州知府然而並無實缺,貧困潦倒,西北大帥左宗棠出身湘軍,深知其中黑幕,對顏無辜受過十分同情,令其軍中幫辦。滿郎中伊勒通阿“給全俸以養天年”,回老家去了。
其十,江蘇候補道孫衣言,性情耿直,文筆老辣,山東候補道袁保慶,嫉惡如仇,言辭犀利,兩人候補數年均未得實缺,十分落魄。馬新貽到任後知道了孫、袁二人的才幹,點名保奏要孫、袁到督府任職,成為馬新貽的左右手,號稱馬新貽的一支筆、一張嘴。馬新貽死後,孫衣言應邀為其撰寫《神道碑銘》,慷慨激昂,直書胸臆:“…..賊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實,而叛逆遺孽,刺殺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經斷,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懼。而獄已具且結,衣言遂不書諾。嗚呼!衣言之所以奮其愚憨為公力爭,亦豈獨為公一人也哉!”此文一出,震驚朝野,輿論大嘩,就連慈禧太后也明白其中大有隱情。然而,清廷不會為了一個死去的人,甘冒激變地方勢力、動搖大清江山的風險。斯人已經做古。就讓他去吧。

事件結論


從上述十個方面的跡象來看,馬新貽之死,決非如同戲文里、《清稗類鈔》里所傳的“桃色案件”,也決非如同當時新聞、邸報里公布的“挾私報復”,可能是與查訪曾氏兄弟、湘軍集團的劣跡和太平天國金銀財寶去向有關,這恐怕才是官居一品的方面大員馬新貽被刺殺的真正原因。
從整個事件的過程分析,曾國藩極有可能並非“張汶祥刺殺馬新貽案”的幕後主使,而是其弟------湘軍總督曾國荃,但曾國藩顯然知道是其弟和湘軍集團所為。然而此案關乎曾氏家族和湘軍集團的聲譽、威望,也害怕如若揭穿此案可能會牽連出更多的劣跡、更多的人,引發全面崩潰,因此曾國藩不得不曲為遮掩,並想辦法消除後患。
后話
馬新貽死後,張汶祥被凌遲處死,並掏出心、肝在馬新貽的靈柩前致祭。四月,靈柩運至菏澤馬海,七月,葬入馬氏新塋。清廷對對馬新貽賞加太子太保銜,照總督陣亡例賜恤,入祀“賢良祠”,國史列傳,賜謚號曰:端敏,在江寧、菏澤、廬州、及浙江海塘為馬新貽立祠,馬新貽無子,嗣子馬毓楨加恩賞主事,分派在刑部學習行走。

翻拍


故事原型

《投名狀》的故事情節原型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馬案,該案地位與“楊乃武與小白菜”並列。因為牽涉到美女、義氣、背叛諸多戲劇元素,被改編成京劇、電影。電影最出名的當數三十多年前導演張徹為邵氏所拍版本。刺馬案中的張汶祥、黃縱皆為草莽中人,與馬新貽不打不相識,並結為異姓兄弟。老二黃縱的妻子米蘭愛慕大哥馬新貽,但馬新貽建立起感情的堅強防線,未被米蘭的愛所衝破。待馬新貽任兩江總督,米蘭對於馬新貽愈加愛慕,而馬新貽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的道德和感情防線也徹底崩潰,終於佔有了米蘭,殺害了兄弟黃縱。老三張汶祥聞得此事義憤填膺,刺殺了馬新貽,並在刑部公堂之上供認不諱。

幕後花絮

陳可辛重新演繹《刺馬》老牌導演張徹的經典之作《刺馬》,當年是由姜大衛、陳觀泰、狄龍與井莉主演。整個故事圍繞三個男人為一個女人反目成仇,血腥剛烈。當年張徹的影片色彩很用力,該片不僅橫掃第11屆台灣金馬獎,還被奉為導演張徹和動作指導劉家良合作的典範。時隔多年,由陳可辛重新搬上銀幕的《刺馬》,片中三位男主角將換成李連杰、金城武與劉德華。李連杰飾演由正轉邪的馬新貽,劉德華飾演被奪妻並遭殺害的黃縱,金城武的角色則是最終完成“刺馬”的張汶祥。本片的背景為清朝,劇中男演員都得剃頭上陣。此次《刺馬》將走寫實路線,除了三大男主角之外,根據劇情其他演員“一定要很男人,一定要不帥”,拍攝中也將“風餐露宿”。金城武一改以往英俊瀟灑的形象,以鬍子拉碴的造型出鏡。
刺馬更名為《投名狀》耗資四千萬美金,集結三大華人男星李連杰、劉德華、金城武與女星徐靜蕾的史詩戰爭片《刺馬》,確定正式更名為《投名狀》。本片自去年底開拍以來便備受媒體矚目,雖然導演陳可辛曾表示此次所拍故事是全新內容與觀點,然則各界媒體總不斷指本片是重拍舊版邵氏《刺馬》,為避免混淆,經導演欽點決定正式改名為《投名狀》。面對外界誤認《投名狀》是重拍邵氏《刺馬》,導演陳可辛表示在史書、小說傳奇或戲劇中,創作者可以自由取材詮釋,並不存在“重拍舊版”與否的問題;特別是自開拍之後,導演與編劇小組進一步豐富本片劇情,更讓“投名狀”成為全然不同的作品。
《投名狀》拍攝壓力大《投名狀》是陳可辛執導的首部古裝大片,但是開始一個月的拍攝並不順利,原計劃7天拍完的首場戲到實際拍攝時竟然用了20天,陳可辛坦言無論在投資還是創作過程中都承受著很大的壓力:“主要是對天氣和動作設計上有點低估。這次的動作設計完全是一個摸索的過程,這並非是要創造出什麼新動作,而是我完全追求動作上一種‘實’和‘有勁’的感覺,沒有古裝片中慣用的威亞、也不在鏡頭上做什麼文章。但是這卻讓其他人非常沒有安全感,他們總是說我把中國武俠片惟一的長處給滅了。”此外,由於片中大場面的戲份非常多,陳可辛表示在溝通上也極為複雜。不過他並未因此而改變自己多年的工作方式:“拍戲總是想做的做不到,沒想到的反而做到了。這次雖然是我投資最大的一部影片,但是我依然會給拍攝現場留有很大的創作空間。這麼多優秀的人員在一起,我必須遷就每個人的情緒和表達的方式,即便是我明知不會被用在影片里也不會在當時打斷對方,因為你可能會捕捉到你想要的瞬間。而最後我要做的,就是把所有人的表達歸納到我的軌道上。”
比導演更懂角色的李連杰陳可辛說,《投名狀》里那些江湖血雨、人心險惡的東西,對他自己來說只是紙上談兵,但對李連杰來說,“曾經活在那些故事裡”。有場戲,龐青雲打蘇州,圍城一年後,缺糧缺槍,只能去求手握糧草,但一直怕他功高蓋主的三公,可三公根本不見龐青雲,絕望中龐青雲決定去求一直以來的死對頭何魁將軍,以攻南京讓出頭功為代價。李連杰跟陳可辛說,他覺得龐不會找三公,他一開始就會直接去找何魁。“李連杰其實更懂得在這種四面楚歌的環境中,如何求生。”陳可辛說,到那時他才明白,人年輕的時候的生活真的會影響到他們的判斷,李連杰比自己懂龐青雲。結果,陳可辛還是希望那個階段的龐青雲,對人生不要有那麼深的城府,希望他得到觀眾的同情,保留了這場戲。但是他也認識到,“李連杰對龐青雲這個角色的理解,跟我不同,或者更深也不一定。”
《投名狀》犯了金城武的三大忌陳可辛其實和金城武是老朋友,前年那部《如果·愛》已經建立了信任。但說動李連杰只需要15分鐘,說動金城武卻用了兩個月。因為《投名狀》犯了金城武不接戲的三大忌。第一,不接和別的男主角軋戲的戲;第二,不接古裝;第三,不接在太辛苦地方拍的戲。尤其是第一條,了解金城武甚深的陳可辛泄密解讀:“首先,金城武是個與世無爭的人,其實,這個世界沒有真的與世無爭,只是表面與世無爭。做演員怎麼能不爭?所以到男主角一多,大家都爭的時候,他一定吃虧。”接不接姜午陽這個角色,金城武苦思了兩個月也沒答應,陳可辛以為他一定不演了,準備找別人,卻在深夜接到金城武電話:“我還是演啦,相信你啦!”金城武說最終他說服自己接這個角色的理由是,“我信任陳可辛,我會給他看我不自信的一面。”
陳可辛:我看到的兄弟情,都是基於利益的需要外界給《投名狀》的描繪一直是一部“講述兄弟情的戰爭片”,但其實導演陳可辛從小到大“都沒有過什麼兄弟情。”甚至,你問他朋友,他也只能指指坐在不遠處的吳君如,“我要沒有她呢,就沒有朋友。”然後,誠懇抱歉地從眼鏡後面望著你。陳可辛自小沒有兄弟,只有一個妹妹,跟爸爸關係最好。在學校因為個子小,不打球,甚至沒結交上什麼球友,反而喜歡和女孩子交朋友。從小到大沒有打過架,沒有混過哥們兒,最熱血沸騰的一次是觀摩別的男孩子打群架,“就像看那些黑社會片一樣,突然間很興奮很緊張,那些血啊,磚塊啊,好像古惑仔的戲一樣。”成年後陳可辛的第一份工是在嘉禾做暑期工,1986年吳宇森在嘉禾旗下拍攝一出以泰國為背景的槍戰片《英雄無淚》,找來懂泰文的陳可辛幫忙,從此入行。29歲當導演,拍《雙城故事》,拍到張曼玉譚詠麟離別的戲,自己和在場的工作人員一起掉眼淚。從此,他拍的都是愛情戲,直到《投名狀》。他皺著眉說:“我不曉得什麼是兄弟情。有時候在酒吧喝酒,會有人拍著我的肩膀說‘大家都是好朋友,好兄弟’,我每次聽到這些話都會起雞皮疙瘩,覺得還是不要藉酒精將情緒浪漫化吧。我看到的,都是基於利益的需要。真有那麼好的兄弟情嗎?我嚮往,但是我沒有。”所以,在《投名狀》里,兄弟情最後被陰謀論取代。那種港片中經典的用槍指著頭問“是不是兄弟?”的場面沒有出現,反之是龐青雲危難時騙趙二虎留下的巧言令色,大功告成后躲在暗室里暗示殺戮的眼睛。陳可辛覺得,這就像現代社會裡,“當大哥的CEO生意順當了,開掉以前做拓荒牛的小弟。”
《投名狀》的動作《投名狀》開拍第一天,拍一線天劫軍糧那場戲。原計劃拍7天,結果,拍了一個月,中途陳可辛一度覺得“完蛋了”,第一場戲就拖成這樣,後面別想拍了。沮喪時甚至自我否定到想主動請退,讓投資方換導演。原因是陳可辛從來沒有拍過打戲,更別說動輒群眾演員上千的戰爭場面了。他請來的是中國最好的三個動作指導之一——程小東。程小東外號“威也王”,最擅長多個威也連用,讓演員在天上飛著打。動作風格飄逸靈動,漫天小飛俠。你看過的《新龍門客棧》、《英雄》、《黃金甲》、《少林足球》都是他的手筆。但這次陳可辛要求的卻是——真實,所以,“你一個威也都不要用,一個花哨的招式都不要設計,全部都要‘實’。”金城武(聽歌)說,陳可辛撂下這些話就走了。剩下程小東一人絞盡腦汁,幾近崩潰。“外行指導內行”的慘痛局面終於出現了,程小東明白陳可辛的意思,但是程家班整組人要從“空軍”立刻變成“陸軍”,不知多少工序細節要被顛覆,彼此溝通起來,問題多多,慣性難改。直到十天以後,來了一個“翻譯”——李連杰。“我一個不會拍武打片的導演非要追求真實感,講的東西他們都聽不明白,程小東那組人就很難做。李連杰懂動作,又明白演員,熟悉導演,結果他就做了一個溝通的橋樑,很明白地傳譯出我要的東西。”連程小東也說:“他是唯一真正懂武術的演員,有他溝通,我容易多了。”李連杰透露他“翻譯”的過程其實充滿“暴力”,“我和小東是20多年的哥們兒,我可以和他關起門來,拍桌子打板凳,你那樣做,不行!你聽我的!”在李連杰看來,程小東和陳可辛的溝通障礙只是“兩個語言不通的外國人,一個做慣了批薩,另一個非要吃餃子。有一個翻譯,一下就明白了”。“一線天”之後,再拍舒城大戰,陳可辛又出“幺蛾子”。“我希望那個鏡頭是在人群裡面,我希望後面的人能看到這些武器從前面那些哥們兒的背後出來,我還要好多臉部細節,要讓觀眾看戲的時候如同身臨戰場。”程小東告訴我們,這就是陳可辛對他描繪的要求。而程小東的個人愛好則是,把機位架到一邊狂拍大場面效果。陳可辛又停下來跟程小東討論,“我只知道他這樣拍不是我要的,但他看著我問我到底要怎樣,我又說不出來。”最後協調的結果是,陳可辛專心拍他想關注的那些細節,士兵流血的臉部、殺紅眼的猙獰表情,金戈鐵馬的大場面就讓程小東來調度。舒城大戰拍了20幾天,在電影里剪成12分鐘,成為全片最好看的一場惡戰。
《投名狀》的攝影曾經六度獲得金像獎最佳攝影的黃岳泰,是香港影壇名副其實的大腕,他稱陳可辛是特別會“壓榨”人智慧的導演。首先是大場面的拍法。黃岳泰用了一個“從影30年來最多”形容演員之眾。“拍幾千人的大場面我們動用8台攝影機同時拍,3條的話就是24個機位。拍文戲也要同時啟動三四台攝影機,這對我們攝影來說真是受寵若驚,超出預期。”這樣的拍法,讓黃岳泰迸發火花,“抓住瞬間的反應會自然很多,演員的自然流露都留下來了。”蘇州戰壕夜戲是黃岳泰拍過的夜戲中場面最大的。兩三公里的夜景範圍,要表現士兵在戰壕死守9個月後的心情。“城牆這邊是黑暗的,那邊卻是張燈結綵的。陳可辛要求戰壕這邊是黑的,不要有任何補助的光源。”這給攝影出了難題——範圍那麼大,又不是在棚里拍,不給光,怎麼弄?最後黃岳泰稱自己被逼想出“鑽木取火”的方法,藉助很多熒光燈打在城牆上反射回到人臉上,完成了拍攝,“恐怖感很強,這段戲讓我很有成就感。”電影的基調色彩,陳可辛堅持要“以前沒有過的”,黃岳泰從影30年,什麼古裝片都拍過,就是沒拍過“沒有過的古裝片”。只能施展渾身解數,紅、藍、綠加上各種光,翻來覆去地調,不斷被否定,再不斷重來。直到最後,出來——古銅色。陳可辛滿意了。“我們就選擇了古銅色的調子,窮光蛋土匪男人嘛!服裝、布景都統一在這一點上。只突出了皮膚的顏色和紅色。紅色在這部戲里象徵慾望和血腥,他們用血買慾望。”全戲一直冷色調,直到三人陞官發財到南方后,鮮艷的色彩才開始冒出來,布景、服裝、燈光也多了一種顏色處理,“就是黃昏。以前都是白天黑夜的戲。夜裡只有銀白色的月光,一點藍色都沒有。”黃岳泰回憶起來如數家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