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書院

文山書院位於湖南澧州（今湖南澧縣城關鎮仙眠洲），晚唐著名詩人李群玉讀書處，最遲建於公元863年前，不僅是環洞庭湖地區最早的書院，也是全國現已查到的唐代49所書院之一。這49所書院中，有地方史志記載的40所，有《全唐詩》詩具體描述的13所。而地方志和《全唐詩》均有記載、具有“雙重證明”的僅僅4所，文山書院就是4所之一。

李群玉，這位被唐代詩人周朴稱為“群玉詩名冠李唐，投書換得校書郎”的澧州詩人，早在其生前就名響朝野：名相令狐綯在朝堂上讚揚他是“佳句流傳於眾口，芳聲藉甚於一時，守道安貧，遠絕名利”的人；唐宣宗讀其進詩后則認為：“李群玉放懷丘壑，吟詠情性，孤雲無心，浮磬有韻，吐妍詞於麗則，動清神於風騷”。就是在李群玉含冤下世73年之後，晚唐著名詩人韋莊，又向唐昭宗奏稱，說李群玉是朝廷的“遺賢”，且“皆有奇才，麗句清詞，遍在人之口”，因“含冤抱恨，竟為冥路之塵”，應“追賜進士及第，贈補闕，拾遺”官銜。昭宗皇帝非常重視韋莊的這一進言，即予“追賜”。後來，元代辛文舫在《唐才子傳》中，盛讚李群玉“詩筆遒麗，文體豐妍”；清人金聖嘆也在《唐才子詩評點》中，稱之為“絕世才子”。這位“絕世才子”，不僅給今日澧州留下了265首詩作，而且留有水竹居和文山書院這一令多少文人魂牽夢繞的文化遺址！可惜今日澧州，已少有人確知水竹居和文山書院的祥情。澧州志上雖有文山書院名錄，但它究竟誕生於何時何地，後來的演變如何？沒有詳細記載。好在近幾年來專家學者們的研究，似可讓人看到初略的線索：

一本由湖南省前副省長、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龐道沐任編委主任，施金炎為主編，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的《洞庭史鑒》說：“洞庭湖區（此指環洞庭湖的長沙、湘潭、益陽、常德、岳陽及荊州江南的濱湖縣、市、區）最早的書院是唐代咸通年間（860—873）或以前興建的澧縣文山書院，位於今澧縣城關鎮仙眠洲，李群玉讀書處，以李群玉號文山而得名，至清末廢。”這本書是迄今為止洞庭湖史志的最新權威之作，它指明這一區域內最早的書院在澧州，而且比此區域內稱譽全國四大書院之首的嶽麓書院，還早了一百年以上（該書認定嶽麓書院“為北宋開寶9年即976年建”）。澧州早在“唐咸通間或以前”已經有了全國少見的早期書院，僅這個認定就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全國書院的起始時間在“唐代後期即唐德宗貞元間（785—805）、至遲於唐憲宗元和間（806—820）已有創始於私家以講學為事的書院”，澧州的書院與此同時誕生，既表明了古澧州文化教育的發達，又折射出澧陽平原曾為長江以南文化中心的歷史輝煌。

1994年6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國鈞等一批學者編著的《中國書院史》，以《直隸澧州志》中關於“湖南澧縣文山書院”的記載和《全唐詩》中李群玉《書院二小松》詩的描寫為據，證明中國書院在中、晚唐時得到了普遍發展並具有了“講書授徒”的職能。這實際上說明，依據李群玉《書院二小松》詩的寫作時間，即可認定文山書院的誕生之期。嶽麓書院研究所鄭洪波教授，亦據此在其《〈全唐詩〉中的書院》一文中明確指出：李群玉有“一雙幽色出凡塵，數粒秋煙二尺鱗。從此靜窗聞細韻，琴聲長伴讀書人”的《書院二小松》，而“李群玉……晚年因裴休、令狐淘薦舉曾任弘文館校書郎，‘未幾解任歸’，二年後去世。其死，段成式以詩哭之，有雲‘明時不作禰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按段成式卒於863年，(李群玉)書院存在的時間即可斷定在咸通年間(806—863)或以前。書院所屬不明，然松韻、琴聲很合詩人之性，……此詩還透給我們這樣一個信息，那就是主人改善環境，以增加書院的詩韻之氣。”

按有關“李群玉問題研究”專家學者們的意見：李群玉約18歲（唐長慶4年）時即824年左右，從州西38裡外的東溪七里庄遷居澧陽城南仙眠洲，自築“水竹居”棲身；20歲（唐寶曆2年）時即826年寫《仙明州口號》；22歲（唐太和2年）時即828年長安赴舉落第歸澧。從此“垂頭在沅湘，十年寓龜魚”，在水竹居讀書賣文為生。所以寫《書院二小松》的時間，至遲應在唐太和2年至開成元年（828—836）左右。據此把上述的“唐代咸通間（860—863）或以前興建的澧縣文山書院”中的“以前”，判定在“唐太和2年至開成元年（828—836）左右”，應該是準確無誤的。

實際上，李群玉遷居仙眠洲的第3年（827），殿中駙馬都尉杜悰任澧州刺史。同年，大詩人杜牧來澧探訪駙馬堂兄，與李群玉一見如故。此時正擔任杜府塾師的澧州布衣詩人李宣古，也深得杜悰和岐陽公主器重，二李便陪同杜牧，沅澧採風，洞庭暢遊，詩酒唱和。正是這種交往，致杜牧力勸並促成了李群玉次年的長安赴舉。卻不想因“巴歌掩白雪，鮑肆埋蘭芳”而蒙辱。2年後，杜悰澧州任滿奉調，李宣古的“杜府塾師”隨即去職，從此以收徒教授為生。據此可推論：蒙辱的李群玉與去職的李宣古（堂）兄弟二人，利用水竹居這塊風水寶地和他們的文名聲譽，正式開辦文山書院，一方面收徒講學、一方面賦詩著文，應當是順理成章的事。那麼，文山書院的誕生，不僅可以判定在杜悰澧州離任的太和4年（830）左右，而且可以為“李群玉蒙辱讀書賣文”和李宣古“去職收徒教授”的謀生手段找到可信的依據。由此也可結論：公元830年左右，澧州誕生了由唐代詩壇知名的“澧州四布衣”中的李群玉、李宣古二人創建，並得到後來官至宰相的杜悰支持的“文山書院”。此時距中國書院之名的出現僅僅一百年左右；據《中國書院史》中“從事教育活動，又具有學校性質的書院至少在唐德宗貞元（785—805）至唐憲宗元和（806—820）年間就有了”的論斷，僅僅相距25—10年時間。

從文山書院的誕生過程、職責等情況看，它一開始就是一所州級書院，是整個澧浦地區第一所最高學府無疑。

至於文山書院在仙眠洲的具體位置及延續的時間，下面的幾則史料，可提供更清晰的線索：

《直隸澧州志》說：“文山書院，在城南仙眠洲上，李群玉讀書處，今廢。”又云：“水竹居，在城南仙眠洲上，李群玉讀書處。後人因建文山書院。”這就是說，文山書院是由李群玉最初棲居的“水竹居”擴建的，址在城南仙眠洲。但時至今日，仙眠洲早成高樓林立的城區，不僅“文山”蹤跡難尋，就連史料中描述過的曾千年繁茂的十萬竿翠竹，也已不見蹤影。鄧洪波編著的《中國書院楹聯》初、再版中，錄載有清末民初澧州文人周春華為文山書院撰寫的一幅楹聯，云：“漠地擁高台，過仙洲第二灘，平分片席吟風月；晚唐多秀才，讀石室五千卷，別有新詩上相台。”此聯雖寫出了文山書院在仙眠洲的具體方位、特色，可惜編著者不清楚文山書院是那州那縣的，因此把它列為“院址不詳的書院”欄下。2004年10月，澧縣政協副主席張振漢先生為《澧州文化之旅》系列叢書撰《詠澧對聯擷英》時，鄭重地寫下了這樣一段考證評語：“清末民初的澧州人周鳳楞，字春華，任過澧州學款經理處經理員、澧縣中學堂教員，其對聯佳作傳世較多……題為文山書院的對聯，其書院所在的仙眠洲是一片沙洲，稱漠地當是確切的，第二灘應指蜚雲塔一帶，塔後有三賢祠，（祀屈原、車胤、范仲淹），祠后還有三閭大夫廟（見張之覺民國28年編《澧縣誌》），后二祠均毀於洪水，蜚雲塔也因澧水大堤內移而成為外洲之塔。”作為澧州人，我們真希望《中國書院楹聯》三版時，能把文山書院遺址標明為“澧州城南仙眠洲蜚雲塔北側”。

據傳：“兩宋”之交時，以理學名文《心箴》受朱熹擊節稱賞的澧州“香溪先生”范浚（1102-1150，字茂明，南宋初學者。紹興中舉賢良方正），曾教授文山書院。清代的澧陽書院內，特建一藏書樓，命名“心箴樓”以示紀念。

文山書院大約經歷了近400年，屢有興廢。到南宋寶慶2年（1226），為“溪東書院”所替代，但其遺址，實為歷代文人墨客憑弔吟詠的勝地。《中國書院楹聯賞析》收有湖南大庸（今張家界市）文人陳逢元（約1869—約1920，字桐階）撰的文山書院聯：“與段柯古往來贈答以詩，想雜俎成篇，倩校書郎正字；同屈靈均抑鬱悲傷而死，令幾人搔首，疑造物者忌才”。似乎是對元、明、清以來，文人們面對文山書院遺址無盡感嘆的最好寫照！1610年正月，“公安三袁”中的小弟袁中道遊覽澧州，寫了一篇《澧遊記》，其中有這樣一段話：“仙眠洲上有亭，即詩人李群玉水竹居……予（中道自指——筆者）曰：‘昔李群玉以詩名鳴於唐，至今千餘年矣（袁文如此——筆者），而更無有追步之者。吾直以目所未見求之，即詩人亦荒唐矣。’相與大笑，浮白數十而歸。”袁小修的這種豪飲（“浮白數十”）澆愁和追思“大笑”，應當就是面對文山書院僅存的一亭，從心底湧出的“疑造物者忌才”的另類慨嘆！擔任過明末御史、副都御史、中州督學的澧州人胡澥（1579——1655，字練海），1640年歸隱故里后，用李群玉《仙眠洲口號》原韻，寫過10首《文山書院和韻》詩，從其中的“披雲新敞翠微居，坐對江風邀月初”等詩句看，明末清初時的文山書院遺址還是可觀的，或許當時有過新的修葺？只是到了清乾隆年間的長沙府教授馬宗良（字最眉，1748年進士，澧州人）寫《訪李文山故居》詩時，卻成了“一代詩壇能有幾，數檁遺宅竟難留。芳名剩與蘭爭艷，歲歲飄香入勝游”的境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