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卡錫時代

1945年3月，美國眾議院以207票贊成、186票反對，將其臭名昭著的“非美委員會”改為常設機構。與此同時，由於美國國內通貨膨脹指數急劇上升，在短短的一年中發生了3.47萬次罷工，共有450多萬工人走上街頭。眾院非美委員會藉機指責工會“已被共產黨滲透”，極力煽動公眾反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迫害進步人士。

1945年3月11日，美國聯邦調查局借口當年1月26日出版的《美亞》雜誌上有一篇文章與他們掌握的一份秘密材料在內容上相似，夥同戰略情報局的特工人員一起闖進了《美亞》雜誌編輯部，並聲稱“從辦公室搜出1700多份機密級和其他密級的政府文件”。6月6日，聯邦調查局再次查抄《美亞》雜誌編輯部，聲稱“搜查出1069頁政府文件，其中有504頁是保密性質的”。同日，美國司法部以“偷竊政府絕密文件”的罪名逮捕了曾在美軍駐延安觀察組長期工作的國務院官員謝偉思等6人。

事後查明，《美亞》雜誌所使用的文件是謝偉思私人保存的發自延安的報告的副本，並非什麼“絕密文件”。這些報告中的觀點，大部分是謝偉思等人在延安的近一年時間裡，通過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交談和美軍駐延安觀察組成員的實地調查得出的真知灼見。如在1945年2月中旬，謝偉思在為即將回國的中國戰區美軍司令魏德邁將軍所寫的備忘錄中，建議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奉行類似盟國對南斯拉夫的鐵托游擊隊所奉行的政策———即像英國首相丘吉爾一樣，根據一切黨派在對德作戰中的表現，而不是以它們的意識形態來判斷提供援助與否；希望美國政府在制定其中國政策時從自身角度考慮，不要支持蔣介石政府打內戰等。謝偉思被捕后，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將這一事件看作是“中美關係的分水嶺”。

儘管聯邦大陪審團在8月份宣布因證據不能成立，謝偉思無罪開釋，但在《美亞》案的影響下，杜魯門政府還是從1947年12月17日起開始對聯邦政府、武裝部隊和國防訂貨承包商實行所謂“忠誠調查”。其調查對象的範圍甚至擴大到了荒謬可笑的地步。在帕薩迪納，有個3歲的小姑娘為商店當廣告模特，她的母親接到通知書，小姑娘必須簽署忠誠宣誓書後才能領取報酬。據統計，在“忠誠調查”期間，總共有2000多萬美國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審查。在“忠誠調查”的影響下，美國的社會輿論也隨之右轉，教授社會科學的教師如果不在課堂上大罵蘇聯和共產主義就會被解僱，辛辛那提紅色棒球隊被迫更改了名稱，甚至參加角逐美國小姐的候選人都必須陳述她們對卡爾·馬克思的看法。恰在此時，威斯康星州參議員麥卡錫的一篇演說，將這一運動推向頂點。

1908年11月14日，約瑟夫·麥卡錫生於威斯康星州北部一個愛爾蘭裔小農場主家庭。1939年，麥卡錫虛報年齡參加威斯康星州第七區巡迴法庭法官的競選，成為該區歷史上“最年輕的法官”。從此，麥卡錫開始了充滿欺騙與謊言的政治生涯。有人這樣評價麥卡錫：“無比的大膽和某些方面的巧妙撒謊，使他的手法與一般的顛倒黑白有天壤之別。”

1946年，從軍隊中退役的麥卡錫參加參議員的競選。從未上過戰場的麥卡錫向公眾宣稱自己曾經數次“光榮負傷”，從腿上取出“10磅彈片”，憑藉如簧之舌，於這年的11月當選威斯康星州參議員。在參議院任職的前四年中，由於行為不檢點和進行大豆期貨投機交易、賭博和酗酒，他的聲望一落千丈。人們常說，“在麥卡錫參議員的公文包里經常裝著一瓶威士忌酒”，他的“一大堆不同性質的事實和經不起驗證的數字，把參議院和整個美國搞糊塗了”。尤其是1949年秋天，麥卡錫居然為屠殺美國士兵的納粹黨徒辯護，引起輿論嘩然。因此，在這一年的民意測驗中，麥卡錫被評為當年“最糟糕的參議員”。此時，他太需要有一根救命稻草來幫他保住在國會的位子了。

1950年2月9日是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的誕辰年紀念日，麥卡錫決定在這一天“把炮彈打向國務院”。在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安排下，他從華盛頓飛往西弗吉尼亞州的惠林市，在俄亥俄縣的共和黨婦女俱樂部發表了題為“國務院里的共產黨”的演講，聲稱在他手中，有“一份205人的名單”，“這些人全都是共產黨和間諜網的成員”。“國務卿知道名單上這些人都是共產黨員，但這些人至今仍在草擬和制定國務院的政策。”麥卡錫的演說有如晴天霹靂，令美國上下一片嘩然。此前如履薄冰的麥卡錫則一夜之間成為聲震全國的政治明星。

惠林演說之後，麥卡錫又相繼飛往猶他州的鹽湖城和內華達州的雷諾市，重複他在惠林的演講。略有不同的是，此時的麥卡錫手中還揮舞著一張小紙片，這就是所謂的“間諜名單”。但是，按照他這時的說法，名單上的人數為57人。

2月11日，得意忘形的麥卡錫特地打電話給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艾奇遜，要求他們對他的演講公開表態。收到電報后的杜魯門惱羞成怒，憤而提筆回通道：“我確信，威斯康星州人民極其遺憾，他們的代表竟是像你這樣一個沒有責任感的人。”但是，在寫完信后，杜魯門並未將其發出，而是將其列入“歸檔”，他另外責成國務卿幫辦普里福依打電話給麥卡錫，希望他“把名單公布出來”。

喜形於色的麥卡錫沒有理睬杜魯門的詢問，又在參議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所謂“揭露和清查美國政府中的共產黨活動的浪潮”。朝鮮戰爭爆發后，麥卡錫更是借口杜魯門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蘇聯”、“出賣了蔣介石集團”、“幫了共產主義的忙”，將民主黨執政的20年稱為“叛國20年”，並將鋒芒直指杜魯門政府。

1951年6月14日，麥卡錫借口杜魯門撤換朝鮮戰爭中的美方總司令麥克阿瑟，在國務院發表了平生最長的一次演說，直接指責杜魯門政府對外政策重要制定者，曾經擔任駐華特使、國務卿和國防部長，被杜魯門稱作“現今最偉大的人物”的喬治·馬歇爾將軍。在這篇6萬多字的演說中，他將“叛徒”甚至“謀殺者”的罪名安在馬歇爾頭上，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極力反對在巴爾幹開闢第二戰場，使得蘇聯先於西方盟國到達東歐；在雅爾塔會議上蒙蔽羅斯福，使蘇聯在領土等方面獲利；在擔任杜魯門總統派駐中國的特使調停國共兩黨衝突期間暗中支持共產黨，“出賣國民黨”；在國務院任職期間制定了對蔣介石集團不利的政策，“幫助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等。後來，麥卡錫還讓他的助手編印了《美國從勝利後退：喬治·馬歇爾的故事》一書出版，並廣為散發。同時受到麥卡錫無端指責的還有在戰時和戰後參與美國對華事務的歐文·拉鐵摩爾、費正清、謝偉思、柯樂布以及時任國務卿的艾奇遜等人。1951年冬天，在麥卡錫的無端指責和謾罵中，馬歇爾不得不主動辭職，回弗吉尼亞州里斯堡農場養老。

從1953年起，麥卡錫將魔掌逐漸伸向外交領域。是年4月，麥卡錫在兩名年輕助手的協助下，開始對美國設在海外的大使館藏書目錄進行清查。在這次清查中，美國共產黨領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勞德、史沫特萊等75位作家的書籍全被列為禁書，甚至連著名歷史學家小阿瑟·史萊辛格和幽默作家馬克·吐溫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險書籍”之列。據估計，被剔除的書籍總數有近200萬冊。在此影響下，美國國內一些城市和學校的圖書館也紛紛查禁甚至焚毀“任何可疑的書籍和雜誌”。被貼上“可疑”標籤的書籍包括關於雕塑、精神病、酒類、托幼和建築的專著以及偵探小說，甚至還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連一本介紹蘇聯芭蕾舞的書也因為提到了“蘇聯”而被麥卡錫主義分子付之一炬。

在“麥卡錫主義”最猖獗的時期，美國國務院、國防部、重要的國防工廠、美國之音、美國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門都未能逃脫麥卡錫非美活動調查小組委員會的清查。同時，美國的左翼力量也受到空前的打擊。僅1953年一年，麥卡錫的委員會就舉行了大小600多次“調查”活動，還舉行了17次電視實況轉播的公開聽證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麥卡錫的活動越來越激起公眾的反對。在歐洲，人們更是將麥卡錫直接比作希特勒。國務卿杜勒斯更是向總統艾森豪威爾表達了這樣的憂慮：“許多歐洲領導人似乎認為我們（美國）正在麥卡錫的領導下走向美國式的法西斯主義。”英國工黨領袖艾德禮甚至發出了這樣的疑問：在美國外交政策方面，究竟是艾森豪威爾的權力大，還是麥卡錫的權力大，在美國國內，有人發出這樣的感慨：共和黨已經是“一半屬於麥卡錫，一半屬於艾森豪威爾”了。

1953年7月，麥卡錫的助手馬修斯在《美國信使》撰文，指責美國耶穌教會牧師中“受到了共產黨的嚴重滲透”。教會立即將電話打到白宮，抗議馬修斯的誹謗。艾森豪威爾立即回信，並通過電台向全國廣播，譴責馬修斯“不負責任的攻擊”，並迫使麥卡錫解除馬修斯的職務。這一行動被視為麥卡錫在1953年的“惟一引人注目的挫折”，同時，這也是艾森豪威爾準備向麥卡錫“攤牌”的標誌。

在1954年的“陸軍—麥卡錫聽證會”上，麥卡錫遭遇了他的“滑鐵盧”。當陸軍部公布了麥卡錫的種種越權和違法行為，揭開了麥卡錫調查活動的黑幕時，麥卡錫則施展東拉西扯和嘩眾取寵的慣用伎倆，併當著全國電視觀眾的面，濫用參議院的議事程序，刻意干擾聽證調查。當麥卡錫竭盡胡攪蠻纏之能事，肆意攻擊在場的陸軍部律師約瑟夫·韋爾奇的一名年輕助手時，一向和藹的韋爾奇忍無可忍，一怒之下拍案而起，質問麥卡錫道：“參議員先生，你還有沒有良知，難道你到最後連一點起碼的良知也沒有保留下來嗎”

1954年12月1日，在全國上下的一片聲討聲中，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決議，對麥卡錫進行譴責。1957年5月2日，麥卡錫飲酒過量引發肝炎和神經炎，一命嗚呼。

在“麥卡錫主義”最為猖獗的時期，中美關係正處於冷戰寒冰的封凍之下。在“麥卡錫主義”的影響下，“反共”成了美國的惟一選擇。麥卡錫在中國問題上的發難，導致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和約翰遜幾屆美國政府一直採取非常僵硬的東亞政策，誰也不敢主動提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接觸。

在美國國內，成千上萬的華裔和亞裔被懷疑為“間諜”。他們不僅被非法傳訊，不準寄錢給中國的親人，甚至被禁止公開談論自己的家鄉，還有不少人因被指責“同情共產黨”而受監禁、被驅逐甚至遭暗殺。在美國工作的著名空氣動力學家錢學森也因被指責在戰時參加了美國共產黨的活動，受到了聯邦調查局的傳訊。此後，錢學森多次發現他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電話被竊聽，他的“國家安全許可證”也被吊銷。這表明，他已經不能繼續從事噴氣推進研究，甚至不能留在實驗室里工作了。直到1955年離開美國前，錢學森一直受到美國移民局的限制和聯邦調查局的監視。由於受到美國政府的限制，錢學森回國時不僅沒有帶回任何研究資料，甚至連一些私人生活物品都未帶回。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也因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不得不偕同夫人離開祖國，遠走瑞士。1972年2月19日，斯諾客死日內瓦。斯諾去世后，家人在清理他的信件時發現他留下遺言：要把他的一部分骨灰留在中國，因為他熱愛中國；把骨灰的另一半送回美國，安葬在故鄉的哈得孫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