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和自然之鏡

《哲學和自然之鏡》共三編八大章。第一編“我們的鏡式本質”主要是討論心的哲學，對笛卡兒發明的作為分離實體的“心”的概念的批判。第二編“映現”是該書的主體部分，主要是對笛卡兒和洛克以來“認識論”概念的批判。第三編“哲學”主要探討認識論瓦解之後哲學發展的新趨向。該書通過對分析哲學傳統和柏拉圖主義傳統的批判及對杜威、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德里達等人的理論借鑒，倡導新實用主義理論和后哲學文化。哲學不再是高於或獨立於其他學科的理論體系，而是與歷史學、文學、語言學、考古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相結合構成新話語，開拓適應社會生活需要的新的知識和行為領域。

如果說第二次大戰之後的二十年間，在美國哲學舞台上以邏輯經驗主義為主的分析哲學佔據著絕對支配地位的話，那麼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哲學活動的構成卻開始發生了越來越明顯的變化。一方面，分析哲學運動內部反正統力量已逐漸崛起；另一方面，歐洲大陸各哲學流派在美國得到了迅速擴展。七十年代以來，美國哲學思想的分化更趨複雜，隨著大量西歐哲學名著的陸續譯介和各種哲學會議上的有關討論，當代西歐哲學在美國校園和學術界的影響與日俱增。然而在大多數美國重點大學（如哈佛、普林斯頓、耶魯、哥倫比亞等大學）哲學系中，分析哲學仍居絕對領先地位，因此談到今日美國哲學時主要還是指分析哲學，這是從哲學專業角度來說的。然而一旦擴大到整個美國文化思想界來看，情況就比較複雜了，因為許多具有明顯西歐哲學傾向的哲學研究如今正在大學文學院內哲學系以外的其他人文科系中擴大其影響，就是在上舉一些重點大學中也不例外。這樣人們就可以理解另一說法，即今日美國哲學舞台是由英美分析哲學傳統和西歐大陸哲學傳統共同組成的。對“哲學”的這種狹義理解和廣義理解的不同，就涉及今日西方學者心目中“哲學”一詞的適切含義問題了。這樣一個問題由於關係到哲學活動的“邊界”，必然成為一個文化整體內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哲學和自然之鏡》一書就是對這個至關重要的文化和哲學的問題所做的深刻反省。

在羅蒂看來塞拉斯對有關“所與”（The Given）神話的嚴厲批評，似乎使大多數近代哲學背後的假定成為可疑了。再往後，他開始認真考慮奎因對語言——事實的區別所持的懷疑態度，並試圖把奎因的觀點與塞拉斯的觀點結合起來。從此以後他一直企圖將近代哲學問題背後更多的假定抽離出來，希望能使塞拉斯和奎因對傳統經驗論的批評普遍和擴大化。他相信，返回這些假定並闡明它們都是僅供選擇的東西，這種做法或許是具有“治療性”的，其意義正如卡爾納最初接觸那些標準教科書問題的做法具有“治療性”一樣。《哲學和自然之鏡》就是這企圖的結果。

我們的鏡式本質

羅蒂在《哲學和自然之鏡》的導言中稱：“本書的目的在於摧毀讀者對於‘心’的信任，即摧毀把心當作某種人們應對其具有哲學觀的東西這種信念，摧毀讀者對於‘知識’的信任，即摧毀把知識當作是某種應對其具有一種‘理論’和具有‘基礎’的東西這種信念，摧毀讀者對康德以來人們所設想的‘哲學’的信任。”這段話確實是《哲學和自然之鏡》一書主要內容的精闢概括。

在第一編中羅蒂認為，近代哲學非常關注的“心身問題”，實際上是三組性質和來源各不相同的問題混淆的產物。1、關於意識的意向性狀態與神經狀態之間的關係的“意識問題”。2、為什麼人類不僅能夠認識單個事實，還能認識普遍真理、數、本質和永恆，而動物則缺乏這種能力的“理性問題”。3、人除了肉體生命之外，還具有什麼獨特價值的“人的特性問題”。羅蒂認為，這三組問題之間毫無關係。因為“人的特性問題”實際上是人類對自身的評價和規定。人是自我創造的產物，並沒有固定不變的、永恆的本質。而“理性問題”涉及的是知識和語言問題，涉及的是共相問題。因此，“意識問題”並不像它在近代哲學中表現得那樣重要。意識問題只不過是由於神經生理學不夠發達，個人對於自身神經狀態的認識與報道具有一種很難懷疑與反駁的優勢地位所產生的問題。只是由於假定了心靈作為自然之鏡的隱喻，假定了知識是非物質的表象，現象性質的呈現，才會產生意識與神經狀態必然存在本質區別的頑固直覺。羅蒂認為，作為“內在空間”的心的概念，是笛卡兒的發明。笛卡兒用意識的心代替了理性的心，使得“意識”與“外部世界”之間的區別成為兩個本體論領域的根本區別。因而，近代的懷疑論與主張保持懸疑的古希臘的懷疑論不同，是對錶象與外界事物是否相符的疑慮，它是近代哲學思考的基本組成部分。人們一旦拋棄了自然之鏡的隱喻，就擺脫了目前在心的哲學領域中所流行的行為主義，對他人是否有心的懷疑論的心身同一論，就可以堅持一種不含心身同一性的唯物主義。

映現

在第二編中，按照羅蒂的觀點，認識論研究是一種通過對於心理過程的因果論述來批評或證明知識主張的嘗試。笛卡兒發明的“意識”的心的概念為認識論提供了前提。而洛克在對於人們心智作用的機械論描述與人們知識主張的基礎作用之間的混淆，使得認識論得以成為一門獨立學科，這是因為洛克把作為命題與人之間關係的知識當作是人與對象之間的關係，把觀念與判斷混淆了，把認識的原因——印象——當作認識本身。羅蒂認為，康德的認識論解決了洛克經驗主義的無法解央的概念綜合問題，但同樣是在笛卡兒框架中活動。康德引入了綜合與述謂的混淆，把主謂形式的命題理解為兩類根本不同的表象——概念和直觀——的彼此關聯。羅蒂認為，直觀與概念的二元對立是人為規定的，它們與笛卡兒和洛克所主張的內在空間的確定性無關，所以康德的“哥白尼轉折”是不能成立的。

羅蒂對塞拉斯和奎因所代表的認識論的行為主義推崇備至。塞拉斯主張一切意識都是語言事件，獨立於語言和文化的純粹“所子”，因此也不存在純“直觀”。奎因認為，在必然真理與偶然真理之間並無本質差別，只有在特定歷史和文化背景下確定性大小的差別，因此不存在純“概念”。按照認識論的行為主義，知識的證明是社會行為，必須參照社會的普遍信念，因此認識論的基礎主義是不能接受的。按照羅蒂的看法，無論是用心理學還是用語言哲學來拯救認識論都必然會失敗。用認識主體的輸入與輸出的關係，無法說明證據與理論之間的關係。認識論所假定的表象，不能用計算機軟體來比擬，它是介乎圖畫與命題之間模糊不定的人為拼湊物。為某一特定認識論立場服務的語言哲學是不純的語言哲學。“因果指稱論”也無法構造出獨立於任何理論的永恆、中立的語言框架來滿足認識論的要求。

哲學

第三編中羅蒂認為，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只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現象，隨著認識論的瓦解，哲學不再能充當各個文化領城的審判者，康德所確立的哲學形象也隨之結束。哲學的中心從認識論向解釋學的轉移，也意味著從體系哲學向教化哲學的演變。前者以客觀性和真理為目標，而後者則以自我創造為宗旨；前者是建設性的，力圖制定永恆的規範，後者是治療性的，永遠是對症下藥。

《哲學與自然之鏡》是羅蒂“后哲學和后形而上學觀”的奠基性著作，它的出版在以分析哲學為主導的美國哲學界引起震動。羅蒂也因此獲得了專業哲學家很少獲得的麥克阿瑟圖書獎。

《哲學和自然之鏡》在西方哲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有一部分哲學家企圖沿著該書開創的路子動搖乃至取消分析哲學在當代英美哲學界的統治地位，發展出一套從解釋學那裡取得精神資源的新時代哲學。

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1931~2007），是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潮的主要理論家之一。羅蒂1931年10月4日出生於美國紐約一個有著自由主義傳統的家庭，從孩提時代起，便被父母逼著閱讀控訴社會不公的大部頭著作。羅蒂14歲進入芝加哥大學哲學系，17歲在父親的朋友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胡克的鼓勵下，立志成為一名哲學家。1949年和1952年羅蒂先後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哲學學士和碩士學位，1956年獲耶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在最初的學術生涯中，羅蒂先後任教於衛斯理學院、普林斯頓大學研究當時主流的分析哲學。在從事了20多年分析哲學的研究之後，羅蒂開始與分析哲學分道揚鑣，這使他在分析哲學重鎮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變得十分孤立。1982年，他不得不離開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弗吉尼亞大學人文科學講座教授，90年代末任斯坦福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直至退休。2007年6月8日，羅蒂因胰腺癌及併發症，在加州帕羅奧多家中去世，享年7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