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紮

紙指紙冥器。舊時迷信，以為人死後進入冥國，隨葬器物供死者在間使用，於是有冥(明)器。冥器起初是生活日用品，自宋代起，紙冥器逐漸流行。人們用竹篾、蘆葦、高粱秸紮成各種傢具器皿人物，糊以色紙，飾以剪紙，為死者焚燒。顏色有單色的、襯色的、結合塗繪的，的廣東佛山的“銅襯料”、“銅寫料”等，頗為富麗。

紙紮，起源於古代民間宗教祀祭活動，以後逐漸成為慶祝節日的一種裝飾藝術。明清時遍及城鄉，每逢節日或喜慶之際，民間藝人則充分施展其技藝，扎製成高意詼諧的“老鼠攀葡萄燈”，喜得貴子的“麒麟燈”，望子健康的“鴨（壓）子燈”，祝賀新婚的“鴛鴦燈”，祈求豐收的“金魚燈”，以及名種花草、鳥獸等。這些色澤艷麗、造型拙樸、寓意明快的各類紙紮品，均取竹、木、線、紙為主要材料。以竹、木為骨架，以線團縛部位，糊彩紙以裝飾。為喜慶歡快的活動頻添幾份色彩，同時也為哀喪、祀祭場面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

中國的紙紮藝術最初起源於喪俗，它是將扎制、貼糊、剪紙、泥塑、彩繪等技藝融為一體的民間藝術。紙紮在民間又稱糊紙、扎紙、扎紙馬、扎罩子等，它是為滿足民眾祭祀信仰心理及精神需要的一種形式。

紙紮的種類不外乎以下四類：一是神像，如入葬時焚於陵墓前的大件扎製品；二是人像，包括童男童女、戲曲人物、侍者等；三是建築，如靈房、門樓、牌坊、車轎等；四是明器、包括飲食器皿、供品和吉祥用品以及瑞獸類。諸種紙紮作品取材巧妙，工藝精湛。

為何常州人習慣稱迎春橋為“行（音航）春橋”呢？相傳古時每逢立春節日，地主官員全副頂戴儀仗列隊，扛抬祭品及事前用五色紙由盲人扎糊成的春牛（紙分紅、黃、青、白、黑，由盲人隨意將色紙拼糊后，看牛身上的紙色，預測當年的年成豐欠，如紅多主火災，黃多兆豐年，青主風、白主水、黑為疫云云）和旁立紙紮的手持鞭子的芒（按《東京夢華錄》：“立春前一日，開封進春牛禁中鞭春”。盧肇：《謫連州書春牛榜子詩》：“不得職因飢欲死，兒儂何用打春牛。”春牛的風俗由來已久，不過我處用紙紮春牛。）一起列入隊伍、鳴鑼開道，經過此橋到孔廟祭天，舉行迎春儀式。清代在進入縣衙大堂時，在鼓樂聲中，將隊伍所抬亭子中的畫軸打開，並迅速收卷，在古時象徵春已來臨之意。由於迎春隊伍通過街巷，萬民爭觀，很象民間迎神行（音航）會，而又必須經過此橋，所以本地人都把迎春橋稱為“行春橋”。

迄今發現最早的紙紮實物，是1973年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阿斯塔那唐代古墓群中發掘的紙棺。棺體骨架用細木杆紮成，從前至后，有五道弧頂支撐作支架，再糊上廢紙，外表為深紅色。此棺長2.3米，前高0.87米，寬0.68米，后高0.5米，寬0.46米。紙棺糊制的廢紙，大多是唐天寶十二年至十四年（公元753年～755年）的庭西、西州一些驛館的馬料收支帳單紙。根據考古現場遺跡分析，安葬死者時，先將死者放在一片糊有廢紙的葦席上，然後再罩扎製紙棺。根據墓主人隨葬品買地券上的記載，年代為唐大曆四年（公元769年），這具特殊的紙紮棺材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歷史。

歷史上，不同時期的紙紮稱謂及主要用途不盡相同。北宋稱為“裝鑾作”“打紙作”“冥器作”“紙鋪”等。根據明人著《如夢錄》所述，專門從事紙紮製作的人稱為“扎彩匠”，其經營場所為“紙紮鋪”“紙馬鋪”“紙馬香鋪”等。紙紮鋪也賣“寸鴰扇子”，有扎彩匠扎“顯道神”，其頭約有五尺高、六尺圍圓，這種紙紮是王府出殯時都要使用的。

供奉紙紮與民間的祭祀活動密切相關，其形成是原始社會以來墓葬殉葬俑的發展和演變的結果，用喪俗藝術形式來悼念死者，對世人來說能起到安慰和調節傷感的作用。最初的殉葬品，可能是用活人活物來充當的。奴隸社會，貴族死後盛行以活人殉葬。到春秋戰國時期，人們意識到這種行為過於殘酷而逐漸被廢除。從歷史文獻記載來看，最早的俑，可能是用茅草紮成的草人，孔子稱之為“束草為人形”的“芻靈”。後來又發展為用木偶人陪葬，大體上可以看出有些像人形，古代統稱為“明器”。

作為明器的俑有各種形態，據《古明器圖錄》記載，“介士”為主人守衛，“奄豎”可以為主人“隨侍”，“侏儒”可以為主人“作劇”。秦漢以後，由於制陶業的發展及普及，陶制俑又逐漸代替了牛、羊殉葬品及木俑。從陪葬俑的逐漸變化過程可以看出，手工業的不斷進步，推動人類文化不斷發展，並使一些陋習被廢除，喪俗藝術也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不斷變革，因而便出現了像秦始皇兵馬俑那樣壯觀的隨葬規模。

漢代實行“舉孝廉”，在政治、倫理、道德諸方面，都以孝為標準。為倡導孝道，提倡厚葬，俑及其他明器的製作規模之大、樣式之豐富，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唐宋之際，隨葬明器及俑仍有一定規模，喪俗文化又融入外來文化的因素，加上中國道教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響，靈魂升天的“生命二元論”信仰更加普遍，與之相關的喪葬及祭祀用品也出現了新的形式。造紙術發明並成熟以後，紙被運用到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到北宋時期，燒紙俑、紙馬開始盛行，紙紮成為宋代以來喪葬習俗藝術的主要類型之一，遍及中國各民族。紙材料的誕生和普及是紙紮藝術發展的首要條件。隨著宋代手工業和商業的繁榮發展，喪俗紙紮形成一個專門行業，京城有專門經營紙紮的“紙馬店”。

宋人吳自牧在《夢粱錄》中曾提到杭州繁華市場的“舒家紙紮鋪”“獅子巷口徐家紙紮鋪”。明清之際，紙紮成為喪俗和鬼節的主要用品。從一些地方志記載來看，明清紙紮工藝之精湛遠遠超過宋元，應用也更廣泛，成為當時各個階層喪俗和祭祀活動的主要用品。值得注意的是，自宋代以來，喪事必需供佛，或請僧道為死者祈禱祝福，到元明清直至近現代一直延續這種風俗習慣。喪祭過程中要用紙錢、紙人、紙馬、紙房子、紙供具。

考古發掘及有關史料表明，唐宋之前，絕大部分俑和明器是用不易腐爛的硬質材料製成，如石器、玉器、漆器、青銅、陶器、瓷器等等，宋代之後，隨著佛、道文化對民眾的影響，焚香、燒紙、焚燒紙人紙馬便隨靈魂升天的“生命二元論”意識而逐漸興起。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喪俗藝術形式也在演變，對鬼魂的崇拜更傾向世俗化、功利化，更注重人情。人們或因表達對死者的哀思，或利用悼念形式減輕對死亡的退避、恐怖之情，或者出於相信死者的靈魂存在而彼此轉生，死者家屬都要盡其義務，按當地風俗習慣，進行各種喪葬活動。

在長期對自然和為生活的抗爭中，人類創造了一種能安慰悲傷、調解消極感情的方式，即用祭祀來供奉先人，用喪俗形式來悼念死者。近代民間，“喜喪”的形式較流行，這是人們對喪事處理的又一新的樣式，它不象以往的只是單純信仰鬼魂，而更多注重人生觀念和情感表達。百姓對鬼魂有了多種解釋，有時認為鬼魂可有可無，有時又使之同現實生活結合起來。在日常生活中，把奇怪的不可思議的事說成是“出鬼”，又把某些疾病說成被死者鬼魂所纏而致。這種迷信觀念是原始鬼魂觀念的發展和衍變，人們的鬼魂意識也失去了它原本的含義。

《舊唐·音樂志》記載當時製作一種偶人，稱為“窟磊子”，也叫做“魁磊子”，用以“嬉劇歌舞”，是一種“喪家之樂”。宋至明清喪事期間，搭台演戲，樂隊鳴奏。棺罩上扎制戲出，主題為人或動物，其目的是取悅於鬼魂，以庇佑死者家族。在喪葬用品中，從俑、冥器到紙人紙馬的衍變，表明了民俗藝術的沿續和發展，是生存在民間社會的“活化石”。

紙紮，又稱糊紙、扎紙、彩糊等，融剪紙、繪畫、草編、竹扎和裱糊於一體，是一門獨特的中國民間藝術。廣義的紙紮包括彩門、欞棚、戲台、店鋪門面裝璜、匾額及扎作人物、紙馬、戲文、舞具、風箏、燈彩等項。狹義紙紮主要用於祭祀及喜喪習俗活動中所扎制的紙人、紙馬、搖錢樹、金山銀山、牌坊、門樓、宅院、家禽等焚燒的紙製品。這裡的“紙紮”指與祭祀活動及民間喜喪相關的紙紮。紙紮文化包括紙紮品的製作技藝和相關的祭祀、喜喪習俗活動等內容。

在長期對自然和生活的抗爭中，人類創造了一種能安慰悲傷、調解消極感情的方式，即用祭祀來供奉先人，用喪俗形式來悼念死者。供奉紙紮的形成，是原始社會以來祭祀、墓葬殉葬俑的演變和發展的結果。奴隸社會，奴隸主往往大批殺害活人，用於祭祀和殉葬。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堯虞舜時期，人們認為以活人為犧牲過於殘暴，便束草擬人，名曰“芻靈”，經巫師念咒作法，以示具備人性，然後焚化。因而凡祭天地、神祇、先祖等，殺人祭祀的野蠻迷信逐漸被“芻靈”替代，佐之以牲畜，沿例成習。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活人殉葬逐步被廢除，改為木俑殉葬；秦漢以後，制陶業的興旺和普及，陶俑又逐漸代替了木俑。喪俗藝術，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人類文明的發展而不斷變革。自漢代有紙之後，紙紮藝術應運而生。紙的特性軟、堅韌、有拉力、紙紮假以中堅枝骨、外塗色彩，造作便捷、造價低廉、造型美觀、造化神速，欲佛欲神、欲人慾獸、欲物慾宅，隨心所欲，實非他物所能比擬。於是，紙紮正式登上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宗教、習俗的歷史舞台，大顯身手，蓬勃發展，形成紙紮文化，其作品琳琅滿目，無所不為，上可登國家宗教之大雅之堂，下可融入民間習俗之活動。

宋代

隨著手工業和商業的繁榮發展，到宋代時，祭祀、喜喪俗紙紮已成為專門經營的行業，京城專門有紙紮紙馬店。北宋稱扎紙為“裝鑾作”、“打紙作”、“冥器作”、“紙鋪”等。據《東京夢華錄》記載，每年七月十五中元節的前幾天，市井街坊里開始賣冥器靴鞋、襆頭帽子、金犀緞帶、五綵衣服等，這些都是紮好架子糊上紙製成的。其中還記載：“以竹竿斫成三腳，高三五尺，上織燈窩之狀，謂之盂蘭盆，掛搭衣服冥錢在上焚之。”書中描述每年從九月下旬開始賣冥衣靴鞋、席帽衣緞，為的是在十月的朔日（每月之初一日叫朔日）祭祀之用。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喜喪俗藝術形式也在演變，對神明鬼魂的崇拜更傾向世俗化、功利化，更注重人情。到北宋時期，燒紙俑、紙馬開始盛行，紙紮成為宋代以來喜喪習俗藝術的主要類型之一，遍及我國各民族。

明清

明清之際，紙紮成為喜喪俗和鬼節的主要用品。明清紙紮工藝更勝於宋元，應用也更廣泛，成為當時各個階層喜喪俗和祭祀活動的主要用品。清代于敏中曾在《日下舊聞考》記載了京城辦喪事出殯的情形以及紙紮的情景。書中描述的大意是：當時辦喪事出殯的花費很大，參加出殯的人多達500人，有喪車、銘旌。銘旌高達5丈，上面纏繞著帛布，一次喪事要耗費100多匹帛，還有香亭幡蓋儀從等。另有用紙紮糊的供奉物品，僅是紙糊扎的房屋就有數十間；出殯的路上，還有專門在死者棺木旁歌舞的優童，一路上跳竿走馬，表演一些戲曲。《帝京景物略》也有記載，十月朔日，民間有這樣的習俗：紙紮作坊用五種顏色的剪紙做成男子的衣服，有幾尺長，稱為“寒衣”，幾乎家家要在夜晚祭奠，在家門前將寒衣焚燒掉，稱為“送寒衣”。明末“三一教”教主林龍江（兆恩）為超度死於倭寇之禍的大批無辜亡魂，設醮迎神，也更是以紙紮作為祭奠之物。各種文獻的記載說明，歷史上紙紮的樣式是多樣的，在民間喜喪或祭祀活動中的使用非常普遍。

近代民間，“喜喪”習俗的形式較流行，這是人們對喪事處理的又一新的樣式，它不象以往的只是單純信仰神祗鬼魂，而更多注重人生觀念和情感表達。“喜喪”風俗對喪亡的理智而達觀的態度顯然受到了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的影響。人們認為在殯屍期間，對於剛離開人世的親人應給予一種慰藉。一切哭喪、弔孝、祭祀、守靈、送紙錢、燒紙馬等都不外乎是為取悅於鬼魂而安慰親屬的具體做法。喪俗的所謂“頌鬼”，實際上是安慰人，所以喪葬扎俗發展為“喜俗”形式，使祭祀更體現為深厚的人情味。這充分表明了中國人強烈的感情色彩，帶有人類最樸素、最純真的感情色彩。

新中國成立后，因破除封建迷信一刀切的歷史原因，民間紙紮一度銷聲匿跡。直至1977年，因宗教政策的逐步寬鬆而得以恢復。此後，紙紮文化與時俱進，日新月異，宇宙飛船、別墅、電視、轎車等新時代的產物也進入紙紮藝術，紙紮藝術日臻完善，規模蔚為壯觀。紙紮文化的興起和發展是對民俗藝術的傳承和發揚。

莆田黃氏紙紮即是傳承了民間這一藝術，從清道光年間黃玉賢開始開設紙紮鋪傳承至今已愈六代，在莆田民間頗具影響。

張氏紙紮工藝至今已有數年，祭過程中要用紙錢、紙人、紙馬、紙房子、紙紮靈屋，紙供具，以禮待鬼神。祭祀喪俗主要目的在於厭勝、巫術、符咒、兆驗、占卜等。由於人們迷信靈魂，便出現了各種招魂、拘魂、禮魂、送魂的喪俗形式。從史前時期陪葬的石器、玉器、陶器，到後期的青銅、漆、木、瓷類的明器和俑，以至宋代之後出現的紙紮祭靈，表明喪俗活動也通過種種樣式表達人類的情感，是人類文明的標誌之一。

當人類對自身價值的認識還處於模糊階段時，對屍體的處理很簡單，其情境為，《易·繫辭傳》中記有：“古之葬者，原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這種埋葬方式近乎於對待野獸。隨著社會禮儀、倫理觀念及感情因素的加強，人們便把喪葬列入人生中重要的禮儀之一，這源於生者希望故去的親人在冥世也佔有更多財富，生活得更好的心理。隨著喪俗規模的不斷擴大，喪俗藝術也根據土葬、火葬、水葬、天葬等不同的葬俗形式而發展起來。

如常見的喪舞、哭喪、扎台唱戲、鳴放鞭炮，製作各種明器及武俑、樂俑、伎俑、侍從俑和紙糊馬車等，或將死者的生平和相關的民間故事、鬼魂傳說、宗教活動刻畫在墓室、棺槨、棺罩上，或建造陵墓、塑像、立碑等等，這些喪俗活動，都採用了豐富的藝術樣式。不管是工藝品還是幾十用品都經過歷史考驗。

一般的紙紮是供喪葬祭祀用的明器，從紙人紙馬、紙器紙物，直到紙紮的房子，最後焚燒，以示對死者的供奉。這種迷信，由來已久，但紙紮則形成了一種行業。山東曹縣紙紮，除以上明器外，最有特色的是戲文。人物頭部用泥模印，以彩紙作為衣飾，並加以彩繪。一般是兩三人組成一齣戲，如楊家將、水滸戲等。人物有動作，人物之間有呼應，已經與喪葬的內容無關了。

湘西紙紮又名鳳凰紙紮，鳳凰的紙紮工藝，有很高的藝術水平。一百多年以前，這一民間工藝就已經繁榮起來，清末至民國初期，縣城有10多家紙紮鋪子，散在大街、虹橋、東正街、十字街等處。紙紮工藝的主要材料是竹塊、篾條、木棍等，紮成各種人物、動物、花草、蟲魚、用具等形象，糊以皮紙，施加彩繪，形象逼真，維妙維肖。以前南門外的向啞子，標營的侯應龍能製作各種紙鳶、飛鷹、蝴蝶、蝦、蟹、蟆蛤、美人、戲曲人物物，工藝精湛。正街的滕老叫、十字街的劉棒吾、聶方俊等都是紙紮的高手。

多用於農村喪事。用高梁桿、柳枝、麥桿、穀草等捆紮造型，外用彩紙糊裱。主要扎有童男、童女、金山、銀山、搖錢樹、駿馬、彩車等。近幾年扎有電視、轎車、樓房、沙發、自行車、電冰箱、洗衣機等現代化生活用品，模擬性極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