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養甫

曾養甫（1898—1969），廣東平遠東石鎮雙石村人。

1917年秋考入天津國立北洋大學預料，兩年後升入本科礦冶系，1923年畢業。同年秋自費赴美國匹茲堡大學研究院學習，曾到礦場實習，到油漆廠任技師，還被選為匹茲堡中國留學生會會長、國際學生會會長。

1925年初回國參加國民革命，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後方總政治部主任。

1926年春在美國獲碩士學位。回國后，先任廣東石井中央兵工試驗廠籌務處主任、廠長，監造迫擊炮，后調任國民黨廣東省巡視員、青年委員、中央宣傳部巡視員、廣東國民運動委員會委員。在此期間結識陳果夫。

1927年後任南京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副委員長。

1927年7月，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廣東省黨部執行委員、廣東兵工局局長、國民革命軍軍官團政治部主任兼國民黨特別黨部籌備委員。

1929年3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任浙江省建設廳廳長。後任國民黨海外黨務委員會委員，僑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管理中英庚款委員會董事，國民政府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公路處處長，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副主任。

1931年12月繼續當選為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

1934年發起興建錢塘江大橋。

1935年任鐵道部次長兼新路建設委員會委員長。是年11月受陳立夫秘密委派部屬諶小岑尋找同共產黨接觸的渠道。12月當選為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中央國家經濟建設委員會委員。翌年夏以國民黨方面代表在南京相繼同中共代表周小舟、張子華進行初步會談。

1936年7月調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廣州特別市市長，並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執行委員，還一度兼任黃埔開埠督辦公署督辦。

1938年3月，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長。同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后，曾在廣寧縣組織抗日游擊總指揮部，任總指揮。不久，調任國民政府軍委會西南運輸處主任，主持粵湘贛各線軍需運輸，保障抗戰後方供給。

1939年8月，任軍委會滇緬國防公路督辦，親率工程技術人員，主持戰略要道滇緬公路的修建工程，並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修通，使抗戰大後方的軍需供給有了保障。

1940年後，任軍委工程委員會主任，同年冬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長，負責籌備抗戰後方交通建設，維持前方軍需民用的重任。

1945年後，任國民黨政府立法委員。

1949年去香港。

1969年8月28日在香港病逝。

曾養甫幼承庭訓，聰穎異常，始讀東石義方小學，1912年考入平遠縣立中學。1916年夏，入上海復旦中學補習，1917年秋考入國立北洋大學預科，兩年後升入本科礦冶學系，1923年夏季畢業。同年秋，自費赴美國匹茲堡大學研究院深造。功課之餘，在礦場實習，又在油漆廠任化工技師。同時，研究孫中山所著的《建國方略》、《實業計劃》，堅信科技知識與精神為物質建設的先決條件。養甫身軀魁偉，氣度非凡，活潑多才，能言善辯。在校時，任匹茲保大學中國學生會長，后又當選為國際學生會會長。

1926年春，曾養甫獲得碩士學位，回國抵上海。這時，正值國民政府統一廣東，準備北伐。於是，曾養甫被派到廣州，領導青年，訓練幹部，鞏固後方，繼而奉命籌辦廣州石井兵工廠，並任廠長。該廠專門製造迫擊炮，以充實軍兵器。在建廠時，工廠設備在上海採購，用商船運粵。為防止海關留難，養甫親自率領數艘兵艦，到虎門接運，使設備如期運到，工廠迅速投產。是年6月1日起，中國中央組織部，派曾養甫為中央組織部民眾組織處幹事，兼廣東省黨部青年科科長。7月，國民政府誓師北伐，養甫奉命兼北伐軍總政治部後方留守主任。

曾養甫於1927年出任廣東省政府建設廳長。1928年2月18日，國民政府設立“中華建設委員會”，由張靜江任委員長，曾養甫任副委員長。那時，張靜江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駐紮杭州，故由曾氏負建設委員會的實際責任。他根據建國方略，積極進行工作。先從整理國營事業入手，本著“管理科學化”、“經營商業化”兩個原則，建立會計制度，集中採購材料。3年間，辦了5項事業：

一、整理、擴充首都及戚墅堰兩間電廠；

二、創辦湘南煤礦，以充實長江下游的動力；

三、設置無線電台三十座，籌建上海真茹國際電台，開創中國通訊事業之先河；

四、決定編製黃河、淮河、太湖的水利計劃，並進行測勘；

五、籌備開闢東方與北方兩大商港。

1929年3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曾氏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嗣後，在1931年和1935年召開的第四、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均先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1932年，養甫奉派為浙江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同時兼任浙贛鐵路理事會理事長，建設錢塘江大橋委員會主任委員、改良蠶絲委員會主任委員。他就任后，把開闢道路列為建設首要。1933年夏秋期間，國民政府決定修築浙閩公路浙江段，限期半個月完成。這段公路山嶺重疊，施工困難。養甫親赴工地督建，風雨無間，不分晝夜，終於依期開通到楓嶺。對浙江蠶絲技術之改進，市場之擴大，亦卓有成效。

浙江省的主要河流錢塘江，江面廣闊，把該省分成兩半，交通阻隔，滬杭甬鐵路止於北岸，杭江鐵路則起自南岸，鐵路、公路不能貫通，交通運輸靠船渡。養甫任浙江省建設廳長之初，即欲跨江架橋，以利交通運輸。其時，浙贛鐵路局局長杜鎮遠寫信給正在天津北洋大學教書的橋樑專家茅以升，邀請他前往杭州，商談籌建錢塘江大橋的事。茅以升抵杭州后，首先登門見曾養甫，不料養甫正患感冒，無奈在床上會見茅以升。養甫一談起建橋，滔滔不絕，好象病也輕了。他說：“錢塘江上建一座橋，這是浙江人民多年來的願望，我一來杭州，就想促成此事。”茅以升盤算著說：“這是需要一大筆錢的。”養甫說：“籌款的事，我已多方接洽，很有希望，有了款，還要人會用，才能把橋造起來。”養甫看著茅以升又說：“關於主持造橋的人，我考慮很久，還是請你來擔任，經費我負責，工程你負責，一定要把橋造起來，你看如何？”茅以升看他這樣坦率，當即答應：“我們共同努力，一定要把橋造起來。”這樣的交談，兩人進行了多次。茅以升問道：“造橋的工程資料，有無準備？”曾養甫說：“有一些，當然是初步的，將來還需要你大大補充。”並要他馬上辭去北洋教席。停了一會，他又像聲明似地補充：“造橋工程完全由你負責，我決不干涉。”接著，即派茅以升為錢塘江建橋工程處處長。在建橋一事上，曾養甫說話是算數的，他把建橋的、工程技術權全交給茅以升。

籌建初期，曾養甫曾請美國橋樑專家華德爾作過一套工程設計，需建橋費用758萬銀元，而茅以升設計的只要510萬元。華德爾是鐵道部請來的顧問。因此，曾養甫和鐵道部交涉及向銀行籌款時，注意策略，說建橋方案是根據華德爾的設計“略加修改”。到後來籌款有著落時，曾養甫就宣布：“這錢塘江大橋，是我們中國人自行設計的。”接著，勘測了橋基的座落地點，定於杭州市上游六和塔下面。橋為雙層，下通火車，上駛汽車。1934年11月11日舉行了正式開工典禮。大橋動工不久，外面傳言很多，幾乎沒有幾個人相信大橋能夠建成，原來給予借款的銀行界人士更擔憂。此時（1935年）曾養甫已調任鐵道部政務次長兼新路建設委員會委員長，他把茅以升叫到南京，正顏厲色地說：“我一切相信你，如果橋造不成功，你得跳錢塘江，我也跟你後頭跳。”曾養甫的話，使茅以升百感交集。於是，他吃住在工地，日夜奔走，解決了一個個困難，終於在1937年9月26日全橋安裝就緒，下層鐵路橋正式通車，11月17日上層的公路橋又通汽車。人們為了感謝曾養甫，在大橋上鐫刻著“曾養甫”三個大字，至今猶存。

曾養甫任浙江省政府建設廳長時，動工修築浙贛鐵路，半年之內便築到了浙江金華市。1933年冬，又由金華延伸到江山縣。他在調任鐵道部次長后，多方督促，使浙贛鐵路建成通車，與粵漢鐵路銜接，成為長江以南的大動脈。抗日戰爭期間充分發揮其運輸物資和軍隊調動的效用。浙贛鐵路，東起杭州，西至湖南株洲，全長九百四十二公里，橫貫浙、贛、湘三省，它是中國長江以南東西方向的主要幹線，在抗戰時期貢獻巨大。從1937年底至1939年3月的15個月中，浙贛鐵路共開用列車1700餘列，運送部隊150萬人、傷兵6萬人，運輸軍需品、商貨各23萬噸。歷史永遠不會忘記曾為修建及管理此路做出過重要貢獻的實幹家曾養甫。

1935年，曾養甫奉令入川，督促川、黔當局趕築由重慶至貴陽的公路。是年，西南五省聯絡幹道工程開工，次年秋即告完成，使以貴陽為中心的公路網四通八達，東通湖南，西達雲南，南至粵桂，北接重慶。在抗戰期間，這條公路網，對軍隊的調遣、物資的運輸起著重要作用。

1936年5月，曾養甫被推選為中國工程師學會會長，該職一直任至1947年10月。

曾養甫在從事交通建設的同時，還代表國民黨與中國黨的代表呂振羽、張子華、周小舟進行了長達11個月（1935年11月至1936年9月）的會談，力促兩黨聯合抗日，並有書信與周恩來等領導聯繫，為第二次國共合作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礎。此事，在2004年播放的電視連續劇《延安頌》的第四集和第八集，從曾養甫和潘漢年的講話中都有所反映。

1936年秋，兩廣歸政中央，曾養甫調任廣州特別市市長，兼黃埔開埠督辦公署督辦。1937年，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復兼任軍事委員會西南進出口物資總運輸處主任。當時日軍侵華告急，曾養甫預料，抗戰軍興，海面被敵封鎖，西南大後方之燃料，將感缺乏。遂於1936年返粵之初，創辦了湘南煤礦局，積極開採湖南宜章楊梅山和資興縣煤礦。在抗日戰爭期間，粵漢、湘桂、黔桂各條鐵路及後方各省的工業用煤，均賴其供應。

在這段時間，曾養甫認為當務之急是自造汽車。長途運輸用柴油車輛較為經濟，於是與德國沃樂甫廠進行合作，創辦了“中國汽車製造公司”。至1937年，已能自造柴油引擎。其後，中國全部海岸線被日本封鎖，汽油不能輸入，國產桐油又無法出口，中國汽車製造公司以自制引擎設計改燃桐油，在各公路行駛，以利軍民物資之運輸。

1939年，日寇深入華南，妄圖斷我後方運輸命脈，中國當局為另闢國際通路，特派曾養甫任滇緬鐵路督辦公署督辦。

1940年夏，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設“運輸統制局”，委派曾養甫為監察處長，負責統一西南各省公路的軍隊、物資調遣，以應抗戰軍事急需。是年冬，日寇佔領華南，封鎖中國的全部海岸線，海防港被敵占。這時，國際通道僅賴滇緬鐵路，才能負擔繁重的運輸任務。

1941年9月，國民政府為協商築路事宜，組織“中國友好訪緬團”，任蔣夢麟為團長，曾養甫為副團長。經雙方會商后，便動工勘測、修築。中緬邊境屬蠻荒地帶，崇山峻岭，懸崖深谷，森林遍野，瘴氣瀰漫，施工人員爬山越嶺，鑿路架橋，工程艱巨。養甫不避瘴雨，親率員工勘測施工，致使其左肢不適，變成痼疾。鐵路施工未及半年，仰光淪陷，中國國際通道乃完全斷絕，築路工程亦告中輟。

1942年12月8日，養甫由滇回渝，已感左肢麻痹。旋奉命出任交通部長兼軍事委員會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這時，他積極整理郵政、電信，改善公路、鐵路、水道運輸，以配合軍事需要。

自日本偷襲珍珠港，進佔太平洋西部各地后，英、美與中國成為盟邦。中國國際通道完全斷絕後，美方決定用大型運輸機載運軍需物資，經印度空運接濟中國，並欲利用中國後方基地出擊日本。於是，由美國負擔經費，由曾養甫督辦的滇湎鐵道的工程人員負責趕築飛機場。在工程委員會的主持下，由雲南東至廣西、湖南、江西、廣東、福建，北至貴州、四川、湖北、陝西，計劃共築飛機場72處。其中以成都平原等5處機場，工程最為巨大，設計適合巨型轟炸機及運輸機起飛與降落之用。以上機場從1943年秋開工，僅用了半年時間便趕築完成。

1945年初，曾養甫左肢右腿日益僵硬，影響腦神經，經請准辭去交通部長職務后赴美治療。醫師命他絕食減肥，經四十餘日，軀體便消瘦如柴。日本投降后，國民政府還都南京，曾養甫回國，選為立法委員。

1949年冬，去香港治療腿疾。稍後，往日本醫院治療，施腦部手術兩次。

1962年，他定居台北。

1969年5月由台北扶病赴港，7月入九龍法國醫院治療，同年8月28日逝世，享年72歲。

曾養甫熱心於家鄉教育事業。1946年，他捐贈一百萬元國幣給平遠第一中學興建紀念台。1947年，他又給長田小學捐贈50萬元國幣，資助辦學。

曾養甫於1930年與軍長馮軼斐的胞妹馮曉雲女士結婚，其長子慶文，18歲留學美國，死於車禍。其次子慶武為美國伊利諾大學電機工程學博士；有女三人：長女慶嵩，次女慶衡，三女慶華，均在美國各大學畢業。

1898年

生於廣東平遠縣，名憲浩，字養甫。在父親曾玉如指導下，幼年受過良好學校教育。

1917年秋

考入國立北洋大學預科，兩年後升入本科礦冶系，1923年畢業。同年秋自費赴美國匹茲堡大學研究院學習，曾當選匹茲堡中國學生會會長，後來還成為國際學生會會長。

1926年春

獲碩士學位后回國，先後擔任廣東石井中央兵工試驗場籌務處主任、廠長及國民黨廣東巡視員、廣東國民運動委員會委員等職。

1927年7月

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廣東省黨部執行委員等職務。

1928年

出任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副委員長，負責整頓企業、開辦電廠，創設煤礦、設置電台。

1929年

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后連續當選為國民黨第四、第五次全國代表大余中央執行委員。

1932年

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同時兼任浙贛鐵路理事會理事長和建設錢塘江大橋及改良蠶絲兩委員會主任委員。

1935年

調任鐵道部政務次長兼新路建設委員會委員長，負責修建的西南五省（湘、川、黔、粵、桂）聯絡幹道，在抗戰中發揮重要作用。

1936年

出任廣州市市長，兼黃埔開埠督辦公署督辦。

1937年

在擔任廣州市市長的同時，出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還兼任軍事委員會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處主任。任內創辦湘南煤礦局，解決了戰時西南大後方燃料緊缺的問題。

1939年

任滇緬鐵路督辦公署督辦。為瘴氣所傷，左肢行動不便。

1942年12月

出任國民黨交通部部長兼軍事委員會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一面致力郵政、電信、改善公路等交通通訊建設、一面承擔建築飛機場的重任。

1945年

赴美治療左肢僵硬和腦部麻痹，此後長期養病。

1962年

定居台北。

1969年8月28日

病逝於香港。

養甫同志任事有遠大眼光，氣度恢弘，凡是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即全力以赴，從不旁顧……在朋友諸君心中，他做人處事，永遠是站在正義的一邊，不屈不撓，力爭到底，一直到成功為止。

——陳立夫

在一心集資修建錢塘江大橋一事上，可以看出曾養甫是有愛國心的，有一定的氣度，在工程方面比較專業，為人也是清廉的……幸虧有曾養甫的“趕”和“逼”，錢塘江大橋才能真正於二年半內完工，沒有耽誤大橋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否則二年半還是不夠的。

——茅以升

中國土木工程（交通）建設之父

曾養甫（1898-1969），原名顯浩，乳名矮三，字遠甫。1898年出生於平遠縣義化都東石鄉大營里。其父曾如玉是民國初年平遠教育界名人，曾參與創辦縣立中學並任縣勸學所所長。

曾養甫生性聰穎，尤刻苦用功。先入私塾後讀平遠縣立中學，畢業后考取天津北洋大學礦冶系。1923年大學畢業后赴美國匹茲堡大學留學，課餘在礦場實習，在油漆廠任化工技師。1926年春獲礦冶碩士學位。從北洋到美國，曾養甫都與浙江吳興的陳立夫是“如兄弟一般”的同班同學，他與稱呼蔣介石為“三叔”的陳立夫這一因緣，對自己早入國民黨中樞，長期得到上峰的信任，都有一定的關係。

1925年冬，曾養甫與陳立夫聯袂回國，在上海作短暫停留後到達國民革命策源地廣東。1928年2月，因在廣州、南京工作時見重於國民黨元老張靜江，張舉薦曾養甫擔任自己當主任委員的建設委員會副手，負實際責任，併兼任太湖流域水利委員會主任委員。三年余時間，曾養甫主持改造、擴充南京兩間電廠；創辦了淮南煤礦；設置無線電台30座；籌建真茹國際電台1座。各個項目均引進國外技術設備，改進管理辦法。1932年初，張靜江、陳立夫為加快家鄉浙江的建設步伐，又推薦曾養甫出任浙江省建設廳廳長，發起、組織建設聞名全國的錢塘江大橋；修築橫貫東南、西南7省的公路。1935年6月，曾養甫調任鐵道部次長兼新路建設委員會主任，組織建成浙贛鐵路，與粵漢鐵路連接，打通長江以南的交通大動脈。

南京國民政府歷任交通部長共有8位。儘管曾養甫1942年任交通部長僅兩年多，但不論在之前的浙江建設廳、鐵道部、廣州市任上，還是在任交通部長兼軍工主任期間，對我國現代建設事業，對抗日戰爭時期的軍事、民用運輸保障，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有學者將他譽為“中國土木工程（交通）建設之父”“孫中山建國方略實踐第一人”。

建造錢塘江大橋的第一功臣

說起錢塘江大橋，人們無不和我國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然而，另一位建橋的關鍵人物，似乎陌生甚至被遺忘了，他就是建橋的發起人、促成者和組織者曾養甫。在錢塘江建橋，是浙江人千百年來的夢想。但真的要建，談何容易，江面海浪排空，江底高深莫測。但曾養甫不信“邪”，他認為，為國家戰略和人民生計著想，只要群策群力，精心組織，定能成功。

曾養甫先在省建設廳組建專門委員會，延攬專家做測量、勘探基礎工作，收集大量的水文、氣象和地質資料，形成建橋的可行性報告送省政府，得到省主席的支持。接著，又將方案寄給南京鐵道部顧問、美國橋樑專家華德爾博士，請他為錢塘江大橋作一設計。

據估算，建橋經費需銀元500萬。這個數字對內戰頻仍、財政窘迫的南京政府，撥巨款支持的可能性不大，以浙江一省財力亦難以承擔。對此，曾養甫毅然承擔起籌款的任務，他吸取國際上的做法，制訂了一個籌款計劃，預定大橋建成后收取“過橋費”。以此為基金，向銀行借款，計劃10年內償還本息，10年後大橋不再收費。這種方式在國內尚屬首次，銀行界擔憂在政治上無保障，利息亦小，對此多不熱心。面對這一情況，曾養甫向銀行界中的浙籍財閥作廣泛的宣傳發動。浙江興業銀行被曾養甫說動，答應借給100萬元。其後，浙江實業、四明、中國和交通四大銀行聯合借給100萬元。尚欠的300多萬元是邊施工邊籌措的：100萬元是曾養甫以地方交通由中央按一定比例補助的規定親自上京申得撥付；200萬元是他得知國家“導淮（河）委員會”尚有一筆中英庚子賠款因故未使用，通過上司宋子文說項獲得的。

曾養甫一邊籌款，一邊物色人才。他經過多方深入了解和慎重考慮，決定聘請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橋樑系、在天津任北洋大學工學院院長的茅以升來擔任建橋工程的主持人。曾養甫把前期工作收集到的所有水文、氣象資料和鑽探得到的數據交給他，說這些“都還是初步的，可以供你參考。將來你還要大大補充”。曾養甫還向茅以升表態，所需工程技術人員由你物色、組成，所有工程技術工作由你主持。這些誠懇、坦率的話使茅以升十分感動，增強了他克服困難的決心。

推進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先行者

史學界一般認為，第二次國共合作是“西安事變”促成的。但如果說在“西安事變”之前蔣介石對共產黨只“剿”不“聯”，那就不準確了。其實，早在“西安事變”之前，蔣介石已有“聯共”的打算，只不過是沒有公開而已，而這一秘密行動就是由曾養甫主其事。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全國各界要求團結抗日的呼聲高漲。中共審時度勢，於1935年8月1日發表了號召全國人民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宣言，獲得社會各階層人士的熱烈擁護，而且在國民黨內部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以蔣介石為首的實權人物，出於意識形態的分歧和政黨利益考慮，公開是對中共攻擊、貶損，而心底里亦不得不承認中共道出了主流民意的心聲。大約在“八一宣言”發表兩個月後，蔣介石與陳立夫商定，指派曾養甫負責秘密“打通共產黨關係”。曾養甫首先物色早年天津北洋大學的同學，亦是陳立夫的同學諶小岑作為助手。時諶正被曾羅致在其屬下的浙贛鐵路理事會任秘書。諶小岑在五四運動期間曾經加入“覺悟社”，與周恩來過從甚密，平時也常與共產黨人、左派人士來往，且性格穩重。曾養甫與諶小岑一致認為，第一，全面抗日的戰爭一經發動，在敵強我弱的情勢下，我們應當利用廣大的空間去爭取時間，發動民眾廣泛開展游擊戰，而這方面為中共及其紅軍所擅長。所以，抗戰一定不能將中共摒棄在外；第二，爭取國際援助是抗戰能否取得最終勝利的必要因素，而外國的援助應該是多渠道的，不僅需要美國，而且需要蘇聯。然而，要取得蘇聯的援助，聯合共產黨是題中應有之義。正是曾養甫具有戰略眼光和開明的思想觀念，加之諶小岑的協助，“打通共產黨關係”的工作正式啟動。

1936年4月底，中共中央派呂振羽專程到南京曾養甫家中，轉達中共方面向國民黨提出的4項具體條件。5月，曾養甫將與共方談判的直接負責人陳立夫請到家裡，討論答覆中共領袖的信件和提出的條件。

1936年7月，曾養甫被任命為廣州市長，即將離開南京，但仍記掛著肩負的國共和談任務。在以曾養甫為首的國方和以潘漢年為首的共方的頻繁接觸、交換意見后，國共雙方立場日趨一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公開“擁護全國人民和抗日軍隊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擁護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這是中共第一份公開主張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正式文件。

這是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幾十萬人從四面八方匯聚到一起，為了趕築一條路，數不清的人獻出了生命。1937年抗戰爆發前，國民黨交通部次長曾養甫就意識到，如果沿海口岸不保，中國將失去外援，陷入危險境地。必須儘早鋪設一條從西南向外與國際聯繫的通道，這就是後來以悲壯和慘烈鐫刻在中國抗戰史上的滇緬鐵路的修建。

由於抗日戰爭日益的危急，滇緬鐵路的修建終於提到了國民政府的日程。然而對於當時的雲南省政府和滇西百姓來說，出動30萬的勞力，供應30萬人的吃糧問題，卻是一個頗為艱巨的任務。不僅如此，數萬的工程技術人員和鐵路民工，還要面臨惡性瘧疾的死亡威脅，這一切，連同越來越危急的抗日形勢，一同擺到了滇緬鐵路工程局和滇西百姓的面前，滇緬鐵路的修築註定要多災多難。

曾養甫自1940年中出任督辦日起，奔走財力、物力、人力可謂頭緒百端，常是席不暇暖。猶每抽時親臨工地沿線視察，撫慰民工，甚至過問民工伙食，無車處要步行幾公里，宵盱之勤，人所共欽。

最後緬境軍事失利，鐵路各處段倉皇撤走，猶自坐鎮臘戍督運倉庫物資，及至烽火在望，才愴然馳回。

自此，滇緬鐵路一如棄嬰，拋屍荒野，無人關注。建國後有人自邊地來，說雲縣至滾弄等地鐵路舊址部份作公路用，部分經過墾殖，部分已雜樹成林，大小隧道則是狐縱免穴荒莽難辨矣。

但這一不幸早天棄嬰，其孕育及分娩是經過極大陣痛的，其修築工程之艱巨，超乎滇緬公路。鐵路長800多公里，比公路少100多公里，但土石方數量則超過公路一倍。困瘴厲及工傷死亡人數也多於公路。總投資達7000萬美元，在當時是一筆來之不易的美國貸款。

中央對滇緬鐵路的期望急於星火，最高統帥部經常過問，迫使交通部不能不採取緊急措施，於1940年改組滇緬鐵路，撤銷工程局改設督辦公署，派曾養甫為督辦。

曾養甫，廣東平遠人，北洋大學畢業留學美國，歸國後任廣東省建設廳長等職，及後到交通部任職交通部長。

曾養甫接任后，該督辦公署於彌渡（居全路中心），首先禮聘中外專家十餘人組成顧問機枸，並增設幫辦 2人（原局長杜鎮遠以幫辦兼總工程師），會辦3 人，為股肱輔助，皆國內路政幹員。

同時，將原工程局所設科室擴大為處，並添設機構，計有：顧問室、工程師室、秘書室、總務處、糧管處、會計處、出納處、警備處、司法處、行車效率工程處、運輸處（擁有大小車數百輛）、衛生處（於每一工程處設有鐵路醫院、各總段有醫務所），后又增設征工處，另有路警總隊（下設四個大隊，每一工程處配備一個大隊）、軍法執行總監部、材料廠、材料庫、無線電台及職工福利之生活物資供應社等十幾個單位。

處以下設科，股。在外尚有駐腈成、昆明、重慶等地的辦事處，可謂組織龐大完善。

中國銀行隨公署及各工程派出營業所，為財會收支提供方便。確定全路四個工程處駐地，第一工程處駐該弄，第二工程處駐雲縣，第三工程處駐彌渡，第四工程處駐祿豐。就是基層處段也力求充實健全，如第一工程處王段艱巨，就由會辦張海平兼任處長。

可謂人材濟濟，薈一時之盛，據說當時國內的鐵路權威人士均為曾氏羅致無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