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時棟

生平酷愛讀書，留意搜羅，建煙嶼樓於月湖西，藏書6萬卷(同治二年毀於火)。一生校勘文獻甚多，尤致力地方文獻，校刻宋元《四明六志》，考異訂訛，著《四明六志校勘記》，使六志得以流傳後世。又輯《四明舊志詩文鈔》，著《煙嶼樓文集》、《煙嶼樓詩集》等。曾主四明文壇30餘年，後起俊秀多出其門。同治七年(1868)，受聘主持鄞縣誌局，發凡起例，總持大綱。為利用自己藏書，次年移局於西門外新宅水北閣，並借閱城內盧址抱經樓、杭州丁丙八千卷樓的藏書千餘種，仿照國史館列傳之例，註明入志資料出處，排比成文。越5年，病重將歿，執董沛手，以志局事鄭重相委，不語私事。十三年志成，3年後刊行。性急公好義，設義莊，興義學，資助修東津浮橋、建三橋碶閘等。水北閣在花池巷，為海曙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今移建天一閣南園，成為中國方誌珍藏館。博搜文獻，刻《四明宋元六志》，稱善本。同治七年（1868）開鄞志局，由他主持，自發凡起例、總持大綱，至編輯討論，均和同仁分任。次年又將志局遷到他家中，充分利用家藏圖書，又借閱於同鄉名藏書家盧氏、杭州丁氏，搜采繁富，至千數百種。仿國史館列傳體例，注所徵引文獻，排比成文，費時達12年之久，成《鄞縣誌》。

徐時棟，因排行十三，故又稱徐十三，號淡潺、淡齋，別號西湖外史，又號柳泉，徐時棟與友書信往來或收藏書畫時常用此號，故學者多以柳泉先生稱之。浙江鄞縣人（今寧波市區）。

從徐氏家譜上看，其“先出偃王太末者，為大宗唐光化間自衢遷台，宋南渡后自台遷明，遂為鄞縣人。”至於遷到鄞哪裡，徐時棟自言“吾徐自天台來鄞明樓，明樓之宅勿可考矣，其餘大敦天封橋、新橋諸遺跡今尚存。”

其父徐太茂，人稱桂林先生，以義行聞名於鄉里，一生曾為地方修橋、修路、修廟有二十餘處，故人有以義士呼之者，生六子，徐時棟為其第三子。

徐時棟生嘉慶十九年甲戌歲（1814）十一月二十五日，自小聰明穎慧，曾作《小少集》四卷，卒於清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八日，享年60歲。清道光二十六年中舉人，曾兩次上京會試，均不得志，遂絕意進取，閉門不出，以輸餉任內閣中書。其藏書樓多處，初為煙嶼樓，藏書極富，“盡發而讀之，自夜徹曉，丹黃不去。⑴”“秦漢以至近代流傳之本鮮不寓目⑵”，“手覃思精，詣直造古人，其論經取先秦之說，以經解經，旁及諸子，引為疏證，無漢宋門戶之習。⑶”善考據，精史論，“通六藝⑷”。

一生著述三十餘種，他“以古文名世⑸”，著有文集四十卷，“餘事為詩人⑹”著有詩集十八卷，浩浩萬千言，而他的說經之作《尚書逸湯誓考》六卷更是為學者所推崇，以至於後學者提徐柳泉時，必提他的這部絕筆之作。

徐時棟曾就讀於鄞大墩故里之崇本書院，頗喜書法，五體均能，尤擅草書，筆法精熟老練，下筆千言，能隨心流轉，卷面之清秀亦令人賞心悅目。現今流傳下來的書法作品，部分已被列為國家上等級文物。

其友董沛說其：“天才亮特，學識兼優，明達事理，而長於議論，卓然自成一家。⑺”

徐時棟一生酷愛藏書，歷經坎坷，矢志不渝，僅藏書樓就有三座。藏書時使用過的藏書印也有近二十枚之多，如“古明州煙嶼樓徐氏收藏印”、“徐時棟手校”、“煙嶼樓”、“徐十三”、“城西草堂”、“徐時棟秘籍”、“柳泉”、“柳泉過目”、“柳泉書畫”、“水北閣”等等，不一一列舉。

自幼聰慧好學，家有遺書千卷，讀之不足，始自置書。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舉，后兩次會試均不第，以輸餉授內閣中書。從此“視世俗科舉之學夷然有所不屑”，發憤讀書，專意著述。《五十七歲小像自記》云：“四十年來畸無事故，吾手中未嘗一日嗣鞘地”。“自妙時有志著述，兩上春官，即家居不復出，湖西煙嶼樓藏四部書六萬卷，盡發而讀之，丹黃雜下，徹夜不倦，對湖居人恆以五鼓望先生燈火，候晨旦燈滅，俄頃而天明矣。”

咸豐四年（1854)，傾注其最大心血的《宋元四明六志》校勘工作基本完成，並開始重刻。同治元年(1862)，遷居寧波西門外，改藏書樓名為“城西草堂”，然而次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遭大火，書樓及書俱毀。同治三年(1864)六月，在城西草堂舊址重建新宅，新書樓名“水北閣”，陳勱書匾(已毀）

同治七年(1868)，鄞縣開志館修志，被聘為主纂，”發凡起例，總持大綱，編輯討論，則屬諸同事任之。”次年，為利用自己藏書供修志所用，志局移至水北閣。自己又到寧波盧氏抱經樓、杭州丁氏八千卷樓等處借閱圖書，廣徵博採，精考詳核，“搜采繁富至千數百種”，“仿國史館列傳之例，注所徵引，排比成文，以是費日力十二年”。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60歲時，積勞成疾，臨終執好友董沛手，以修志事“鄭重相委，語不及私”，翌年志成，光緒三年刊行，後人多稱光緒《鄞縣誌》。

徐時棟性急公好義，設義莊興義學，修東津浮橋，建三橋碶閘，遇事能斷，以義行得勝。

現存，徐時棟最初和使用最久的藏書樓。因煙嶼是郡中月湖十景之一，遂名其藏書樓為“煙嶼樓”，藏書10萬卷，盡發所藏而讀之。多得自慈溪鄭性“二老閣”，其次得自范峨亭、邱學敏、胡鹿亭等故家藏書散出者。咸豐末年(1861年)因戰禍，“煙嶼樓”藏書被人盜竊、和燒毀，所剩無幾。

煙嶼樓初名戀湖書樓，由其父太茂公創建於清道光三年( 1823)二月，時年其父“更故宅，創五之軒，立戀湖書樓。⑻”徐時棟題詩紀之：“吾鄉原自號文明，高閣臨湖建柳汀。善寫鄉風呂中甫，綠楊叢里讀書聲。⑼”

舊時寧波月湖曾有十洲（芙蓉洲、柳汀、雪汀、芳草洲、菊花洲、月島、花嶼、松島、煙嶼和竹嶼），命名煙嶼樓，是因為書樓座落於甬城月湖十洲之煙嶼洲。

戀湖書樓何時更名為煙嶼樓，有學者認為是在1847年徐時棟第二次上京會試失利，自京城回甬后決意放棄功名，一心藏書和著述，就把書樓名稱由“戀湖書樓”改為“煙嶼樓”。然據我考證更名時間應該在清道光九年（1829）其父太茂公歿后至清道光十四年（1834）這幾年間。其父生前未見任何更名記載，徐時棟21歲（即1834年）編製家譜時，好友徐孝墀給他作序時仍稱戀湖書樓。同年，徐時棟親手編撰和刻印出版的家譜中已經看到有煙嶼樓三個字。因此，更名時間絕不會晚於1834年，也不早於1829年，這與1847年更名還是有較大的時間差距的。

煙嶼樓現位於寧波市共青路48號，它坐東朝西，是一幢二層的磚木結構建築，古樸而透著書香氣。從《月湖徐氏家乘》所繪製的煙嶼樓地圖上看，當年藏書樓的北面有月湖書院、天一閣，東面有文昌閣，門前是風景秀麗的月湖，是讀書人的理想之所。徐時棟在煙嶼樓有一專用讀書室名曰“神清室”，據傳是得了一顆古銅印為“神清之室”而命名的，好友何琳給徐時棟的《六十韻》詩中亦有：“登君煙嶼樓，入君神清室”之句。

1854年，徐時棟刻印了他所精心收集的《宋元四明六志》，這套方誌集現已成為寧波流傳下來最早的地方史料，該書刻印時初次出現了這樣的牌記：“咸豐甲寅甬上煙嶼樓徐氏開雕”，版心下方題：“煙嶼樓校本”。

煙嶼樓建閣初期，書不甚多，其父太茂公歿后，也僅僅只有一萬二千八百卷，而絕大部分為其父太茂公所置。太茂公生前藏書非常實在，常言：“藏書何補哉，能讀書，書不在多；不能讀書，多書何益？徒飼蠹魚食耳。⑽”徐時棟繼承了其父的藏書意願，曾言：“錢氏敏求記載宋刷元抄甚多，秘不示人，奉為奇貨。嗚呼！何見之陋哉！豈不以珍寶書籍差勝於蓄珍奇異寶。書為務奇僻之書，雖寶無所寶也。⑾”故“余所有書皆布帛菽粟。⑿”他藏書的最大目的是“非以侈世以便檢閱而已。⒀”對於徐時棟的藏書數量，《鄞縣誌》、董沛及部分弟子皆言煙嶼樓藏書六萬卷。其實不然，徐時棟自言“余自弱冠即好購書，二十餘年，亦將十萬卷⒁。”十萬卷才是煙嶼樓藏書的頂峰，徐時棟是不可能將六萬卷藏書說成“亦將十萬卷”的。

徐時棟常“懼書籍之散佚⒂”，為便於管理，在不同時期編製了各種藏書目錄，如《新故書目錄》、《煙嶼樓書目》，還制訂了嚴格的藏書管理條例——《煙嶼樓藏書約》：“勿卷腦，勿折角，勿唾揭，勿爪傷，勿夾別紙，勿巧式裝潢，勿率意塗抹，勿出示俗人，勿久假他人。”尤其是最後二句“勿出示俗人，勿久假他人”顯示了他對藏書難管理一種擔憂。

煙嶼樓雖然制定了嚴格的讀書和藏書管理條例，但它實際對讀書之人是很開放的，其弟徐子舟每天泡在他的書樓里，好友董沛更是讀遍了他的所有煙嶼樓藏書還不知足，又跑到天一閣和杭州文瀾閣到處借書看。如友人徐士堔有詩云：“憶昔丙午歲，讀書煙嶼樓。執經親問業，半載相句留。”而像陳勵、陳魚門、葉鴻年等等幾十位地方名士均有到煙嶼樓讀書的經歷。

清咸豐年間，煙嶼樓藏書經歷了兩次最慘重的損失。其一是，咸豐十一年（1861）十月，徐時棟全家避寇躲入建嶴山中，將著作和部分藏書藏在寺廟旁邊的金岩山洞中，當他正沉醉於“山中何所有，好景不勝收。若更載書中，何須萬戶侯”的詩境中時，沒想到：“一僧宿洞中，不戒於火，意為灰燼。⒃”居然把他的書當驅寒用的材料了，只留下“香山僧寺稿，無故忽成灰”的無奈之句了。其二是，清同治元年（1862）二三月間，太平軍亂尚未結束，盜賊泛濫，乘機偷盜甬城各藏書樓，如范氏天一閣、盧氏抱經樓，而煙嶼樓亦不能倖免，大部分藏書被竊掠，而更有甚者，將從煙嶼樓竊取的藏書當作燒飯用的引火材料，又燒掉不少。

煙嶼樓的藏書被掠之後，好友陳魚門（時任寧波太守）曾經在寧波江北岸花費巨資收贖了很大一部分，徐時棟給陳魚門的弟弟陳樹珊寫信時說曾與其兄“亂平相見，嘗許見還。⒄”而徐時棟對陳魚門所購書籍“雖復叢殘，然而慰情聊勝無也，故屬君一問之。⒅”，盼書之情，溢於言表，至於有無相還，無從查考。部分流散書籍被地方藏書家收藏。

徐時棟的第二個居住地和藏書樓。

有些學者認為，徐時棟居城西草堂的時間為煙嶼樓大劫之後的第二年，即清同治元年（1862）。其實不然，徐時棟在《煙嶼樓詩集》中說：“咸豐五年（1855）三月，余始居城西門外，名之曰城西草堂，童丈萼君為余題戶冊，宅邊有高柳，相傳不由人植，初時但見短枝，數年遂大樹，下有泉適合吾號（註：柳泉為其號），豈有謂因緣者邪？”又云：“所居城西草堂地近北斗河宅。”另外，好友周棻給徐時棟的詩中有云：“十年城西住，魏然一草堂。⒆”從上種種可以看出，其實遠在七年前，徐時棟就開始在草堂居住，到煙嶼樓出事也已經住了好長一段時間了，這可能也是導致煙嶼樓疏於管理、最後被掠的原因之一吧。

煙嶼樓被掠之後，徐時棟一面在城西草堂整理剩下的殘帙，一面四處打聽尋找失散的書籍，並將本縣湯耕吾和慈溪鄭簡香兩個藏書收藏家的大部分藏書收歸到自己的藏書樓中。僅僅一年，藏書已蔚然可觀，達到近六萬卷。

清同治二年（1863）奉化一製紙作坊的商人花費數千金收購了由天一閣流出的珍貴藏書，專僻一室收藏，想不到於該年十一月初書樓被一場大火燒得乾乾淨淨，而其它住所居然無恙，徐時棟為此事還嘆息不已，想不到僅僅過了幾日，他的城西草堂於十一月二十九日也意外著火，而此時徐時棟本人恰好在慈溪作客，大火之後也剩下幾間容身的住所，而且下雨還四處漏水，與住處相連的書樓盡毀。

三年之內二座藏書樓遭到的損毀程度是不同的，比起煙嶼樓的被掠來講，對於這次滅頂之災，徐時棟倍覺凄涼，他把它當成煙嶼樓之劫舊痛未復的“新傷⒇”，面對著眼前的“劫灰十萬卷(21)”，徐時棟感悟到人生無常，他在給好友陳勵的詩中雲；“萬事有定數，人謀非能藏。(22)”

草堂的焚毀，不僅使徐時棟的近幾年苦心收藏的古籍五六萬卷毀於一旦，而且他新寫的“說經之作(23)”,亦“盪無所存。(24)”，而其它“副稿本又盡失。(25)”徐時棟的《逸湯誓考》初稿倉促中被無賴所攛奪，“或即棄之泥塗，擲之河中。(26)”后復收拾時，只得部分文稿和雜記苦幹篇。由此可見，書樓的焚毀對一個藏書家的打擊是巨大的。

所幸的是，“謂學詩記者幸傳鈔他氏尚存大半(27)”。當年，徐時棟在建嶴山中所寫的《山中學詩記》原稿雖然也被大火燒毀，而在老友周楚堂處卻有部分副本， “在山之時，與老友周楚堂為鄰，每成一記，周君必先睹之，成書數卷則攜以去命伯子甫繕寫之，所鈔存四卷。(28)”后又經過回憶，復成五卷，於清同治年間刻印出版。

現存，徐時棟生前使用的最後一個藏書樓。同治元年(1862年)遷居寧波西門外“西城草堂”，重新整理舊編，訪求散失，又得書4萬卷，惜同治二年(1863年)遭火災，藏書付之一炬。次年，在西城草堂故址重建新宅，書樓設於北面洞旁，取名“水北閣”，再三收集藏書，經幾年苦心收聚，計798種，9 815冊，44 000多卷，編列經、史、子、集、叢書五部，漸漸恢復舊觀。歿后，遺書售於上海書賈，少量流入“天一閣”。編撰有《煙嶼樓書目》和《煙嶼樓藏書志》16卷。

可能是讀書人的習性，城西草堂的焚毀並沒有讓徐時棟因此失去藏書的信心，痛定思痛，他於同治三年（1864）六月，在草堂故址上重建了新的藏書樓，繼續他的藏書收集工作。他在《謝陳樹珊駕部送書》一詩中說，“客歲吾廬下祝融，圖書收拾去勿勿。范盧已斷千秋望，湯鄭同付一炬中。本以網羅遭劫火，莫將呵護問天公。故人憐我平生志，架上新來幸不空。”不愧是一位執著的藏書家。聰明的是，徐時棟這次將藏書樓與住宅分開而建。

本年七月，他整理完成了草堂焚毀時，兒子倉促中帶走的經書《逸湯誓考》零散頁，后又陸續在同治十年完成了這部著作的三稿和最後定稿。

水北閣是一座二層三開間木結構建築，命名“水北閣”，有人說徐時棟是吸取了以往“煙嶼樓”、“城西草堂”命名中有“煙”“草”是易燃之物，不吉利的緣故，而帶“水”字則能避邪防火。書樓朝向採用坐南朝北，北方是北極星星位所在，北極星按道家說法，是個水星。以水克火終不至於被火燒了吧。是否其然，值得探討。可是有一點，徐時棟對搞迷信是極不贊成的，尤其是那些整天只知吃齋念佛的人更是討厭。這從他撰修的家譜和《煙嶼樓筆記》中可以看出，先生多次對搞封建迷信的人和事作出批評，家譜中就有記載，若父母過世，子孫叫和尚來超度，豈不是等於雙親犯了過錯。還說和尚要是能超度別人，自己早就成仙了。《煙嶼樓筆記》中徐時棟云：“先府君家教不許婦女入寺燒香念佛。常曰：‘少年婦人入寺門此與倚門賣笑者相去幾何哉？’近時，大家士族無不縱其家室拜經禮懺，風俗之壞深可痛憫！(29)”又言：“僧道愚惑平民，婦女無知，相沿成俗。(30)”

徐時棟雖然反對搞迷信，並不拒絕佛道家書籍，曾言：“吾不佞佛而頗喜其文字。(31)”自居水北閣之後所編的《煙嶼樓書目》中就有佛家和道家書籍近五十種，如《佛經》、《寶藏論》、《道德經》、《神仙傳》等等。

近代藏書家馮貞群先生收集了由徐時棟親手編訂的《煙嶼樓書目》稿本，共四冊，詳細記載了自徐時棟居水北閣以後的藏書情況，該目錄依傳統目錄分類體系劃分為經、史、子、集四部，無叢部。在這部目錄中徐時棟對子部道家與釋家的傳統排序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道家當在釋家之前。夫老氏之學早於周代，而釋氏其後起也，且夫子嘗師老聃。(32)”

從清同治三年（1864）以來，徐時棟為收集藏書做大量的工作。買書，刻書、抄書基本上成了他的日常工作。在清代浙江藏書家中，徐時棟與朱彝尊、丁丙等藏書大家都是以抄書聞名於世的，與其它藏書家一樣有藏書蓋印鑒和做筆記的習慣，同治年間刻了一枚“鄞徐時棟柳泉甲子以來所見書畫藏在城西草堂和水北閣中”的朱文方印以區別以往的藏書，可是由於所抄書籍數量眾多，有些書籍居然忘了蓋上印鑒，只能從它所採用的紙張上看出是煙嶼樓後期抄本。徐時棟為了恢復以前寫的文稿，還進行記憶性書寫，好友周棻曾對徐時棟說：“君自謂不能強記，然如前後蚱蜢篇凡三千言而亦皆追憶出之。(33)”到同治八年（1869）徐時棟已收集到近四萬四千餘卷書，基本上接近城西草堂的規模了。

清同治七年（1868），徐時棟應邀參與《鄞縣誌》的文修工作，除了編製凡例、總持大綱，編輯討論稿等日常工作外，還於同治八年（1869）將志局遷移到水北閣中，盡出所藏，以供需求。一時間水北閣成了名人學士出入重地，成為當時的學術研究中心。據董沛後來回憶，徐時棟臨終之時還牽著他的手，“語不及私(34)”地委託董沛完成自己十幾年未竟的修志心愿。

徐時棟卒於清同治十二年（1873），他一生使用過三個藏書樓，煙嶼樓在書劫之後早以棄而不用，城西草堂焚毀，只有水北閣伴他走完了人生最後一程。然而水北閣的藏書雖然避免了被火燒、蟲蛀的天災，卻躲不過人禍，時隔三十八年之後，全部藏書於清宣統三年（1911）盡售於上海書賈，少量流入寧波藏家之手，如藏書樓伏跗室就收集了大量古煙嶼樓藏書，其中徐時棟撰寫的《逸湯誓考》初稿、二稿、三稿和定稿，就極為珍貴，另處，像朱氏“別宥齋”、楊氏“清防閣”、董氏“六一山房”、孫氏“蝸寄廬”等等藏書樓均有收藏。

1994年鑒於樓內居民雜居，出於對水北閣的保護和加強管理，將閣移建至天一閣藏書樓群中，這對於保護這樣一座有一百多年歷史的藏書樓是很有好處的。

藏書印有“煙嶼樓藏書約曰：勿卷腦，勿折角，勿唾揭，勿爪傷，勿夾別紙，勿巧式裝潢，勿率意塗抹，勿出示俗子，勿久借他人”、“水北閣”、“柳泉”、“弗學不知其善”“古明州煙嶼樓徐氏收藏印”、“徐時棟手校”、“煙嶼樓”、“徐十三”、“城西草堂”、“徐時棟秘籍”、“柳泉過目”、“柳泉書畫”等。

自宋以來藏書已成為一種時尚，清代以浙東學派聞名的寧波，藏書家和藏書樓輩出，如黃宗羲的“續抄堂”、鄭性的“二老閣”、全祖望的“雙韭山房”、盧址“抱經樓”、姚燮的“大梅山館”、董沛的“六一山房”等等，有名氣的就有六十多家。然時過境遷，能保存下來的藏書樓已屈指可數，而徐時棟就獨有兩座，這對於寧波這樣一座歷史文化名城是很有貢獻的。

近來，讀了一本范鳳書先生編撰的《中國私家藏書史》，對全國歷代知名藏書家和藏書樓作了較為詳細地介紹，而提及徐時棟的藏書樓和藏書僅有寥寥十餘字，未作過多說明，這對於一位“主四明壇坫三十餘年，後進高材生咸出其門(35)”的著名學者和對藏書有執著追求的藏書家我覺得遠遠不夠的，未免有些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