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五首
唐代杜甫詩作
第一首詩，詩人質問那些節度使不感君恩，不思報國。廣德元年（763）春，安史之亂終於平定。征討叛軍的唐朝將領僕固懷恩，為培植黨羽，奏請朝廷以史朝義部將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等為河北諸鎮節度使。代宗只求苟安一時，竟然答應了。這些降將，各據一方，不修職貢，反使朝廷接連派遣使者，前去慰諭。
第二首詩表明詩人對當時的形勢深為憂慮。”詩人認為，唐王朝對國內的藩鎮尚且不能節制，就不用說抵禦吐蕃等外族的侵擾了。正是代宗的懦弱姑息，養癰成患，致使國威不振，朝野不寧。以後河北各鎮，儼然成為國中之國，山東、江淮，也都仿效，藩鎮割據的局面，一直延續到五代十國，形勢的發展，完全證實了杜甫當時的憂慮。此詩指明了時局癥結之所在：河北雖平，道路已通，之所以諸侯不貢，是因為“高官皆武臣”，文治偏廢，故倡“岳牧用詞人”。從詩中可以看到當時事勢的矛盾性與複雜性。事勢的複雜性就在於內外各種矛盾並作，理其頭緒，就在誅求之甚，唯有先息戰養民才是攘外安內的根本。“先”者，先事息戰，再圖後事也。故後面三首是詩人治亂絲之策。也就是說，要闡明“息戰”真意，必須以大觀小，求得詩心。
第三首詩表明詩人反對遷都洛陽之議，希望朝廷能力行儉約，減輕人民疾苦。安史亂后，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殘破，每年要從江淮轉運大量糧食到長安；加上吐蕃進擾，長安處在直接威脅之下，因此朝中有遷都之議。這首詩即為此有感而發。首聯先從洛陽所處的優越地理位置寫起。地理位置優越就是主張遷都洛陽的人所持的主要理由。詩人用肯定的口吻加以轉述，是因為單就地理位置而論，洛陽確有建都的優越條件。這裡先讓一步，正是為了使下面轉出的議論更加有力。這是一種欲擒故縱的手法。頷聯緊承“舟車”“貢賦”，翻出新意。話說得很委婉。實際上杜甫是反對遷都洛陽的，但他一則旁敲側擊，說“天中”只不過提供了苛斂之便；一則反話正說，明言百姓所待以見百姓所怨。當時持遷都之議的人們中，必有以百姓盼望皇帝東幸洛陽為辭的，所以詩人含而不露地反唇相譏道：百姓所望的是“翠華春”，可不是盼來一場更大的災難！主張遷都洛陽的人還將洛陽的地險作為遷都的理由，於是詩人又針對這種議論而發表見解道：“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杜甫並不是否認“金湯固”的作用，而是認為，對於鞏固封建國家政權來說，根本的憑藉是不斷革新政治，使人民安居樂業。兩句一反一正，一諄諄告誡，一熱情希望，顯得特別語重心長。詩寫到這裡，已經從具體的遷都問題引申開去，提高、升華到根本的施政原則，因此下一聯就進一步說到怎樣才能“長令宇宙新”。答案原極簡單而平常：“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這裡指出了所謂“盜賊”的根源即在於統治階級尤其是皇帝本身的奢侈剝削，“官逼民反”，原是一個極平凡的道理，但卻無人肯說、敢說。道理本很簡單，故曰“不過”。頸聯“莫取”“長令”，反覆叮嚀，極其鄭重，末聯卻輕描淡寫地拈出“不過”二字。這高舉輕放的戲劇性轉折，使得輕描淡寫的“不過”更加引人注目，更增含蘊。為了進一步強調“行儉德”的重要，詩人又語重心長地補上一句“盜賊本王臣”，一針見血地揭示了封建社會官逼民反的事實。思想的深刻，感情的深沉和語言的明快尖銳，在這裡被和諧地統一起來了。
第四首詩主旨在於建議朝廷分封宗藩以抑制不臣的藩鎮。這與杜甫《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一文意見完全一致。處在王綱解紐的當時，想用血緣紐帶加以維繫，亦無濟於事，但詩人已預感到正在醞釀的藩鎮之禍，還是很有意義的。
第五首詩“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鄰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是武重文輕的具體表現。與第二首一正一反，托出杜甫的文治思想。第五首乃言表奏中之所不敢言，將第一首“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的問責，追進至人主：不信任武臣致使“兵殘將自疑”，而偏重、姑息武人又致使文治不振，唯有人主自律，“願聞哀痛詔”，才有中興的希望。
杜甫有鑒於兩川軍閥內鬥，無人統合，百姓騷動，這才提出“速以親賢出鎮，哀罷人以安反仄”，後者才是杜甫倡“封建”的指歸。其“強幹弱枝”是與《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中“根固流長”相聯繫的，無論枝幹，都需要百姓的供養這條“根”。五首息戰、行儉德、封建任親賢、下哀痛詔如是等等主張，都是為了“根固”，即儒家“民惟幫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的集中表現，且其中飽含著杜甫對掙扎求活的百姓無限的同情。
這組詩富於政論色彩，又具有強烈藝術感染力，是帶有杜甫獨特個性的。如果說將議論引入五律這種通常用來抒情寫景的形式，是杜甫的一種有意義的嘗試，那麼議論而挾情韻以行，便是杜甫成功的藝術經驗。從這五首詩以及當時的有關詩作中可以看出，杜甫對當時社會現實和政治情況的了解和認識，是越來越清楚，越來越深刻了。有人認為杜甫“志大才疏”。其實他始終以天下為己任，“志大”當之無愧。評論時政有膽有識，往往一針見血，也並非“才疏”
《義門讀書記》：師老氣竭，亦復難用。不如息戰務農，養威伺釁也（末二句下）。
《讀杜心解》：明點河北，隱諷朝廷也。一、二，言降將擁兵，國患方大，三、四中之。……下乃重為太息曰：今勿侈言遠略也，即此兩河近地，大君方以休息為期耳。直探其心事，而不下斷詞。
《杜詩鏡銓》：此首嘆鎮將擁兵，天子懦弱不能致討，是正旨。二句乃所以“有感”，作詩之主（“諸侯”二句下）。杜筆（“慎勿”句下）。隱謂朝廷不復能用兵也，而措詞甚婉（“大君”二句下）。
其三
《杜詩詳註》：上四述時議，下四諷時事。
《讀杜心解》：“口聞”，言近日有聞。此兩字直貫兩句，謂傳聞駕將東幸也。“金湯”，指洛下。“宇宙新”，起下“行儉”以安反側。
《杜詩鏡銓》：仁人之言（“盜賊”句下）。
《詩法易簡錄》：通首一氣轉折，氣足神完，議論尤為醇正。
其五
《義門讀書記》：此篇直繳應發端四句。“願聞哀痛詔”，則終上以“行儉德”為本也。
總評
《杜臆》：詩人尚“風”，其弊也，煙雲花草，撮湊成篇，而核其歸存，恍無定處。杜詩宗“雅”、“頌”，比興少而賦多。如此五首，皆賦也，即用比興，意有所主，總歸於賦。故情景不一而變化無究，一時感觸而千載長新。讀此五首。皆救時之碩畫，報主之赤心，自許稷、契，真非窾語。……而皮相者謂公志大才疏，良可悲矣！
《杜詩說》：公平日諄諄論社稷、憂時事者，大指盡此五首。
《有感五首》一般認為作於唐代宗廣德元年（763）秋，當時杜甫在梓州一帶。而楊倫持不同觀點：“此詩或編在廣德元年之春，事迹既多不合。或編在是年冬，方當蕃寇狓猖，乘輿播越，豈宜有‘慎勿吞青海’語，且此時而欲議封建，則亦迂矣。詳其語意，當是收京后廣德二年（764）春作。蓋吐蕃雖退，而諸鎮多跋扈不臣，公復憂其致亂，作此懲前毖後之詞。未幾，僕固懷恩遂引吐蕃、回紇入寇，亦已有先見。所謂編次得，則詩意自明也。”這五首詩和當時國家的政治軍事有密切關係。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男，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唐代著名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出生於河南鞏縣，原籍湖北襄陽。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
杜甫少年時代曾先後遊歷吳越和齊趙，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三十五歲以後，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後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官場不得志，親眼目睹了唐朝上層社會的奢靡與社會危機。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先後輾轉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繫蒼生，胸懷國事。杜甫創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別”等名作。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雲。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並不顯赫，但後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於《杜工部集》。
大曆五年（770年）冬，病逝，享年五十九歲。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後人稱為“詩聖”，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後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