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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
先秦學術著作
《管子》是先秦時期各學派的言論彙編，內容很博大，大約成書於戰國(前475～前221)時代至秦漢時期，內容很龐雜，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陰陽家、名家、兵家和農家的觀點。《管子》一書的思想，是中國先秦時期政治家治國、平天下的大經大法。《管子》基本上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結。即以此為稷下之學的管子學派。《漢書·藝文志》將其列入子部道家類，《隋書·經籍志》列入法家類。《四庫全書》將其列入子部法家類。清代史學家章學誠說：《管子》，道家之言也。據中國日本學者統計《管子》全書幾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語言片段與哲學思想。內容博大精深，大約成書於春秋戰國（前475～前221）至秦漢時期，漢初有86篇﹐今本實存76篇﹐其餘10篇僅存目錄。包括儒家、法家、陰陽家、名家、兵家和農家的觀點，其中以黃老道家著作最多，其次法家著作18篇，其餘各家雜之，其中的法家思想是道家影響下的法家思維。
管子是我國古代重要的政治家、軍事家、道法家。集中體現於《管子》一書。是書篇幅宏偉，內容複雜，思想豐富。如《牧民》、《形勢》等篇講霸政法術；《侈靡》、《治國》等篇論經濟生產，此亦為《管子》精華，可謂齊國稱霸的經濟政策；《七法》、《兵法》等篇言兵法；《宙合》、《樞言》等篇談哲學及陰陽五行等；其餘如《大匡》、《小匡》、《戒》、《弟子職》、《封禪》等為雜說。《管子》是研究我國古代特別是先秦學術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
在戰國與漢朝初年，人們一般都說“黃老之學”，漢初的“文景之治“就被認為是黃老之學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實踐。直到曹魏以降，上流社會大搞文化沙龍，又隨著政治空氣的窒息，關注時政的黃老逐漸滑向了談虛論玄，道家由“外王”轉向了“內聖”，這才有了老莊並稱，進入了莊子之名最顯的魏晉玄學時代。
對於“黃老之學”，有個不太雅緻的說法，叫“君人南面之術”，相當有法家的感覺。事實上，《老子》對法家確實產生過很大的影響，《韓非子》中就有《解老》和《喻老》兩篇，是最早的《老子》注講本，其中偏重的正是君人南面之術。這門學問還有個名字，叫做“道論”，可見它和道家的關係。君人南面之術，顧名思義，就是教人怎麼做領導，怎麼搞政治的，屬於古代的行為組織學
《管子》，此書在《漢書·藝文志》列入道家類，而《隋書·經籍志》則改列法家類。甚至，越往深里看，就越是覺得在漢初各派之間並非那麼壁壘森嚴，這和春秋戰國時代實在是大為不同了。比如，當時的青年俊彥賈誼在談到儒家“別尊卑”的禮治思想的時候，卻離奇地引用了《管子》的話，說：“《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句話如果放到《論語》或者《孟子》裡邊，一點兒也不顯得扎眼。
《管子》雖然託名管仲，學者們卻幾乎沒人認為它真是春秋時代的著作，而把成書年限推定在戰國到西漢這段時間。郭沫若在《藝文類聚》里發現了一段話，和《管子》所載幾乎是一樣的內容：
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為天下乎？”
子夏曰：“可。夫雕橑而後炊之，雕卵然後瀹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
郭沫若由此推測，“侈靡篇”的真正作者就是這位周容子夏，寫作時間則應該是在漢朝呂后當政的時候。——如果我們相信這個論斷的話，再聯繫起《漢書·藝文志》裡邊的作品分類，那麼，西漢人眼中的道家思想似乎已經隱隱出現了一個輪廓。
《管子》八十六篇，《漢書·藝文志》道家類著錄。班固註：“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管子》以黃老道家之道為基礎以其開放性，在理論上解決了儒、法、名諸家之間的分歧，使得道融匯諸家理論,《管子》黃老道家通過一系列環節論證禮、法出自於道。在道與名的融合中,《管子》黃老道家提出“名生於當”的命題，而“當”也就是道的別稱。《管子》黃老道家從名的根源與制定名的聖人兩個方面論證“名”是“道”的顯現，從而最終把“名”建立在“道”的基礎上。正是《管子》黃老道家之道的開放性，使得《管子》黃老道家在理論上可以融合百家。《管子》融道家和法家而得出政治上的黃老學說，提出德、法兼治的政治主張，在中國法律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
《漢書·藝文志》認為道家源出於史官。而非其政治學說的全部，禮學、仁義同樣為道家所重視，這可以從《漢書·藝文志》特別提及了道家學說的一極端發展反推而得出,“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對道家的思想特徵有比較詳盡闡釋的還有稍早司馬談的《論六家之要旨》,司馬談將當時“務為治者”分為六家：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他對其中的“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的“道家”(即道德家)持讚賞認可態度。他總結出道家有如下之特徵:1、融合兼具諸家之長,“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2、無為無不為，“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指約而易釆，事少而功多”;3、善於變易,“無成執，無常形”,與時遷，與物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②如以司馬談和《漢書？藝文志》所論述的道家特徵去比對《管子》,確有許多符應之處，比如“無為”政治，重禮、法，因人情等。另外，從現存《管子》76篇中，論“道”的就達65篇,“道”字共出現了486次這一現象，也能作一說明。“虛無無形謂之道”(《心術上》),“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內業》),這是以虛無為本之道;“人道不順，則有禍亂”(《五輔》),這是在講存亡之道;“不自以為所貴，則君道也”(《乘馬》),這是君王南面之道;《內業》、《白心》、《心術》上下等篇，教人怎樣“修道、得道”,馬非百認為“內業”就是今天之氣功氣。
《漢書·藝文志》指出道家源出於史官。史官在記錄歷史上“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⑤的過程中，逐漸領悟了政治興衰的關鍵在於君主要正確掌握“南面之術”:秉要執本、清虛自守、卑弱自持。應注意的是，這只是道家對於君主政治的一自得認識，而從《隋書·經籍志》開始將《管子》列入法家，以後的歷代官志著作都承襲其劃法。出現這樣變化的原因，跟道家學說自身的興衰變化有關。《管子》中論“法”的篇幅僅次於論“道”,,至魏晉南北時，老莊之道又逐漸成為道家正統，那麼含雜法家思想的《管子》自然就被劃出道家，划入法家。
《管子》是中國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齊國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學派的言行事迹。《漢書·藝文志》將其列入子部道家類，《隋書·經籍志》列入法家類。史學家章學誠說：《管子》，道家之言也。據中國日本學者統計《管子》全書幾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語言片段與哲學思想。也是先秦時期各學派的言論彙編，內容很龐博。
《管子》一書以黃老道家為主既提出以法治國的具體方案，又重視道德教育的基礎作用；既強調以君主為核心的政治體制，又主張以人為本，促進農工商業的均衡發展；既有雄奇的霸道之策，又堅持正義的王道理想；既避免了晉法家忽視道德人心的傾向，又補充了儒家缺乏實際政治經驗的不足，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抹殺的重要地位。
《管子》一書原為86篇，至唐又亡佚10篇，今本存76篇，託名春秋管仲著。其實《管子》同先秦許多典籍一樣，既非一人之著，亦非一時之書。是一部稷下黃老道家學派的文集彙編。當前，學術界普遍認同這種觀點。
總覽《管子》全書，內容較為龐雜，彙集了道、法、儒、名、兵、農、陰陽、輕重等百家之學。但其思想的主流是黃老道家思想，其思想特點是將道家、法家思想有機地結合起來，既為法治找到了哲學基礎，又將道家思想切實地落實到了社會人事當中，這同三晉法家思想是有根本區別的。《漢書》把《管子》分在道家類，《隋志》以後的類書卻把它分在法家類。不同的歸屬恰好說明《管子》的思想特點。同時，黃老道家兼容並包，積極吸收儒、墨等學派的思想長處，將禮義和等級名分的理論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中，主張禮法結合，倡導確立嚴格的等級名分體系及以之為基礎的社會道德規範。這些都適應了戰國中期的時代需要，反映了齊國變法時期的政治實踐。
《管子》一書中的《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內業》、《水地》、《形勢》、《宙合》、《樞言》、《九守》、《正》、《形勢解》“、《版法解》、《勢》等等文章側重於用道家哲學來闡釋法家政治，通常被認為是黃老道家的作品⑨。它集中地反映了黃老道家道法結合、兼容並包的學術特點，是繼《黃帝四經》之後黃老道家思想的又一大發展，它促使黃老學派的思想進一步走向成熟。
管子
《水地》提出水是萬物本原的思想﹐學術界有人認為這是管仲的思想﹐也有人認為是稷下唯物派的思想。
《心術》上下﹑《白心》﹑《內業》中﹐提出了精氣為萬物本原的樸素唯物主義精氣說﹐認為萬物﹑人都產生於精氣﹔精氣是一種精細的氣。說“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文中也講“道”﹐認為道是“虛而無形”﹐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口不能言﹐目不能見﹐耳不能聽。道與精氣的關係﹐講得不明確。
“黃老之學”顧名思義就是黃帝、老子之學，“黃老”之稱，始見於《史記》②，現存文獻有保存在《管子》中的各篇，此外還有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本《黃帝四經》。帛書中《十六經》的內容託言黃帝，只能證明它是齊國背景下的產物，另外也是更關鍵的，《黃帝四經》的內容與《管子》一書中相關內容相比，十分相似。這其中“節用民力，因地制宜地發展生產，讓老百姓能夠發家致富，這些都是老學思想所沒有的”③。拿這些“老學思想所沒有”的東西，與《管子·’經言》中的《牧民》《形勢》《權修》等諸篇對照一下，帛書思想的地域背景在齊這一點，便可一目了然。《管子》黃老各篇與帛書《黃帝四經》是一個學派的文獻。
《管子書》相傳為管仲所作。劉向序說：“所校徽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漢內府所藏篇教最多，依定本八十六篇算，其中重複篇數，總在四倍左右。現存《管子》分為《經言》、《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篇》《管子解》、《管子輕重》八部，《內言》亡《王言》、《謀失》兩篇，《短語》亡《正言卜篇，《雜篇》亡《言昭》、《修身》、《問霸》三篇，《管子解》亡《牧民解卜》篇，《管子輕重》亡《三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三篇，計亡失十篇。
書中最古部分為《輕言》，但其中底文句有些屬於很晚的時代，從思想內容看來，不能看出是齊宣王以前底作品。並且書中底思想很複雜，新舊材料互混，看來不是出於一人底手筆。大概是稷下先生假託管仲的名字以自尊，而思想上主要的派別屬於道家與法家。故《漢書·藝文志》列入道家類、《隋書·經籍志》倒入法家。諸篇中最顯出道家思想底是《心術》上下篇及《白心》與《內業》二篇。《內業》解道的意義，《心術》、《白心》說依道以正名備法。這幾篇恐怕是稷下底道家所傳誦的道經。
在《心術》上篇中可以看出由道轉移為法的傾向。如說：“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流之體，謂之禮。簡物小米一道，殺慘禁誅，謂之法。”在另一段又說：“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無形則無所位越。無所位超，故遍流萬物而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職道之精。故隱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以無為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義者，調各處其宜也。禮以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逾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殺慘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這是明禮義理法皆出於道德，而此道德同體無間，其所以不同只在所舍及所以舍而已。《老子》以為“失道而後德”，這裡說道德無間，語辭上雖然有點不同，但終極的原則仍是道。“法出乎權，權出乎道”，這道是天地之道，不會有過失底，所以底下說，“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
法本從道出，所以至公無私。君子能抱持這一道以治天下便不致於喪失天下。《心術》說：“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藍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放日，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這一段與勝於·庚桑楚》所出老子之言很相近，想是當時流傳底道家言。人能得道，一切都可行，知巧也可以捨棄。《白心篇》}說：“孰能棄名與功而還與眾人同？孰能棄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又說：“孰能去辨與巧而還與眾人同道？故日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卧名利者寫生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因為“道之大如大，其廣如地，其重如石，其輕如羽”，所以很容易得，容易用。
在同篇里說：“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賦。”舍一切以求道，就不致於滿，不致於滅亡，而達到虛靜底地位。雖然，道是不可摸捉底，為政者既舍知巧，就不得不正名備法，所以說，“建當立有，以靖為宗，以時為寶，以政為儀，和則能久。”建設當立在適當與有上頭，雖仍以靖為宗，而時與政卻是實在的施設。注說：“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寶也。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為儀。”實際的政事是時間與手段底運用。運用得當，天下便治了。
所以說，“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上之隨天，其次隨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隨，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而索其形；緣其理而知其情；索其端而知其名。故苞物眾者，莫大於天地；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萬物均，既誇眾矣。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這尚法正名底思想與慎到底主張相同。總之，棄嗜欲知巧．恬偷無為，正名備法，是稷下道家因倡齊物底論調，進而主張絕聖棄知，專任名法底結果。
道家管仲學派認為，精氣是構成萬物的最小顆粒，又是構成無限宇宙的實體，說明了世界的物質性。
《管子·地員》
《管子》沒有否定鬼神，但它認為鬼神也是由精氣生成的。說精氣“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把鬼神視為普通一物，否認它是超自然的存在，反映出唯物主義的泛神論思想。
《管子》認為，認識的對象存在於認識的主體之外。它說：“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又認為，在認識過程中，主體要捨棄主觀臆斷，以外物為認識根據，要反映外物的真實情況。它稱這種認識方法為“靜因之道”，說：“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這在認識論上屬於唯物主義。
《管子》在諸子百家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古代黃老道家的哲學、政治、經濟、法律等各方面思想的珍貴資料。
戴望，《管子校正》。
管子，明天啟元年閔氏套印刊
郭沫若、聞一多、許維遹等：《管子集校》。這本書出版時當作郭沫若先生的獨著，曾收入“郭沫若全集”的“歷史編”。
黎翔鳳：《管子校注》。
馬非百：《管子輕重篇校詮》，這書對管子成書的年代估計得比較晚，但理論不充足。
二十四卷（大理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舊本題管仲撰。劉恕《通鑒外紀》引傅子曰管仲之書，過半便是后之好者所加，乃說管仲死後事，輕重篇尤復鄙俗。葉適《水心集》亦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今考其文，大抵後人附會多於仲之本書。其他姑無論，即仲卒於桓公之前，而篇中處處稱桓公，其不出仲手，已無疑義矣。書中稱經言者九篇，稱外言者八篇，稱內言者九篇，稱短語者十九篇，稱區言者五篇，稱雜篇者十一篇。稱管子解者五篇，稱管子輕重者十九篇。意其中孰為手撰，孰為記其緒言如語錄之類，孰為述其逸事如家傳之類，孰為推其義旨如箋疏之類，當時必有分別。觀其五篇明題管子解者，可以類推，必由後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竇耳。晁公武《讀書志》曰，劉向所校本八十六篇，今亡十篇。
考李善注陸機《猛虎行》曰，江邃《文釋》引《管子》雲，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邃見之。則唐初已非完本矣。明梅士享所刊，又復顛倒其篇次。如以牧民解附牧民篇下，形勢解附形勢篇下之類，不一而足，彌為竄亂失真。此本為萬曆壬午趙用賢所刊，稱由宋本翻雕。前有紹興己未張嵲后跋雲，舛脫甚眾，頗為是正。用賢序又雲，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則屢經點竄，已非劉向所校之舊，然終愈於他氏所妄更者，在近代猶善本也。
舊有房玄齡注，晁公武以為尹知章所託，然考《唐書·藝文志》，玄齡注《管子》不著錄，而所載有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則知章本未託名，殆後人以知章人微，玄齡名重，改題之以炫俗耳。案《舊唐書》，知章，絳州翼城人。神龍初，官太常博士。睿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有《孝經注》、《老子注》，今並不傳，惟此注藉元齡之名以存。其文淺陋，頗不足采。然蔡絛《鐵圍山叢談》，載蘇軾、蘇轍同入省試，有一題軾不得其出處，轍以筆一卓而以口吹之，軾因悟出《管子注》。則宋時亦采以命題試士矣。且古來無他注本，明劉績所補註，亦僅小有糾正，未足相代。故仍舊本錄之焉。
| 牧民第一 | 霸言第二十三 | 任法第四十五 | 明法解第六十七 |
| 形勢第二 | 問第二十四 | 明法第四十六 | 臣乘馬第六十八 |
| 權修第三 | 謀失第二十五 | 正世第四十七 | 乘馬數第六十九 |
| 立政第四 | 戒第二十六 | 治國第四十八 | 問乘馬第七十 |
| 乘馬第五 | 地圖第二十七 | 內業第四十九 | 事語第七十一 |
| 七法第六 | 參患第二十八 | 封禪第五十 | 海王第七十二 |
| 版法第七 | 制分第二十九 | 小問第五十一 | 國蓄第七十三 |
| 幼官第八 | 君臣上第三十 | 七主七臣第五十二 | 山國軌第七十四 |
| 幼官圖第九 | 君臣下第三十一 | 禁藏第五十三 | 山權數第七十五 |
| 五輔第十 | 小稱第三十二 | 入國第五十四 | 山至數第七十六 |
| 宙合第十一 | 四稱第三十三 | 九守第五十五 | 地數第七十七 |
| 樞言第十二 | 正言第三十四 | 桓公問第五十六 | 揆度第七十八 |
| 八觀第十三 | 侈靡第三十五 | 度地第五十七 | 國准第七十九 |
| 法禁第十四 | 心術上第三十六 | 地員第五十八 | 輕重甲第八十 |
| 重令第十五 | 心術下第三十七 | 弟子職第五十九 | 輕重乙第八十一 |
| 法法第十六 | 白心第三十八 | 言昭第六十 | 輕重丙第八十二 |
| 兵法第十七 | 水地第三十九 | 脩身第六十一 | 輕重丁第八十三 |
| 匡君大匡第十八 | 四時第四十 | 問霸第六十二 | 輕重戊第八十四 |
| 匡君中匡第十九 | 五行第四十一 | 牧民解第六十三 | 輕重己第八十五 |
| 匡君小匡第二十 | 勢第四十二 | 形勢解第六十四 | 輕重庚第八十六 |
| 王言第二十一 | 正第四十三 | 立政九敗第六十五 | |
| 霸形第二十二 | 九變第四十四 | 版法解第六十六 |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管子
- 外文名
- Guan Zi
- 篇幅
- 共86篇現存76篇
- 成書時間
- 春秋至秦漢時期
- 出處
- 四庫全書
- 作品體裁
- 言論彙編
- 拼音
- guǎn z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