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

清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魏源生於湖南邵陽縣金潭（今邵陽市隆回縣司門前鎮）。魏源七歲從塾師劉之綱、魏輔邦讀經學史，常苦讀至深夜。

嘉慶十五年（1810年）庚午科取秀才。

嘉慶十六年（1811年）辛未歲試補廩膳生。

嘉慶十八年癸酉科選拔貢。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全家遷居江蘇揚州新城。

道光二年（1822年）壬午科中式舉人第二名。

道光五年（1825年）受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之聘，輯《皇朝經世文編》120卷；又助江蘇巡撫陶澍辦漕運、水利諸事。撰《籌漕篇》《籌鹺篇》和《湖廣水利論》等。

道光九年（1829年），應禮部會試，與龔自珍雙雙落第，房考劉逢祿作《兩生行》哀之，從此龔魏齊名。魏捐內閣中書舍人候補，內閣藏書豐富，乃博覽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時社會動亂加劇，他目睹江華瑤民起義，深感清政權的腐敗。

道光二十年爆發了鴉片戰爭，外國侵略危機使他更加憤激，進一步激發了愛國熱情。

道光十二年（1832年），魏源來到南京即相中地處城西清涼山下烏龍潭邊，，史稱"詩巷"的龍蟠里東側購地建3進草堂，初始魏源為愛屋起名“湖子草堂”后改名“小卷阿”。並在潭邊淺水處建有“宛在亭”。魏源後半生，長年居住此處，其名著《海國圖志》即在此處撰寫完成。其間，他與時任江蘇巡撫的林則徐往來甚密。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魏源入兩江總督裕謙幕府，直接參與抗英戰爭，並在前線親自審訊俘虜。后見清政府和戰不定，投降派昏庸誤國，憤而辭歸，立志著述。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完成了《聖武記》，敘述了清初到道光年間的軍事歷史及軍事制度。在文中提出“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贏，令不行於境內之謂贏。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不材，則國禎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的人才論觀點。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甲辰，魏源再次參加禮部會試，中進士，以知州用，分發江蘇，任東台、興化知縣。期間改革鹽政、築堤治水。他依據林則徐所輯的西方史地資料《四州志》，參以歷代史志、明以來《島志》及當時夷圖夷語編成《海國圖志》50卷，后經修訂、增補。

咸豐二年（1852）成為百卷本。囊括了世界地理、歷史、政治、經濟、宗教、曆法、文化、物產。

咸豐元年（1851年），魏源授高郵州知州，公餘整理著述。

咸豐三年（1853）完成了《元史新編》。后以“遲誤驛報”，“玩視軍機”革職。旋復職，他以年逾六旬，遭遇坎坷，以世亂多故而辭去。

晚年，潛心學佛，法名承貫，輯有《凈土四經》。

咸豐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卒於杭州東園僧舍，終年63歲，葬杭州南屏山方家峪。

魏源是一個進步的思想家、史學家和堅決反對外國侵略的愛國學者。他積極要求清政府進行改革，強調：“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無不除弊而能興利之法，無不易簡而能變通之法。”他著重於經濟領域的改革，在鴉片戰爭前後提出了一些改革水利、漕運、鹽政的方案和措施，要求革除弊端以有利於“國計民生”，認為“變古愈盡，便民愈甚”。這些主張不僅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對於後來的資產階級變法維新運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魏源堅決反對西方資本主義的侵華活動，提出了反侵略的主張與辦法。他對人民群眾的力量有一定的認識，同林則徐“民心可用”的觀點相一致，提出“義民可用”的主張。他從三元里和台灣等地人民抗英鬥爭中得到鼓舞。在三元里人民痛擊英國侵略者之後，他滿懷激情地以“同仇敵愾士心齊，呼市俄聞十萬師”，“前時但說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縱夷”的詩句，熱情謳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鬥爭，憤怒聲討投降派為侵略軍解圍的可恥行徑，並在《海國圖志》中寫道：“三元里之戰，以區區義兵，圍夷酋，斬夷師，殲夷兵，以欵開網之而逸，孰謂我兵陸戰之不如夷者？”又說“廣東之斬夷首，捐艦者皆義民”，“兩禽夷舶於台灣，火攻夷船於南澳者亦義民”。他主張利用和依靠人民群眾作為抵抗外來侵略的主要力量，與投降派“防民甚於防寇”的反動政策形成鮮明的對照。

為了有效地進行抵抗，他反對“浪戰”，而主張“以守為戰”。他總結鴉片戰爭的經驗教訓，提出“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一曰調客兵不如練土兵，調水師不如練水勇”，主張採取誘敵深入的策略，“設阱以待虎，設以待魚”，以殲滅來犯者。這種相信熟悉情況的當地人民群眾，發揮他們的長處和抗敵的積極性來組織反侵略武裝力量，並採取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是切合於當時敵強我弱，敵寡我眾的客觀實際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魏源同林則徐一樣，是鴉片戰爭時期“睜眼看世界”，最有眼光的人物。他既堅決反抗侵略，又重視了解和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作為對付侵略的重要方法。他在《海國圖志》中很好貫徹併發揮了林則徐了解和學習西方的思想和做法，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正確口號，認為“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把學習西方的“長技”提高到關係國家民族安危的大事來認識，使之在當時社會上發生了振聾發聵的重大影響，針對當時封建頑固派把西方先進的工藝技術一概目之為“奇技淫巧”的無知，他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必須認真加以學習，而不能盲目自大，自甘落後，為此，他提出一套具體方案，不但包括了官辦軍事工業，改進軍隊武器裝備的內容，而且提出了興辦民用工業，允許商民自由興辦工業的主張。其中包含了例如：“量天尺、千里鏡、龍尾車、鳳鋸、水鋸、火輪舟、自來火、自轉碓、千金秤之屬，凡有益民用者，皆可於此造之”，主張以後“沿海商民，有自願仿設廠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聽之”。他還倡議“立譯館翻夷書”，並“於閩粵二省武試，增設水師一科，有能造西洋戰艦、火輪舟、造飛炮火箭、水雷奇器者，為科甲出身”，以獎勵科學發明。他認為這樣做，即可以“盡得西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逐步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從而達到“制夷”之目的。他滿懷著民族自豪感，對中華民族的智慧才能充滿信心，認為“中國智慧無所不有”，中國“人材非不足”，“材料非不足”，中國有著豐富的礦藏和資源，具有自己的有利條件。他相信中國人民有能力掌握西方的新式生產技術，可以逐步做到“不必仰賴於外夷”，指出只要經過努力，若干年後，必然“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中國一定能富強起來，趕上並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魏源不僅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生產技術，而且也很推崇和歆慕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他稱譽瑞士“不設君位，不立王侯”，“推擇鄉官理事”，是“西方桃花源”。又說“墨利加北洲（指美國）之以部落代君長，可垂奕世而無弊”。在封建專制制度長期統治下的當時中國，敢這樣讚美沒有君主和皇帝的政治制度，不能不說是很有膽識的見解。

在賦稅問題上，魏源主張培植和保護稅源，指出“善賦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而培其本根”。他指責苛重稅斂，“不善賦民者，譬則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認為重稅破壞了納稅人的財產，也就破壞了國家賴以生存的基礎“彼貪人為政也，專脧富民；富民漸罄，復脧中戶；中戶復然，遂致邑井成墟”，“有因何不種稻稷？秋收不給兩忙稅，洋銀價高漕斛大，納過官糧余秸秷。”魏源主張國家利用賦稅手段保護工商業的發展，認為“士無富民則國貧，士無中戶則國危，至下戶流亡而國非其國矣”。他所強調的富民主要是指工商業者。提出這一思想。有助於民族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魏源還對生產經營成本高低的原因及其對財政稅收的影響作了一定的分析，例如他認為淮鹽成本之高是由於細商所支付的浮費和勒索太多。如果廢除細商專賣制度允許散商憑票運銷，即可大大降低成本從而降低價格，這樣既可促進食鹽銷售，抵制走私，又可增加國家的鹽稅收入。魏源的這一觀點在中國19世紀以前的經濟思想中是極為罕見的。

魏源學識淵博，著作很多，主要有《書古微》《詩古微》《默觚》《老子本義》《聖武記》《元史新編》和《海國圖志》等。其它著述還有：《古微堂詩文集》《公羊古微》《曾子發微》《子思子發微》《高子學譜》《孝經集傳》《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學古經》《大學古本發微》《兩漢古文家法考》《論學文選》《明代兵食二政錄》《春秋繁露注》《墨子注》《孫子集注》等若干卷。作品結集為《魏源全集》。

《海國圖志》

《海國圖志》是魏源受林則徐囑託而編著的一部世界地理歷史知識的綜合性圖書。它以林則徐主持編譯的不足九萬字的《四洲志》為基礎，將當時搜集到的其他文獻書刊資料和魏源自撰的很多篇論文進行擴編，初刻於道光二十二年，為五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增補刊刻為六十卷。隨後，又輯錄徐繼畲在道光二十八年所成的《瀛環志略》及其他資料，補成一百卷，於咸豐二年刊行於世。

《聖武記》

《聖武記》書中談到18世紀西北地區穆斯林的反清起義問題。共14卷，前10卷以紀事本末體記述清王朝建立至道光年間的軍事歷史，后4卷《武功余記》為作者對有關軍事問題的論述。

《曉窗》《湘江舟行》《三湘棹歌》《寰海十章》

嘉慶十二年，少年魏源離開了苦讀多年的家塾，懷著對未來的美好憧憬，來到了邵陽縣城愛蓮書院求學。

相傳著名文學家周敦頤即在此種蓮，他的傳世名篇《愛蓮說》就在此完成。其中名句“蓮，花之君子者也”，即為愛蓮書院起名之濫觴。愛蓮書院的讀書生活給魏源留下綺麗的回憶，他在《答友人書院讀書之邀》一詩中吟道：“池蓮應入夢，門柳正扶春。”

“歲時，參加縣考，”前三名魏源、何上咸、石昌化，聯名如貫珠。而何最少，世稱“三神童”。縣試之後，補縣學弟子員。參加府試，考取案首。此時的湖南學政是李宗瀚，乾隆五十八年進士。他是藏書家、金石家和書法家。這位博學多才的學政看中了年輕有為的魏源，對魏源愛護有加。三年縣學使魏源知識面拓寬，為後來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嘉慶十五年（1810年），魏源回到故鄉，開館授徒。因為他課教得好，“名聞益廣，學徒踵至”。“腹內孕乾坤”的魏源並不滿足鄉間塾師的平靜生活，他於嘉慶十八年（拔貢是科舉制度中貢入國子監生員的一種。清代規定，到一定年限，由各省學政在生員中考試選拔優秀生員，保送入京，作為拔貢。每府學各名，縣州學年）來到省城長沙，進著名學府嶽麓書院學習，準備參加選拔貢生的考名。經過朝考合格，可以充當京官，知縣或教職。

魏源在嶽麓書院的時間不長，但在學習期間，結識了一批良師益友，如湯金釗，袁名曜，李克鈿，何慶元等。這些名士對他一生的事業和成就都起過重大的作用。

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湯金釗。湯金釗在主持湖南拔貢期間，辦事認真，正直無私，錄士極嚴。他在視察嶽麓書院時，對嶽麓書院辦學方針及教學方法進行充分調查，對其嚴格辦學十分滿意。

在學生中，他尤其喜愛才具獨特的魏源。魏源同湯金釗前輩有過較頻繁的交往，從湯身上學到不少知識。湯金釗與湖南巡撫廣厚主持湖南拔貢。這次共選拔人，魏源亦名列其間。

魏源到北京后，本應及時多天不露面。湯金釗去拜見選取他的老師。但是，不善鑽營且只知苦讀的魏源，卻一頭扎進古書堆中，感到奇怪，以為他病了，便親自去拜訪。湯金釗禮賢下士，愛才若渴，躍然紙上。從中也可見，此對忘年交情誼之篤。

袁名曜，湖南寧鄉人。他是魏源就讀嶽麓書院時的山長。他治學嚴謹，辦學認真，為文高遠，談鋒甚健。據《寧鄉縣誌》載：“其為文意格高渾，不落恆蹊，穿穴經史，自達其所見。”“足跡遍天下，尤留心輿圖厄塞，河渠險隘，古今沿革。”這位山長對青年魏源有較大影響。

李克鈿，字冠湖，湖南桂東人；何慶元，字積之，湖南桂陽人。是魏源在嶽麓書院時的同窗好友，都是得益於湖湘學派而出類拔萃的人物。他們和魏源是同科拔貢，成為學術思想上的知交。

嶽麓書院的讀書生活對魏源一生影響至大。在以後長期的幕僚生活和著述工作中，魏源同也是嶽麓書院畢業的著名人物賀長齡、陶澍有了超乎常人之間的交往和情誼。在嶽麓書院讀書之餘，漫步愛晚亭，留連嶽麓山，曾賦詩抒情：“日盡月野白，餘暉在山頂。流水如有情，徊上襟領。野服欺松風，幽尋自人境。是時月未上，萬象互光景。危雲天際峰，斜霓天南影。天高人獨立，溪急野逾靜。冰鱗空水明，歸翼涼煙引。詠歸謝童冠，意行無遠近。”

魏源自注作《晚步尋愛晚亭至嶽麓寺》（《魏源集》），這首詩是魏源在嶽麓書院讀書時，游愛晚亭，覽嶽麓寺，有感而發。他一心攻讀，積極儲備，但讀書時的心境是恬淡平靜的。嶽麓書院的短促的歲月給魏源的一生打上了深刻的印痕，使他終生難以忘懷。可以說，這就是魏源的嶽麓書院情結。

趙爾巽《清史稿》三十二卷

湖南隆回故居

魏源故里，湖南省邵陽市隆回縣司門前鎮。故里現存有故居，為清乾隆初年修造，佔地面積1710平方米，建築面積756平方米，為典型的清代湘西南木瓦結構民居，上世紀90年代經過兩次維修，恢復了原貌，現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故居座西向東，兩正兩橫，獨立於綠色田園中間，前臨一片平坦的千頃稻浪，院后緩緩流過一灣金水，左臨象山，右對獅嶺。

魏源故居系魏源的祖父孝立公遺留下的產業。相傳魏氏九世祖元瑛公至魏源祖父孝立公居所稱“埡塘灣公館”，民國初年改建為宗祠，孝立公另給十個兒子建了十座大體一致的宅院。魏源的父親魏邦魯，字春煦，排行老五，魏源故居就是他及家人所分住的的其中一座。魏源在這裡誕生並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時期，至他27歲那年（1820年）全家遷往江蘇定居才很少回家。1951年土地改革時，這所房子被分給魏源之房族後裔魏華柏等幾戶貧下中農居住。1994年，隆回縣人民政府安排專項資金，將故居內住戶全部遷出，收歸國有，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1994年、2000年和2006年國家文物局先後三次撥款進行了維修。

江蘇南京小卷阿故居

道光十二年（1832年），魏源來到南京，即相中地處城西清涼山下烏龍潭邊，史稱“詩巷”的龍蟠里東側（今20號）購地造屋。初始魏源為愛屋起名“湖子草堂”后改名“小卷阿”。“卷阿”乃《詩經·大雅》中的篇名。卷者曲也，阿者大山丘也，其遠大志向寓於宅名之中，是精神寄託，還是鋒芒畢露，不得而知，但他的故居在歷經170餘年風風雨雨的今天，仍有兩間保存完好。他親筆題寫的宅門橫額——小卷阿三個大字至今依稀可辨。在此魏源完成了《海國圖志》，魏源故居已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列為文物保護單位。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海國圖志》對日本“明治維新”起了巨大影響，認為它是“不龜手之葯”。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①《海國圖志》之論，實支配百年來之人心，直至今日猶未脫離凈盡，則其在中國歷史上關係不得謂細也。②此二書（《海國圖志》和《瀛環志略》）在今日誠為芻狗，中國士大夫之少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始。③其論實支配百年來之人心，直至今日，猶未脫離凈盡”。

宋恕（啟蒙思想家）：近人撰外史，如《海國圖志》《瀛寰志略》《四裔年表》等書，題名皆陋。將以尊內，適使外人笑我學者為井蛙，反辱國矣。

夏劍欽：縱觀魏源一生，他從理學家轉而為漢學家，從幕友轉而為親民官，從解經箋詩的通儒轉而為關心水利鹽漕的實幹家，從憂時憂民的學者轉而為放眼世界的先驅，都充分顯示他是一名真摯的愛國者。他因受鴉片戰爭失敗的刺激，時時以湔洗國恥為念，提出“后王師前王”、“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