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薩里昂·維薩里奧諾維奇·羅明納茲

1898年出生於俄國高加索喬治亞。

1917年3月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十月革命勝利后，擔任共青團工作。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羅明納茲以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出席了會議。在共產國際和聯共（布）黨內，羅明納茲堅決擁護斯大林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的鬥爭，從此便在共產國際和青年共產國際中開始擔任比較重要的領導工作。

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召開第六次全會，羅明納茲出席了會議，並作為青年共產國際的代表在第六次執委擴大全會上當選為共產國際的主席團成員。在這次會上，羅明納茲還作了發言，表示對東方革命的支持；11月22日至12月16日參加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

1927年2月作為聯共（布）代表團成員參加了在布魯塞爾召開的反對帝國主義同盟代表大會。

1927年7月中國國內革命形勢急劇變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根據中國當時的形勢，作出了《關於中國革命當前形勢的決議》。等到七一五政變發生后，為了糾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錯誤，制訂新的政策和指導中共實現中國革命策略的轉變，共產國際決定派羅明納茲前來中國接替鮑羅廷、羅易和維金斯基的工作。

八七會議

1927年7月23日羅明納茲抵達漢口，同他一起到達的還有他的助手諾伊曼。共產國際召回鮑羅廷，改派羅明納茲為代表來中國，是為了實行中國政策的革命轉變，其主要之點就在於結束國共合作的局面，確立武裝反抗國民黨的方針，實行黨對軍隊的領導。在羅明納茲到達中國之前，共產國際就向中共中央發來了電令，要求召開緊急會議，審查舊政策、舊機關，制訂新政策。所以，羅明納茲一到中國，便根據共產國際的電令進行準備，當天晚上便會見了中國共產黨負責人瞿秋白。他向中共領導人通報了自己的身份與使命。作為受共產國際派遣的全權代表，主要任務是糾正原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負責人在中國第一次大革命期間所犯的錯誤。在與瞿秋白的談話中，羅明納茲認為當時中共中央的主要錯誤是放棄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否定了共產國際關於武裝工農、懲治叛軍領袖的指示（共產國際五月緊急指示），自動解除了武漢工人糾察隊的武裝。他還認為所以會出現這些錯誤，根源在於一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他們缺乏工人階級的意識和革命的堅定性，對國際的指示加以機會主義的理解。他表示，現在共產國際不能信賴那些動搖的知識分子，要大膽提拔一些堅定的工人同志擔任領導工作。

7月26日參加了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的臨時中央常委會議。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指示，並作了批判陳獨秀的報告。這次會議還討論了南昌暴動的問題。羅明納茲傳達了共產國際對南昌暴動的指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舉行暴動，否則便不可動，可以把隊伍中的共產黨員撤往農村，俄國顧問不參加暴動。”經過討論，會議決定舉行南昌起義，並組成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還有兩位成員是李立三和惲代英。會上還確定在7月28日召開中央緊急會議，討論中國共產黨新的策略和任務。但由於當時形勢緊張，中央緊急會議未能如期舉行。8月3日羅明納茲又一次召開常委會議，討論了緊急會議的各項準備工作，確定了緊急會議的議事日程。

為了總結大革命的經驗教訓，糾正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在羅明納茲的督促下，也在中國共產黨內許多黨員的強烈要求下，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舉行。羅明納茲和他的助手諾伊曼出席了這次會議。羅明納茲在會上作了長篇報告，他首先指出了中央召開緊急會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在這次緊急會議上要解決的問題。他嚴厲地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他認為中國國內群眾的英勇行為是令人滿意的，錯誤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機關，未將國際的指示傳達到群眾中去。”羅明納茲認為從1927年4月開始一直到7月底，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都是按照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來決定自己的策略的。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讓步，甚至失去黨的獨立性；黨壓制了農民運動，使農民運動遭到了摧殘；黨要工人讓步，結果工人運動大大失敗。因此，他認為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的錯誤是執行了機會主義的方針。羅明納茲進而指出，中國共產黨如果不拋棄這一機會主義方針，糾正過去的錯誤，那就不能正確地提出今後的革命任務，也就不能領導新的革命鬥爭。羅明納茲在會上尖銳地批評了陳獨秀在統一戰線中對資產階級無原則的退讓和放棄革命領導權的種種表現。

羅明納茲在報告中分析了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態度，提出了中國共產黨應採取的策略。他強調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中國無產階級雖然人數較少，經驗不多，但中國的任何階級都不如它有力量。羅明納茲在分析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態度時，認為它在過去的一定階段中是革命的，但它現在已經反動了。基於這種認識，他認為中國共產黨不應該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帝國主義，而應該揭穿帝國主義的陰謀來達到反對資產階級的目的。因而他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同反對資產階級並列起來，認為中國共產黨“應該堅決地不僅僅反對帝國主義、封建餘孽，並且還應該堅決的反對資產階級”。實際上，羅明納茲的這番意見是根據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當時的理論和政策提出來的。這種把民族資產階級與大資產階級混同起來，把民族資產階級和中間勢力作為危險的敵人和打擊的對象，並且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成為分析中國的階級關係和制定策略方針的主要依據，這就從階級關係上混淆了革命的階段性，脫離了中國的實際情況。由於以這樣的理論來指導革命的實踐，又成了中國共產黨後來屢犯“左”傾錯誤的重要原因之一。

羅明納茲在報告中又提出了土地革命問題。他把實行土地革命確定為中國共產黨當時的基本方針。他指出“中國農民仍不能有獨立的階級政策，他不跟無產階級走，即跟資產階級走。”“農民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能求得自身之解放。”他強調了土地國有的主張，說“土地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國有”，而土地國有是“中國革命新階段的主要的社會經濟的內容”。

此外，在對國民黨的關係問題上，羅明納茲雖然在報告中痛斥了蔣介石、汪精衛“出賣革命”的行徑，但仍然根據共產國際的主張，提出“要與國民黨的左派聯合，與他們的下層群眾，與他們的勞動群眾的黨員，與他們的下層的組織聯合”。

對中國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問題，羅明納茲的報告和共產國際的許多文件一樣，反覆強調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和政策上始終是正確的，而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完全推給了中共中央。羅明納茲堅持為共產國際開脫責任的態度，引起當時參加會議的羅亦農、蔡和森等的不滿。羅亦農曾當場批評了一些共產國際代表的錯誤，並且指出了共產國際派出代表不當的問題。但是羅明納茲雖然口頭上承認“誰也不敢擔保沒有錯誤，我也許將來會有錯誤的”，但還是強調“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如何能實行國際的指導”。

八七會議最後通過了由羅明納茲起草，瞿秋白翻譯的《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及羅明納茲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同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政治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提綱》《最近職工運動決議案》《最近農民鬥爭決議案》《黨的組織問題決議案》等。接著，會上由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作了黨的新任務的報告；選舉了黨的臨時中央政治局。

8月9日在臨時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提名瞿秋白、蘇兆征和李維漢為常委候選人，經選舉后組成了中央常委會。

八七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糾正並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羅明納茲在這次會議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極左路線

1927年9月19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羅明納茲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認為中國的革命“已經轉變”，即“無間斷地”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了社會主義革命。在此之前——1927年7月28日斯大林曾在《真理報》上發表《時事問題簡評》，對中國的問題提出了這樣的看法：“在當前革命發展階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條件下，成立蘇維埃將是一個完全成熟的問題。”在八七會議時，羅明納茲還沒有接到關於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指示，所以在這方面沒有什麼具體的反映。顯然，在這次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召開之際，羅明納茲已經知道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意見。所以根據羅明納茲的意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了《關於“左派國民黨”和蘇維埃口號的決議》。《決議》同意共產國際指示，指出現在的任務不僅是宣傳蘇維埃思想，而且是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該成立蘇維埃。認為“蘇維埃組織應當首先在廣州、長沙這些確實取得勝利的關鍵地方建立；在這些地方通過暴動建立蘇維埃以前，我們堅決反對在小城市建立蘇維埃。”這樣，就把黨的工作從農村起義直接引向組織大城市的起義，把蘇維埃看作是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直接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機關，因而制訂了廣州起義的計劃，而後來廣州起義的政權就稱為“廣州蘇維埃”。

經過“八七”會議到9月19日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羅明納茲作為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完成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政策的革命轉變。然而，羅明納茲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遠不止此。1927年11月7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由瞿秋白主持召開了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羅明納茲和紅色工會國際駐華代表米特凱維奇出席了會議。瞿秋白在會上作了報告。但是，羅明納茲的觀點——中國的革命形勢是不斷高漲，革命性質是“無間斷的革命”影響了中國共產黨。周恩來後來曾有過這樣的描述：“1927年11月中央擴大會議接受了這種觀點，認為當時雖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但一直發展下去，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羅明納茲的意見，在我們黨員中間是有影響的。”

會議在瞿秋白主持下，通過了由羅明納茲起草的《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以及其他決議案。決議強調批判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提出中國革命一定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動農民，組織工農革命軍，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推翻舊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政權等。10月爆發桂唐戰爭，廣州軍閥李濟深和張發奎的矛盾也日益尖銳。這種狀況使羅明納茲產生了錯覺，認為“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中國革命的進展雖然受著歷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終繼續不斷的發展，因為統治者階級之間自身衝突矛盾非常激烈，他們的統治不能穩定，民眾革命鬥爭，尤其是農民暴動自發的到處暴發，顯然證明中國革命之無間斷性。”基於這樣的錯覺，他否認當時中國革命形勢總的說是處於低潮的現實，因而不但不組織有秩序的退卻，反而制定了組織全國暴動的“總策略”和“總方針”；提出要努力使“群眾自發的革命鬥爭得有最高限度的組織的性質”，“努力使互相隔離零星散亂的農民暴動，形成更可能大範圍內的農民總暴動”，“努力保證工人階級的爆發與農民暴動互相贊助互相聯絡”。羅明納茲起草的這個決議案還強調說“城市工人暴動的發動是非常之重要；輕視城市工人，僅僅當作一種響應農民的力量，是很錯誤的。黨的責任是努力領導工人日常鬥爭，發展廣大群眾的革命高漲，組織暴動，領導他們武裝暴動，使暴動的城市能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城市工人的暴動是革命的勝利在巨大暴動內得以鞏固的發展的先決條件。”

在羅明納茲的影響下，瞿秋白認為中國革命是高漲而不是低落，而且中國革命高漲是無間斷的性質——各地農民暴動的繼續爆發以及城市工人中鬥爭日益劇烈，顯然有匯成總暴動的趨勢，認為“中國革命不能不超越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的範圍”，“是由解決民權主義任務急轉直下直到社會主義的革命。”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接受了羅明納茲的錯誤主張，於1927年11月18日正式作出並下達了發動廣州起義的決議。

此外，這個決議還規定了一系列“左”的政策。如：它規定工農武裝暴動的策略，尤其應當注意的是：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革命派，應當採取毫無顧惜的殲滅政策……對於上層小資產階級——店東商人等等切不可存在著猶豫動搖的心理，如懼怕擾亂他們的安寧秩序，故而不去發展革命的群眾獨裁製，甚至阻止群眾的劇烈的革命行動。這些過“左”的政策，在湘南、廣西左右江、廣東海陸豐等地的農村暴動中，發展成為“殺盡土豪劣紳”以及燒毀他們房屋及無差別屠殺的“燒殺政策”。

羅明納茲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不僅提出了“左”傾盲動主義的理論和策略，還提出了為之服務的組織上的懲辦主義，提出了處罰領導起義失敗的同志的《政治紀律決議案》，由此，曾錯誤地處罰了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的負責人：羅明納茲指責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執行的是機會主義的舊政策，在政治上、策略上、軍事上都犯了極大的錯誤，是軟弱的軍事投機，給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全體成員以警告處分；羅明納茲指責秋收起義的負責人犯了“單純軍事行動”的機會主義錯誤，特別提出毛澤東對湖南省委的“錯誤”應“負嚴重的責任”，因此給湖南省委全體成員以紀律處分，還解除了毛澤東的黨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

羅明納茲在參加了11月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便離開了中國，經由日本轉海參崴回莫斯科。廣州起義等事宜便由他的助手德國人海因茨·諾伊曼負責。羅明納茲雖然離開了中國，但他在中國期間留下的影響卻繼續左右著中國革命的局勢。在11月會議所作決議案的種種“左”傾錯誤的指導下，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主要工作都是圍繞實現全國總暴動這個“總策略”來進行的。中共中央先後布置了在廣州、上海、武漢、天津、長沙等大城市舉行“總罷工”、“總暴動”的計劃，又布置了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等省的“工農總暴動”以及一系列的起義、暴動……，“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損失。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錯誤地指導了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導致了這次“左”傾錯誤的產生。

徠回國以後

羅明納茲回到莫斯科后參加了1927年12月2日至19日舉行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羅明納茲在會上作了慷慨激昂的發言，而此刻正是廣州起義發動之際。羅明納茲只知道廣州起義的發生，因此，他在作題為《共產國際內部的右傾危險》和《關於中國問題》的發言時，還認為廣州起義一定能取得勝利。羅明納茲說，中國革命在1927年遭受了三次慘重失敗（指“四·一二”、“七·一五”和賀龍、葉挺的軍隊在廣東的失敗），其客觀原因都在於特別劇烈的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高漲，在時間上不相持一致，而現在這種不相持一致的狀況“不存在了”。“自發的農民運動正在日益擴大和發展，中國工人階級掀起罷工浪潮和加強政治鬥爭來影響這個運動。中國的四個主要工業中心——上海、廣州、湖北、華北，也到處掀起了工人運動的高潮”。因此，羅湖納茲竭力宣稱中國革命已經到了中國共產黨立即行動奪取政權，實現一省數省乃至全國勝利的時候了。他說廣州事件就是“中國革命新高潮的起點，共產國際的政策應當是舉行暴動，打倒反動的國民黨政權。”羅明納茲在發言中又發揮了中國革命性質是“無間斷革命”的理論，認為中國的社會是亞細亞生活方式，不是純粹封建主義的，這兩者是不同的，有區別的。他說“要把中國農村存在的那種類型的社會關係稱作封建主義，只能是相對的，並需補充說明：這種類型的社會關係同歐洲的中世紀很少相似之處。獨特的中國封建殘餘（這種封建主義最好像馬克思那樣稱之為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引起農村極為尖銳的階級鬥爭的原因。”羅明納茲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垮台了、瓦解了。他說：“資產階級原來是一個未成熟的歷史流產兒。只要他一轉入反革命陣營，就會土崩瓦解，不再成為一支統一的政治力量了。它的某些派別便置於一些軍閥的指揮之下。”羅明納茲講到這裡，會場上有人喊“你說得太過分了！”羅明納茲回答說：“這裡沒有任何過分之處。”羅明納茲又講了一段話后，斯大林也提出質問：“那麼資產階級剩下的是什麼呢？”羅明納茲毫不含糊地回答說：“資產階級剩下的只是某些資產階級分子。”在會場中出現的笑聲中，羅明納茲又改口說：“剩下的某些資產階級集團。”接著，羅明納茲又在發言中高聲宣布：“現在在廣東以及其他一些省，黨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奪取政權和組織武裝起義，黨在蘇維埃這個總口號下進行鬥爭，現在可以直截了當地提出政權問題。”

在這次大會上，米夫反對羅明納茲的主張，駁斥了羅明納茲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和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第一書記布哈林在大會的總結報告的第四部分，即關於中國革命問題中明確支持了米夫，批評了羅明納茲。布哈林說：“宣稱資產階級分裂為互相傾軋的不同集團，決不是說資產階級作為一個社會階級力量已被完全消除了。說資產階級不是一個階級，而是個別的資產者，這顯然是不正確的。說封建主義在中國並不存在是說不通的。”羅明納茲雖然受到了布哈林的批評，但他仍堅持自己的觀點。他說：“只要我自信我的觀點正確，在沒有就這些爭論問題作出權威性的決議以前，我就盡自己之所能，當然也不顧情面，在自由辯論中捍衛自己的觀點。”

就在《真理報》刊登了羅明納茲的發言之後，廣州起義失敗的消息傳到了莫斯科。然而，羅明納茲並未輕易放棄他的觀點。他把自己對這一問題的觀點彙集起來，寫成了一篇題為《中國革命的新階段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長文章，在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全會召開之前寄給了聯共（布）理論刊物《布爾什維克》。與此同時，米夫也寫了《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一文駁斥了羅明納茲的觀點。這兩篇文章後來刊登在1928年2月29日出版的《布爾什維克》第三、四期會刊上。

1928年2月9日至2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九次全體會議。羅明納茲參加了這次會議。中國共產黨代表向忠發、李震瀛也參加了會議。會上，對廣州起義的失敗負有重大責任的羅明納茲受到了與會者的嚴厲批評，他與諾伊曼的全部主張也遭到了大會的否定。這次會議通過了由蘇聯代表團斯大林、布哈林和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向忠發、李震瀛等提出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決議案指出：“目前中國革命所處的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這個革命無論從經濟上看（土地革命和消滅封建關係），或者從反帝民族鬥爭上看（統一中國和民族獨立），或是政權的階級本質上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都還沒有完成。認為現階段的中國革命已經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看法是不正確的。同樣的，認為現階段的中國革命是‘不斷革命’的看法（這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中國代表的觀點），也是不正確的。想要跳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而同時認為這個革命是‘不斷革命’，這種傾向是錯誤的。”諾伊曼也同時受到了批評。

然而，羅明納茲並未改變他的觀點，也未正視自己的錯誤，在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又出現了他與其他人的爭辯情況。儘管羅明納茲這樣再三的爭辯，共產國際“六大”還是根據羅明納茲在指導中國革命問題所犯的一系列嚴重錯誤以及他對錯誤的態度，沒有再選舉他擔任共產國際的領導職務。

1929年4月參加了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會後，羅明納茲擔任外高加索邊疆區委第一書記。由於他不同意斯大林的一些政治、經濟方面的方針政策，被免去了領導職務。於是，羅明納茲在高加索地區從事工程學研究，後來又到馬格尼托哥爾斯去工作。

1930年12月聯共（布）黨指控他組織了反黨集團，解除了他的黨內外全部領導職務。

1935年自殺身亡，死後被聯共（布）開除黨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