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英

1906年2月28日出生於紅安縣北、鄂豫交界的七里坪戴世英村。早年在家鄉黃安鬧革命，1926年加入共青團，1927年又轉為中共黨員。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后，農民運動開展得不錯的黃安，自然成為國民黨鎮壓的重點。血雨腥風之中，戴季英沒有被嚇倒，而是與鄭位三、戴克敏、吳煥先等一起，在縣北七里坪重新組建了中共黃安縣委，繼續領導農民自衛軍及革命群眾堅持鬥爭。同年11月13日，著名的黃麻暴動開始，戴季英作為暴動總指揮部成員同時還兼任七里區農民義勇隊總指揮，成為黃麻暴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鄂豫邊根據地開創初期，戴季英代理黃安縣委書記、黃安農民暴動總指揮，主持縣委工作。按照當時省委的要求，黃麻暴動新組建的第七軍隸屬黃安縣委領導，也就是說，戴季英實際上也是第七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31年6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成立，戴季英是省委委員。之後，又出任紅二十五軍的七十四師政委。四次反“圍剿”失利后，紅四方面軍主力被迫西征。根據地重建紅二十五軍，其為政委，同時兼任七十四師政治委員、鄂東北游擊總司令，成為堅持鄂豫皖根據地鬥爭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紅二十五軍長征前夕，戴季英改任軍政治部主任。以後又先後擔任了紅二十五軍參謀長、中共鄂豫陝省委委員、中共鄂陝特委書記、中共陝甘晉省委常委、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保衛局局長等職。

抗戰爆發后，戴季英擔任了新四軍第四支隊副司令員，高敬亭錯殺后，原四支隊改編成四、五兩個支隊，戴季英任新的四支隊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後作為新四軍的代表，前往延安參加中共七大。1944年夏，他受中央委派，與王樹生一起赴河南，出任中共河南區黨委書記、河南軍區暨人民抗日軍政委員。以後，還歷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員、中原軍區副政委、中原軍區第一縱隊政委等職，參加了震驚中外的中原突圍，參與了鄂西北根據地的創建，任鄂西北軍區政委。

建國初，戴季英擔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開封市委書記的職務。

1952年2月12日，河南省委作出了開除戴季英黨籍、公職的決定，並於22日的《人民日報》上全文刊登了《中國共產黨河南省委員會關於開除戴季英黨籍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一文。

1984年4月，戴季英的問題才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予以平反，恢復了黨籍和省級幹部的待遇。

1997年11月29日，戴季英病逝於鄭州，享年92歲。

戴季英（1906年2月28日—1997年11月29日），又名繼英，1906年2月28日出生於湖北黃安縣（今紅安縣）檀樹崗戴世英村，家庭比較富裕。他先後就讀於武漢啟黃中學、武漢省立第一中學，較早地接觸了馬克思主義。1926年7月，年僅20歲的戴季英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為武漢三鎮知名的學生愛國運動領袖。1927年2月，作為武漢省立第一中學進步學生，他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投身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

1927年6月，戴季英受黨委派，回家鄉參加發動農民運動，擔任中共黃安縣委委員、代理書記。9月，中共黃安、麻城兩縣委發動了“九月暴動”。戴季英負責領導黃安各鄉暴動的宣傳與組織工作。11月初中共鄂東特委決定武裝奪取黃安城，戴季英當選黃麻起義總指揮部成員，同時兼任七里坪農民義勇隊總指揮。11月13日晚10點鐘，黃（安）麻（城）兩縣的3萬餘起義農民，浩浩蕩蕩地向黃安進發，14日凌晨4時一舉突破城垣，殲滅了縣警備隊，繳槍100餘支，活捉了縣長賀守忠、司法委員王治平和一批土豪劣紳。

11月18日，大別山區的第一個紅色政權——黃安縣蘇維埃政府成立了，黃、麻兩縣的農民自衛軍改編為工農革命軍鄂東軍。不久，由於國民黨軍隊的突然襲擊，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吳光浩、曹學楷、吳煥先、戴季英率領大部起義武裝，到湖北黃陂縣木蘭山區堅持游擊戰爭，由王樹聲率領少數人在黃、麻北部堅持鬥爭。

1928年春，黃麻起義武裝余部改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7軍，吳光浩任軍長，戴季英擔任第7軍黨委委員，率部開始創建鄂豫邊革命根據地的艱苦卓絕的鬥爭。5月，戴季英擔任中共黃麻縣委書記兼共青團黃麻縣委書記，併兼黃安縣地方武裝指揮部總指揮，積極發動農民參加土地革命，發動青年農民加入紅軍，為“擴紅”做出很大貢獻。10月，他被選為中共鄂東特委委員。1929年12月，他當選為中共鄂豫邊特委候補委員，參與了領導創建和鞏固鄂豫邊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1931年6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成立，由沈澤民（茅盾之弟）任書記，戴季英當選省委委員，成為沈在軍事方面的重要助手。1932年4月，戴季英任紅四方面軍25軍74師政委，率部在皖西參加了第四次反“圍剿”作戰。第四次反“圍剿”失利后，主力被迫西征，戴季英所在第74師，留在鄂豫皖堅持鬥爭。這一時期，戴的戰功是非常顯赫的。

1933年3月4日，紅25軍偵悉敵馬鴻逵（西北二馬之一）第105旅進佔河南省光山縣郭家河村（今屬新縣），與湯恩伯第89師換防，決定趁馬部由西北新調來大別山、人地生疏立足未穩，採取快速突擊戰術將其殲滅。3月5日傍晚，吳煥先向全軍作了緊急動員，當夜秘密急行30公里，拂曉到達郭家河。此次戰鬥，以第74師為主力的紅25軍大勝，紅軍僅傷亡30餘人，全殲國民黨軍兩個團，斃敵207團團長馬兆圖、副團長呂宗文，俘敵205團團長馬鳴及其以下官兵2000多人，繳獲山炮1門、迫擊炮8門、機槍12挺、長短槍2000餘支、戰馬百餘匹，副旅長馬登科僅帶60多人落荒而逃。

1933年4月8日，“頗有戰將之風”的戴季英升任紅25軍政委，同時兼第74師政治委員、鄂東北游擊總司令，成為堅持鄂豫皖根據地鬥爭的重要領導人之一。4月中旬，紅25軍在潘家河村再次與國民黨軍作戰，擊退“清剿”區指揮官衛立煌所部4個的師兵力，共殲國民黨軍1個多團，使其圍殲紅軍的計劃破產。“郭家河戰鬥”、“潘家河戰鬥”已載入軍史，戴季英的參與決策之功是不可抹殺的。

經此兩戰，紅25軍軍威大振，迅速發展到1.3萬餘人。但是，也使左傾路線領導人（以沈澤民為代表）忘乎所以，命令紅25軍強攻敵重鎮黃安七里坪。5月2日，紅25軍被迫攻打黃安七里坪，與強敵相持43天不下，被迫撤圍。此役紅25軍傷亡6000餘人，實力大損。7月，敵人調集14個師、4個獨立旅共10萬餘人，向鄂東北發動第五次“圍剿”。面對強敵，吳煥先、戴季英力主避敵鋒芒，率部轉戰皖西北。途中，敵以3個師扼守要道，另以2個師又5個旅重兵合圍，使紅25軍遭受重創，全軍只剩3000餘人……在飄忽不定的游擊戰爭中，部隊每到一地，戴季英總是親自召開會議，了解幹部、戰士的思想和執行紀律的情況，注重在鬥爭中選拔積極分子、發展黨員，經常深入基層同戰士談心，講革命道理。作戰時，他總是身先士卒，親歷險境，與戰士一起在槍林彈雨中衝殺。當時部隊缺糧嚴重，他和戰士們一樣忍飢挨餓。看著他青黃的臉，警衛員悄悄尋來一點大米給他熬一小碗稀飯，他一口未嘗，讓警衛員將稀飯全部送給了傷病員……

1934年11月，紅25軍主力實施戰略轉移，部隊進行了整編，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全軍將士2800餘人，高舉“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旗幟，於11月16日從羅山縣何家衝出發北上長征。

1934年12月10日，紅25軍進入陝西洛南縣境，即在該縣庾家河召開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會議，決定在鄂豫陝邊區建立根據地，並將中共鄂豫皖省委改為中共鄂豫陝省委。鄂豫陝邊界地區，包括陝西省東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河南省西部地區，該地區北靠秦嶺，南瀕漢江，地勢險要，人民困苦，敵人統治薄弱。紅25軍到來之前，這一帶就受過黨和紅軍的影響，適合紅軍立足發展。當時，蔣介石還未能統一鄂豫陝三省邊界地區軍隊的指揮。因此，紅25軍抓緊有利時機，廣泛發動群眾，很快在鄂陝邊區建立了第一塊根據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陝革命根據地的基礎。期間，戴季英歷任中共鄂陝特委書記、中共鄂豫陝省委委員，全程參加了建立鄂豫陝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1935年1月，蔣介石令駐河南、湖北、陝西3省國民黨軍以11個團的兵力對鄂豫陝邊區發動第一次“圍剿”。紅25軍在吳煥先、戴季英等率領下，以大迴旋的行動南下鄖西，北返洛南，東入盧氏，西轉藍田，掃除民團武裝和反動政權。根據當地群眾的迫切要求，他們適時提出“抗捐、抗債、抗糧、抗丁、抗夫”的五抗鬥爭，很快打開了鄂豫陝革命根據地的局面。

1935年2月19日，中共鄂豫陝省委在鄂西二天門召開常委會，討論部隊戰略方向和行動議會。針對一些幹部、戰士認為“紅25軍無法孤軍在鄂豫陝邊界獨立創建根據地，應入川會合紅四方面軍主力”的思想情緒，會上展開了激烈爭論。在吳煥先力主、戴季英支持下，中共鄂豫陝省委終於統一思想，繼續開創鄂豫陝革命根據地。

截擊敵警備第2旅兩個團，經激戰擊潰敵5個營，斃傷敵200餘人，敵旅長張飛生受傷，俘敵團長以下400餘人，乘勝開闢了華陽革命根據地。粉碎了敵人對鄂豫陝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

楊虎城派警備三旅上去，並不是追擊，而是想和紅軍達成協議。張漢民本人就是共產黨員。警備三旅2000多人有200人是中共黨員，連一級都有中共的支部，幾乎跟紅軍一樣。楊虎城認為警備三旅共產黨員最多，尾追是最保險的，共產黨不會打共產黨。張在接到楊虎城的命令以後，派出身邊的共產黨員張明遠秘密追上紅二十五軍，和徐海東，程子華達成協議。紅二十五軍在前，警備三旅在後佯裝追擊，雙方保持20里距離，幫助紅二十五軍儘快離開陝西。徐海東，程子華當時表示可以，雙方簽訂了協議，還向楊虎城索要了陝西軍用地圖，藥品，甚至無線電台。張漢民全部提供給他們，只是西安沒有多餘的無線電台設備，他派人去上海購買，並且報告給楊虎城。

之後，張漢民率部在後面佯裝追擊的時候，突然被紅二十五軍伏擊。按照警備三旅的裝備和戰鬥力，本來不會一下就垮了，主要還是打了個措手不及。當時張漢民部擔任前衛的九團團長閻揆要報告：紅二十五軍已經隱蔽，溝內似有埋伏，建議就地宿營，以免誤會。結果張漢民到底是個書獃子，他認為紅二十五軍不可能違背協議打自己，下令繼續行軍。結果一個旅在二三個小時內就被紅軍打垮了。

張漢民部畢竟是楊虎城的西北軍，不是紅軍自己的部隊，摸不清底細，打了總比留著後患要好。俘虜了警備三旅1000多人以後，紅軍先問誰是共產黨員。張漢民帶頭站出來說是，之後又有20多人站出來說是，有些精明的傢伙當時沒有站出來。結果紅軍下令把張漢民這20多人全部槍決，說他們都是叛徒，其他被俘的1000多人都放了回去。張漢民本人雖然是地下黨員，但從1924年就跟楊虎城，前後10年時間身份沒有暴露，也參加過多次對紅軍作戰。他不但迷惑了國軍，也迷惑了自己人。除了中央紅軍高層和中共的陝西省委，沒人能夠確認他是不是黨員。當時紅二十五軍已經失去和中央紅軍的聯繫，又和陝西省委沒有接觸。徐海東，程子華把他當成叛黨的叛徒，所以就處死了。楊虎城事後說，沒想到共產黨對盟友也這麼狠。其實這是因為歷史條件所限，資訊渠道不暢，而且雙方尚缺乏溝通機制，我紅二十五軍對國民黨軍隊系統內部情況也不甚清晰，等等諸多因素，釀成悲劇。

九間房事件，這是戴季英歷史上的重大污點，為什麼要避而不談，反倒大談所謂的第一次反圍剿。

負責中共黨史工作的原國家主席楊尚昆說：“紅15軍同楊虎城的部隊打過一仗，抓到不少俘虜。把俘虜集中起來后，問他們誰是共產黨員，並要共產黨員站出來。結果，站出來不少人。15軍團負責人根本不相信他們會是共產黨員，認為是冒充的，把他們全殺了，其中包括警三旅旅長張漢民。對這件事，楊虎城很有意見。西安事變發生后，周恩來在西安代表中央當面向楊說明情況，表示歉意，才消除了楊心裡的疙瘩。中央到陝北后，汪鋒和陝北其他一些幹部也曾為這件事向中央告過狀。但是，人已經死了，沒有別的辦法，只能追認他們為烈士。”（注100：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第160頁）

張漢民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獲得平反昭雪，承認其全部革命歷史。然而，令人倍感不解的是長期以來紅25軍的主要負責人除徐海東外，都對此事採取了脫離客觀實際的做法，他們始終沒有在公開的出版物包括軍史、回憶錄中對“九間房事件”給予正面解讀。此事件另一個惡果就是戴藉機攻擊迫害劉志丹。

4月中旬，蔣介石正調集30多個團的兵力，發動對鄂豫陝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揚言要在3個月內消滅根據地的紅軍。為反擊敵軍“圍剿”，吳煥先、戴季英決定採取“誘敵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戰方針，率部每天行軍百餘里，日夜與敵周旋。6月，當敵人被拖得暈頭轉向時，他們揮師首先北上商洛，奔襲“雞鳴三省”（鄂豫陝）的古鎮荊紫關，打亂敵軍部署。7月，他們又在山陽縣袁家溝口伏擊敵警備第1旅，以傷亡100餘人的代價，取得斃敵團長以下300餘人，俘敵旅長唐嗣桐以下1400餘人，繳獲輕重機槍40挺、長短槍1600餘支的重大勝利。繼而，部隊轉到外線行動，北出終南山，威逼西安，兵鋒直抵西安城南10餘公里之韋曲（長安縣境內），使敵人大為震驚。至此，宣告了敵人第二次“圍剿”失敗。

在威逼西安的行動中，紅25軍從報紙上得悉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已在川西會師，並有北上動向。當時，蔣介石正在調集幾十萬大軍向川陝甘邊地區集結，企圖將我主力紅軍圍殲於川西地區。此時，紅25軍是向川西方向轉移，還是繼續堅持孤軍北上？又面臨著一次新的重大抉擇。在這關鍵時刻，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員石健民從上海經西安到達紅25軍駐地，送來了黨中央的文件，並確切證實了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和準備北上的消息。當晚，中共鄂豫陝省委在長安縣灃峪口召開緊急會議。根據黨中央文件精神和敵情動態全面分析，主持工作的吳煥先、戴季英等決定：鄭位三等同志留下領導部分武裝，繼續堅持鄂豫陝根據地鬥爭；紅25軍主力立即西征甘肅，以牽制陝甘邊界之敵，策應黨中央和紅一、紅四方面軍北上。

中共鄂豫陝省委和紅25軍的領導，在與黨中央失去聯繫的情況下，通觀全局，獨立自主地作出繼續西征北上的這一戰略決策，是難能可貴的，它完全符合當時中國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符合黨中央率領主力紅軍北上抗日的戰略意圖，也反映了以吳煥先、戴季英為代表的紅25軍全體指戰員心向黨中央、盼望與主力紅軍會師的急切願望。

離開鄂豫陝蘇區，踏上了繼續長征的道路。當時，部隊進行了西征北上的政治動員，戴季英等提出的口號就是“迎接黨中央”、“與中央紅軍會師”。

8月初，紅25軍攻佔甘肅兩當縣城，隨後翻越麥積山，攻佔胡宗南部的後方基地天水縣城。這一行動引起敵人極大震驚，急調部隊回援。這時，紅25軍又大膽向敵縱深挺進，從天水新陽鎮強渡渭河，攻克秦安縣城，威逼靜寧，切斷了橫貫陝甘兩省的交通大動脈西（安）蘭（州）公路。紅25軍如一把尖刀，直搗敵後方，成其心腹大患。蔣介石從成都行營接連發出5道電令，調兵遣將，堵截、追擊紅25軍。這樣，紅25軍吸引和調動國民黨兵力達20萬人，有力地策應了主力紅軍在川西的行動。

8月15日，吳煥先、戴季英率部進抵靜寧縣城以北的興隆鋪。興隆鋪一帶是回民居住地帶，吳、戴通過調查了解到，由於國民黨政府實行大漢族主義統治造成民族糾紛，漢回隔閡嚴重。因此，他們專門為部隊規定了過回民區必須堅決執行的“三大禁令，四項注意”，把豬肉都作了處理，並派出手槍團和一部分回族戰士先期進入興隆鋪，張貼標語、傳單、布告等，進行宣傳。部隊進入興隆鋪后，吳、戴親自召集當地知名人士和阿訇舉行座談會，宣傳中共抗日救國主張及民族政策、紀律等，講明紅軍只暫作停留，不征糧派款，不拉夫抓丁，解除群眾顧慮。隨後，吳、戴等在一片鑼鼓、鞭炮聲中拜訪了清真寺，並贈送了匾額和禮品。紅25軍模範執行民族政策的實際行動，換來了回民的一片讚頌。後來，當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到達這裡時，面對熱情的歡迎，始知是吳煥先、戴季英及其領導的紅25軍種下的“善果”，對吳、戴稱讚不已。

經過3天休整，在回族鄉親擺設香案的隆重禮送下，紅25軍離開興隆鋪，沿西（安）蘭（州）公路東進，開始了西征北上的大周旋戰略行動：先是攻克隆德縣城，接著連夜越過六盤山，進抵平涼、涇川地區。徒步涉河。當部隊剛過一半時，上遊河水陡漲，軍部機關直屬隊及在塬上擔任後衛任務的第223團被阻於河北岸。就在此時，敵第35師208團1000餘人，由涇川縣城沿著王田宮塬突然襲來，企圖把紅25軍後衛部隊壓在河邊吃掉。戰鬥中，吳煥先不幸犧牲。這位卓越的青年將領壯烈犧牲時年僅28歲。

政委犧牲的噩耗傳出，全軍上下極度悲憤，戰友們呼喊著：“為政委報仇！”紛紛沖向敵陣與敵展開肉搏，血戰四五個小時，終於全殲尾追之敵，擊斃敵團長馬開基。

紅25軍領導進行調整，決定副軍長徐海東升任軍長，軍長程子華改任政委，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改任參謀長，郭述申接任政治部主任。紅25軍到達陝北延川縣永平鎮，與劉志丹領導的陝北紅26軍、紅27軍會合。

進入陝北后，歷任中共陝甘晉省委常委、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保衛局局長。

當時，中央紅軍長征已進入甘肅，越過六盤山。蔣介石調集十萬之眾，向陝甘和陝北根據地發動了空前規模的第三次大“圍剿”，妄圖一舉摧毀這最後一塊紅色根據地，阻止中央紅軍和陝北紅軍會師。徐海東、劉志丹親密合作，率領紅15軍團在甘泉縣勞山地區、鄜縣（今富縣）榆林橋地區，打了兩個大勝仗，消滅了敵人一個師又兩個營，擊斃了敵師長何立中，給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以迎頭痛擊。

1937年7月，抗戰軍興，南方8省的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留在鄂豫皖堅持鬥爭的高敬亭所部紅28軍，改編為新四軍第4支隊，高為司令員，戴季英擔任副司令員。高、戴雖早在鄂豫皖時期就認識，卻彼此猜忌，高甚至懷疑戴是黨中央派來監視他的，戴也處處和高較勁。1938年4月，第4支隊挺進皖中，在皖中、皖西黨的負責人李世農、張愷帆等協助下發展游擊武裝。當年秋天，建立了一支由戴季英領導的游擊縱隊，下轄第1、第2兩個大隊，約2000人。為新四軍第4支隊的發展、壯大，戴季英是做過貢獻的。12月中旬，戴積極推動高敬亭率部東進皖東、皖中敵後，取得了部分戰果。

1939年5月5日，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成立，張雲逸任總指揮（副總指揮徐海東）兼指揮部前委書記，指揮包括第4支隊在內的江北部隊開赴津浦路西、路東地區，旨在打開皖東敵後的抗戰局面。同年6月，高敬亭在安徽合肥被錯殺，原第4支隊一分為二：一部分兵力組成新的第4支隊，由徐海東任司令員，戴季英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另一部分兵力組成第5支隊，羅炳輝任司令員。期間，戴率部挺進安徽巢縣、桐城地區參加抗日游擊戰爭，屢有斬獲。在徐海東病重時，他還代理過司令員職務，是第4支隊的一號當家人。在張雲逸領導下，戴季英率部參加了開闢津浦路西（以定遠縣藕塘為中心）、津浦路東（以來安縣半塔集為中心的）游擊根據地的鬥爭。很快，新四軍江北部隊發展到7000人，初步完成了向皖中、皖東敵後的戰略展開任務，為進一步創建皖東根據地打下了基礎，實現了北與八路軍戰略協同、東與新四軍蘇北部隊打通聯繫的任務。

戴季英開展抗日游擊戰爭有一套，搞統一戰線也不外行。

1939年12月，在蔣介石的策劃下，國民黨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將領李品仙和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聯手，頻頻對江北新四軍挑起摩擦、製造流血事件，妄圖切斷新四軍與八路軍的聯繫，把新四軍江北部隊完全消滅。時張雲逸的妻子韓碧攜幼子遠之在安徽無為縣襄安鎮被國民黨部隊扣押為“人質”，向張雲逸、戴季英施加壓力。1940年3月30日，戴季英和張雲逸聯名致電安徽各機關、團體暨各界領袖。

通電有理、有利、有節，語氣不卑不亢，使李品仙部在輿論上處於不利地位。隨後，張、戴堅決貫徹黨中央先擊李品仙、后打韓德勤的方針：先集中主力於津浦路西，攻克定遠城，取得反李作戰的勝利；繼而，指揮第4、第5支隊和向路東增援的挺進縱隊、蘇皖支隊，開展以半塔集為中心的反韓自衛戰，從而取得了第一次華中反頑作戰的重大勝利，創造了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範例，史稱“半塔保衛戰”，是開創淮南抗日根據地關鍵的一戰。最終，國民黨方面被迫將韓碧母子釋放。後來，陳毅曾經高度評價過半塔自衛戰的重大意義，視其為黃橋決戰的序曲：“先有半塔，後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黃橋。”這一時期，戴季英還是有一定歷史功績的。

是年11月底至1941年3月，戴季英同新四軍的譚友林、郭述申等共10餘人，從安徽渦陽出發，奔赴延安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到達延安后，戴季英一行去看望毛澤東。毛澤東對他們語重心長地說：皖南事變你們都知道了嗎？項英同志就是相信國民黨，相信顧祝同，不聽中央的話，不相信黨中央，把椅子搬到顧祝同腳下坐著，顧祝同臉色一變，一腳把他踢翻了。最後，毛澤東說，你們來開七大，七大要等些時開，你們要先好好學習，學習黨的歷史等。於是，戴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1942年底至1943年初，黨中央直接領導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開了西北高幹會議，解決西北歷史問題。毛澤東、任弼時、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參加了這次會議，開始清算“左”傾機會主義在西北造成的惡果。1944年7月，戴季英寫成《鄂豫皖蘇區紅軍歷史》書稿，對鄂豫皖蘇區的歷史和自己的錯誤進行了回顧，說法還算公正。

1944年夏，日本侵略軍為了挽救其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失敗，發動豫湘桂戰役。面對日軍的進攻，國民黨軍隊大多數是一觸即潰，甚至是望風而逃，致使河南廣大地區淪陷。9月，中共河南區黨委、河南軍區暨八路軍河南人民抗日軍在延安成立，戴季英擔任區黨委書記、河南軍區暨人民抗日軍政委，王樹聲擔任河南軍區暨人民抗日軍司令員。兩人都是鄂豫皖時期的老相識，受命后立即率部向河南敵後挺進，創建了以嵩山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

1945年2月，八路軍河南軍區正式成立，王樹聲、戴季英分別擔任司令員、政委。在此前後，他們率河南人民抗日軍第3、第4支隊進入豫西伏牛山區，展開攻勢作戰，消滅日軍、偽軍的有生力量，並發動群眾建立黨的各級組織和抗日民主政府。在河南人民抗日軍6個支隊迅速展開的基礎上，中共河南區委先後建立6個地委、專署和軍分區。

河南軍區在豫西的活動，很讓毛澤東欣賞。1945年1月1日，毛澤東與前來祝賀新年的郭述申（當時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任該校第3部主任）等談話，高瞻遠矚地指出：同敵人鬥爭要有長遠準備。過去只顧眼前，擴兵籌款，不久根據地也搞空了。河南的同志做得對，他們把擴大的軍隊留在地方，已擴大了1萬多地方部隊。在此，可以說不點名地表揚了戴季英等人。同年2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五部、六部發起的報告會上講話指出，“陝甘寧邊區的作用非常大，……他們的隊伍除新四軍外，都是從這裡出發的，最近王震又是從這裡出發的，戴季英也是從這裡出發的，北方的隊伍都是從這裡出發的。”可見戴在毛澤東心目中還是有相當分量的。

王樹聲、戴季英在豫西活動期間，還與國民黨愛國將領高樹勛結下了統戰關係。高樹勛後來能走上起義道路，與王、戴的工作也是分不開的。

王樹聲、戴季英率領河南人民抗日軍進軍伏牛山區，籌建抗日民主政府，廣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宣傳黨的抗日方針，積極擴大抗日根據地，這不僅震懾了國民黨頑固派和當地土頑，而且給伏牛山區的人民帶來了抗日戰爭勝利的曙光。

1945年8月，終於迎來了抗戰勝利的曙光，奉黨中央之命，王樹聲、戴季英率部和新四軍第5師、八路軍359旅會師。

同年10月起，戴季英歷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員、中原軍區副政委、中原軍區第一縱隊政委。他與第一縱隊司令員王樹聲，率部與兄弟部隊一起，緊緊扼守中原戰略要地，牽制住國民黨相當多兵力，為我軍在東北、華北和華東的戰略展開贏得了寶貴時間。

1946年7月，震驚中外的中原突圍戰役開始。突圍過程中，李先念、鄭位三、王樹聲、戴季英等率中原軍區部隊集戰略轉移、戰略牽制重任於一身，以機動靈活、英勇果敢的行動“四面開花”，不僅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蔣介石製造第二個“皖南事變”的企圖，而且牽制了國民黨程潛、劉峙、胡宗南3部共32個旅36萬人的兵力，並在突圍戰役中以較小的傷亡予敵以重大殺傷，贏得了解放戰爭首戰的重大勝利。

當中原突圍各路部隊勝利實現戰略轉移，即將進入兄弟解放區之時，中共中央根據全國戰局形勢的發展變化，要求中原部隊改變原定進入解決區的戰略轉移終點，在鄂、豫、皖、川、陝解放區外線牽制敵人，配合內線部隊作戰。王樹聲、戴季英表現出了高度的全局觀念，從7月下旬開始，王、戴率部經過艱苦轉戰，創建了鄂西北革命根據地，王、戴分別擔任鄂西北軍區司令員、政委。在創建根據地和堅持敵後游擊戰爭的過程中，王、戴所部與中原軍區其他部隊一起，以頑強的毅力，經受了數倍、甚至數十倍於己之敵的殘酷“清剿”和惡劣自然環境的嚴峻考驗，從而有力地幫助了我陝北、華北、華東以及東北等解放區度過解放戰爭“戰略防禦”的艱難時期。

中原軍區各部隊顧全大局、犧牲自我的崇高精神，及為解放戰爭全局勝利所建立的豐功偉績，當年就曾得到了黨中央和有關戰區領導人的高度讚揚與充分肯定。1946年5月上旬，周恩來在赴宣化店視察時就說：“同志們在敵人圍困進攻和極端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堅持鬥爭在宣化店，拖住了幾十萬蔣匪軍，毛主席曾多次表揚過你們。你們不要小看了你們堅持鬥爭的意義，有你們在這裡，蔣介石就吃不下飯，睡不著覺。你們支援了東北戰場，也配合了華北戰場。在這場鬥爭中，你們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你們都立了大功。”對中原軍區部隊的危險境況，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亦曾作過最壞的設想。1947年11月，陳毅在河南汲縣對新四軍第5師部分幹部講話時曾直言：“中央是準備犧牲你們的，包括李先念、王震、王樹聲、戴季英同志在內。”

中原突圍勝利后，戴季英擔任過中共河南省委第二副書記、中原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主任等職。

1949年10月，戴季英為之奮鬥20多年的新中國誕生了，他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開封市委書記；當時，開封是河南省會；不過，他認為自己在挺進河南敵後時立下了豐功偉績，應該成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把手，並且倚老賣老、自我標榜。

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中國共產黨河南省委員會關於開除戴季英黨籍的決定》（2月12日作出），在肯定戴季英“有過相當貢獻”的同時，指出他的四大錯誤：“表現在政治上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行為和反黨的活動”，“表現在組織上嚴重的宗派活動與家長制統治”，“表現在思想意識上嚴重的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思想和唯我獨尊的權位思想”，“壓制民主，抵抗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為嚴肅黨的鐵的紀律，純潔黨的組織，提高黨的戰鬥力，省委決定並經中央和中南局批准開除戴季英的黨籍”。

1955年10月11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在做結論時說道：“誰不犯一點錯誤呢？無論是誰，總要犯一些錯誤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藥的人總是很少的，比如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還有陳光、戴季英。除了這樣極少數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夠挽救的，都是能夠經過同志們的幫助去改正錯誤的。”

1959年11月23日，在戴季英被開除黨籍7年半后，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通過《關於郭洪濤同志幾個歷史問題的審查意見》。

戴季英淡出人們的視野后，在鄭州的河南省委家屬院過著近乎“隱居”的生活，真的應了“大隱隱於市”的古語。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1984年4月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予以平反，恢復黨籍、省級幹部待遇，不少人紛紛寫信給他，有談過去的戰友情的，有找他作證明的（證明革命經歷），有為他鳴不平的。據說，有人甚至鼓動總書記胡耀邦，要他致信中紀委為戴平反。

文革以後，陳先瑞等紅25軍的老人還去拜訪過戴季英，主要是為了撰寫紅25軍軍史的事。據說，戴看了初稿后，哈哈大笑：“就你們的水平，能寫成這樣，已經算不容易了！”

戴季英於1997年11月29日在河南省鄭州病逝，享年91歲。

1992年11月1日，陳再道上將在《人民日報》發表《大別山的紅旗永遠飄揚——紀念黃麻起義六十五周年》紀念文章，公開稱呼戴季英為“同志”。這一聲遲來的“同志”，表達了老同志對戴季英遭遇的同情，也是撥亂反正的聲音。

1993年，原中共陝甘邊特委委員、在中紀委副主任崗位上離休的張策，在《傳記文學》第2期發表文章稱：他是我黨一位出色的政治保衛工作者，他沒有反黨，更沒有叛黨。他是一位忠誠的布爾什維克。後人有責任將戴季英在歷史上的一些功過是非，客觀公正地反映出來，這是對歷史負責，對子孫後代負責。張策認為，紅25軍與中央紅軍是後來到陝北的，不了解當地情況，被陝甘晉省委的一、二把手朱理治、郭洪濤所蒙蔽。

1997年7月，《中國軍事百科全書》出版，收入了“戴季英”詞條，稱其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指揮員”，卻有意識地沒有配發圖片。於是，有的軍事歷史學者慨嘆：難道戴是見不得光的人嗎？令人欣慰的是，全書出版時，戴季英還在世。

戴季英的父親戴壽雲，大革命時期曾與董必武有過交往，屬於支持革命的開明知識分子。1933年冬，父親被國民黨活活燒死，母親吳氏被當地土豪打死。戴季英有弟兄五人。除戴季英外，其餘四個兄弟全部為革命犧牲。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二哥戴季倫，畢業於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是黃安早期革命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曾為中共黃陂縣委書記、鄂豫邊革命委員會常委、皖西北特委常委兼宣傳部長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