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鴻勛

牟鴻勛

牟鴻勛(1888—1928),字猷宣。湖北省利川縣汪家營人。土家族,邑庠生。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首義功臣,曾出任南京臨時政府事業部副部長。

1908年就學於武昌兩湖師範學堂。1910年加入共進會,秘密散發《民報》等刊物。武昌首義前夕,出席共進會與文學社聯合會議,任起義政治籌備員。10月9日,孫武在漢口寶善里試驗炸藥失事,清軍嚴加搜查。當晚,牟到武昌小朝街軍事指揮部聯絡,軍警破門而入,牟與劉復基彭楚藩等當場被捕。10日拂曉,彭、劉、楊三人英勇就義。甘績熙鄧玉麟,問牟是否被殺。鄧雲,“未被殺,但不招供,鐵忠令烙其頭顱,慘不忍言。”清吏本欲處以極刑,為留活口,倖免一死。10日夜革命軍起義佔領武昌,迎牟等出獄。武昌軍政府成立,牟參預謀略處工作。謀略處改總稽查部,牟為八大總稽查之一,併兼任軍政府所辦《中華民國公報》經理。

求學經歷


牟鴻勛自幼聰穎,文采出眾,加之家境富裕,18歲那年被父親牟奇祿送到武漢赴考。這是清末最後一屆科舉考試,牟鴻勛中了清末首案秀才,隨後被保送到武昌兩湖師範學堂深造,光緒三十四年(1908)肄業 。在學堂時,受教於名儒章太炎門下,深受章先生器重。與同學孫武、張難先等來往密切,受到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深感時局維艱,推翻封建統治勢在必行。

投身革命


1910年,由孫武等人介紹,在武昌參加共進會,成為共進會骨幹。1911年2月,以兩湖師範學堂總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熊秉坤、劉復基等人主持召開的共進會與文學骨幹分子在武昌召開的聯合會。同年八月,出席共進會與文學社在武昌胭脂路召開會議,牟鴻勛被公推為司勛和政治籌備委員,確定了軍政府組成人員名單。
1911年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起義總機關試驗炸藥,不慎起火,庫房被炸,清軍嚴加搜查。當晚,牟鴻勛到武昌小朝街85號軍事指揮部,作進攻總督府的部署,突然軍警破門而入,牟鴻勛與劉復基、彭楚藩等人當場逮捕。10月10日凌晨,軍警對其嚴刑拷打逼供。雖說他是兩湖師範學校的學生,作為謀反大逆者,照理說沒可能倖免。但當時兩湖師範學校的總務長陳樹屏,是作為知府陪審。陳樹屏和牟鴻勛是師生關係,他就一邊故作鎮定的口氣和主審官鐵忠說:“天下哪裡有秀才造反的事,一定弄錯了……”,一邊問道牟鴻勛,平時讀些什麼書。原本想就此庇護過去,但牟鴻勛鏗鏘有力的回答:“《警世鐘》、《猛回頭》、《革命黨》”。
另一主審官旗人雙壽說道:“讀的都是亂黨宣傳的書,不是亂黨分子是什麼?”問道:“那你是不是革命黨?”
牟鴻勛坦然稱是,問他:“為何要造反?”他慷慨陳詞:“大者為國計民生,小者報揚州三日之仇,雪嘉定十日之恨。”要他交出同黨,他大義凜然地說:“革命者頭可斷,志不可奪,豈可低頭折節而生!”軍警見他毫無屈服之意,嚴刑將他打得昏死過去。
總督瑞澄認為他在學界頗有名氣,可留下再逼口供,加上陳樹屏的從中周旋,才倖免於一死。當天拂曉,彭、劉、揚三人英勇就義。歷史上原本的四烈士就這樣在危急關頭便成了三烈士(今日武昌尚有彭劉揚路,如若當時犧牲,此路則又多牟字)。
10日彭、劉、揚三人被處決后,牟鴻勛被暫鎖於文昌門監獄。當天夜裡,革命軍起義佔領武昌。一日之後,首義成功,武昌光復。12日,起義軍攻克總督府,總督瑞澄逃之夭夭,革命宣告成功,起義軍領導人蔡濟民到文昌門監獄迎接牟鴻勛出獄,留任咨議局
武昌起義之初,牟鴻勛與高振霄、蔡濟民、謝石欽蘇成章、梅寶璣、陳宏誥、錢守范8人被公推為總稽查,時稱武昌革命“八大金剛”。
民國初期,牟鴻勛的同鄉范騰霄在北京的一個單位任書記官,雙壽此時也在這個單位工作。與范騰霄閑談前朝舊事,他尤其對牟鴻勛在堂上應訊時的風采讚嘆不已,呼為“硬漢子”。牟鴻勛得知后非常高興,備盛宴邀約雙壽。席間,昔日對手,今日同胞,把酒言歡。一時,“硬漢子”的美名在京師廣為流傳。

開國功臣


民國元年(1912)二月十日,軍政府成立實業部,李四光被遴為正部長,牟鴻勛為副部長。
二十七日,發生倒孫武事變,孫被告革除軍務部長職務,牟鴻勛等人也因之去職。時牟已入民社,民社併入共和黨,牟為共和黨黨員,當選為眾議員。常住北京。
民國二年,袁世凱政府授予牟鴻勛以勛五位。

共和衛士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袁世凱的篡權野心公開暴露,於1916年稱帝。孫中山發動反袁的護國運動后,牟鴻勛潛赴黃岡與蔡濟民秘密組織靖國軍,發動黃岡起義
1917年北洋軍閥解散國會,孫中山發動“護法運動”。牟鴻勛回到利川,又與蔡濟民組織鄂西靖國軍,蔡濟民為總司令,牟鴻勛任副總司令,董必武任秘書長,陳耀智任參謀長川軍熊春武以湖北無軍隊為借口,委任方化南為援鄂軍總司令,與靖國軍同駐在利川城中。方化南策動叛亂,突襲靖國軍,蔡濟民殉難,牟鴻勛隻身突圍,喬扮為傳教士潛赴武漢。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后,黎元洪復任大總統,牟鴻勛出任總統府顧問,先後獲文虎、嘉禾勳章。黎被逐,牟亦卸職。
1924年11月段祺瑞擔任北京臨時政府執政,當時南北和解之勢遍及全國,牟鴻勛奉孫中山之命,作為全權代表,北上與段祺瑞談判。在談判中,他堅持原則,曉以大義,使段祺瑞不得不電請孫中山到北平共商國是。這時孫中山恰好在上海,回電后立即動身到達天津。段祺瑞派十人組成的歡迎團,陪牟鴻勛同到天津接駕,卻不知此時孫先生肝病劇發,已送進協和醫院搶救。孫夫人宋慶齡代見歡迎團和牟鴻勛。她對牟鴻勛說:“把你辛苦夠了,只可惜他的病不能很快康復,不能把你的功勞早日表現於國家和人民啊!”牟鴻勛說:“這完全是總理的聲望和威信所致,我沒有一點力量可言,我只希望總理早日恢復好身體,總理病康復了自然就好辦了”。孫夫人又說:“總理的病有我照顧,請你回去代我感謝段先生對我們的隆重接待,並向其問候”。牟鴻勛回去復命。
北伐后牟鴻勛病居武昌,蔣介石曾數次電邀其去南京,皆拒辭不往。1928年5月,牟鴻勛病逝武昌,時年4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