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梅

王其梅，湖南省桃源縣人，1932年參加反帝大同盟，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 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參加了一二九運動，曾任北平學聯交際股股長，中共河南西華中心縣委書記。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豫東特委書記，新四軍第4師33團政治委員，河南軍區第4軍分區副政治委員。

解放戰爭時期，任豫西軍區桐柏軍分區政治委員，冀魯豫軍區第6軍分區政治委員，豫皖蘇軍區第1軍分區，第5軍分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野戰軍18軍53師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18軍副政治委員兼昌都人民解放委員會主任，進藏部隊先遣支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西藏軍區副政治委員兼軍區後方司令部政治委員，后兼昌都警備區司令員和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此後，他把全部心血傾注在守衛祖國邊陲和西藏建設事業上。

文化大革命中他蒙受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不白之冤，受到了殘酷的摧殘和折磨，但他仍在病榻上極其艱難地寫出了《對西藏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和《對今後西藏建設的意見》二文，心裡時刻想著西藏的建設。1967年8月15日，他在彌留之際，囑咐其妻：“請求黨把我的骨灰送回西藏！”含冤溘逝，年僅54歲。1979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為他舉行了平反昭雪追悼大會。

立志革命，追求真理

王其梅，字時英，號魁伯，曾用名王時傑、王翰伯。1913年12月27日生於湖南省桃源縣三陽鄉王家坪一個地地主家庭。1931年王其梅初中畢業後進入北平私立弘達學院讀書，1932年，他考入國立北平大學附屬高中。同學沈繼芳經常向他傳播愛國思想，使他的思想由反對封建家庭，發展到挽救民族危亡，嚮往共產主義事業。經沈繼芳介紹，他加入了反帝大同盟，擔任二十三支部書記，1933年1月又經沈介紹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之後，王其梅積極宣傳抗日救亡的真理，並以各種方式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1934年秋，王其梅在中國大學學經濟，黨內任經濟系支部書記。在學習期間，他進行革命活動被校方發現后，令其轉學。1935年9月離開中國大學，轉入民國學院，並擔任學院青年團支部書記兼西城街頭支部書記。在1935“一二·九”運動中，王其梅曾兩次組織民國學院的革命師生舉行遊行示威活動，並被選為民國學院抗日救國會交際股長。

1938年2月，王其梅代表學院出席了北平學聯會，並任學聯會交際股長和黨團委員。之後，又以北平學聯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籌備會，並公開參加籌備會的各項活動。

南下抗日，奮戰西華

1936年12月，王其梅來到西華縣，與中共豫東特委書記沈東平、縣委書記王子英接上關係，擔任普理學校教員（校長是縣委書記王子英），黨內職務是支部書記。 1936年“雙十二”事變后，根據全國人民一致主張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形勢，王其梅立即協助校長王子英組織全校師生遊行示威，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掀起了西華縣抗日救亡的高潮。

1937年4月，王其梅兼任豫東特委交通站站長。該站是黨的秘密組織，負責上級派往豫東和華中的幹部接待和中轉工作。“七·七”事變后，王其梅接任中共西華縣委書記、普理學校校長職務，全面主持西華縣黨內的工作。1937年底，王其梅根據豫東特委的安排，在普理學校所在地陵頭崗舉辦了有三百多人參加的第二期抗日幹部訓練班，親自擔任教官和隊長。王其梅非常重視黨的建設，在訓練班學員中先後發展黨員二十一名。這期抗日幹部訓練班的舉辦，不僅為西華、扶溝、淮陽等縣培養了—批抗日骨幹力量，也為不久后豫東地區抗日武裝的建立和抗日游擊戰爭的開展奠定了基礎。

重返豫東，開闢新區

1946年7月9日，王其梅回到了闊別三年多的水東解放區（當時叫冀魯豫邊區六地委六軍分區），擔任地委書記兼分區政委。王其梅到水東后，首先傳達了上級對水東如何反圍剿的指示精神。接著和軍分區司令金紹山率分區武裝配合前來支援水東解放區反圍剿鬥爭的冀魯豫軍區獨立旅，於7月12日一舉殲滅柘城守敵，端了敵縱隊司令張嵐蜂的老窩，繳獲大批物資和武器彈藥，狠狠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粉碎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1946年8月，晉冀魯豫野戰軍發起隴海破擊戰役，王其梅和金紹山率領分區武裝積極配合，先後襲擾開封機場，攻克通許縣城，從而牽制敵一個正規師及四個保安團不能東調投入隴海戰場，有力地配合了晉冀曹豫野戰軍。11月，國民黨發動了對水東解放區的第四次圍剿。王其梅率分區武裝在杞南劉寨一舉殲滅了敵六十四旅一九O團，粉碎了敵人的第四次圍剿計劃。12月12日，豫皖蘇邊區黨委和豫皖蘇區在睢縣平崗成立，吳芝圃任區黨委書記、軍區政委，張國華任軍區司令員。同時，以冀魯豫邊區六地委六分區和原華中八地委八分區為基礎，成立了三個地委三個分區。王其梅任一地委、一分區書記兼司令員、政委。王其梅在一地委工作期間，國民黨曾派王其梅的二弟王其桂作說客。王其桂看到其兄立場堅定，未敢策反。

1948年10月24日，河南省會開封第二次解放，王其梅奉命參加開封的解放和接管工作，擔任開封市特別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

征戰江南，進軍西藏

1949年1月28日，王其梅奉命任十八軍黨委委員、五十三師政委，並著手部隊的籌建工作。同年3月，他隨軍南下，渡江后，一邊迫殲逃敵，一邊高速行軍。部隊經安徽轉戰浙江、江西、貴州、雲南，於十二月到四川，不久王其梅調任十八軍副政委，負責川南地區的接管工作，併兼任瀘州地區軍管會主任。在短短的一個月的時間內，先後開展了建立各級政權、治理社會治安等工作，穩定了社會秩序，打開了這個地區工作的新局面。

1950年初，黨中央決定和平解放西藏，命令十八軍準備進藏，建立西藏工委。王其梅調任西藏工委委員兼任十八軍政策研究室主任。親自到藏族群眾中去作調查，向上層人士、士司頭人請教。經過調查研究，搜集了大量材料，為中央制定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條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據。打開了進軍西藏的大門。

長期建藏，風範永存

先遣支隊進抵拉薩初期，形勢十分嚴峻。西藏上層反動集團乘解放軍主力未到，陰謀撕毀《協議》。面對這一切，王其梅號召全體指戰員保持清醒頭腦，堅決地宣傳、貫徹、執行《協議》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實際行動影響、團結藏族各界人士，消除民族隔閡，挫敗個別反動分子的陰謀，很快贏得藏族各界人士的信任，穩定了西藏的局勢。

1952年1月，西藏軍區成立，張國華任司令員，譚冠三任政委。王其梅調任副政委。為了解決運輸補給和加速西藏的建設，中央決定儘快修建康藏公路。同年12月，王其梅到西藏軍區後方司令部兼任政委。

王其梅熱愛西藏，把全部心血都獻給了建設西藏的偉大事業。1953年，中央組織部曾決定調他到北京任中央民族學院院長。他親自去找賀老總，堅決要求繼續留藏工作，得到批准。1957年，中央根據他的身體健康狀況，決定調他到西南局工作，他仍堅持留在西藏。

1959年3月，西藏發生武裝叛亂。這時正在北京住院的王其梅立即要求出院。帶病從北京回到西藏，參加平叛鬥爭。1962年，王其梅調西藏軍區和西藏工委工作。次年3月，兼任工委副書記。一九六五年兼任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多次受到殘酷的迫害。1967年周恩來總理將他接到北京。這時重病纏身的王其梅以驚人的毅力，忍受著極大的痛苦，艱難地寫出了《對西藏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和《對今後西藏建設的意見》。這是他在困境和病危中最後對黨和西藏人民的貢獻，也是他的臨終遺言。1967年8月15日，病情惡化，溢然長逝。

在王其梅的革命歷程中，他就人生道路的選擇與自己的父親有過三次大的抗爭。他違父所願，義無反顧地選擇了一條革命的道路。

一、出身地主家庭的王其梅深受革命思想的影響，衝破封建家庭的藩籬，毅然出走北平。

1913年12月27日，王其梅出生在湖南省桃源縣仙瑞鄉（后划設小鄉時分置為三陽鄉）一個偏僻的小山村王家坪。在姐弟7人中，他是長子。他的父親王明皆，任過三陽鄉團總（鄉長），為當地有名的大地主。王明皆把滿腔希望寄托在長子王其梅的身上，希冀他長大后光宗耀祖，擴大家業。王其梅在父親的殷切希望下，進入當時桃源最好的縣立一高漳江小學讀書。漳江小學的前身是漳江書院，舊民主主義革命先驅宋教仁等人曾在此就讀。在這裡，王其梅受到良好的教育，接受進步思想的薰陶，從此對社會不公乃至整個社會制度逐漸萌發不滿情緒。1927年，桃源掀起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王其梅在縣城親眼目睹如火如荼的農民運動，感受到農民運動的偉大力量，幼小心靈中的進步火花被進一步點亮，並以極大的熱情投身到這場運動中。他積極申請參加“少先隊”，參與游鬥地主豪紳，用燒毀家中麻將的實際行動支持農民協會提出的禁賭活動。作為農民運動打擊目標的王明皆，不得不拋棄財產和田地，攜家人四處躲逃。對於兒子的革命行為，他極為不滿，給予了嚴厲的訓斥：“爾讀聖賢書，應知君子群而不黨，以明哲保身而貴，歷代說客起義造反之徒有幾個善終者，爾宜慎之。”接著，又在1929年想通過訂親來拴住桀驁不馴的兒子。年僅16歲的王其梅，對父親所訂親事極力反對。正在常德省立三中讀書的他給父親的信中寫道：“年青(輕)發(生)育，有損後代，求學時代有誤學業，古禮三十而娶，梁任公先生曾論早婚之害，讀聖賢書當遵古訓也。”王明皆看到兒子的來信，勃然大怒，立即差人召回王其梅，令其膝跪床前，厲聲大罵：“學校離家近在咫尺，教爾已會寫字，竟敢訓我，爾為大，怎堪作諸弟模範。”訓斥之後，便以不供學費和與他斷絕父子關係逼婚。王其梅無奈吞食家中鴉片以示反抗，因食后反胃嘔吐，未造成大的傷害。後來，在母親苦苦哀求下，王其梅不得已屈從結婚，但迫使父親同意了自己提出的“結婚不同寢”的要求。父親的高壓，並沒有讓王其梅真正屈服。1930年冬，初中即將畢業的王其梅，悄悄從家中拿了一些金銀首飾，準備隻身逃往北平繼續求學。當他在家門前的延溪河乘船北逃時，被家裡人發現，追趕到碼頭。船剛剛離岸，父母苦苦勸說他回家。船在河中滯留了好一會兒。此時，王其梅去意已決，催促船工快點離開。父母怕他跳水身亡，不敢再逼，不得不讓小船漸漸駛向對岸。望著兒子遠去的背景，寒風中的父親流下了一行眼淚。王其梅生前追憶這段經歷時，深有感觸地說：“那次出逃，是由於農民運動的影響和對封建家庭的不滿，而企圖赴北平求學，尋找個人出路。”

二、面對身陷囹圄的兒子，父親託人開導。王其梅並不領情，他作好了長期坐牢的準備。

王其梅的父親再次得到兒子的消息，是在1936年。這年3月，在北平參加學運的王其梅被叛徒出賣，被捕入獄。7月，被押送到北平軍人反省院。當時，在清華大學做校醫的堂兄王其楷得知情況后，捎給家中一封信。王明皆才知道，王其梅被捕入獄。他又急又恨，立即變賣部分家產，將所需費用悉數寄往北平；同時修書一封，叮囑侄子無論如何要多開導開導王其梅，並想方設法將王其梅從獄中贖出來。王其楷按照伯父的意思，來到獄中，對戴著腳鐐手銬站在鐵門裡的堂弟說：“你又不缺吃少喝，不好好讀書，盡干這些危險的事，自己坐監，吃苦頭，使家裡人為你擔心。你究竟圖什麼？現在家裡要我用錢託人把你贖出來，你只要悔個過，馬上就可以出去，你還是寫個悔過書，去好好讀書吧，別再胡鬧了。”王其梅聽后，對堂兄說：“我沒錯，無過可悔，我的事以後不用家裡再管了。”堂兄深知王其梅倔犟的脾氣，於是留下部分錢，悻悻地走了。王其梅並沒有接受堂兄的開導，而是作好了長期坐牢的準備。後來，在黨的營救下，飽受牢獄之苦的王其梅才得以出獄。

三、在河南省西華縣，父子倆久別重逢。兒子不改初衷，父親抱憾而返。

1936年冬，王其梅在北平出獄后，被黨組織派往河南省西華縣工作。1937年七七事變后，任中共西華縣委書記，公開身份是西華縣普理學校校長，組織和領導西華的抗戰工作。這年夏天，他的父母打聽到兒子在西華縣一個小鄉村教書，便不遠千里去找他，準備勸說他回湖南老家。王其梅的父親到了西華縣凌頭崗后，見這裡地瘠民貧，和魚米之鄉的湖南桃源相去甚遠，便對他說：“月是故鄉明。家鄉有你許多同學，有的做了縣長，有的當了縣黨部書記，你卻在這裡當窮教員，不如回湖南，何愁找不到一份好差事。”王其梅對父親笑了笑說：“我愛這個地方，已經把這裡視為我的第二故鄉。我愛這裡的民眾和我所教的學生，他們對我已有了感情，我怎麼能走呢？再則，現在全國都在抗日，我就是不直接去前線，也不能越走離前線越遠啊。”“革命的事、抗日的事叫別人去干，少了你不成？”王其梅的父親說：“我年事已高，身體一年不如一年，操持偌大的家，已經力不從心。你作為長子，應回家替父撐立門戶。只要你回故鄉，我死可瞑目了。”王其梅對父親的勸說給予了解釋和寬慰，並告訴父親：為了國家、為了抗日，他不能回湖南。王明皆從兒子的言行中洞悉了其身份，他望著自己的兒子，唉聲嘆氣地說：“這個孩子已經不是咱們的了，再勸他也無用了。”他在西華只住了短短的數日，便回到了桃源。直至父母病逝，王其梅也沒有回老家桃源。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在了他所熱愛的革命事業上。

王其梅具有高度的原則性和嚴謹的工作作風。每遇到新情況、新問題，他總是親自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資料，再經過思考，提出處理意見。他兼職較多，工作繁忙。但是，任務再重，工作再多，凡是他分管的工作從不推卸，工作中，凡是由他負責起草的文件或所作的重要報告，都是親自動手，從不讓秘書代寫。身為黨和軍隊的高級幹部的王其梅，在政治上不搞特權、不拉幫結派，襟懷坦白、光明磊落；在生活上不搞特殊，總是把自己擺在群眾之中。他常以歷史為借鑒，對那種在太平盛世中的文恬武嬉、奢侈豪華的現象，表示深惡病絕。他省吃儉用，關心同志，常對自己身邊工作過的，在經濟上有困難的同志和戰友的遺屬，給予無私的幫助和照顧。

王其梅不吸煙、不喝酒，唯一的一個‘嗜好”就是讀書和學習。王其梅不僅自己愛學習愛讀書，而且嚴格要求身邊工作的同志也要認真讀書。在王其梅身邊工作過的同志得到他的幫助，文化程度部得以迅速提高。

王其梅從抗日戰爭起，做了不少好事。

王其梅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