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傳文學

中國史傳文學總體的變化大致可以概括為先秦的傳記萌動、兩漢的古典輝煌、唐宋的史傳嬗變和雜傳繁榮、明清的傳記趣味轉向和現代傳記內容形式的革新幾個階段。

我國史傳文學產生的年代久遠，可以追溯到歷史文學的最初形態。和世界上其它國家一樣，我國也存在著一個“傳說的時代”。那時還沒有產生文字，許多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故事，如黃帝擒蚩尤、鯀禹治洪水、姜嫄生后稷等，都是口頭方式流傳的。自從產生了文字，代代口耳相傳的神話、傳說、史詩便被以書面的形式記錄下來，一部分還被經過改造而成為史籍的材料。

我國是一個十分重視歷史典籍編寫的國家，史籍豐富，起源很早，如《左傳》中所說的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及失傳的百國春秋，還有孔子修訂的我國第一部歷史典籍《春秋》。春秋戰國時期，史籍編寫空前發展，產生了《尚書》（書經）、《左傳》、《國語》、《戰國策》等不朽之作。史官或史學家在編撰這些史籍時，受到口頭歷史文學的影響，也不乏豐富的藝術想象力。他們在敘述歷史事件時，注意了情節與細節的生動，在描寫人物時，突出了人物言行的個性特徵，具有引人入勝的藝術魅力，這些史籍又稱之為先秦史傳文學。

繼承先秦史傳文學傳統，並有重大創新的歷史文學，是司馬遷《史記》。《史記》突破了先秦史傳以事為中心的編年體形式，找到了一種新的表述方式，以成熟的傳記文學開闢了我國歷史文學的新紀元，為中國後世文學提供了一系列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成功經驗。繼《史記》之後，另一部傳記文學名著是東漢班固的《漢書》，這是一部“包舉一代”的紀傳體斷代史，以詳贍的資料展現了西漢廣闊的社會生活與各種人物的精神風貌。其文學性在總體上不及《史記》，但一些人物傳記中的歷史事件也描述得繪聲繪色，歷史人物刻畫得也栩栩如生，如晁錯、李陵、蘇武等人的傳記，人物形象鮮明而傳神，其藝術性並不比《史記》人物傳記遜色。從《漢書》開始，就出現了文學性減弱而史學性加強的傾向，這不僅因為班固的藝術才思不及司馬遷，而且還因為奉旨修史束縛了班固藝術才能的充分發揮。東漢後來又出現的《東觀漢記》，其文學性就越難與《史記》相比了。中國以後的史籍，大多數沿襲《漢書》的體例，但注重的是史料的收集與史實的考辨，而不是辭採的精美與感情的充沛，文學性逐漸降低，這也是歷史著作發展的必然結果。能重視並繼承史傳文學傳統的，首先是那些雜史雜傳，其作者寫作目的並不是為了修史，而是借史傳的形式，向讀者炫鬻奇聞異事，比起史傳來，它淡化了紀實性而增強了虛構誇飾。在《史記》之前，已有《穆天子傳》、《晏子春秋》等雜史雜傳。司馬遷的《史記》問世后，為雜史雜傳提供了更為成熟的藝術手段，於是魏晉南北朝出現了一大批富有文學色彩的雜史雜傳，如袁康、吳平的《越絕書》、趙曄的《吳越春秋》、劉向的《列女傳》、佚名的《漢武故事》、《蜀王本紀》等，其藝術特徵已近乎小說。到了唐代，古文運動的兩位領袖韓愈、柳宗元的散傳《圬者王乘福傳》、《張中丞傳后敘》、《柳子厚墓誌銘》和《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段太尉逸事狀》等，從清新的文筆和鮮明的形象塑造，為傳記文學創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其他文學名家如白居易、劉禹錫、李翱、李商隱等亦有佳作。這影響了宋代各體傳記文學的普遍發展。如蘇軾撰述的《司馬溫公行狀》、朱熹的《張魏公行狀》等，開了個人傳記文學長篇之先河。明代市民傳記興起，自袁宏道的《徐文長傳》等，描寫更為細膩真切，更貼近生活。宋濂七十餘篇小傳性質的單篇傳記，在展現多種人格模式上有新突破。清代傳記以切中時弊，現實感強而獨具特色，如顧炎武的《吳同初行狀》、《書吳、潘二生事》是宣揚民族情緒的反抗性傳記文；邵長蘅的《閻典史傳》是反映民族情緒的傳統性傳記文。清代桐城派傳記文學呈現出精緻，但傳記文學總的處於停滯狀態，清中葉后戴名世《畫網巾先生傳》、方苞《左忠毅公逸事》等，均為流傳後世的人物傳記的名作。近現代中西方文化衝突交融背景下，傳記文學以現代性內容和白話文形式有了質的飛躍。如梁啟超改良派傳記文，胡適的《四十自述》，郁達夫的《日記九種》和《達夫自傳》，郭沫若的《沫若自傳》，沈從文的《從文自傳》等。

講史演義的開山之作《三國志演義》以及《開闢演繹》、《東周列國志》、《西漢演義》、《東漢演義》、《東西晉演義》、《南北史演義》、《隋唐演義》、《殘唐五代史傳》、《大宋中興傳》、《痛史》、《皇明英烈傳》、《續英烈傳》、《樵史演義》、《檮杌閑評》、《遼海丹忠錄》、《於少保萃忠傳》、《洪秀全演義》等古代通俗傳統歷史小說其實就是一種很明顯很壯觀的史傳文學。

二十世紀初出現的報告文學，是現當代歷史文學中一種最接近《史記》傳記人物藝術的新形式。報告文學把新聞及時反映現實生活的要求注入史傳文學，為的是及時定義和回答人們在變革時代對層出不窮的新人物事件的經驗和疑問。與時俱進的報告文學，如三十年代夏衍的《包身工》、四十年代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著中國》、蕭乾的《流民圖》和《血肉築成的滇緬路》、五十年代劉冰雁的《在橋樑工地上》、六十年代末代皇帝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七十年代徐遲的《歌德巴赫猜想》、黃宗英的《大雁情》、九十年代安頓的《絕對隱私》、葉永烈的“紅色三部曲”等等，是中國史傳文學傳統在中國現當代歷史舞台上的濫觴。

史傳文學的特點：1。寓褒貶於敘事中，在記述歷史時，暗含褒貶。（春秋筆法）2。以人物為中心，強調人物在歷史中的作用。（人物刻畫的方法一般有：(1)通過語言，行動等刻畫人物形象(2)在矛盾中突出刻畫人物，例如《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中通過秦趙兩國矛盾被藺相如解決表現藺相如的形象與成就，通過廉頗和藺相如的矛盾分別表現出廉頗和藺相如的形象。）

《曹劌論戰》選自《左傳》。《春秋》和《左傳》都是史書。

史傳文學是文學範疇，是從文學的角度研究歷史著作，從這個角度上說，《春秋》和《左傳》也都是史傳文學。

《春秋》到《左傳》，經歷了較長的歷史過程，敘事技巧的進步，歷史文獻的增多，是《春秋》與《左傳》繁簡有別的主要原因。

從經學史的角度看，《春秋》是經，《左傳》為傳，是後人闡釋經文的著作。

《春秋》重在“書法”，講究一字褒貶。《左傳》以史傳經，用歷史資料映證經文內涵，與《公羊》《穀梁》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