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讀十則

陳修園（1753～1823），中國清代醫學家。父陳廷啟，號二如，早逝。祖父陳居廊，博學通醫。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就讀於福州鰲峰書院。苦攻經史之餘，還鑽研醫學，專心研究古代醫學經典，頗有心得。見原書文辭深奧，遂加以淺注，或編成歌訣，著《傷寒論淺注》、《長沙方歌括》傳世。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舉。後會試不第，寄寓京師。適光祿寺卿伊朝棟患中風症，手足癱瘓，湯水不入，群醫束手。念祖投以大劑而愈，聲名大噪。后回長樂，任吳航書院山長。

嘉慶三年（1798年），主講泉州清源書院。嘉慶六年（1801年），再入京會試，不第，參加大挑，成績甲等，以知縣分發直隸保陽（今河北省保定）候補。時值盛夏，瘟疫流行，念祖用淺顯韻語編成《時方歌括》，教醫生按法施治，救活甚眾。直隸總督熊謙得痹症，手指麻木，延及臂腕。念祖教以常服“黃芪五物湯”，並開方補腎養肝，病遂愈。其間還治癒當地婦女陰挺症。嘉慶十三年（1808年），吏部郎謝在田頭項強痛，心下滿，小便不利，服表葯無汗，反而煩躁，六脈洪散。經念祖處以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再投以梔子豉湯，病不再發。

嘉慶十七年(1812年)，署磁州，改任棗強，升同知，擢代理正定知府。公務繁劇，仍撰寫醫書，為人治病。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以年老請休，在福州石井巷井上草堂講學，培養醫學人才；並曾治癒琉球國王之風症。

在醫學理論上陳修園特別推崇張仲景，是維護傷寒派的中堅人物之一，也是繼張志聰、張錫駒之後最有影響的尊經崇古派。在傷寒研究的爭論中，他極力反對方有執、喻嘉言的“錯簡”說，認為王叔和重新編注的《傷寒論》已經把張仲景的學說完整地流傳下來，不能隨便改動和取捨。他在研究《傷寒論》、《金匱要略》方面的代表著作有《傷寒論淺注》、《金匱要略淺注》和《傷寒醫訣串解》，前兩書曾三易其稿，史書稱其“多有發明，世稱善本”。他還將《傷寒論》、《金匱要略》兩書中的方劑和治法編成《長沙方歌括》、《傷寒真方歌括》與《金匱方歌括》，易於記憶、習誦，對後學理解《傷寒論》、《金匱要略》很有幫助。雖然有人說陳修園註疏古籍有獨到之處，但他上述著作的廣泛流傳主要是因為他的研究具有深入淺出的特點，為後學者、特別是初學者研究張仲景典籍提供了入門的階梯。

陳氏“勸讀十則”，根源於清，流承至今，所論內容豐富，見解明確實用，古今皆宜。此乃啟迪深思，備受人用，醫術醫德醫患，收益久遠矣。

勸讀仲師之《傷寒論》原文，深入理解其精神，強調臨床應用作者對《傷寒論》十分推崇，倍加讚揚。如說：“明藥性始於《神農本經》，論病情始於《靈樞》、《素問》，以葯治病始於伊尹湯液，迨漢仲師出，集伊聖及上古相傅之經方，著《傷寒論》及《金匱玉函經》二書。”《傷寒論》總結了秦漢以前的中醫藥理論，始創臨床醫學辨證著作，開闢了理法方葯的辨證論治體系，奠定了醫學發展基礎，故奉勸後世“讀仲師書為第—勸”。

勸後世醫家遵循《傷寒雜病論》的理論，違背者要“知過必改”陳氏進一步強調仲景書的實用價值，批駁後世醫家由於學習不夠，應用不強，而存在許多弊端，要知過必改。如說“仲景書文義古奧難讀，即劉張朱李四家，雖尊仲聖之說，鮮有發揮，更有庸妄者，顛倒是非”，又誤認為張仲景只“專攻傷寒，其桂枝、麻黃，只行於西北，宜於冬月”，只是“以芎、蘇、羌、獨、荊、防等為感冒切用之品；以補中、歸脾、八珍、六味等方為雜病平穩之方”，而且“百病不究根由，只以多熱為陰虛，多寒為陽虛，自誇為挈領提綱之道，究竟偽術相師，能愈一大病否?”這些無知之談，是很缺乏修養的，而且有錯誤之處，故“以知過必改，為第二勸”。

要知經方之療效神速，若用之得當其效如桴鼓《內經》有記載：“一劑知，二劑已”，即言服—劑全料就有效，服兩劑則病癒。《傷寒論》也說“一服愈，不必盡服”，如桂枝湯服法，一服即服藥的1/3，如果服1/3葯就痊癒則不必將全劑都服完。“可知古人用藥，除宿病、痼病外，其效只在半劑、1、2劑之間”，即可治癒，說明經方用之得當，其效神速。陳氏指出後世有不同之見，如“薛立齋醫按云：服30餘劑及百劑效。”又如“李士材雲備參五斤，期於三月奏效。”這是服藥的效果，還是病氣已衰而自愈呢？所以應當奉勸用藥不當之人，應精益求精，深入辨證，用方用藥切當，為第三勸。

強調《傷寒論》治療原則是“存津液”三個字，勸告後世醫家治療傷寒，不要耗竭津液如說：“《傷寒論》113方，是以存津液三字為主。”“試看桂枝湯和平解肌，無一非養液之品。即麻黃湯輕清走表，不加姜之辛熱，棗之甘壅，從外治外，不傷營氣，亦是養液之意。”對後世醫家治傷寒，應用“芎、蘇、羌、獨、荊、防、蒼、芷，苦燥辛烈，大傷陰氣。”最簡略的是有些醫生的習氣，認為“二陳湯為發汗平穩之劑”，但是“方中陳皮之耗氣，半夏之耗液，茯苓滲利太早，皆所以涸其汁源，留邪生熱，以致變成煩躁大渴，譫語神昏等證，所謂庸醫誤人者此也。”至於《金匱》之方劑，其主要的宗旨，是“調以甘葯”四字。如後世的四君子湯、補中益氣湯及四物湯、八珍、十全、歸脾、逍遙等劑，都頗得“甘調之意”。勸導後世醫家治病以扶正氣、存津液為主，明經方之有利無害，這是第四勸。

勸告後人不要輕易懷疑仲景之方，可大膽應用“仲師為醫中之聖人，非至愚孰敢侮聖”、“所疑者其方也”，方中無見證治證之品。並且“銖兩升斗畏其大劑”，因而不敢輕易試用。關於用藥劑量的大小不同，是從“宋元諸家”開始，“而極於明之李時珍”。但能讀《本經》而通曉藥性者，也只是知道方中的三四味葯的神妙。況且古今的度量衡有不同，從上古到漢代，從漢到今(清)的劑量也不同，漢代的劑量僅是今日的十分之三，每劑葯分三服，因此，一服也不過是七八錢而已，這較之時方其劑量還為輕。因此，應用經方要通曉藥性，而且以今日的度量衡折算，是不可不知的，這是第五勸。

勸導不要有“先入為主”的思想應用經方治病應靈活掌握，辨證應用。“先入為主，人之通患也。”如“桂枝湯、小柴胡湯，無論傷寒雜病，陽經陰經，凡營衛不和者，得桂枝湯而如神；邪氣不能從樞而外轉者，得柴胡而如神”，而又有人迷惑於“春夏忌桂之說”、“邪在太陽，誤用柴胡反致引入少陽說”，以及“李時珍虛人不可多用”，“張景岳制五柴飲列於散陣(解表劑)”中，都是對桂枝柴胡應用較偏，而先入為主，以致應用不敢用，而不知《神農本經》將柴胡、桂枝列為上品，“久服可以卻病延年”現在有些人不相信《神農本經》而相信今世醫家之言，是很奇怪的。作者又從本身經驗論述，“余用桂枝湯，萬無一失”。而用量“自三錢，亦用至八、九錢，而效者”。至於用柴胡一般不超過四錢，而且浙江江蘇醫生，每用時必以鱉血拌蒸，最多也不過二錢，這都是先入為主的思想所致，而《傷寒論》用柴胡到八兩，“取其性醇，不妨多服，功緩必須重用。”其它還有“細辛、五味，用不過一錢，大棗不過二枚，生薑不過二片，種種陋習，皆違經旨”，所以作者曰：“吾願同事者，先進去市中徇人惡習，而以愈達愈上。”為第六勸。

經方運用得當可“起死回生” “起死回生，醫之道也”，這是醫生的天職，若庸醫無術，則病家待弊，究其原因，多為“雜法所誤”，而沒有按仲景法治療，如按仲師法：“四逆、白通以回陽；承氣、白虎以存津，助其樞轉，運其針機，臟腑調和，統歸胃氣，危急拯救”，不單靠人蔘，亦可救其十中二三。作者體會到行醫30餘年，深知經方的效果，可造化生機，祛病延年而起死回生，即要“知經方之權奪造化”，這是第七勸。

勸導學經方要“溫故知新”陳氏說“經方愈讀愈有味，愈用愈神奇，凡日間臨證立方，至晚間一一於經方查對，必別有神悟。”可見晝日臨證，夜晚讀書，是良好的方法，只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才能“溫故”承經方之旨，神悟受納方能“知新”。這是第八勸。

樹立仲景學術思想為臨床醫學之本仲景是“醫門之仲師，即儒宗之宣聖”因此，可作為衡量後世醫術的標準和分水嶺，“凡有闡揚聖訓者則遵之，其悖者則貶之。”如後世金元四大家之作，有成就也有不足，如劉河間雖然有偏重於苦寒攻下之弊端，“尚有見道之言”；朱丹溪雖然沒有深入研究致病之根源，但“卻無支離之處”；張子和之作，“瑕瑜參半”；最後是李東垣，其“論以脾胃為主，立方以補中為先，徇其名而亡其實，燥烈劫陰，毫無法度。”後世醫著中還有一些人，只是“載其人富而好名，巧行其術，邪說流傳，至今不熄”，這正和仲景治傷寒“養津液及調以甘葯之法相反”並對後世醫家也有不同評論及批評。應以仲景學說為正宗，不能有“朱紫之亂”，故奉勸後世讀書當“專一不雜”為第九勸。

說明撰寫“勸讀十則”的想法和目的寫以上意見是作者直言不諱，對於醫學各家門戶之見，藉仲景先聖之功，溯委窮源，對於那些“陷溺未久及穎慧過人者，自必悔而就學”，以經典著作為基礎原則，則不至於走的過遠，所以，作者的目的，“凡我同人，務宜推誠相與，誠能動物，俾此道日益昌明，則以有言無隱，和氣可親”為第十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