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鈕藝術
印鈕藝術
印鈕亦作“印紐”,又稱“印鼻”。印章頂端的帶孔雕飾。鈕孔用以穿綬帶佩印於身上。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說:印,執政所持也;鈕,印鼻也。古人為執政所持便於攜帶印信,就在璽印的上方穿孔繫上印綏佩於腰,這就是最早的印鈕,此時的印鈕只是為了實用,沒有觀賞價值。據史料記載,中國印章始於周代,距今已三千多年。到先秦時期有了形式簡略的鼻鈕、台鈕、覆斗鈕,這是印鈕藝術的雛形。漢代國泰民安,經濟文化十分繁榮,是我國特有的印鈕藝術的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印鈕上造型古拙渾厚,線條生動洗鍊,題材豐富多彩。漢代除用印章材質區別帝王百官外,還以印鈕上的不同獸形來標誌各級官階。在漢代,皇帝玉璽虎鈕,皇后金璽蛇鈕,諸侯王金璽駝鈕,皇太子、列侯、丞相、太尉、三公、左右將軍金印龜鈕,食祿二千石銀印龜鈕,千石至二百石以上銅印鼻鈕。民間常用印就沒有受其限制,可以依各人所好在印上方刻制各種各樣的鈕飾,所以,漢代印鈕實現了實用性與藝術性相結合。無論是篆刻藝術還是印鈕藝術(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漢鈕漢印)至今尚被人們推崇,並作為學印、學鈕的典範。
印鈕藝術
元末畫王冕首以花乳石作印,因花乳石質地脂潤、易於受刀,為時人競相採用,尤其是原先的印文篆刻因印材是銅、玉之類的,硬度高,每每一印都由文人與工匠合作而成。石印的出現,文人可以直接在印石上書寫、刻制,印文上充滿了文人的氣息。因此印章上講究起書法、章法與刀法來,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篆刻藝術"。明末以後尤其清代篆刻藝術成為一門中國獨特的藝術迅速發展起來,並出現了皖、浙兩大流派,追崇者眾,篆刻藝術與書畫藝術一道登上大雅之堂。篆刻藝術的發展必然也促進印鈕藝術的發展,許多雕刻高手在易於受刀的石印上隨心所欲地雕鐫出精美的印鈕,兩者結合相得益彰,石印自此開始盛行。清康乾年間是我國印鈕藝術發展的高峰期,而且無石不鈕,湧現出不少雕鈕高手,他們雕刻出許多精美絕倫的鈕飾遠超過歷代,流傳至今。此時期印鈕也受到清代帝王的鐘愛,他們除了在貢品中尋求精美的印石外,甚至還招募名工雕手在宮內為寶璽制鈕,許多世間罕見名石名工的印鈕被帝王及其權戚所擁有,這可以從今日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中得到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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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光緒年間,東門派鼻祖林謙培精於印鈕與博古圖案,獸頭形態生動,頭髮均作開絲,連續不綴,細膩傳神。傳人林元珠雕鈕遒健有神,尤精於鬢、鬃、毛、發的刻畫。嗣後東門派刻鈕馳名者有林元水、林友情、鄭仁蛟以及現代的林壽煁、周寶庭。他們繼承師法,但能入古出新,各有個性。周寶庭在獸鈕雕刻上兼容東、西門派之技,創作之餘並致力傳統古獸印鈕的發掘、整理和發展,貢獻良多。
與林謙培同期的潘玉茂承楊、周遺風,深刀精刻,對印鈕的博古、薄意及開絲均有很高造詣。西門派後人林文寶、陳可觀、陳可銑均是雕鈕名家,多用圓刀半圓刀,具清雅大方、渾古樸茂之長。林文寶畢生專事印鈕,被譽為"鈕工巨擘",他的鈕飾作品題材廣泛,花果、古獸、翎毛、動物無所不涉,"依勢肖形,俱能契古",刀法古樸,構思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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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對璽印幾千年來都抱持著極為敬慎的態度,它不但是個人信實的「分身」,同時更是封建時代用來旌表身份地位的產物。在歷史的千錘百鍊之下,便形成了世界獨有、義涵豐富的篆刻藝術。
「印鈕」這個「鈕」字,在許慎《說文解字》就當「印鼻」解,也就是印章頂端。我們從漢代以前出土的璽印鈕式來判斷,這些圓印、穿帶印、四面印、五面印、六面印、子母印,不論是瓦鈕、橋鈕、鼻鈕、台鈕、覆斗鈕等,穿繩結綬,懸肘佩身,應該是它們的主要功用。後來更配合官製品秩的高下來賦予不同造型,作為門閥與功業的區別。
印風既開,鈕式逐漸脫離傳統造型,大膽賦予個人創意,嘗試將前所未有的造型呈現在印鈕上,於是有流派之分。主張不同,風格自異,樸拙有之,細緻有之,有者典雅,有者俚俗;總在時空的洗禮下上演一幕幕起伏與盛衰,然後才會淘洗出不朽的驚世之絕響,平添文化美中的又一驚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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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了一千多年來到元末,在吳敬梓(1701─1754)筆下《儒林外史·楔子》里善畫荷花、梅花的浙江諸暨人王冕(1287─1359),以花乳石(青田石)治印;兩百年後,明代正德、嘉靖年間,蘇州人文彭文三橋(1498─1573)(文徵明之子)又以處州(浙江境內)燈光凍治印,開啟了石印風氣之先。
後來篆刻藝術能發揚光大於有清一朝,端賴壽山石與刻家的相得益彰。當然我們不必臆測壽山石開採出來的確切年代,但早在宋代墓穴中就發現以壽山石雕製成的殉葬物品,可以想見其石質與刀感儼然已獲石匠的青睞,隨著日益興盛的篆刻風氣,壽山石很快就成了篆刻界的新寵。
壽山石是一種開採自閩省福州市壽山鄉及月洋鄉的葉臘石。種類極為可觀,主要分為三大系統,即:高山、月洋與旗山;高山系,又分田石、山坑與水坑。田石以田黃為尚,水坑以坑頭洞、水晶洞為佳,山坑品目尤為眾多,以杜陵、善伯著稱;月洋系以芙蓉稱冠,總計壽山石類不下四百種。其中夙有「壽山三寶」美稱者為:田黃、芙蓉、杜陵,乃基於其「凝膩溫潤,佳石勝玉」的特質使然。
其他像浙江昌化石、青田石亦極負盛名,雞血石以昌化價位遠勝巴林之上,所以也有:田黃、雞血、芙蓉為「印石三寶」的說法。晚近,在壽山石礦脈趨於枯竭之際,業者相繼推出了新的石材,質美量大,成為市場新寵,薛平南教授(1945─)逕以「新壽山三寶」稱之(新芙蓉、文洋、水坑);同時又在內蒙古開採出新的礦脈,名曰巴林石,亦不乏精品,頗受歡迎。
這些作為璽印的材質,主要都是取自蘊藏在地下幾千萬年的礦脈,在近兩三百年才大量被發掘出來,其材 質之精粹,品相之高絕處,載諸典籍;清代黃任《秋江集》有詩為證:「神骨每凝秋澗水,精華多射暮山虹。愛他冰雪聰明極,何只靈犀一點通。」高兆《觀石錄》有道:「貴則荊山之璞、藍田之種,潔則梁園之雪、雁盪之雲,溫柔則飛燕之膚、玉環之體,入手使人心蕩。」是書又載:湛一詣友人居陟廬觀石,方開篋,趨令掩櫝,笑曰:「不敢久視,恐相思耳!」愛石成痴,堪稱一絕。前人盛讚:「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良有以也。
這些滌憂去煩、玲瓏剔透的印石總是令人愛不釋手的,同時更兼具中國人「玩物養志」的理念,從而擷取其「溫潤如玉」的特性以涵泳君子之德。如果有出自行家的奏刀,其價值更添上了對碩學鴻儒的禮敬;輔之以印紐的襯托,使原本方正厚重的石材瞬間一股巍峨拔地而起,彷佛一尾蟠龍自石材中竄升出來。可想而知,這些靈動嬌美的印石在一兩百年前無疑是貴族的珍玩,絕佳的貢品,對一般百姓而言根本是無緣之物。
進而言之,印鈕所呈現的藝術效果,實出於幾千年來「圖騰文化」的濃縮。打從遠古時期,這些反映在鼎彝禮器上的構圖,無一不是高度文明的產物,而印鈕更往前邁進了一大步將它立體化,使印材得到無與倫比的生命力。這樣的工藝成就,結合原先的印面篆刻藝術,乃成為極其珍貴的文化資產。因為印面所呈現的筆意、刀法、結構、學養,蘊含了豐富的高度美學,我們很難找出第二個能在方寸之間涵蓋五千年文化的精緻藝術。
大陸自一九六六年起發動「文化大革命」,由於高舉「除四舊」的旗幟,十年下來為數不少的珍貴雕件由單幫客從香港帶來台灣,甚至與東瀛交易,往來十分熱絡,形成骨董交易空前繁榮的景象,也使廖德良目睹許多古鈕及骨董精品,耳濡目染,心領神會,眼界為之大開,見識到非常多的老石材,成為鑒定老刻工、舊石料的最佳訓練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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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治印石首先應深諳鈕式「相石」之理,缺少這一道工序,再久的刻齡也是枉然。因為石工在礦脈開採的過程中,仍脫離不了使用炸藥的粗糙手法,同時還要面臨岩層壓力改變對新開採的石材所生成的變化,因此裂痕在所難免。上好的鈕工可以使罅隙避得自然而不牽強,線條流利生姿,倘再巧色的構圖經營穩當,便足以鏤瑕增勝,自成一絕。可見如何避罅隙,鑿沙隔,配巧色,添薄意,是鈕工必修的第一課。
其次鈕式的造型往往隨顧客所好,以為生物領域上有的都可以照單全收,爭奇斗新,精巧卻不耐看。殊不知典雅莊重的取向才合於鈕式原則。所以我們觀察經廖德良入鈕的造型,或螭、或猊、或獾、或獬、或麟、或鳳、或獅、或鼉、或夔龍、或生肖,論其姿態,或盤、或跪、或蹲、或卧、或立、或坐、或躍、或搏,極富巧思,無不令人嘆為觀止,心蕩神馳,觸目有垂涎之想。
基本上,廖德良的鈕工大量運用了渾圓的線條,這是中華藝術美學中極為重要的一環;試觀太極拳的運掌,以及傳統戲劇的作功,便大量地採用畫圈的動作來展現肢體語言之美,圖騰藝術亦不外乎此。
廖德良的印鈕藝術,已達爐火純青、變化裕如的境界,所以觀其作品,時而麗質天生,玲瓏可人;時而莊嚴剛勁,威儀驟生;彷佛如虎添翼,點石成金,允為空前絕後之鬼斧神工!此其一也。
尤其廖德良能夠精確地體認石雕與木雕在印鈕與擺件上風格的差異,更是使一刀大師在業界脫穎而出的關鍵因素。廖德良在轉型上,充分掌握到木刻型制不一,可大可小;反觀印鈕佳材難覓,體積勢必小巧,表現於木刻上的無論是圓弧還是長條,均需濃縮擠壓在方寸之間的印鈕上,倘無豐厚的天份,實無法逾越此一鴻溝,此其二也。
其次,木刻視同擺件,側重欣賞,要求寫實逼真;而印鈕講究玩賞,與擺件大異其趨,因此寫意不能寫實,此其三也。
再者,印材為天然礦物,難免有瑕疵、有裂痕,如何避罅隙,剔砂隔,配巧色,鑿鏤空,使之自然渾成,巧奪天工,斷非三五載可成氣候,此其四也。
綜合上述四點觀之,廖德良早年木刻刀工的深厚基礎,發揮了關鍵性的影響,所以在制鈕藝術的表現上遊刃有餘,其精彩處正如趙孟頫(1254─1322)所謂「獅子撲象,全力以赴」。一般作品不是失之於花俏不適合入鈕,便是造型、線條、色澤、姿態失之於牽強附會,而且把玩盤弄,容易刮手。
尤有甚者,有些鈕工竟然無端損佳材以遷就寫實,本末倒置,令行家深感痛惜;這些都是工藝家標新立異,急於擺脫傳統的後遺症。讀者緣此,當可了解到印鈕的欣賞要領在於「凸顯質感之美、不求相像擬似」,便能明白何以大師作品率皆如古玉般渾樸圓融,極富巧思,使印材與鈕式相得益彰,就是因為廖德良深諳印石把玩的原則使然;一位石友曾有感而發地說:「觀一刀印鈕,有禪味,頓生清涼意。」洵為至論。
靈透而爽結的上好印材,必須具備:凝、結、細、膩、溫、潤六種好的特質,珍之惜之,萬萬不忍奏刀。然而佳石一旦落入庸匠之手,為迎合市場眼光,總免不了橫生損的下場,令行家痛惜,所以一枚好印,其鈕式是不容輕忽的。
猶記卅余年前,張心白先生偕同張守積先生、王粹人先生,於大師新店寓所品相泰來原石優劣,擬以機具裁切,張公即興一句:「老廖,你就撩一刀吧!」於是大師「一刀」之名也就不脛而走。回顧大師一路行來,於今整整四十載,正好作為大師藝術生命輝煌的里程碑。
日本一位社會學者曾經說過:「一家的寶物過了三代應該屬於國家,一國的文化過了三個世紀就應該屬於全世界」。我們姑且不論究竟有多少中國文化被日本學去了,但這樣的見解確有其獨到之處,廖德良先生的印鈕作品便是如此。如果你沒有看過,可能要感慨福薄,不過一旦見識過了,「曾經過眼」也就不枉此生。
藝術是審美的饗宴,也是人類心靈共同的呼喚。《莊子》〈養生主〉篇描述庖丁解牛出神入化,「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廖德良紐藝之精當傳神,圓融無礙,可謂當之無愧。希望這一項精心策劃的廖德良印鈕巡禮,能帶給您耳目一新,別開生面的感受,從而珍惜每一分歷劫猶存的文化傳承。
一、[六面印]
六面印]傳世六面印實物較少。這種呈“凸”字形的印章,上面的印鼻有孔,可以穿帶而佩,鼻端作一小印,連同其餘五個印面故稱六面印。傳世六面印的一種典型風格為帶邊白文,每字為一行,密上疏下,印文豎筆多引長下垂,末端尖細,猶如懸針,所以有“懸針篆”的俗名。這種風格雖然尚有筆意舒展、疏密相映的好處,但很容易流於庸俗,遠不及漢印的相茂,故歷來篆刻家只偶一為之。
二、實用性時期的印鈕
印鈕,古時也稱“印鼻”,指的是印章的頂部。唐朝以前,印章都是隨身攜帶用的,所以必須使印頂有個孔,藉以系穿繩綬,這就像人要讓牛跟著自己走,就用繩子穿在牛鼻子上一樣,於是,就有了“印鼻”之稱。中國古代最早也最簡單的有孔印頂——“鼻鈕”之稱,也由此而來。“鈕”,明代張自烈的《正字通》釋義“凡物之鉤固者皆曰鈕。”有孔的印頂是用來穿綬帶,將印章系固於腰間的。因此,又有了“印鈕”之稱。這說明,印鈕與印章的篆刻一樣,最早都是以實用性為主,只是到明清時期,印章篆刻由實用性轉向藝術性為主時,印鈕才由實用性發展為工藝性,而這些變化又大都以石質印章的出現為轉移。
實用性時期的印鈕又可稱作“古印鈕”,它有三個明顯的特徵,即體積小(一般都不超過2×2×2立方厘米)、穿孔、金屬或玉石質地,並以銅質為主,只是到實用時期的最後階段即隋唐宋元時代,印章體積變大而用木匣保存時,穿孔才消失,但匠人們“行活”的徵狀(包括鑄造)——匠氣仍非常明顯。
古印鈕不僅是一種實用的裝飾藝術和造型藝術,而且當時官印印鈕所表現的各種形象,也客觀反映了當時的不同官職;民間私印印鈕則是那個時期民俗風情的真實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