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慶錫

吳慶錫出身中人，地位在兩班貴族之下，在封建等級制度森嚴的朝鮮王朝時期，中人很難當上高官，一般從事譯官、醫官、吏胥等職業，吳慶錫的父親——吳膺賢就是一名翻譯官。朝鮮王朝時期的翻譯官主要是漢語翻譯，因此吳慶錫繼承父親的事業，從小就學習漢語。此外，他還攻讀朴齊家的實學思想，同時師從另一名實學學者金正喜，開始研究書畫藝術和金石學。

這時候，中國已經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國門被迫敞開，不少有識之士奔走呼號，“師夷長技”的新思想因而萌發，湧現出《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大批介紹歐美國家情況的書籍。朝鮮在當時是中國的附屬國，吳慶錫又學習漢語，自然比別人更多接觸到中國的情況。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朝鮮憲宗十二年）參加科舉考試，獲譯科及第。咸豐二年（1853年，朝鮮哲宗四年），吳慶錫作為譯官，隨使團一起到中國京師（今北京）向清朝政府朝貢。此後，吳慶錫前後13次來到中國，觀察當時的內外形勢，結交中國文人學士如吳大澄、何秋濤、張之洞等人，併購得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畲的《瀛環志略》、合信的《博物新編》的書籍，帶回朝鮮，引起朝鮮社會的很大震動。

當時的朝鮮內部政治腐敗，經濟落後，外部堅持閉關鎖國，而且面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入侵的威脅。吳慶錫對朝鮮的現狀深感憂慮，又結合他所接受的實學思想及他在中國所學的新知識，逐漸形成了對內改革內政，對外打開門戶，接受西方先進文物的新思想，後人稱為“開化思想”。他和另一位同樣是中人出身的志同道合的學者劉鴻基一起積極研究從中國傳來的新書籍，思考救國救民之策。另一位朝廷重臣——朴珪壽也持大致相同的見解，他們3人形成了朝鮮開化黨的雛形。

然而朝鮮的外患終於接踵而至，同治五年（1866年，朝鮮高宗三年），發生了舍門將軍號事件，同年秋天，又爆發了法國舉入侵朝鮮的丙寅洋擾。當時，朝鮮的攝政者興宣大院君已經從清政府的咨文中了解到法國將要對朝鮮進行軍事行動，急忙派有豐富經驗、精通漢語的吳慶錫前往中國搜集情報。吳慶錫不辱使命，搜集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如法國與清朝總理衙門的往來公文、法國軍糧只夠支撐3個月、法國攻朝鮮軍費不足，不得不找商人借款等等，並提出了依據地勢抗拒法國的建議。吳慶錫因此為朝鮮擊退法國立下汗馬功勞。但興宣大院君擊退法國后，並沒有抓住歷史機遇，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相反變本加厲地強化封建制度，重申鎖國政策。這令吳慶錫非常失望。

吳慶錫和劉鴻基已經意識到在大院君把持下的朝廷中宣傳開化思想已經無望，便寄托在青年一代，以教育的形式來傳授新思想、新知識。他們在漢城的北村招收門徒，多為青年兩班子弟，到同治八年（1869年，高宗六年），朴珪壽任漢城府判尹，他們三人同時在北村講學，開化思想就這樣如火如荼地傳播開來。金玉均、洪英植、徐載弼、徐光范等後來著名的開化黨人士都曾在吳慶錫等人的門下接受啟蒙。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高宗十一年），開化派（開化黨）作為一個政治派別已經基本形成，開始登上朝鮮的歷史舞台。

光緒元年（1875年，高宗十二年），日本大舉入侵朝鮮，製造了“雲揚號事件”。朝鮮朝野對此非常震動，議論不休。第二年1月，日本使臣黑田清隆和井上馨到達朝鮮，逼朝鮮簽訂通商條約，在朝鮮國內引發了軒然大波。時任司譯堂上譯官的吳慶錫被任命為問情官，隨接見大官申櫶一行前往江華島，參加同日本的談判。大部分人主張抗擊日本侵略，但吳慶錫認為這是打開國門的大好時機，與朝中的朴珪壽相唱和，請求國王高宗李熙同意日本的要求，打開門戶。吳慶錫在江華島目睹了日本的強大武力，認為朝鮮根本無法長期對抗，而且對外開放是世界大勢所趨，理應順應歷史潮流，開放朝鮮的國門。當時執政的是閔妃外戚集團，其骨幹李最應、閔奎鎬等人本身就主張對外妥協，吳慶錫等人的建議正中其下懷，於是不顧大多數人的反對，同日本締結了《日朝修好條規》，後世稱為《江華條約》，終於打開了“隱士之國”——朝鮮的門戶。吳慶錫的夙願也終於達成了。

《江華條約》簽訂以後，原本平靜偏僻的朝鮮進入了一個風雨如晦，空前複雜的歷史時期，也是一個風雲際會、波瀾壯闊的大時代。然而吳慶錫沒有能趕上這個施展才能的機會，就於光緒五年（1879年，高宗十六年）病逝了，享年49歲。然而，他和劉鴻基、朴珪壽等早期開化派所培養的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載弼、俞吉濬等青年才俊，卻很快就登上了朝鮮歷史的舞台中心，將開化思想廣泛宣傳並付諸實踐，對朝鮮社會的發展起著非常深刻的影響。吳慶錫對朝鮮近代化的篳路藍縷之功，也是不容埋沒的。

吳慶錫在書畫和金石研究方面成就較高，尤工於隸書和篆刻。的遺著有《三韓金石錄》、《三韓訪碑錄》、《天竹齋札錄》、《洋擾記錄》等。其子吳世昌是韓國獨立運動家，在1919年三一運動時期是一名風雲人物，系發表《己未獨立宣言》的33名朝鮮民族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