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蔚如

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生於陝西省咸寧（民國時併入長安）縣灞橋豁口村。今陝西省西安市灞橋區豁口村，1913年入西北大學預科。1915年畢業於陝西陸軍測量學校，1916年加入中華革命黨反袁。1918年參加靖國軍反段，靖國軍失敗后追隨楊虎城，1922年任陝北鎮守使井岳秀步兵團（楊虎城部隊）團附。

1924年出任楊虎城的第一個軍校--安邊軍事教導隊隊長，後來在西北紅軍創建和發展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共產黨人吳岱峰當時就是軍事教導隊的第一期學員。後任國民三軍三師游擊二支隊司令。

1927年後任第二集團軍10軍參謀長，暫21師參謀長。楊投蔣后，部隊擴編，孫升任7軍17師長。曾主持17路軍與紅四方面軍的秘密聯絡。“雷馬事件”爆發，楊虎城派孫蔚如進甘救援，趕走了吳佩孚、雷中田。楊向蔣保舉孫任甘肅省主席，想趁機囊括陝甘兩省，蔣不同意，只任孫為甘肅宣慰使，而以邵力子為主席，孫甚不滿。西安事變時，孫蔚如任戒嚴司令。事變后，楊虎城出洋，西安綏署及17路軍被撤消，改編為38軍，孫任陝西省主席兼38軍長。轄17師（趙壽山）和177師（李興中）。抗戰期間，38軍升格為31軍團和第四集團軍，孫任軍團長和總司令，兼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曾指揮中條山西段戰鬥。1945年接替孫連仲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但戰區實權掌握在陳誠嫡系郭懺手裡）。

1945年7月，孫蔚如調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授上將銜。日寇投降時，他為第六戰區受降主官，在武漢接受日本第六方面軍投降並全權處理六戰區受降事宜。武漢中山公園內至今還有一座受降碑，碑上鐫刻的草書銘文是孫蔚如將軍親自撰寫的：“民國三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大將率二十一萬人簽降於此。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蔚如題。”

抗日戰爭勝利后，孫蔚如將軍眼見蔣介石極力準備內戰，營私獨裁，禍國殃民，多年來他屢諫蔣介石釋放楊虎城將軍又連遭訓斥；積憤已久，不願再事敷衍，便連電辭職，但均未獲准。於是他不理事務，消極度日。1946年春，孫蔚如將軍任武漢行轅副主任，當時的主任程潛也是一個位高權不重的人物，更不要說他了。后調任戰略顧問委員。1948年秋，蔣介石威逼他去台灣，他決心脫離蔣氏，於是舉家避居杭州。1949年春，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前夕，蔣介石安排好飛機逼令孫蔚如遷居台灣，孫蔚如將軍一面派人大肆張揚去台灣購買了住所，一面潛居上海，暗中指示他帶往南方的太原第四集團軍的一個加強團為底子組建的國民黨232師參加湖南和平起義。另外，他本人又與中共地下工作者取得聯繫，終於在中共組織的掩護下，安全到達北京，投入了人民共和國的懷抱。

建國后孫蔚如將軍長期擔任陝西省副省長、國防委員會委員、民革中央常委兼陝西省主委、全國政協委員等。積極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做貢獻，光明磊落、剛正耿直。1979年，孫蔚如將軍病逝前致書中共中央，客觀綜述自己的一生，衷心表達他對中國共產黨的真誠信服，以及祝願祖國日益繁榮昌盛的心愿。其情感真摯，言辭懇切，感人至深。

孫蔚如，1896年1月31日出生於陝西省咸寧縣豁口村(今屬西安市灞橋區)一個“耕讀傳家的書香門第”。自學生時代起，他就博覽新書，投身民主革命。1910年，他入咸長初等實業學校，以圖“實業救國”。1911年10月20日，陝西革命軍響應武昌起義，孫蔚如曾協同革命士兵進攻西安城內旗兵。1913年他入陝西陸軍測量學校學習，畢業後任陝西陸軍測量局地形課課員。1916年他加入中華革命黨。

1917年，孫中山先生在廣東舉起護法旗幟，陝西革命黨人起義響應，組織陝西靖國軍。孫蔚如立即投筆從戎，在第三路第二支隊第1營任連長，參加了配合南方的護法戰爭。在反擊北洋軍閥八省軍隊的圍攻戰役中，他率領四排兵力，以少勝多，重創甘軍陸洪濤部喻升一標(相當一團)。1921年，陝西靖國軍在北洋軍閥的分化瓦解下，紛紛接受軍閥改編，唯一堅持革命旗幟的只有楊虎城部，孫蔚如乃於次年轉入楊部任第5營營附，旋任營長。楊、孫二人遂義結金蘭，誓同患難。孫初入楊部，即參加了在乾縣鐵佛寺伏擊甘軍陸洪濤部的戰鬥，獲步槍千餘支，子彈60餘萬發，軍聲大振。隨後，在馬嵬、武功附近，與直系軍閥激戰二十餘日，立下戰功，因兩臂負傷而留醫鳳翔。楊部因軍閥部隊大舉來攻，形勢嚴重。楊虎城與于右任商議后決定，為了保存革命力量，于右任“南下請示孫中山”，楊虎城“率隊北赴沙陀國(指陝北)”，暫依地方實力派人物井岳秀，整訓休養。

孫蔚如未及傷愈，即東出潼關，經河南，拜謁岳武穆廟。樊鍾秀約他南下廣東革命，他表示，由於與虎城的友誼，且北方革命力量只留此一根蒂，願在北方與楊一起革命。隨後他赴北平，再行治傷手術，於1923年初到陝北會合楊部。

楊部到達陝北后，縮編為陝北鎮守使署暫編步兵團，駐防靖、安、定三邊地區。因楊虎城養病榆林，由李子高任團長。李為人忠厚而才疏，應付局面頗感力絀。孫蔚如回來后，受命為中校團附，著手訓練部伍，提高士氣；剿滅土匪，以利商賈；剷除鹽政積弊，便利人民吃鹽；開辦小學五所，提高漢蒙人民文化水平；開辦軍事教導隊，培養幹部。教導隊於1923年春開辦，孫著重招收各地進步青年學生，並聘請趙壽山、劉光甫、段象武等受過正規軍校訓練的人作教官，培養忠於三民主義的軍事幹部，孫自兼隊長。吳岱峰、張漢民、孔從周、劉威誠等都是當時招考來的進步青年學生，以後成了楊虎城部隊的骨幹力量。楊虎城軍中向有“測、保、教”是骨幹的說法，即指其軍官中從陝西陸軍測量學校、保定軍官學校和安邊教導隊出身的人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安邊教導隊的開辦，形成了楊部“自力更生”培訓軍官的傳統。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邀請孫中山北上。楊虎城起而響應，部隊改編為陝北國民軍，楊為總指揮，孫為參謀長，併兼教導營(由教導隊擴編而成)營長、第2游擊支隊司令。是年冬，楊部揮師南下，又改編為國民軍第3軍(軍長孫岳)第3師，楊任師長，孫任參謀長，對北洋軍閥作戰。1925年春，國民軍向大荔、朝邑、郃陽、澄城、韓城一帶的劉鎮華鎮嵩軍的幫凶麻振武部發起攻擊，收復郃陽、韓城兩縣，配合了國民第2軍在豫西擊潰劉鎮華軍的鬥爭。是年夏，在千陽、隴縣地區接連擊敗北洋系甘軍孔繁錦部；為接應國民軍第3軍入陝，參加追擊北洋系陝西督軍吳新田，在鳳翔重創吳部第7師。

1926年春，吳佩孚北連奉張夾擊國民軍，國民軍第2軍在河南失敗，吳佩孚又指使河南劉鎮華、陝西吳新田、甘肅孔繁錦三支軍閥部隊號稱“十萬之眾”，欲一舉攻佔長安。北方革命形勢頓形緊張。陝軍聯合禦敵，以楊虎城、李虎臣、衛定一部共同堅守西安。堅守西安之役自4月開始。孫蔚如協助楊虎城指揮部隊堅守城池，孫部守東北城隅，為最接近敵軍之處，是敵軍攻城之重點。圍城期間，大小戰鬥，日輒數起。圍城後期，鬥爭更為艱苦，軍民幾乎斷炊，以油渣、谷糠、榆樹皮為食，漸亦不繼，每日餓斃者數十人以至數百人。在這種情況下，孫部仍然堅守陣地。一位紳士曾對孫蔚如說：“把人都死完了，守下城做啥！”孫應聲怒斥：“以前死的都是官兵，李先生沒說話。現在輪到李先生頭上了，就不情願了？”有一次，劉鎮華部在城東北角外數百公尺處，一夜築起炮台兩座，高出城表，並以重賞為誘餌，糾合著名悍匪組成攻城肉搏隊，以炮火配合，妄圖一舉攻破西安。孫蔚如守城一整夜剛下城牆休息，聞訊后又迅速登城接戰。原守軍一連人僅余官兵三人，來援之軍也已傷亡過半，戰鬥仍在激烈進行。孫指揮官兵英勇抗擊，始將敵擊退。是役慘烈搏鬥7小時，傷亡甚重，孫之14名勤務兵傷亡11人，城角有一樓被摧毀無餘，只剩一堆瓦礫。就這樣，孫蔚如協助楊虎城堅守西安達8個多月，直到馮玉祥的國民軍聯軍11月來援，才解圍。是役，世稱“二虎(楊虎城、李虎臣)守長安”，是中國近代軍事史上著名的守城戰役之一，有力地配合了南方的北伐戰爭。

1927年春，楊虎城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第10軍，孫蔚如任軍參謀長，后調任第2師副師長代理師長，部隊東出潼關，參加北伐戰爭。5月，第10軍在歸德協同友軍與北洋軍閥張宗昌、褚玉璞、孫傳芳等部展開豫東會戰。孫在程大庄一役，僅以步兵1營和師部手槍連抗擊了步、騎、炮聯合進攻的數倍於己的敵人。戰鬥中，他三面被敵包圍，仍堅守不退，沉著應戰，予敵以大量殺傷，牽制了敵人，為總部爭得了時間。豫東會戰，楊虎城部損傷很大，在歸德孤立無援，乃脫離戰場，移防皖北太和、河南鹿邑一帶整訓。

1928年初，楊虎城赴日本養病。此時楊部正處於困難時期，編製、軍餉兩無著落，又夾於各派軍閥之間形如壘卵，如果應付不當，部隊前途將不堪設想。楊在出國前，對派誰代掌軍務的問題，經反覆考慮，終認為孫蔚如“深沉穩練，工於心計，且馭下寬厚溫和，兼收並蓄，托以重任，當不辱命”，因此，委託孫對內代行軍務。在這期間，孫蔚如堅持民族民主革命立場，堅決執行楊虎城“不危害革命，掩護共產黨人”的主張，許多共產黨人來到第10軍開展工作。孫蔚如在碭山駐地紀念周大會上講話時，嚴厲斥責反動派殺害共產黨人的罪惡行徑，認為這是“損傷國家元氣，十分可恨”。

是年春，中共皖北特委領導皖北暴動，有人叛變告密，交出楊部中的部分共產黨人名單，蔣介石電令鎮壓。當時，受楊虎城委託在軍部負責外事的師長馮欽哉等人主張照辦，並與孫蔚如大吵。孫蔚如感慨地說：“這些人一是我的鄉黨，二是我的學生，叫我殺誰呢？我殺了怎麼能對得起陝西人，怎麼能對得起我的學生，更怎麼能對得起我的朋友！且這些人都有愛國之心，是有為之士，基於愛國救民之願，不顧生命，參加革命，消滅軍閥，打倒帝國主義。誠為可嘉，何為可殺！”遂命孔從周將暴露的數十名共產黨人以“遣送編余軍官”的名義，給資護送出境。不久，又發生多次因活動不慎而暴露的共產黨人為蔣系特務偵知來電索要的事情，均經孫蔚如嚴詞教訓一番：“你們這些娃娃，胡鬧，10軍容不得你了，馬上走！”安排人開給路條，給資護送出境。與此同時，蔣介石令第10軍從馮玉祥第2集團軍轉屬蔣系第1集團軍方振武之第4軍團，參加第二次“北伐”戰爭，孫蔚如以軍餉、彈藥無法解決為理由，婉言拒絕了蔣的命令。是年秋，孫率軍轉入馮玉祥第2集團軍的山東防區，被改編為暫編第2集團軍第21師，楊虎城從國外回到部隊任師長，孫蔚如任第3旅旅長。

1929年2月，暫編21師集結臨沂，奉命剿滅盤踞膠東多年的劉桂棠(即劉黑七)、顧震兩股慣匪。孫蔚如協助楊虎城指揮武勉之、韓寅生、張自強、趙壽山、段象武各團，在莒縣、諸城、日照、安丘一帶，僅8天時間，就將土匪萬餘人徹底肅清，使膠濟鐵路以南地區的社會秩序大為好轉。

是年4月，楊部又離馮附蔣，改為新編第14師，旋又改為陸軍第17師，孫仍任旅長。9月，楊部奉蔣令移防南陽，即捲入新軍閥混戰的旋渦。是年冬，孫率部在內鄉、淅川等地，神速奇襲馮玉祥軍之劉汝明部，獲得蔣介石的嘉獎。在軍閥混戰中，他心境不快，在養病卧龍崗時，面對戰亂不已的分裂局面，發出了切盼跳出混戰旋渦的心聲，作七絕詩一首：二豎無端苦相侵，龍崗高卧度春深。中原板蕩應如昨，猶憶先生梁父吟。

在這期間，楊虎城在南陽舉辦教導隊，楊自兼大隊長，委孫為副大隊長，負責實際工作。該隊的共產黨人很多，各中隊的主要軍官，除一人外，其餘均為共產黨員。第二年初，該隊的共產黨員醞釀兵暴。事情敗露后，孫把暴露的中共黨員用卡車送走。他說：“我既反對右傾的屠殺共產黨，又反對左傾的暴動政策”，“大家都是朋友，好合好散。”

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7月，蔣介石任命楊虎城為國民革命軍討逆軍第17路總指揮，負責攻打洛陽和潼關。楊派孫任南陽守備司令，任務是確保前線補給和後方安全。后因軍情緊急，孫奉命率本旅和兩個補充旅，協同其他部隊，將抄楊虎城部後路的劉汝明部擊潰。9月，他又帶領部隊參與攻打洛陽和潼關，乘勝進入關中。在西進途中，將撤往山西的馮系劉郁芬、呂秀文等部，截擊於陝西省大荔一帶，盡俘其眾，而將劉、呂等兩級軍官及其眷屬安全送走。入陝后，第17路軍整編，孫任第17師師長。1931年春，孫蔚如令趙壽山旅將駐陝南之川系軍閥劉存厚、田頌堯等部擊敗，底定陝南。

“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11月，吳佩孚借“國難”之機，策動川、甘、寧、青、新五省地方軍閥聯銜發出“咸(15日)電”，推自己為中國國防軍總司令，主持所謂“對日軍事大計”，企圖東山再起。甘肅省保安總司令雷中田打出“甘肅獨立”的旗號。蔣介石面臨“九·一八事變”后外患日亟的被動局面，復又添此北洋軍閥餘孽的聯合作亂，大為震驚，全國亦輿論嘩然。楊虎城為穩定西北大局計，請纓平亂，派孫蔚如以潼關行營參謀長名義，率領第17師(缺趙壽山旅)和其他部隊入甘，平亂驅吳。孫為減小阻力，在平涼軍民聯歡大會上提出“西北團結、漢回不分、陝甘一家”的口號。11月29日，首戰會寧。守軍師長王家曾拒不投降，聲稱：“你們楊虎城過去守西安8個月，我現在要守會寧一年。”但是，孫僅以一個團的兵力，攻打了26分鐘就全殲守敵。捷報傳到西安，楊虎城適與友人卧榻談天，聞訊躍起，連說：“真的嗎？！”接著，孫蔚如揮師乘勝攻打定西。定西既破，吳佩孚逃往北平。孫率師於12月上旬進入蘭州，地方軍閥懾服，西北局勢底定。楊虎城電蔣介石由孫蔚如暫代甘省主席。然而，蔣懼楊部勢力發展，拒絕其請，僅任孫為甘肅省宣慰使，暫兼軍民兩政。在主甘期間，孫蔚如發表《告甘肅民眾書》，宣布要“整飭紀綱”、“解除甘民痛苦”、“融洽回漢感情，加強民族團結”、“充實西北國防”，準備大刀闊斧，著意經營。

正當他準備在西北大有一番作為之時，蔣介石為了打壓楊虎城勢力，另派邵力子為甘肅省主席，調任孫蔚如為38軍軍長，免其宣慰使之職，移駐平涼，旋移天水。孫不甘心甘省政權為蔣控制，認為這是過河拆橋、排斥異己，一怒之下，電蔣大發牢騷，同時電召素以驍勇善戰著稱的98團團長王勁哉輕騎趕赴天水，以防不測。楊虎城見電后，認為關係重大，不可輕舉妄動，遂令扣發。孫回西安見楊時，還意猶未平：“你們統治得太嚴了，一個軍長連一個電報都發不出去！”

1933年，蔣介石為了讓嫡系部隊控制甘肅，進一步擠壓楊部勢力，將38軍調往陝南，與川軍劉湘、田頌堯等部執行圍攻紅四方面軍的任務，並令胡宗南部進駐隴南、天水，從側背監視第17路軍。

雖然戰事頻頻，內爭不已，孫蔚如一直關心日本侵略中國問題。他在《平甘通電》中表示：“本鬩牆外侮之心”，“恢復協力對外，以報仇雪恥，規復疆土。”12月10日控制蘭州，稍事安頓后，即於12月中旬迫不及待地致電第17路軍總指揮部參謀處，要求詳細了解日本侵華情形及我國備戰程度，並希望隨時得知勢態發展情況：“自暴日強佔東省，舉國憤慨，我界同胞，尤深切齒、滅此朝食、咸具決心。……究竟暴日逞凶情形，及我方備戰程度若何，請為祥示，並將討日消息，時時電知，至深切盼。”面對蔣介石對外奉行妥協，對內排除異己，繼續進行反共內戰的倒行逆施，他內心對蔣介石產生了強烈不滿。為了實現自己的報國救國大志，他與楊虎城、杜斌丞等人經過多次秘密計議，決心與革命力量聯絡，謀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從1933年開始，孫蔚如在陝南“剿共”前線，以第17路軍全權代表身份，與中共紅四方面軍溝通聯繫、建立秘密停戰關係。他先後11次派軍部少校參謀武志平（中共地下黨員)赴川北蘇區與紅軍聯繫，紅四方面軍也派徐以新兩次到漢中與孫蔚如談判互不侵犯問題。孫致信紅軍將領徐向前、陳昌浩說：“當前日寇憑陵，國勢阽危。凡有血氣者，莫不痛心疾首”，“各黨派對政治見解有所不同，盡可開誠商議，豈容兵戎相見，兄弟鬩牆，而置外患於不顧！”“深願停戰議和，共同反蔣抗日。”孫在與徐以新會談中表示，西北第17路軍是有革命傳統的，個人對共產黨人是抱友好態度的，希望紅軍將胡宗南部擠出隴南以至整個西北，第17路軍不向紅軍作真正的進攻，並願給紅軍作後方掩護和接濟適量軍事物資。雙方達成協議，形成了停戰合作的局面。在與紅軍停戰合作的兩年中，他始終以互諒互讓、維護和局的原則處理雙方之間的關係，遵守共同協議，放鬆了與紅軍駐地接界地區的盤查限制，為紅軍的對外聯繫和物資交流創造了較寬鬆的條件。他還送給紅四方面軍一整套四川北部(包括甘南、陝南各縣)的軍事地圖和一些通訊器材、醫藥器械等物品。此外，他在所轄駐防區內減小對人民群眾的抗日民主運動及革命活動的壓力，使其得到相當的發展。

1935年秋，孫部先後駐防關中、陝北。華北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全國抗日潮流澎湃向前。孫蔚如同楊虎城一樣，積極執行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方針，通過各種渠道打通與中國共產黨及紅軍的聯繫，重建某種形式的合作關係。

1936年秋，他託人向中共中央轉告：“38軍願同紅軍互不侵犯，建立聯繫，互助合作，共同抗日。”中共中央對孫的態度“極表歡迎”。毛澤東在致孫的信中指出：“今則西北大局益急，舍聯合抗日無以自救救國……自即日起，雙方即應取消敵對行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時，毛澤東還將發出不久的中共中央《致中國國民黨書》送一份給孫。此後，駐防陝北“剿共”前線的孫蔚如，暗中掩護中共和紅軍的人員、物資過境，形成了與紅軍合作抗日的局面。

西安事變時，楊虎城召孫開會部署當夜行動，他當即表示堅決擁護張、楊，主張：“要干就干到底！”當夜行動時，他在西安綏靖公署內配合張、楊掌握全局。在西安事變期間，他擔任軍事顧問團召集人、西安戒嚴司令、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負責人、抗日援綏第1軍團軍團長。

12月25日，各方達成初步協議后，蔣介石被釋放回南京，但陝西形勢卻異常緊張，張學良送蔣返寧被扣，而將事變機動處置權交楊虎城。但楊虎城根本無法協調東北軍的行動，東北軍內部矛盾重重，和、戰兩派之間劍拔弩張。主張和平解決而又具有實力的東北軍高級將領王以哲成了兩派鬥爭的犧牲品，楊虎城部也被蔣分化瓦解，孫蔚如成了楊虎城手下最具實力的高級將領。另外，蔣的嫡系部隊源源不斷開進陝西，壓迫東北軍和17路軍，南京政府又逼迫楊虎城離軍出國考察。在這種情況下，孫蔚如雖對和議條件多有爭執，但他與楊虎城和中共代表周恩來的態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將張、楊發動兵諫的初衷貫徹到底，主張和平解決，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決反對內戰再起。

西安事變后，楊虎城被迫出國，孫接任陝西省政府主席，第17路軍被縮編為第38軍，孫任軍長，成為陝西省的軍政主要領導人。他以極大的耐心、平和的策略，煞費苦心地協調各方面的關係，保護了西安事變的成果，迎接了抗日戰爭的到來。

“七七事變”爆發，日本展開全面侵華戰爭，孫蔚如將軍率楊虎城部請纓抗戰，遂派趙壽山率17師、許權中率529旅、李振西率軍教導團赴河北、山西等地抗日前線，先後參加保定、忻口、舊關等戰役，戰功卓著、英勇頑強。這幾支參戰部隊是陝軍的精華，被蔣介石在戰場上分割使用，置於其裝備精良的嫡系部隊的最前端，傷亡十分慘重，又不予補充供給，一時部隊中悲觀情緒嚴重。孫蔚如將軍深知這是蔣介石為報西安事變之仇，藉機消滅楊虎城部隊。但是，為了民族抗戰的大局，他率領陝西廣大軍民積極配合前線，掀起抗日支前的熱潮。孫蔚如將軍四處講話，約談記者，悼慰死傷官兵，鼓動抗日，勉勵前方將士同仇敵愾，為民族尊嚴而戰；其夫人會同楊虎城夫人帶頭捐款獻物，慰勞前方將士；陝西各地紛紛響應，支前勞軍活動此起彼應，陝軍士氣為之一振，空前高漲。

但是，蔣介石所統率的國民黨軍隊，大部紀律鬆弛，一盤散沙，短短几個月里，幾十萬大軍屢屢被日軍挫敗，一退再退。不久，太原淪陷，日軍進逼黃河。當時，統管西北五省軍政要務的蔣介石嫡系西安行營一片驚慌。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等人沮喪悲觀，倉皇失措。他們聲稱日軍武器精良，不可戰勝，關中無法守衛，應當放棄。行營各文武高級官員攜家帶口分乘火車、飛機，紛紛逃往寶雞、成都等地。一時間，西北抗戰局勢悲觀，人心惶惑，不可終日。在此危難之際，孫蔚如將軍拍案而起。他一方面數電蔣介石以及國民黨軍政當局，歷述黃河可守、關中可保、日軍定被遏止的理由，一方面利用報紙、電台和各種集會宣傳鼓動堅決抗日、抗日必勝的信心。特別是孫蔚如將軍不計個人利害得失，借西安行營總理紀念大會之機，面對西北各界人士，公開與西安行營的悲觀論調唱對台戲，以《西北國防與抗戰》為題，憤然演說，力主堅守黃河河防，阻敵西犯。他在演說中引用南宋劉錡守順昌的史實為例，表示既為本省主席，絕不生離西安，誓與故土人民共存亡。他說到做到，將38軍留陝各部全部調入陝東河防一線，組織群眾，武裝地方抗日力量，修固工事，要與日軍決一死戰。西北各界為之一振，蔣鼎文一夥被弄得羞愧難當，但也只好懷恨在心、緘默不語，不敢再大事張揚後撤，西北抗日活動又日盛一日。不久，國民黨中央調來援軍，西北局勢得以安定。

1938年7月，蔣介石命令第十七路軍改編為31軍團，任孫蔚如為軍團長，所屬部隊除被蔣鼎文扣下、以後再未歸還的一個旅外，全部離陝東渡，開赴晉西南抗日第一線，以堅守中條山、保衛黃河安全為任務。蔣介石嚴令孫蔚如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退過黃河，拚命死守。不久，又將31軍團改為第四集團軍，孫蔚如任總司令。

蔣介石之所以將第四集團軍全部調入中條山，除了藉此免去孫蔚如陝西省政府主席職務，把原十七路軍擠出故土之外，還另有一番用心。當時，一本日本出的畫報上有一幅漫畫，對蔣介石的陰謀刻畫的淋漓盡致。這幅漫畫畫的是：堅守中條山的部隊穿著破舊衣服，肩扛破槍，身上標有“雜牌”字樣。在他們的前面是日本軍隊，後面是服裝齊整、裝備齊全的蔣氏嫡系軍隊，端著刺刀戳向“雜牌”的脊背。這幅漫畫雖然是日軍的宣傳畫，但卻把蔣介石如此布置，妄圖消滅十七路軍的險惡用心刻畫地惟妙惟肖。對這一點。孫蔚如將軍十分清楚，但他又不能公開與蔣介石對抗。一方面，他始終擔心在押的楊虎城將軍的性命，他怕讓蔣介石找到借口加害楊將軍；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清楚堅守中條山對保衛三秦大地不受日本軍隊踐踏的重要意義。他鼓勵部隊，要以民族大義為重，英勇殺敵，誓死保衛家鄉不受侵略。第十七路軍一些老部下、老將領也曾當面責怪他，認為不能聽從蔣介石的命令，把楊虎城將軍締造的這支部隊拿去與日本人拼光，替幾十萬在他們身後養尊處優、裝備精良的蔣介石嫡系部隊充當炮灰。孫蔚如將軍緘默不語，他苦心孤詣，唯有下定以死抗戰的決心。余將以血肉之軀報效國度，捨身家生命以拒日寇，誓與日寇血戰到底！但聞黃河水長嘯，不求馬革裹屍還！

日軍集中幾個師團數萬兵力在空軍、炮兵的配合下，短短的兩年時間裡，對中條山防地進行了十一次猖狂的進攻，其中以“血戰永濟”、“六六戰役”、“望原會戰”最為慘烈悲壯！大小戰役數百次，戰況空前激烈，有時為一座山頭、一個村鎮反覆爭奪、幾經易手。日軍攻勢強大，人多勢眾，常使堅守陣地的第四集團軍整營整連的傷亡。面對如此艱苦局面，孫蔚如將軍下令收縮防線，集中部隊，靈活出擊，並派出疑兵穿插敵後打運動戰、突襲戰，搞得日軍首尾不得相顧，整體無法推進。兩年時間裡，日軍頻繁改變作戰方案、撤換指揮官，越是急於跨過中條山越是不得前行，其上報日本軍部的作戰報告也不得不聲稱“守備中條山之支那部隊雖屬雜牌，但其戰鬥力頗強，不可輕敵”。孫蔚如率領第四集團軍全體將士在沒有友軍支援、軍需物資極端缺乏的艱難情勢下拼力死戰，以近2/3人員傷亡（陣亡2.1萬）的慘重代價始終巍然屹立於中條山上，有力遏止了日軍打通中亞與德軍會合的整體作戰企圖，用血肉之軀保衛了關中故地，表達了三秦子弟兵的赤膽忠心。

當時的陝西報紙所稱“西北整個得以安定，皆賴我英勇將士在北岸艱苦支撐所賜”並非虛言。日軍視中條山為華北戰場之“盲腸”，全國人民則把第四集團軍稱為“中條鐵柱”。各地進步記者、各界代表團紛紛來到中條山。他們滿含熱淚，慰勞官兵；四處稱頌，盛況空前。形勢所迫，蔣介石也不得不對其抗戰業績表示讚揚。孫蔚如將軍笑了，他揮筆作下了《滿江紅。中條山抗日》詞一首。詞中慷慨吟道：“立馬中條，長風起，淵淵伐鼓”，“新舊恨，從頭數，挽狂瀾作個中流砥柱”，複雜的心緒、悲壯的情懷流溢於字裡行間。這不僅刻畫了他本人當時的精神面貌，而且也表達了全軍將士決心在中條山抗戰到底、消滅日寇的豪情壯志。

中條山的兩年戰事中，第四集團軍由於一方面有楊虎城締造該部以來長期與中共合作的傳統；另一方面，在抗戰中無論人員物資都得不到國民黨方面的支持，相反卻得到中共黨政軍各方面的全力以赴的真誠幫助，此間與中共來往甚密。這自然引起蔣介石的忌恨。蔣介石即將第四集團軍調離中條山，名為調防河南守備黃河南岸百餘里防線，實際目的在於使第四集團軍遠離中共八路軍。孫蔚如將軍深知蔣介石用意，他一方面巧妙應付蔣介石借清查部隊中“共黨分子”從而對部隊施加迫害的種種陰謀行為，一方面精心指揮第四集團軍進行了滎（陽）廣（武）戰役，登（封）汜（水）戰役，迫使日軍退出鄭州，困守邙山橋頭堡。從中條山戰役到河南戰役，孫蔚如將軍指揮第四集團軍依靠中共和社會各界進步人士的幫助，在幾十萬裝備精良的國民黨嫡系部隊與日軍一觸即潰、望風而逃、潰不成軍的混亂戰局中，一幟獨樹，打了許多硬仗，有力遏止了日本軍隊猖狂的攻勢。

1945年6月，蔣介石見借日本人之手無法消滅楊虎城將軍締造的這隻頑強的部隊，便採取抽梁換拄的手法，調離了第四集團軍的主要將領，派其嫡系將領張耀明接掌部隊。孫蔚如將軍被調去湖北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蔣介石採取明升暗降的手法剝奪了他的兵權，將他置於自己勢力的監視包圍之下。日本投降時，孫蔚如出任武漢區受降司令，積極負責，解除日軍武裝20餘萬人，接收工廠、倉庫等300餘所，編遣偽軍9萬餘人。

1945年12月，他任武漢行營副主任。1946年，他任武漢行轅副主任。1948年8月，他任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

1949年初，他留在上海，未隨國民政府赴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他歷任陝西省副省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陝西省第一、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陝西省第一、四屆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民革陝西省委第一、二、三屆主任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1979年7月27日，孫蔚如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