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春豫靈池會，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度，槎拂鬥牛回。

節晦蓂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沉灰。

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這是一首五言律詩，不過比一般的“五律”多二聯四句，也就是比四十字的五言律詩多二十字，全詩共六十字。這一類型的五言詩，唐代人就稱之為“五言六韻律詩”。元人楊士弘，選了一部唐詩，名曰《唐音》。在這部唐詩選集中，他把這一類型的律詩稱為“排律”。從六韻開始，一直可以多到百韻，甚至一百二十韻，一對一對的聯句，一排一排地延長下去。明代高棅編的《唐詩品彙》，也跟著楊士弘使用這個名詞，於是，排律作為律詩的一種體式，這個名詞便普遍被承認了。到了清代初期，有不少人反對這個名詞，例如馮班以為這個“排”字容易使詩成為呆板的對句堆砌，所以他曾說；“此一字大有害於詩。”

在唐代人的觀念里，從二韻到一百二十韻的五言或七言詩，只要平仄粘綴，詞性、句法都成對仗，就都是律詩，一概稱為五律或七律。二韻四句的稱為絕句。絕句也是律詩，故又稱“小律詩”。六韻以上的稱為大律詩。宋元以後，絕句不屬於律詩。“五律”、“七律”這兩個名詞僅指四韻八句的詩。於是，有必要紿六韻以上的律詩另外定一個名目，“排律”這個名詞是在這樣的需要下產生的。它有方便處，也未必“有害於詩”。

唐中宗李顯，在一個正月三十日到昆明池去遊玩，高興地做了一首詩，命令隨從的官員們大家和他一首。當時有一百多人做了詩。宋之問這首詩是被評為最好的作品。題目“奉和”，這個“奉”字，如果按照它的本義來講，就是“捧”字。意思是雙手捧了皇帝的原作，照樣也做一首，但現在，它已成為恭敬的禮貌詞，如“奉答”、“奉命”、“奉詢”等等。

許多人用同一題目做詩，第一個人做的第一首詩，稱為“首唱”；大家跟著做，稱為“和”。這整個賽詩的行動，稱為“唱和”。和詩也有幾種不同的情況。用同樣的題目，同樣的詩體，但不用同樣的韻腳，這是“和詩”。題目、詩體、韻腳，全都與原唱一樣，這是“和韻”。在唐代，“和”與“和韻”，意義不同。宋元以後，凡是和詩都必須用原韻，於是“和”與“和韻”就沒有區別了。

晦日是每月最後一日。大月是三十日，小月是二十九日。前面不標明月份，就是正月晦日。唐代的禮俗，以正月晦日、上巳和重陽定為三大節日。在這三天，公私休假，官吏和人民都郊遊宴樂。到了宋代，這種風俗已不行了，所以宋代以後的詩中，見不到晦日游宴的題目。

“幸”是一個封建政治動詞。皇帝到了什麼地方，就說是“幸某處”，因為這是某處的榮幸。皇帝在某一位妃子的屋裡歇宿，就說是“幸某妃”，因為這是某妃的榮幸。

昆明池在長安東南，原是漢武帝所開，以訓練水軍的。在唐代，成為一個名勝的遊覽區。

“應制”也是一個封建政治語詞。皇帝的命令，稱為“制”或“詔”。其書面文件稱為“制書”或“詔書”。唐初幾位皇帝都能作詩，他常常在令節宴會的時候作詩首唱，命諸大臣和作，因此，初唐詩人集中有不少“應制”或“應詔”的詩。題目用“奉和”或“奉和聖制”的，表示皇帝自己先作了一首，有“和”當然必須先有“唱”。題目有“應制”而沒有“奉和”的，表示奉皇帝之命而作，但皇帝自己並沒有作。例如宋之問有一首《幸少林寺應制》，是他隨從武后游幸少林寺，奉命而作。因為武后沒有作詩，故只有“應制”而不是“和”。應制詩也有限制定韻腳的，例如宋之問有《九月晦上陽宮侍宴應製得林字》一詩，是九月晦日武后在上陽宮設宴，命大臣各作一詩，每人分配到一個韻腳，宋之問得到“林”字，他的詩就必須用“林”字韻。

“應詔”和“應制”本來沒有區別，但武則天規定用“制”字，不用“詔”字，故武后以後都用“應制”而不用“應詔”。奉皇后，太子的命令，稱為“應令”，例如李百葯有一首《奉和初春出遊應令》，這是隨從皇太子初春出遊，太子作了一首詩，命大家和作。還有用“應教”的，那是奉諸王之命而作。例如虞世南有一首《奉和詠風應魏王教》。太宗的第四子李泰，封為魏王，他作了一首詠風的詩，請陪同的大臣也作一首，所以題作“應魏王教”。還有一首詩題為《初晴應教》，就不知道是應那一位王子的教了。

“應制”、“應令”、“應教”詩，總稱為“應制詩”。這種詩大多是五言四韻的五律，或六韻至十二韻的長律，偶爾也有絕句。由於這是君臣之間的文字酬答，措辭立意，必須顧到許多方面。要選擇美麗吉祥的詞藻，要有頌揚、祝賀、箴規的意義，要聲調響亮，要對仗精工，要有富貴氣象，切忌寒酸相。這樣，它就成為一種典型的宮廷文學。唐代詩人官位高的，差不多人人有這種詩。後世皇帝愛好文學者少，自己能作詩的更少，這種君臣唱和的風氣就衰歇了。

為皇帝晦日游昆明池而作詩，題材中主要部分當然是皇帝、晦日、昆明池三項。宋之問這首詩就使用了與此三者有關的典故。第一聯是先敘述這件事：春天參與了靈池上的宴會，池邊設置了帳殿。靈池、滄波，都是指昆明池。第二聯描寫乘船在昆明池中遊覽：船劃過了石鯨，好象從北斗星和牽牛星之間回來。昆明池有石刻鯨魚，又有牽牛織女的石像立於池之東西，使池水彷彿象銀河。槎，就是船。第三聯就得照顧晦日：這個節日是正月三十日，春氣還沒有到來，只是暗暗地催楊柳發芽。據說，唐堯的時候，階下生了一株草，每月一日開始長出一片莢來，到月半共長了十五莢。以後每日落去一莢，月大則莢都落盡，月小則留一莢，焦而不落。這一莢稱為蓂。後世詩文家就用“蓂”字代替莢。此詩說“蓂全落”，可知是三十日。於是，這一聯詩，就扣住了正月晦日。第四聯要扣住昆明池。他說象北海那樣茫茫無涯的水中，正好看落日的景色；看到池底的黑泥，便想到這是劫火燒餘的殘灰。這兩句用的都是昆明池的典故。當年漢武帝開鑿此池，取象北海（溟，即北海）。在池底掘得黑灰，以問東方朔。東方朔說：天地大劫將盡，就會發生大火，把一切東西都燒光，叫做劫火。這是劫火后遺留下來的殘灰。第五聯就轉到皇帝。周武王建設了鎬京（今陝西長安），與群臣宴飲。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君臣宴會的故事。漢武帝曾和他的大臣們乘船泛遊於汾水之上，自己作了《秋風辭》這首著名的歌。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君臣遊樂唱和的故事。宋之問就很適當地用這兩個典故組織了兩句詩，順便歌頌了李顯為漢武、周王。鎬飲是周武王的事，但這一聯詩中不能以“周武”對“漢武”，於是只好硬派作周文王的事了。最後一聯是結束，應當使皇帝、晦日、昆明池三者都有交代。宋之問又用了一個漢武帝的故事。據說漢武帝曾救過一條大魚，後來在昆明池旁得到一雙夜光珠，是大魚報恩獻給他的。於是這一聯詩就說：不怕三十夜沒有月亮，自然會有報恩的夜光珠進來的。

象這樣的詩，全靠運用適當的典故，工緻地組織起來。內容是非常空虛的，你不能說它有什麼中心思想。這就是宮廷文學的特徵。

宋之問（656年～712年），字延清，一名少連，漢族，汾州（今山西汾陽市）人。一說虢州弘農（今河南靈寶縣）人。初唐時期的著名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