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聖惠方

宋太宗趙光義平素留心醫學，收得要方千餘首。太平興國三年（978）詔翰林醫官院徵集各家應效藥方，合萬餘道，令尚葯奉御王懷隱、王祐、鄭彥、陳昭遇校勘編類，於淳化三年（992）完成是書，先賜宰相李昉、參政黃中沆、樞臣仲舒准，后頒行天下。

《太平聖惠方》 中國宋代官修方書。簡稱《聖惠方》。100卷。刊於淳化三年（992）。系北宋翰林醫官院王懷隱等人在廣泛收集民間效方的基礎上，吸收了北宋以前的各種方書的有關內容集體編寫而成。全書共1670門，方16834首。包括脈法、處方用藥、五臟病證、內、外、骨傷、金創、胎產、婦、兒、丹藥、食治、補益、針灸等，每一病證，冠以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論》有關論述。該書所搜集的醫方，較能反映北宋前期的醫學水平，其中有關外科五善七惡之說，小兒急、慢驚風的分辨，眼科開內障眼論所載白內障針撥手術之詳細過程，均為中國現存最早記錄。本書具有一定的臨床研究參考價值。但本書因卷帙較大，流傳較少。1949年後有排印本。

太宗即位前，就經常留意醫術，收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太平興國年間他詔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尚葯奉御王懷隱與副使王佑、陳昭遇、鄭奇等奉宋太宗趙光義之命編修醫藥方書。王懷隱與同事們收集、檢驗並分門別類整理醫藥驗方，經過14年努力，於淳化三年（992年）2月成書。宋太宗親自寫序，題名為《太平聖惠方》（簡稱《聖惠方》）。是年5月，朝廷將該書刻印出版，頒發全國，下詔各州設醫博士掌管。太宗御制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仍令鏤板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之。懷隱后數年卒。

《太平聖惠方》全書共100卷，分1670門（類），每門之前都冠以巢元方《諸病源候論》有關理論，次列方葯，以證統方，以論系證。全書之首還詳述診脈及辨陰陽虛實諸法，次列處方，用藥基本法則，理、法、方、葯俱全，全面系統地反映了北宋初期以前醫學發展的水平。由於各門按類分敘各科病證的病因、病理、證候以及方劑的宜忌、藥物的用量，方隨證設，葯隨方施，臨床應用頗為便利實用，全書收方16834首，內容涉及五臟病證、內、外、骨傷、金創、胎產、婦、兒、丹藥、食治、補益、針灸等。這部大型方書，編纂經歷了十四年時間，至淳化三年(992)才告完成。本書最早刊本為淳化三年五月刊本，久已失傳， 1959年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的排印本系很據四種抄本校勘而成。因本書卷帙過大，不易流傳，北宋中期（公元1046年）福建何希彭，選其精要，輯成《聖惠選方》60卷，載方6096首，作為學習醫學的教材應用了數百年，足見其影響廣大和深遠了。該書今也已失傳。

《太平聖惠方》是宋王朝組織編纂的第一部大型方書，是一部理論聯繫實際，具有理、法、方、葯完整體系的醫方著作，很有臨床實用價值，影響極大。

這部醫學巨著廣泛收集宋代以前的醫藥方書及民間驗方，內容豐富。該書首先闡明診斷脈法，其次敘述用藥法則，然後按類分述各科病症的病因、病理、方葯，是一部具有完整理論體系的醫書。《太平聖惠方》不僅對中國醫藥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而且傳至國外。在中祥符九年（1016年）與天僖五年（1021年），宋真宗趙恆兩次將《太平聖惠方》贈給高麗，促進朝鮮醫藥的發展。《太平聖惠方》後來傳至日本，對日本醫藥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日本梶原性性全1303年所編的醫學名著《頓醫抄》50卷就是以《太平聖惠方》等中國醫書為宗編撰的。

《太平聖惠方》是中國第一部由政府組織編寫的大型綜合類方書，全書共100卷，分1 670門（類），收方16 834首，內容涉及五臟病證、外科、骨傷、金創、胎產、婦、兒、丹藥、食治、補益、針灸等方面的內容。該書內容豐富，結構完整，有重要的臨床實用價值，對後世方劑學醫書的編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太平聖惠方》系統總結了隋朝以前的醫學成就，是中國醫藥學史上第一部病因、病理、證候學專著，宋朝“監局用此書課試醫生”，足見該書在當時具有很高的學術權威性。

隋唐時期，在醫學理論、藥物學、方劑學以及臨床醫學等方面，出現了總結、編纂、整理的趨勢，形成了一批文獻整理、藥物學及臨床各科的總結性專著，如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楊上善的《黃帝內經太素》（簡稱《太素》）、《唐本草》、王燾的《外台秘要》、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等。由於中醫世家醫術傳子不傳女，祖傳秘方、秘術一般不外傳等行業意識，醫術失傳的現象十分普遍。兼之宋以前印刷技術相對滯后，醫學書籍多依賴輾轉手抄流傳，以致訛誤、衍、脫之處甚多。由於唐末五代長期的社會動蕩，造成了大量醫學文獻的毀滅和散佚。《太平聖惠方》的編纂者們通過內府提供秘方、徵集民間醫書醫方、醫家貢獻醫方三種途徑，最大限度網羅了天下所有的藥方，通過篩選，編纂了這部方論兼備的醫學著作，該書代表了當時最高的醫學成就。

從醫學理論方面來講，《太平聖惠方》的醫學理論基本取材於《諸病源候論》及《黃帝內經太素》；從其所搜集的方葯內容來看，其主要內容是借鑒隋唐醫學的成就，尤其是《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太平聖惠方》還大量吸收了唐以後的醫學成果，僅從其所收藥方數目即可窺見一斑。與孫思邈的《千金方》所收8 200餘方相比，《太平聖惠方》所收藥方達16 800餘方，數目增加一倍有餘。雖然其中不乏逸出《千金方》之外的唐代藥方，其對散落醫書和民間醫方的搜集也確實到了兼收並蓄、洪纖靡失的地步。宋徽宗步宋太宗之後塵，命醫官整理彙編的《聖濟總錄》所收秘方僅比《太平聖惠方》多3 000餘首。

據現代學者研究，《太平聖惠方·針經》廣泛收集唐以前的文獻資料，不僅有東漢皇甫謐《針灸甲乙經》（簡稱《甲乙經》）、《千金方》、《外台秘要》的相關內容，還保留了《山眺（一作“兆”）針灸經》（又稱《山眺經》）、《甄權針經》、《小品方》、《異經》等佚書中的獨特見解，因此可以說《太平聖惠方·針經》彙集了唐以前針灸的學術成就。南宋王執中著《針灸資生經》、明代高武著《針灸聚英》時均大量援引《太平聖惠方·針經》的觀點。《太平聖惠方》確實起到了“窮理盡性，通幽洞玄，陳穴道而談通，指病源而咸既。用昭未悟，以導迷津，傳示將來，庶期悠遠者爾”的作用。

《太平聖惠方》反映了宋太宗時期中國臨床醫學和方劑學的最高成就，其所載內容不僅對中國醫學乃至對世界醫學都有重要貢獻。

《太平聖惠方》卷76首次記載了新生兒斷臍后，用藥物對臍部進行消毒處理以預防臍風的方法。《太平聖惠方》所載的這一成果，較15世紀中期歐洲匈牙利醫生提出用漂白粉泡洗接生者的手和器械來預防新生兒臍帶風之主張，早將近500年，堪稱我國醫學史上的一項創舉。

《太平聖惠方》創立和發展了“驚風”理論。北宋以前，對小兒抽搐一類疾病統稱為“驚癇”、“風癇”、“食癇”，該書糾正了北宋以前“驚”與“癇”混稱的現象。《太平聖惠方》卷83不但有“驚風”病名的記載，卷85還有“慢驚風”、“急驚風”的分類，以及對慢、急驚風的病因病機、證候特點、主治藥方等內容的記述，其所提出的清熱、豁痰，熄風、鎮驚等治療原則至今仍有實用價值。

《太平聖惠方》卷33眼內障論中明確記載了“內障之眼”之病名（即今天所稱的白內障）及其處理方法：“障翳內成，非草石療之見功，唯金針拔之乃效。”並對該病的各種臨床表現及針拔內障的進針部位、手法、針下感覺、入針后金針進入瞳神的方向等有詳盡的記載，是早期醫學文獻中對該病的記載最詳盡者。

有關外科病證的“五善七惡”之說，也是首先出現於《太平聖惠方》。該書卷61“辨■疽證候好惡法”中明確記載“然則痛疽之發，有五善七惡之證”，並逐一介紹了“五善七惡”的臨床表現及診斷方法。

《太平聖惠方》不僅補充了唐代以後的大量醫方，還為許多無方名的古方確立了方劑名稱。如“藍葉散”、“胡粉散”為隋唐醫者所用，無方名，是《太平聖惠方》為其定名。

《太平聖惠方·針經》收載的164個穴位較以前新增腧穴13個，其中經穴有6，經外奇穴有7，除眉沖、膏肓俞、厥陰俞3個經穴見載於《脈經》、《千金方》和《外台秘要》外，其餘3個經穴、7個經外奇穴均為《太平聖惠方》首載。在該書所收的164個穴位中，有42穴有活動肢體取穴法，該法至今在針灸臨床方面仍有現實指導意義。

《太平聖惠方·針經》對隋唐時期部分醫家偏重施灸的做法進行了批評和糾正，針法、灸法並重，給醫者提供了較為廣闊的臨床治療空間。《太平聖惠方·針經》開創了複式補瀉手法的先河，並對部分腧穴入針深淺、留針時間、出針、突發意外情況的急救處理也有一定的記載。同時還指出，地倉穴主治口歪、陰蹺穴主治疝氣及小腹疼痛，須用“患左針右，患右針左”的方法。

《太平聖惠方》的編纂以理論為綱，以門類為目，以病證為子目，子目下列方葯，綱舉目張，條理明晰。各門按類分敘各科病證的病因、病機、證候以及方劑的宜忌、藥物的用量，方隨證設，葯隨方施，實用性強，對於臨床辨證施治極具指導意義。

《太平聖惠方》指出醫者只有“寤寐俯仰，不與常人同域”，達到“感於鬼神，通於天地”的境界，才能做出正確的診治，否則“則庶事隳壞”，使患者求告無門。醫者必須“摒棄俗情”，專心致志，才能成為再世的扁鵲和華佗。“夫處方療疾，當先診知病源，察其盈虛，而行補瀉”，具體使用時要“辨土地寒暑，觀男女盛衰，深明草石甘辛，細委君臣冷熱”，“當須審其形候各異，虛實不同，尋彼邪由，知疾所起，表實則瀉表，里實則瀉里，在陽則治陽，在陰則治陰”，“審疾狀之淺深，明藥性之緊緩，制方有據，與病相符”。醫者用藥的最高境界是“能參合而行之者”，在具體使用過程中，醫者還要視患者的具體情況，“臨事制宜”，“各隨其所宜”。

《太平聖惠方》卷99有12張人形圖，與正文所述穴位的名稱、主療疾病及針法相應，每一張圖上標有10個~20餘個穴位，名稱相同的對稱穴位也一一標出，共標識了290個穴位；卷100附有45張人形圖，結合正文所述穴位名稱、主療疾病及灸法，配以相應的人形圖，每幅圖上穴位不足10個，便於學習。這種理論與臨床相結合、圖文並茂的編纂體例既保持了全書體例的一致，又適應了不同治療方法的特殊需要。

《太平聖惠方》的編纂特點，對宋徽宗組織、編纂《聖濟總錄》產生了直接的影響，《聖濟總錄》所收二萬餘方也是源於皇帝內府秘方、民間、醫家三種途徑；就編纂體例而言，更是吸收了《太平聖惠方》理論與臨床相結合的實用性特點和分類方法，《聖濟總錄》也是既有理論，又有臨床經驗，其將疾病分為66門、門下再分病證的分類方法，較《太平聖惠方》分1670門而言，更為合理。日本學者■原性全1303年所編的醫學名著《頓醫抄》50卷也是以《太平聖惠方》等醫書為宗編撰的。

宋太宗為該書撰寫的序文中，明確表達了聖君治世的指導思想：“朕聞皇王治世，撫念為本，法天地之覆載，同日月以照臨。行道德而和慘舒，順寒暄而知盈縮。上從天意，下契群情。罔憚焦勞，以從人慾。”除了政治上的順天應人外，宋太宗還認為，人食五穀，氣秉五常，四時逆順，六氣交爭，難免患病。對於疾患的態度可謂因人而異，賢者自知，愚者未達，信巫信醫，存在著不同的選擇。作為聖君賢主，應當“廣茲仁義，博愛源深”，只有“救夭傷之命，延老病之生”，使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沐浴浩蕩皇恩，才是“聖人之大德”。作為一國之君，他“常以百姓為心，念五氣之或乖，恐一物之所失，不盡生理”，正是這種悲天憫人，“冀溥天之下，各保遐年，同我生民，躋於壽域”的人文關懷，促使他下令編纂此書。宋太宗還申明：早在即位前，自己即留意搜集各種驗方，目的還是“貴在救民，去除疾苦”。書成后，宋太宗御賜書名為《太平聖惠方》，詔令雕版印刷，頒布全國各地，就是為了體現其“明王道之化成”，“布群黎之大惠”的濟世思想。

從其所搜集的方葯內容看，《太平聖惠方》首先借鑒隋唐醫藥學的成就，尤其是《千金》兩方及《外台秘要》等書。其中，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為後世提供了8200餘藥方；王燾所撰醫方書《外台秘要》，收載醫方6 000餘首。《太平聖惠方》還廣收唐以前針灸學的文獻資料，保留了《山眺（一作“兆”）針灸經》（又稱《山眺經》）、《甄權針經》、《小品方》、《異經》等佚書中的獨特見解。

其次，《太平聖惠方》的方葯中還吸收了大量唐以後的醫學成果，僅從其所收藥方數目即可窺見一斑。與孫思邈的《千金方》所收8 200餘方相較，《太平聖惠方》所收藥方達16 800餘方，數目增加一倍有餘。其中雖然不乏逸出《千金方》之外的唐代藥方，但其對散落醫書、民間醫方和唐以後藥方的搜集也確實到了兼收並蓄、洪纖靡失的地步。100年後，宋徽宗步太宗之後塵，命醫官整理彙編的《聖濟總錄》所收藥方僅比《太平聖惠方》多3 000餘首。無怪乎宋太宗在寫《太平聖惠方序》時不無得意得炫耀說：“為學乃至於此耶，則知天不愛其道，而道處其中；地不愛其寶，而寶舍其內。”因此，通過皇帝拿出內府秘方、徵集民間醫書醫方、醫家貢獻醫方三種途徑，《太平聖惠方》的編纂者們最大限度地網羅了天下所有的藥方，通過篩選、編纂而形成了這部方論兼備的醫學著作，代表了當時最高的醫學成就。

《太平聖惠方》還反映了宋太宗時期 中國 臨床醫學和方劑學的最高成就，所載的部分內容不僅對中國醫學，乃至是對世界醫學的發展都有重要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太平聖惠方》卷七十六首次記載了新生兒斷臍后，用藥物對臍部進行消毒處理、預防臍風的 治療 方法。該書卷七十六“孩子要用藥物”條下有“烙臍圓方”和“封臍散方”，首次記載了採用藥物對初生兒斷臍後進行妥善處理、避免“臍腫”的方法。《太平聖惠方》所載的這一成果，較15世紀中期歐洲匈牙利醫生提出用漂白粉泡洗接生者的手和器械來預防新生兒“臍帶風”之主張，早將近500年，堪稱我國醫學史上的一項創舉。

（2）《太平聖惠方》還創立和發展了“驚風”學說。北宋以前，對小兒抽搐一類疾病統稱為“驚癇”、“風癇”、“食癇”，該書糾正了北宋以前“驚”與“癇”混稱的現象。《太平聖惠方》卷八十三不但有“驚風”病名的記載，卷八十五還有“慢驚風”、“急驚風”的分類，以及對慢、急驚風的病因病機、證候特點、主治藥方等記述，其所提出的清熱、豁痰、熄風、鎮驚等治療原則在今天仍非常實用［5］。

（3）《太平聖惠方》卷三十三“眼內障論”中明確記載了“內障之眼”，即今天所稱的白內障，以及處理白內障的方法：“障翳內成，非草石療之見功，唯金針撥之乃效。”其有關白內障的各種臨床表現和針撥內障的進針步匝（外眥、鼻側）、進針手法、針下感覺、入針后金針進入瞳神的方向等操作過程及手術后護理的介紹，均是早期醫學文獻記載最詳盡者。

（4）有關外科的“五善七惡”之說，也是首先出現於《太平聖惠方》。該書卷六十一“辨癰疽證候好惡法”明確記載，“然則癰疽之發，有五善七惡之證”，並逐一介紹了“五善七惡”的臨床表現及診斷結果。

（5）《太平聖惠方》不僅補充了唐代以後的大量藥方，還為許多無方名的古方確立了方劑名稱。如“藍葉散”、“胡粉散”，均為隋唐醫者所用，無方名，也是《太平聖惠方》始為其定名。

（6）《太平聖惠方·針經》新增腧穴13個，其中經穴有6個，經外奇穴有7個，除眉沖、膏肓俞、厥陰俞3個經穴見載於《脈經》、《千金方》和《外台秘要》外，其餘3個經穴、7個經外奇穴均為《太平聖惠方》首載。在該書所收的164穴中，42穴有活動肢體取穴法，活動肢體取穴法在針灸臨床方面至今仍有現實指導意義［6］。

（7）《太平聖惠方》卷九十九雖曰《針經》，其實是針法、灸法並重的“針灸經”。該卷在肯定某些腧穴施灸對其主治病證特別有效的同時，對隋唐時期部分醫家偏重施灸、“炷務大也”的說法進行了批評和糾正，這種辯證看待灸法的態度出現在灸法盛行的唐宋 時代，無疑是醫學觀念的一大進步。誠如孫思邈所說：“若針而不灸，灸而不針，皆非良醫。”［7］現存唐代針灸醫籍，多為灸法專著，《太平聖惠方·針經》亦針亦灸，給醫者提供了較為廣闊的臨床 治療 空間。

（8）《針經》還開創了複式補瀉手法的先河，對部分腧穴的入針深淺、留針時間、出針、突發意外情況的急救處理也有一定的記載。值得一提的是，《針經》還特別註明：治療口歪的地倉穴、治療疝氣及小腹疼痛的陰蹺穴，須用“患左針右，患右針左”的針法。這些針法至今為臨床所用。

《太平聖惠方》卷一的開篇《敘為醫》明確指出，醫者的職責是“道符濟國，志在救人”。醫者不僅需要深厚的專業知識積累，“諳甲乙素問，明堂針經，俞穴流注，本草藥對，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裡虛實，陰陽盛衰”，精熟“諸家方論”，還須“涉獵詩書，該博釋老，全之四教，備以五常”，具有全面的文化素養。作為一特殊的職業，醫者還必須淡泊名利，對業務精益求精，“旁探典籍，邈審妍媸，服勤以求，探賾無厭。”一旦驕傲自滿或沽名釣譽，就會導致內心浮躁，不能專心診治病人，出現診斷不準，甚至草菅人命的嚴重後果。因此，醫者必須“洞明物理，曉達人情，悟造化之變通，定吉凶之機要，視表知里，診候處方，常懷拯物之心，並救含靈之苦”。《敘為醫》中還認為“醫者”有三種不同的境界，“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因醫者專業水平的不同也存在著“上醫聽聲，中醫察色，下醫診脈”的三個層次，即“上醫療未病，中醫療欲病，下醫療已病”。診脈和用藥是醫者從業時必備的專業技能，《太平聖惠方》在卷一、卷二分彆強調了醫者在業務上必須認真鑽研、精益求精，醫者診脈只有付出“寤寐俯仰，不與常人同域”的忘我代價，達到“感於鬼神，通於天地”的境界，才能對患者做出正確診斷，否則會“庶事隳壞”。醫者用藥也必須“澄心用意，窮幽造微”，“審疾狀之淺深，明藥性之緊緩。制方有據，與病相符”，真正做到對症下藥。倘若醫者不熟藥性，剛愎自用，不能辨證施治、對症下藥，就會出現“疾既不療，遂傷患者”的嚴重後果。《太平聖惠方》的每一篇論、序中，都談到了醫生的業務態度和道德修養，這些 內容 對今天從事治病救人這一高尚職業的醫學工作者仍有借鑒意義。

由於歷史的原因，《太平聖惠方》中也摻雜了一些神授、仙傳、朱符等迷信內容，但這些內容與16 800餘方的總量相比，顯得微乎其微。作為北宋初年由官方編纂的醫學書籍，這種反迷信意識是十分寶貴的。據方肇勤先生 研究，《太平聖惠方》體現了以下幾方面內容：北宋初年在治療傳染病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全書對婦科、兒科處方數量如此之大，表明宋初婦科、兒科的發達，以及醫學對婦女、兒童健康的關注；美容的內容佔有一定的篇幅；神仙、食治、補益方的獨立歸類表明當時對養生保健有著廣泛的需求；把服乳石與解毒、酒病歸為一類，而與神仙、養生分開等等。這些均說明《太平聖惠方》不僅是一部大型方書，其內容還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對普及醫學知識、倡導健康生活提供了較為科學方法。

《太平聖惠方》頒行各地后，解除了部分地方官的燃眉之急和百姓的病痛之苦。抑制巫術、推廣醫學，也成為當時地方官推行的慧政之一。該書頒行當年，在商州（今陝西商州）任地方官的王禹“頗慮瘴癘害於民人”，而當地缺乏名醫，百姓“病則祀鬼”，朝廷的賜書可謂雪中送炭，解除了他的後顧之憂。慶曆四年（1044年）春，韓琦以“（德順軍）軍城初建，屯集師旅，而極邊之地，人皆不知醫術”為由，求朝廷頒賜德順軍（治所為今甘肅隆德）《太平聖惠方》及諸醫書各一部，可見宋朝新建立的行政區尚未得到朝廷的頒賜。然而，在某些偏僻地區，一些地方官僅將皇帝頒賜的《太平聖惠方》奉若圭臬、束之高閣，“嚴管鑰，謹曝晾而已”，而“吏民莫得與其利焉”，仍然靠巫術治病，求醫者甚少。天聖六年（1024年）福建太守蔡襄請當地醫士何希彭從《太平聖惠方》中挑選便民者6 000餘方，刻在石碑之上，立於衙門兩旁，鼓勵百姓傳抄 應用，“曉人以依巫之謬，使之歸經常之道”，以體現宋太宗的濟世惠民之意。由何希彭選編的著作稱為《聖惠選方》，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太平聖惠方》本書，作為醫學教材，《聖惠選方》被歷代醫官使用長達數百年之久。

宋太宗以朝廷的名義組織編纂、頒行的《太平聖惠方》，以其抑制巫術迷信、導民向醫的科學宗旨，豐富詳贍的內容和較強的臨床實用性得到了後人的認可。該書對當時最新醫學成果的吸收和反覆強調醫者的業務水平和職業道德等編輯思想，對今天醫學書籍的編纂者和醫學工作者仍有一定的指導和借鑒意義。

王懷隱，河南商丘人，初為道士，精醫藥，住京城建隆觀，太宗即位前，懷隱以湯劑治療之。太平興國（公元976）初，奉宋太宗詔還俗，充任尚葯奉御，為皇室醫藥保健服務，後晉升為翰林醫官使。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吳越王遣子錢惟浚入朝，生病，王懷隱奉昭治療而愈。同年，奉命與翰林醫官院副使王佑、鄭奇和醫官陳昭遇等，共同編纂《太平聖惠方》。

陳昭遇，字歸明，廣東南海縣人，出身醫學世家，精通醫學，醫術尤精驗。開寶初年，游於京城汴京（今河南封開）。時軍中士兵患病者甚多，昭遇日治百人，風、勞、氣、冷諸疾治療無不愈者，醫名日盛。不久，被推薦入太醫院，初為翰林醫官，任溫水主簿，后升光祿寺丞，皇帝賜以金帶、紫袍，世人稱之為神醫。他潛心研究醫術，重視臨床實踐，醫術造詣很高。治病多奇驗，長期受到朝廷的眷寵和群眾的信賴，譽滿京城。他曾對身邊的人說：今之醫者雖明方書，不會醫病，豈勝我哉“。開寶六年（973年），他參加翰林醫官院編修《開寶新詳定本草》的工作。太平興國三年（978年）有參加編修《太平聖惠方》。《廣東通志》、《廣州府志》、《南海縣誌》、《歷代名醫蒙求》都有陳昭遇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