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惠康

20歲赴京讀書，結交名流譚嗣同等，憂國傷時，研討方略。不屑於科舉之學，篤志於墳典，精於版本、目錄學，曾與葉昌熾談論版本，明眼能辯某書為宋刻，某書為元槧，某書是某家所刻、某書是何人所校，如數家珍。曾仿莫友芝、江標所輯《持靜齋書目》之體列，撰《清經籍志》，惜未成而卒。持靜齋所藏書在民國初年散出，諸多宋刻精槧流入李經邁、劉體智，明清本為傅增湘、張元濟、李文田、莫伯驥、徐紹棨等人所得。廣東總督岑春煊派其赴日本考察學校，后在廣州主辦學堂事務；辭職后在北京閑居，郁度晚年，逝於北京；有《丁征君遺集》。

列名高陽《清末四公子》者為：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北巡撫、湖廣總督譚繼洵之子；陳三立，字伯嚴，號散原，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吳保初，字君遂、彥復，號癭公、北山，浙江提督吳長慶之子；丁惠康，字叔雅，福建巡撫丁日昌之子。是為“清末四公子”最常見的人選。

如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及《近代詩人小傳稿》、王揖唐《今傳是樓詩話》、胡先驌《四十年來北京之舊詩人》、陳聲聰《兼於閣詩話》，皆以此四人並舉。

但“清末四公子”的名目實有異說。徐一士《一士類稿·陳三立》云：“散原共譚壯飛（嗣同，湖北巡撫繼洵子）、陶拙存（葆廉，陝甘總督模子）、吳彥復（保初，故廣東水師提督長慶子）以四公子見稱於世，皆學識為一時之俊者，而陳譚二公子之名尤著。（丁叔雅惠康，故福建巡撫日昌子，時亦有名，四公子之稱，或以丁易陶，原非固定也。）”可見一說有陶葆廉，而無丁惠康。按：陶葆廉，字拙存，新疆巡撫、陝甘總督陶模之子。

另，余紹宋日記民國十八年（1929）6月22日載：“孫慕老（按：孫寶琦）有弟曰寶瑄號仲愚者，已故。當清季時，與丁叔雅、譚復生、陳伯嚴號稱四公子者也。”孫寶瑄，字仲玙、仲愚，其父孫詒經光緒時任戶部左侍郎，岳父李瀚章任兩廣總督，兄孫寶琦民國時任國務總理，有《忘山廬日記》傳世。

然孫寶瑄其人聲名黯淡，躋身“四公子”之列，似甚不相稱，而且此說仍是孤證，未可輕信。或者因為（孫）寶瑄與（陶）葆廉二名讀音相近，故余紹宋一時誤記？

王謇《續補藏書紀事詩》吳保初條又云：“……與海豐丁叔雅（惠康）、義寧陳散原（三立）、順德羅掞東（惇曧），人稱清季四公子。”此處以羅惇曧為四公子之一，更屬不經之言。按：羅惇曧，字掞東，號癭公，也是清末民初名士，但並非高官之後，公子云乎哉？此當是由於羅惇曧、吳保初皆號癭公，遂將吳誤為羅耳。

“清末四公子”之後，還有“民國四公子”。張伯駒《續洪憲紀事詩補註》記：“人謂近代四公子，一為寒雲（按：袁克文），二為余，三為張學良，四、一說為盧永祥之子小嘉，一說為張謇之子張孝若。又有謂：一為紅豆館主溥侗，二為寒雲，三為余，四為張學良。此說盛傳於上海，後傳至北京。前十年余居海甸，人亦指余曰：此四公子之一也。”

“清末四公子”正逢中西交撞、新舊過渡的大變革年代，故多有指點江山、整頓乾坤之慨；辛亥革命以後，天崩地解，時移世異，所謂“民國四公子”者，則已無雄姿英發的意氣，而尚存文採風流的態度。到如今，新的世家公子仍多有其人，然而文采又安在，不過僅餘風流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