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僧
畫僧
畫僧,顧名思義即僧人畫家,兼有畫家和僧人雙重身份。佛畫,指以佛教內容為題材的繪畫。這兩者既涉及佛教,又涉及繪畫,所以也屬於“佛教與繪畫”的論述範圍。畫僧最早出現於隋唐時代。最早將佛教藝術傳入中國的,主要來自西域,包括中亞和印度的僧侶,中國早期石窟造建從發源到設計施工當然與他們有關,那種明顯地來自印度北部的犍陀羅風格的影響即此段歷史的明證。
隋唐美術史也記載過許多西域畫僧的名字。其後千餘年間出現許多善畫的僧人,在中國繪畫的歷史上,曾湧現出不少著名的僧人畫家,如:善導、貫休、巨然、法常、惠崇、朱耷、石濤等。其中不乏影響巨大的人物。清初的"四僧"代表了明末清初文人畫的高峰,影響及於當代,近代則有虛谷,其後有弘一法師(李叔同),這二位都是歷盡繁華,歸返寂寞。
五代貫休 羅漢圖
貫休著稱佛教史的是他的“十六羅漢”畫。羅漢的全稱是“阿羅漢”,《大智度論》卷三曰:“阿羅名賊,漢名破,一切煩惱破,是名阿羅漢。複次,阿羅漢一切漏盡,故應得一切世間諸天人供養。複次,阿名不,羅漢名生,後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羅漢。”《法住記》說,以賓頭盧尊者為始的十六大羅漢是受佛之敕,永住人世,濟度眾生者,並有名字、住處等。
因羅漢奉釋迦之命,常住世間,濟度眾生,因此,人們對他們有親近感,成為民間普遍信仰對象之一。歷代畫家也都喜歡以羅漢為題材作畫,最著名的是貫休的“十六羅漢圖”。貫休的羅漢圖與眾不同,畫史稱“胡貌梵像,曲盡其態”,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這些羅漢形象,龐眉大眼垛碩鼻隆,有的倚松石,有的坐山水。用筆遒勁,線條緊密,面呈黑色,以墨為皴,黑顏之中,其唇紅潤,衣襟敷濃重青綠之色,與全體之墨色相呼應。山石為黑褐二色,並點青綠之苔,線條用鐵線描法。因貫休羅漢圖盛名,後人添加兩幅,假託貫休真跡,為“十八羅漢圖”,宋代蘇東坡不辨,以十八羅漢而為之作贊。
因為貫休的“十六羅漢”像形貌奇特,筆法獨具,所以,對他的繪畫就有了種種說法,郭若虛說貫休畫羅漢,是“入定觀羅漢真容后寫之”。
觀音
唐五代宋元畫僧之所以能獲得成功,應與以下幾個原因有關:
巨然《秋山問道圖》
四是畫僧所居大多為自然環境保護較好之叢林蘭若,能直接接觸自然、接觸鄉野,較他人易獲得自然天真、淡泊寧靜的創作環境,外師造化。而這正是畫家創造佳作所需的基本客觀條件。
基於上述原因,畫僧所作乃易具有較強之哲學性、文學性、自然性及藝術感悟性,從而形成簡遠不凡的畫風,對明末清初畫僧群體的藝風,產生了直接地影響。如八大、石濤的花鳥畫,多法常之禪思、仲仁之墨韻;石溪、弘仁的山水畫,多巨然之天真、惠崇之空靈;八大的蟲魚、無可的樹石,多溫日觀之情緒、雪窗之含蓄,令人尋思不已。凡此種種,即可知畫僧畫風之淵源。
如何引發參禪入定時的心理狀態,激發藝術創作靈感,這是歷代文人苦苦尋求的東西。有的人用飲酒來激發創作靈感,白居易把酒醉與入定同等看待;李白有“斗酒詩百篇”之說。另一些人把“夢”作為引發創作靈感。《野人閑話》說貫休的“十六羅漢圖”是應夢之作:“唐沙門貫休……因縱筆畫羅漢一十六身……與他人畫不同。或日夢中所睹,覺後圖之,謂之應夢羅漢。”
因此,在中國繪畫史上,畫僧不僅譜寫了燦爛的篇章,而且完全可以與文人士大夫、民間畫工、宮廷畫師相侔,在美術家的行列中佔有重要的一席。
惠崇《溪山春曉圖》
也是非常有名的五代畫僧。南唐時,曾工山水畫,后居京師開寶寺,從師董源。《聖朝名畫錄》雲巨然山水畫“古峰峭拔,宛立風骨,又於林麓間多用卵石,松柏草竹,交相掩映,旁分小徑,遠至幽墅,於野逸之景甚備。”
為北宋著名畫僧。他能詩善畫,其詩與贊寧、圓悟等人齊名,稱為宋初“九僧”。《圖畫見聞志》稱他“善為寒汀遠渚、瀟灑虛曠之象,人所難到也。”沈括的《圖畫歌》稱“小景惠崇煙漠漠”。蘇東坡有《惠崇春江曉景二首》,一為“詠鴨戲圖”,一為“詠歸雁圖”。後人常引的“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便出於“詠鴨戲圖”。
此外,僧居寧、僧傳古、僧楚安等,也都是頗有成就的著名畫僧。
清初,畫壇上有著名的“四僧”,即弘仁、石溪、八大山人和石濤。
弘仁繪畫學倪雲林,卻表現出不同於前人的峻逸、寧靜和沉穩、幽僻的風格。從他的“黃海松石圖”和“黃山蟠龍圖”都可以看出他的這種風格。
抗清失敗后,隱避常德桃花源,在桃花源中“枕石漱水,或在山巒(左山+右獻)猿卧蛇委;或以血代飲,或以溺暖足,或藉草豖欄,或避雨虎穴。後來落髮為僧,雲遊各地。髡殘是他出家后的名號。34歲時(順治十一年)定居南京,住大報恩寺,后移居幽棲寺,直至圓寂。《桐陰論畫》說石溪的畫“沉著痛快,以謹嚴勝”。他的同鄉好友程正揆,說石溪的畫“深得元人大家之旨,生辣幽雅,直逼古風”。
朱耷作品
是朱元璋第十六子寧獻王朱權的後裔,明王朝滅亡,他才19歲,從此裝啞扮傻。23歲那年,朱耷在奉新山出家,法名傳綮。后棄僧還俗,號八大山人。朱耷患有癲狂症,常常不由自主地痛哭與狂笑。朱耷的“憤慨悲歌,憂憤於世”,寄情於大寫意的花鳥畫中。他的畫,常常是魚翻怪眼,鳥睜怒目,白眼向人。鄭燮題他的作品:“橫塗豎抹千千幅,墨滴無多淚滴多”是很確切的。他畫的山水,也多取荒寒蕭疏之景,表現出逃禪出世的人生觀。
為明靖江王的後代,為逃避明王朝內部最後的權力之爭,大約七歲便出家當了和尚。康熙元年(1662),石濤與其師兄喝濤雲遊江浙至松江,拜崑山泗州塔院的禪林高僧旅庵本月為師,旅庵是天童主持道忞的法嗣。順治十六年,道忞奉詔北上為順治皇帝說法,旅庵隨師一同進京。旅庵出京后,奉旨入善果寺。所以石濤刻有一方印章,上書“善果月之子,天童忞之孫原濟之章”,並在“十六阿羅應真圖”等畫上落過此款。石濤離開松江后,來到安徽宣城,先後掛錫於敬亭山廣教寺、金露庵。閑雲庵等,歷時15年。其間,他遍游黃山,創作了大量的作品,好友湯燕生為其“黃山圖”題詩:“禪伯標新雙目空,通天狂筆豁塵蒙。張圖累月渾相戀,戴筆閑行羨此翁。”石濤“豁蒙塵”的“狂筆”應是明中葉狂樣遺風的反映。康熙十九年(1680)夏,石濤離開宣城,來到南京,寄居長干寺一枝閣。
石濤除了畫傳世,還有《畫語錄》畫論震響畫史。《畫語錄》共十八章,“一畫”論是其核心思想。一畫論並非是繪畫的具體技法理論,而是一個哲學本體論命題。石濤把“一畫”視為宇宙萬物的根本法則,也視為繪畫的根本法則。
石濤晚年出佛入道,“蓄髮為黃冠”。究其原因,主要是石濤對當時禪林內部的宗派門戶之爭不滿,使他對佛門失去了信心而轉向道教。
法常畫《觀音》
唐代,以觀音的幀畫很流行,許多畫家,精於此畫。幀畫一般畫在單絹上,有的還加以襯布、掛帶。畫上除了觀音形象,還有誓願文及年月日。幀畫的優點,可以懸掛,便於移動,以繪畫代塑像,輕而方便。有的掛在壁上,有的掛在架上,以作供奉之用。
五代以後,佛教版畫特別發達。當時敦煌地方官曹元忠下令開版印製佛教畫,印製的佛像,圖樣非常複雜精美,從敦煌的文物中還能見到,其中“毗沙門天像”、“救苦觀音”像等。吳越王錢俶也曾下令開版印製佛教版畫,其中印製比較精美的是“十二面觀音”像。
宋代,禪宗極盛,受禪宗“呵佛罵祖”之風影響,昔時供禮拜諸尊圖像漸廢,致使佛家不再專為禮佛去作佛畫,而是以戲墨玩賞的心態來描述佛教人物畫。他們以疏簡明快的筆法,以淡雅水墨渲染,隨心所欲地創作。法常的“白衣觀音”是該時有代表性的作品(現藏於日本京都大德寺)。法常禪師筆下的這幅觀音,通體素樸白衣,如農家婦女一般正襟危坐於臨水的山崖蒲團上,以荒涼的山野為背景。觀音表情鎮靜、端莊,神閉意定,彷彿帶著幾絲淡淡的哀思。觀音的一旁端放著插有柳枝的凈瓶,腳下水不動,四周風不吹,似乎只有觀音的輕微呼吸聲隱隱可聞。這正體現了《壇經》所說的:“一時端坐,但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坦然寂靜,即是大道。”
在禪宗之風的影響下,唐末五代開始流行“禪僧頂相畫”,此風宋代大盛。五代至宋元,不少日本僧人來中國請益訪學,回國時都要請人畫一幅頂相畫,請中國名僧在畫上寫頂相贊,回去珍藏;或帶師父的頂相畫回去珍藏,已成為一種時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