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裳

黃裳真有其人。近人陳國符先生《道藏源流考》中考證宋徽宗訪求天下道教遺書刻板的經過頗詳。徽宗於政和三年下詔天下訪求道教仙經，所獲甚眾。政和五年設經局，敕道士校定，送福州閩縣，由郡守黃裳役工鏤板。所刊道藏稱為《政和萬壽道藏》，共五百四十函，五千四百八十一卷。黃裳，字晟仲，人稱演山先生，福建延平人，高宗建炎三年卒，年八十七。《演山先生神道碑》中說他：“頗從事於延年養生之術。博覽道家之書，往往深解，而參諸日用。”黃裳刊印道藏的名氣很響，後來明教刊印經書，也借用他的名字。陸遊《渭南文集卷五。條對狀》：“明教偽經妖像，至於刻版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為校勘、福州知州黃裳為監雕。”

黃裳自幼聰明好學，精通文史。孝宗乾道五年中進士，開始任巴州通江尉，在任中，他繼續研究文史，還鑽研天文地理，作社會調查，考慮治國安民之道，孝宗皇帝知道后，晉陞為國子博士。在這期間，他用大量歷史事實，向孝宗皇帝說明軍隊屯田積穀的好處。他的建議受到朝廷的讚賞。正要晉陞官職時，不幸黃母去世，黃裳回劍閣奔喪。返京時，孝宗已退位，光宗登基，授黃裳秘書郎兼嘉王府翊善。為了安定國家，維護統一，黃裳晉諫光宗，“定行都”、“課吏治”、“設重鎮”等三項振興國家的主張。他說，“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便利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御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他提議在建康(今南京)建立行都，以便出攻入守。

“課吏治”，就是按一定的標準設置機構和官吏，不能冗繁，就是“精兵簡政”。黃裳建議在漢中、囊陽、江陵、鄂渚(今武昌市)、京口(今鎮江市)設立五個重鎮，分派大將固守，建立起一條牢固的防線，保障南方不受侵犯。同時富國強兵，爭取收復失地，統一國家。這些正確的政治主張，體現了一個成熟政治家的思想。

紹熙二年，黃裳晉陞為起居舍人。在這期間，黃裳利用接近皇帝的一切機會向光宗陳述治國安民之道。為了使他的政見易被皇帝接受，並加強君王收復失地的決心，黃裳精心繪製八幅圖呈送皇帝觀看。這八幅圖是：太極圖、三才本性圖、皇帝王伯學術圖、九流學術圖、天文圖、地理圖、帝王紹運圖、百官圖。黃裳所繪八圖，有五圖已經失傳，現存只有天文圖、地理圖和帝王紹運圖，這三幅圖於1247年由王致遠刻在石碑上才得以流傳至 今，現存在蘇州碑刻博物館（蘇州文廟），天文圖、地理圖是當今世界天文學和地理學的奇珍，已載入人類科學史冊。現 在，世界有不少天文、地理科學工作者前往參觀考察，兩幅圖中，尤其珍貴的是“天文圖”(又稱星圖)。這幅圖是世界上現存星數最多的古代星圖，其星多達1440顆。歐洲直到公元15世紀，著錄於星圖和星表的星數只有1022顆。黃裳所繪的星圖不僅星數眾多，而且比較準確，它對研究古代恆星和論證現代恆星提供了十分寶貴的史料。黃裳不愧為我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科學家。

黃裳不僅在科學上有重大的貢獻，而且他的哲學思想和公正廉潔的品德、鞠躬盡瘁的精神，都值得後人學習和尊敬。他經常對皇帝說：“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為王；帝不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為帝”。勸告皇帝要以國家為重，身先士卒，勤於學習，多慮國事，樹立威望，使得群臣敬服，國家安康。紹熙三年，黃裳任中書舍人時，晉諫光宗說；“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弊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接著他解釋這三心說：“事苟不出於公，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為病，而求以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凡遇事如果不把心擺公正，固執自己的偏見，這就是私心；私心一滋長，便會對持不同意見的勸諫者不滿，進而想抓住枝節問題證明正確，此便是勝心，勝心一發展，就會視勸諫者為仇人，於是尋岔子，找借口將其驅逐之，這就是忿心。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那麼許多事情就不能正確處理了。

黃裳接著還勸諫光宗說；“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系，則聞台諫之言不悅，而無欲勝之心，待台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仇之意矣”。

紹熙四年，黃裳晉陞為給事中兼侍講，他又經常勸諫君王，在處理人的時候注意八件事；念恩、釋怨、辨讒、去疑、責己、畏天、防亂、改過。這些話的意思是：在懲罰身邊親近之人時，只能按罪過的輕重量刑，不能因為他過去對自己有恩情而減刑；在處罰疏遠的人時，要排除過去對他的怨恨之心；不管處罰什麼人，都要弄清其罪證是否確實，有沒有被人誣陷和誹謗的情形，凡事都要重證據，不要單憑懷疑之心就隨便處罰人；在處罰下級的時候，要責備自己；凡處罰人都要看是否合符天意順從民心；要防備因處罰不公正而出亂子；處罰人並不是目的，而是要教育人改過自新。黃裳的這些思想今 天還有著借鑒作用。

黃裳一生苦諫盡忠，為國為民鞠躬盡瘁。紹熙五年(1196午)七月，寧宗即位，拜黃裳為禮部尚書兼侍讀。這時，他已經病得不能入朝勸諫，就躺在床上寫書面奏章，臨死前不久，他還送給寧宗三句說：“篤於孝愛，勤於學問，薄於嗜好”。直到死時，還口占遺表而卒。終年49歲。死後贈資政殿學士，理宗嘉定年間謚封“文忠公”。

正因為黃裳一生憂國憂民，死後人民懷念他。在他的家鄉——劍閣縣，人們為他修了兼山墓，並將他的生平功績鐫刻在石碑上，還整修和重修了兼山書院、讀書台。明清兩代，當地官府、百姓又對這些建築物進行修葺。兼山書院至 今尚存屋宇，兼山墓和碑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壞，講書台、讀書台尚存遺址。這些地方還常常激起不少遊客的懷念之情。黃裳的功績世代被人稱頌，至 今仍留在人們心中。

《中共廣元市委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川陝甘結合部文化強市的決定》指出，要深入“挖掘廣元人文精神和培育文化品牌形象”。廣元具有特殊的文化浸潤和獨特的文化資源稟賦，是嘉陵江上游天然生態屏障，是先秦古棧道文化的集中展現地，中國蜀道文化、三國歷史文化的核心走廊。廣元山清水秀，人傑地靈，又是人傑薈萃的地方，從這裡不僅走出去一代女皇武則天，還產生了尚書、翰林等無數文化名人，從劍閣走出去的南宋禮部尚書黃裳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黃裳去世后，寧宗在金鑾殿上泣不成聲，朝中一片悲痛氣氛，可見黃裳在當時影響之大。黃裳在政治、教育、科學、思想上都頗有建樹，其人文精神值得發掘、提倡和學習。劍閣宣傳部吳成先生經過多年研究，對黃裳的一生梳理細膩，對黃裳的文化貢獻見解獨到，對我們堅定理想信念、增強文化自信、加快文化強市建設無不有啟發。

非凡的一生

望黃裳，不得不從他生命的起點出發，沿著他一生奮鬥歷程的軌跡，在歷史大背景的多維時空中尋覓他非凡人生的偶然與必然。

南宋紹興十六年，即公元1146年，黃裳降生於劍州普成縣（今劍閣縣王河鎮）東郊的農民家中。黃裳出生的時代正是積弱積貧的南宋初期。由於北宋國內矛盾的激化和周邊敵對勢力的抗衡，到南宋時國度只有半壁河山。當政者為求社會安定，擴大統治基礎，於是推行和改進了科舉制度，大興儒學，所以宋朝時期讀書的氣息很濃，爭入科舉的人較多。據統計，宋朝時期，劍州境內中進士達72人之多，僅乾道年間（1165—1173）中進士就有8人。

紹興二十一年（1151），六歲的黃裳進入駕鶴山上的紫霄觀讀私塾。黃裳的天賦很好，到11歲時就能背誦課文，講解詩詞都有獨到精微之處。12歲時進入縣學，學習非常刻苦用功，讀、誦、講、寫門門精。課餘他還讀了大量的古典經典，特別是《易經》等理學方面的書籍，打下了較為紮實的文史功底。隆興二年（1164年），黃裳參加劍州舉行的學子試，名列榜首，獲文生頭冠。三年後，參加鄉試考中了舉人。中舉后的第二年（1169）三月，黃裳到成都府路的貢院參加“類試”。黃裳在成都一舉中額，發榜后的第三天，便啟程赴京城臨安（今杭州）參加殿試。通過緊張激烈的考試，黃裳終於金榜題名，被確定為二甲進士，位列前50名，24歲的新科進士黃裳一時間享譽劍門山區。

為家鄉爭得榮譽的黃裳很快接到朝廷的詔書，調他去閬州新井縣（今南部縣西北部等區域）做縣尉。在黃裳正要起程赴任的時候，其父一病不起，次年正月就離開人世，黃裳只得在家守孝而未到任。乾道八年（1172），黃裳守喪期滿，朝廷又調派他到巴州的通江縣做縣尉。黃裳到任后，第一件事是走訪民間，了解縣情和風土人情，在此基礎上制定了重點打擊防範的策略，收到了良好效果。淳熙九年（1182），37歲的黃裳就任興元府錄事參軍。由於黃裳“治獄”政績突出，很快在蜀地引起了轟動，給剛上任的四川制置使留正留下了深刻印象。次年春天，朝廷詔定討論蜀中兵民大計，留正薦舉黃裳參加朝廷召對。黃裳的對論切中要害，被皇上採納，由孝宗皇帝欽定，第二天被升為國子博士。黃裳一干又是四年，孝宗正要給他升職時，這時家書告急，其母病故，他便告假回家奔喪。

紹熙元年（1190）正月，守喪期滿的黃裳當即還朝，舉家到了臨安，這時孝宗已經退位，禪讓給光宗。黃裳效國熱血沸騰，捻燈投筆，向光宗撰寫了治國安邦的施政奏章。奏章得到剛登基的光宗皇帝的重視，升他為太學博士，不久，改任秘書郎，又親擢他為嘉王府翊善。太學博士與秘書郎都是兼職，惟嘉王府翊善是實任職務，主要任務是為太子講學。由於黃裳在嘉王府教授太子嘉王趙擴有方，輔佐光宗治理朝政有功，第二年，又被擢升為起居舍人，兼任翊善。數月後，又被擢升為中書舍人兼翊善，成為皇帝親近的臣僚。光宗認為黃裳是耿介之士，又提升黃裳任給事中。到任一月余，由於黃裳在辦理封駁中，即便皇親國戚也一視同仁，朝廷又改任他為兵部侍郎，未到職。因朝中要舉行殿試，光宗親自擢升他為同知貢舉，兼任侍講。

紹熙五年（1194），黃裳四十九歲。七月光宗被迫內禪嘉王，太子趙擴當上了皇帝，是為寧宗。黃裳身為寧宗的恩師，加上寧宗了解他的人格品質和智謀才華，於是詔升他為禮部尚書兼侍講。此時黃裳的背瘡複發，已困床不起，禮部尚書官職詔令已下，可是不能到職。寧宗趙擴還想提升他，多次問黃裳的病情怎樣。黃裳見皇帝如此關照，帶病上奏章數千言，談論治國經綸，可見他對朝廷的赤膽忠心。

黃裳去世后，寧宗在金鑾殿上泣不成聲，朝中一片悲痛氣氛。寧宗諭旨，黃裳葬禮依宰相級別，贈資政殿學士，賻恤加厚；贈絹五千匹，錢幣五十萬緡；外加衣衾棺及殯葬費、運靈柩的一切支付。黃裳靈柩由監葬官左史劉光祖護送回四川隆慶府（1191年劍州升為隆慶府）普成縣，后葬於普城東郊，即今劍閣縣公興鎮九龍村公子梁下。宋朝的宰相為正二品，黃裳的葬禮、墳墓的修建規格與宰相等同，所以墓碑高大，鄉里人稱黃裳的墳塋為“黃夫子墳”。

黃裳死後，趙擴對尊師黃裳產生了追慕之情，於嘉定六年（1213）贈黃裳謚號“忠文”，黃裳的父母及子孫均獲封贈，並且還對黃裳的生平業績作了崇高的肯定。《宋史》將其列入名傳，曰：“黃裳，子文叔，隆慶府普成人。少穎異，能屬文。”清代學者全祖望在《宋元學案》補訂中，把黃裳列入《二江諸儒學案》，並說黃裳為蜀中砥柱。隨著宋明理學的興盛，世人把黃裳曾向光宗皇帝薦舉朱熹入朝列作頭等大功，掛上“薦賢舉能”的桂冠，受到推崇和膜拜。

黃裳對劍閣的影響廣泛而深遠，家鄉人民對他更是充滿了懷念和讚美之情。首先是學業的影響十分深遠。受其影響，劍州一帶求學讀書之風盛行，文化得到極大繁榮，當時僅普成縣的進士有12人；其次是立德修身的影響十分深刻，長期以來劍閣民風民風淳樸，人們重孝倡廉，為人厚道，這與黃裳的示範作用是分不開的；三是立功建業、造福蒼生的影響很大，黃裳之後，劍閣又走出了趙炳然、李榕等傑出人物。

為了紀念黃裳，隆慶府太守趙大全於慶元元年在隆慶府城普安鎮修葺“明善堂”。後來在劍州治地普安城之南修建黃裳祠廟，又名兼山書院。明清時期，在修建和重建兼山書院的同時，還整修了黃裳讀書台和講書台。人們對黃裳墓更是愛護有加，幾十年後，黃夫子墳成了一片柏木林區。

一個地道的農民孩子，憑著個人的終身奮鬥，一步步登上廟堂高位，光宗耀祖，譽滿山鄉，他非凡的人生是值得人們認真研究和思考的。

輝煌的成就

品味黃裳，就必須從不同的側面和視覺，或仰視或俯瞰他築構的座座成就高峰，只有在分享和解析那一個個精彩的人生故事中，才能真正讀懂他是一個怎樣的黃裳。

（一）政治家黃裳

古代用官，一是重德，二是重能，就是看能否做到上對得起朝廷，下能造福一方百姓。按照這個標準，黃裳無疑是一個合格的官吏和卓 越的政治家。“縣城還珠”、“陪母遠遊”等故事，彰顯出他真君子的道德品質；為官二十年，輔佐過孝宗、光宗、寧宗三朝皇帝，無論在地方任職，還是在京城皇帝身邊供職，他克己奉公，忠君愛國，關心人民，政績卓著，特別是數次建言獻策，充分顯示出一個政治家特有的膽略、胸懷、真知灼見和治世才華。

寫詩罷糴，為民排憂。淳熙五年（1178年。一說為乾道九年，即1173年），利州路總領李蘩（後為四川總領）慕才召見通江縣尉黃裳。黃裳騎驢兼步行，溯小通江，經牛角嵌，南郡的碑壩，翻米倉山到漢中。一路上，他了解到農民租稅捐重之苦，耳聞目睹了官吏不擇手段催收“和糴”的凄慘景象，便大膽寫下長詩《漢中行》。“和糴”是依據宋朝《常平倉法》，由官府出錢做糴本，在夏秋糧價低時，由國家向農戶買回的一種強制性收糧律法。除“和糴”外，當時還有“官糴”（朝廷直接攤派的賣糧任務）。《漢中行》中寫道：“行人嘆息風光好，居人生計何草草......禾稼登場雖滿眼，十有八九歸徵求......歲飢人無食，餓者頗亦稠......時塗苟如此，人生不如死......”筆法頗似大詩人杜甫，讀來令人感慨萬端。黃裳深知李蘩與他初次會面意味著什麼，且這位總領職責就是抓賦稅收入，但他還是在與李總領見面的同時把矛頭直指弊政的諷諫詩一併送了上去。

李蘩是位優秀的士大夫，他不但沒有責怪黃裳，反而覺得這首直言不諱的詩作句句在理，於是親自寫出“罷糴”的奏章，很快御批獲准。接著又與黃裳一起商討“罷糴”事宜，與時任四川制置史的范成大一起，寫成11條“罷糴”奏章，經孝宗皇帝核准，於淳熙四年（1177）五月初一施行，並准罷整個四川的“和糴”。罷糴獲准后，人們奔走慶賀，一片歡騰。黃裳又寫出《罷糴行》。兩首詩道出了廣大受苦農民的心聲，膾炙人口，在漢中、通江、劍州遍為流傳，黃裳成了四川有名的人物。

應詔策論，輔佐二帝。“隆興和議”后，宋孝宗專心理政，出現了南宋一段難得的好局面，史稱“乾淳之治”。淳熙十年（1183），黃裳與蜀中5位士子一起赴宋都臨安參加孝宗皇帝主持的“策論”。面對《論蜀兵民大計》這個題目，大多數士子和官員都說了一大堆恭維的辭藻，而黃裳卻指出了潛在的危機，用事實直陳四川民窮兵困的困境與原因；為固守邊防，減輕折騰，他對“常年救濟”提出了“豐欠互補”“豐凶迭用”的新理論；還對邊防軍事的職責提出有針對性的建議。黃裳不同凡響的一席縱談天下，博得大家讚賞，孝宗皇帝十分滿意。

黃裳為母守喪返京時，光宗剛剛登基，朝廷輿論一片混亂。黃裳敏銳地感到應當向朝廷提出正確的治國策略。於是他在拜會了幾位有識之士后，連夜向光宗撰奏了洋洋洒洒數千言的《大業守成，當恢張制度為先疏》。文章提出，朝綱鬆弛，應當先正國法、朝規。接著列舉了宋太祖以來在治理宮廷、家庭，處理國是方面的弊端和教訓，提出了三項振興國家的新主張：“定行都”、“課吏治”、“設重鎮”。他說，“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便利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悍內御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他提議在建康（今南京）建立行都，以便出攻入守。“課吏治”，就是按一定的標準設置機構和官吏，不能冗繁，就是“精兵簡政”。黃裳建議在漢中、囊陽、江陵、鄂渚（今武昌市）、京口（今鎮江市）設立五個重鎮，分派大將固守，建立起一條牢固的防線，保障南方不受侵犯。同時富國強兵，爭取收復失地，統一國家。這些正確的政治主張，體現了一個成熟政治家的思想和戰略眼光。黃裳的這篇系統談論治國要領的奏章，得到光宗的高度重視，光宗把條文錄在簡記上，備作施政要旨。

卧病勸諫，鞠躬盡瘁。寧宗即位時，黃裳已病入膏肓，他就在病床上寫奏疏，教導皇帝如何治理國家。他說：“陛下布政天下，論行為，倡淳樸而抑浮華；論用人，貴忠良而鄙邪佞；論制度，絕奢靡而崇儉約；論物產，重谷帛而次珍奇。”他還送給寧宗皇帝三句話：“篤於孝愛，勤於學問，薄於嗜好。”這些教誨讓寧宗受益終身，也折射出黃裳政治家的膽識和忠誠。

（二）教育家黃裳

黃裳早在讀私塾時就顯露出當先生的才能。11歲時，私塾老師患了嚴重的感冒病，長達三個月，當時由學習成績十分拔尖的黃裳作代課教師。這是他初涉講壇的嘗試。在為父親守喪期間，金榜題名的二甲進士黃裳自然成了一批本地學子競相投拜的老師，跟從他讀解經義典籍。黃裳一邊往返劍州講學，開館收徒，一邊苦讀，教學相長，學業大進。後來，他在為母親守孝期間，又在家鄉收徒講，增進了社會的讀書求學之風。如今，在涼山鄉境內尚有黃裳的“講書台”遺址，在劍閣縣漢陽鎮曾有兼山學館碑記遺跡。

教師的尊嚴，來自於身份和學識，而至關重要的又是學識。在通江任職時，雖然他早已登上最高學位，但他對學問是永不滿足的，他利用一切可用之時潛心鑽研文史和經義理學，主攻天文地理，學問得到長足進步。四川總領趙公說得知后，指派一批優秀的弟子到黃裳門下讀書。消息傳出后，通江學舍里一批學子也聚集在黃裳的門下。黃裳每天到學舍講經，晚上回到住處靜默精思，常常通宵苦讀細研。隨著學問領域的拓寬和知識水平的提高，他的教學水平也得到極大提升。不出幾年，黃裳為通江地區培養了大批人才，後來不少人中舉，登進士，任縣令、知府等。通江“相墨堂”里的《相墨堂記》就出自他的學生、時任通江縣知縣的何鏐之手，成為一篇紀念尊師黃裳的傳世名作。

歷史的機遇又一次垂青黃裳，嘉王府翊善的官職給他提供了全面展現一個大教育家才能的大舞台。被光宗封為嘉王的二皇子趙擴，生性淳樸，溫順寡言，智商平庸，在他身上很難看出帝王氣概。為其教學，黃裳感到責任很大、壓力很重。遵循孔子的教育方法，黃裳反複製定教法學法，決定對嘉王的教育先從“禮”、“性”著眼，從《十三經》中挑選出重點篇章列作教程，再列出儒家學說中有關“心”“性”論著，以及《左氏春秋》中的大量篇目，作為教學內容。他語言直率，完全以一副嚴師的姿態出現 在嘉王面前。為了使嘉王掌握到包括歷史、政治、自然、社會多門學科的相關知識，黃裳用一年多時間製作了八種教學圖案，即《太極圖》、《三才本性圖》、《天文圖》、《地理圖》、《王霸學術圖》、《九流學術圖》、《帝王紹運圖》、《百官文武圖》，並為每張圖陳述了要旨。黃裳十分關注嘉王的一言一行，凡遇嘉王進步，都表彰稱讚，發現言行不合的，便一針見血地指出。稍後，黃裳升任要職，仍兼任嘉王的翊善、侍講，他始終把培養教育嘉王當作崇高的責任，總是精心授業，不斷調教，深受光宗的賞識和感激。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黃裳近五年的苦心教授，嘉王趙擴終於學問大增，很有底氣地登上皇帝寶座，成為一位中國歷史上較有作為的君主。

歸納起來，黃裳講學有這麼幾個特點，一是他知識淵博，領域寬泛，講授時常常引經據典，融會貫通，生動形象；二是書本知識與社會現實聯繫緊密，注重史實例證的援引列舉，針對性、思辨性很強；三是創新方法，用圖案、模型教學，直觀形象，易學易記，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四是特別注重學生的品性和人格理想的教育，並以自己做人做事做學問的風範浸潤和影響弟子們的言行。這些對我們今 天的教育教學仍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三）科學家黃裳

許多人對黃裳的科學成就不甚知曉，實際上，黃裳於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繪製成的《天文圖》，奠定了他在古代世界科學史上的重要地位。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高度讚揚了黃裳的《天文圖》，評價黃裳繪製的《天文圖》比歐洲領先三百多年，稱他是古代著名天文科學家。黃裳撰寫的《天文圖說》曾被譯成英、德、法等多國文字出版。《天文圖》碑現存江蘇省蘇州市孔廟碑刻陳列館，1961年被國務院列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1年3月經國務院批准複製《天文圖》碑，由文化部於當年9月禮送台灣自然博物館陳列，成為海峽兩岸人民友誼的象徵和標記。1992年出版的《劍閣縣誌》，專題介紹了黃裳的科學成就，並採用了他的《天文圖》和《天文圖說》的資料。

《天文圖》是黃裳教授嘉王趙擴使用的八幅教學掛圖之一。黃裳運用多年學習研究天文學和星占學知識，結合自己反覆觀測星象的實踐經驗繪製而成的這幅圖，全圖共繪恆星1440顆。而宋景年觀測的恆星僅為1322顆；歐洲直到15世紀，著錄於星圖和星表的星數只有1022顆。《天文圖》是世界上現存星數最多、時間最早、準確度較高的星圖，對研究古代恆星和論證現代恆星提供了十分寶貴的史料。

1247年，《天文圖》和《地理圖》、《帝王紹運圖》由蘇州著名石刻師王致遠刻在石碑上而得以流傳至 今（其餘5幅教學圖已失傳），其中，天文圖、地理圖是當今世界天文學和地理學的奇珍。

（四）思想家黃裳

在求學、修身、為政和育人的實踐中，黃裳注重思考，不時迸發出思想火花，提出了不少新觀點新論述，成為理學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儘管歷史上未曾把他列入理學派的代表人物），對南宋及後世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北宋到南宋中期，思想學術界出現了難得的繁榮氛圍，黃裳出自強烈的愛國主義之心，立志恢復國家（宋）失去的半壁河山，於是順應當時的思潮，提出“三才本性論”和“三心論”、“持心說”等哲學思想。

天地人，謂之三才，本已為先儒所定論。黃裳從儒家的典籍出發，結合自己的實踐和研究，提出“三才本性論”。他在《天文圖說》中云：“太極未判，天地人三才涵於其中。”“太極即判，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清濁者為人。輕清者氣也，重濁者形也，形氣合者人也。”這是源於古人最簡單的宇宙觀。他說：“天時有否泰，地載德厚薄。”認為天與地都是有情緒的，能區分善惡，天主宰地上萬物，地上的一切都任隨天意而存亡；而人道，自然是封建倫理綱常。由此可見，黃裳把天空說成是氣，把地球看作天體，把“氣”看作天地人三才的本源，是唯物主義的認識；但他遵循古人“天人相通”“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理論，把天擬人化，把封建倫理綱常說成是天理，這樣就給天地人三才塗上一層神秘的色彩。

如何使人達到道心的境界呢？黃裳提出“三心論”，即私心、勝心、忿心。紹熙三年，黃裳晉諫光宗說：“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弊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接著他解釋道：“事苟不出於公，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為病，而求以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

那麼，又如何使用心的方法呢？黃裳說：“使人主之心，常知禮、知危、知亡，則又豈肯須臾自放於安逸之地？”要皇上“持一心，則始終如一。”其用意，是要皇帝努力剋制自己的私心，在自己的心靈里構建一座屬於道心的聖潔天堂。

黃裳的許多實踐和論述，特別是他作為主戰派中最堅定分子的思想闡發，無不閃爍著他的愛國主義思想火花。還要提及的是他繪製的給嘉王教學用的《地理圖》，圖上標明了路、府、州建置，有山脈、河流和森林。圖為立體，東西南北方位，與現代坐標相同。地名加方框，水名加圓框，山脈、森林，採用象形繪製。要知道，他繪圖的時候，宋朝的領土已經是半壁河山。大散關和黃河中下游以北，都屬於金國的領土，連宋朝開國時所建的國都汴京（今河南開封）也失了，只好遷都到了臨安。但是，黃裳仍堅持祖國領土完整的思想，把金所佔領的土地也繪在圖上，這無疑是他愛國主義思想的重要體現。

黃裳的學術思想是繼承和發揚了儒家學說，同時融匯了佛、道學說，屬於理學範疇。其思想梗概，既有唯物的，又間雜唯心的，在當時學派林立的條件下，他有很強的獨立性和綜合性，不愧為一位“知行合一”的思想家。

概括起來，黃裳是宋代有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和思想家，是世界公認的中國古代著名的科學家，也是一位有德行而又有才華的中國歷史文化名人，他對劍閣的影響更是廣泛而深遠。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黃裳是劍閣的文化符號。所謂文化符號，是指具有某種特殊內涵或者特殊意義的標示，它的內涵非常豐富。黃裳作為劍閣土生土長的一位大家，其思想、風範和業績是劍門山區獨特文化的重要體現，是劍閣文化內涵的重要載體和形式。今 天，我們有責任保護、傳承好這一文化遺產。

向黃裳學習什麼？

緬懷黃裳，可以獲得多方面的文化思考。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他的治學、敬業、創新和修身、愛國精神，是值得繼承和弘揚的。

第一，堅持終身學習，爭當學習型人才。黃裳無論為民為官，始終常學不懈，以“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為信條，終身愛學習，成為“學貫九州，識通千古”的大儒，為他履行職責使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新的歷史時期，黨中央作出建設學習型社會，推進學習型黨組織建設的決定，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在物慾橫流、商海變幻的時代，我們實在需要文化來浸潤心靈，用讀書來補充精神的養分。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以黃裳為標桿，學習他的求學精神，把學習當作一種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樹立全新學習理念，講究學習方法，提高學習效率，營造學習氛圍，讓自己的學識漸漸淵博起來，綜合素質逐步提升起來。如此，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實現就有了充分的基礎和條件。

第二，勤政敬業，立功建業。黃裳十分珍惜自己的每一個職位，總是恪盡職守，任勞任怨，力求“德能勤績”皆優，直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十分注重實際問題的研究，總是適時提出建議，竭力為民分憂，主動為朝廷排難，立下了流芳千古的功績。我們應當學會珍惜職業，珍惜工作崗位，樹立主人翁責任感，克服浮躁、漂浮、拖沓、效能低下等不良現象，心無旁騖，如履薄冰、兢兢業業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應當學會對工作規律的研究，“沉下去”認真探索科學的工作方法，不斷提升工作質量和水平，做出不愧於時代和社會的工作業績。

第三，勇於創新，成就人生高度。黃裳一生的創新成果是十分豐富的，“定行都”、“課吏治”、“設重鎮”戰略思想的提出，“三才本性說”等思想火花的迸發，在天文學研究中的開拓性貢獻等等，都是創新的突出例證，這也奠定了他事業的高度。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迫切需要創新的時代，同時也給創造者提供了拓展自己的大舞台。我們絕不可墨守成規，不思進取，而應當重新審視對創新的認識和態度，力求在思路創新、方法創新、工作創新、機制創新、制度創新上有新的突破。

第四，修身愛國，砥礪高尚人格。黃裳一生行孝道、滅貪慾，潔身自好，德行高尚，受到上至三位皇帝，下至黎民百姓的喜愛和愛戴。與此同時，他把修身與愛國憂民結合起來，進一步彰顯出他高潔的人格魅力。作為普通百姓、幹部，我們都應當把提高自身品德修養放在首位，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著力培養愛國主義情懷，胸懷遠大理想，努力砥礪高尚人格，使自己成為雷鋒式的對社會有用的人，成為孔繁森式的為人民所擁戴的人民公僕。其實，這就是我們回望黃裳的初衷和歸宿，也是緬懷黃裳、向黃裳表達敬意的一種最好的方式。

宋朝就有三個做官做得不小的“黃裳”，除了資政殿學士的黃裳 黃文叔，南宋還有一個黃勉仲，官至端明殿學士的；南宋還有一個淳熙年間武舉名 黃裳，守長慶軍（查南宋行政區劃，無長慶軍，似乎應該在西南），大破夷酋。—— 黃裳(黃勉仲)說：“這三位的事情 俺一起幹了”

正因為黃裳一生憂國憂民，死後人民懷念他。在他的家鄉，人們為他修了兼山墓，並將他的生平功績鐫刻在石碑上，還整修和重修了兼山書院、讀書台。明清兩代，當地官府、百姓又對這些建築物進行修葺。兼山書院至今尚存屋宇，兼山墓和碑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壞，講書台、讀書台尚存遺址。這些地方還常常激起不少遊客的懷念之情。黃裳的功績世代被人稱頌，至今仍留在人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