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玉昆

石玉昆，生平事迹不詳，號問竹主人。大約出生在乾隆末期，也有研究者推斷“石氏的生年，最遲也應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以前”。主要生活在嘉慶、道光年間，當時也有人稱其為石先生或石三爺。從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有關石玉昆的記載多集中在其成名之後。生活在乾隆至道光時期的富查貴慶曾有一首專門吟頌石玉昆的詩，其詩序云：“石生玉昆，工柳敬亭之技，有盛名者近二十年。”據披露這首詩的吳英華、吳紹英介紹，“從這首詩在詩集中的排列順序看，它當作於道光十七年以前”。依據這一推斷，可以看出石玉昆至少在道光初年即已成名。實際上，石玉昆成名的時間可能還要更早些，在道光四年（1824年）的慶昇平班戲目中，有不少《三俠五義》的重要關目，如《瓊林宴》、《三俠五義》、《遇后》、《花蝴蝶》、《烏盆記》、《陳林抱盒》、《拷寇承御》等。劉世德、鄧紹基撰文認為有九出，但由於有些故事在此前的戲曲中已有流傳，並不一定都是直接出自《三俠五義》，不過《三俠五義》、《花蝴蝶》系由此而來，這是沒有問題的。《三俠五義》為石玉昆所首創，學界意見比較一致，沒有疑問。戲曲從此取材，必定是在《三俠五義》有相當廣泛的流傳之後。按照清代說唱行業的一般規律，他在成名之前肯定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學徒訓練。這樣，即使石玉昆天賦很高，成名很早，其成名時至少也得有二三十歲。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的：“此功此名絕非登台三年兩載的新手可成。退一步說，即使他二十歲成名，其生年亦當在嘉慶五年（1800）前後。”筆者認為這一推斷是可信的。因此，即使保守一些估算，石玉昆出生在乾隆末期。也有研究者推斷“石氏的生年，最遲也應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以前”，這個推斷大體也是合乎實際的。

創作古典名著《三俠五義》

石玉昆所創作的《三俠五義》，被譽為中國武俠小說鼻祖，在中國文學史上發生了重大影響。《三俠五義》原名《忠烈俠義傳》，120回，首刊於光緒五年（1879），署石玉昆述。卷首有問竹主人（石玉昆）序及退思主人、入迷道人二序。

內容梗概

《三俠五義》小說敘寫宋朝包拯在俠客、義士的幫助下，審奇案、平冤獄、以及俠客義士幫助官府除暴安良、行俠仗義的故事。書中塑造了一位鐵面無私、不畏權勢的清官形象，曲折地體現了人民的願望。其中包公平冤獄、“鍘龐昱”、“除藩王”等情節，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統治的黑暗，表現了人民群眾的鬥爭精神。書中穿插了大量俠客活動，既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正義行為，也表現出他們忠心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本質。它的出現，表明近代傳統的公案小說與俠義小說的完全合流。小說的內容大致分為兩部分。前60回，涉及北宋仁宗年間，河南陳州旱情嚴重，包拯奉皇命到陳州放糧賑災。陳州惡霸龐煜仗著自己是皇親國舅，竟派人刺殺包大人。南俠展昭等人暗中保護、幫助包大人，使包大人得以刀鍘國舅，除暴安良。隨後，包大人又查清了多年前的皇宮冤案“狸貓換太子”之事，使仁宗與李娘娘母子二人得以團聚。主要寫包公斷各種奇案冤獄以及鋤龐昱、葛登雲和為李太后伸冤等故事，其中穿插南俠封“御貓”，五鼠鬧東京並歸服朝廷和授職事。后60回，以顏查散為中心，寫他在白玉堂等眾俠客義士協助下，剪除襄陽王趙爵等誅強鋤暴的故事。

近代學者俞樾在蘇州讀到《三俠五義》，大加讚賞：“方算得天地間另是一種筆墨！”親自加以修訂，他認為本書第一回“狸貓換太子”事，“殊涉不經”，遂“援據史傳，訂正俗說”，重撰第一回。又以三俠即南俠御貓展昭展熊飛、北俠紫髯伯歐陽春、雙俠丁兆蘭丁兆蕙合為一俠。實為四俠，增以小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諸葛沈仲元共為七俠；原五鼠即鑽天鼠盧方、徹地鼠韓彰、穿山鼠徐慶、翻江鼠蔣平、錦毛鼠白玉堂，仍為五義士，改書名為《七俠五義》，於光緒十五年作序刊行。但此改動遭到文學界很多人的質疑，魯迅、胡適諸輩皆認為俞樾的改本實不如原本。如1923年12月28日魯迅致胡適佚札言：“我以為可重印者尚有數書。一是《三俠五義》，須用原本，而以俞曲園所改首回作附。”1925年，亞東圖書館重印《三俠五義》時選用原本。胡適“序”中明確指出：“《三俠五義》原本確有勝過曲園先生改本之處。就是曲園先生最不滿意的第一回也遠勝於改本。近年上海戲園裡編《狸貓換太子》新戲，第一本用《三俠五義》第一回作成底本，這可見京班的戲子還忘不了《三俠五義》的影響，又可見改本的第一回刪去了那有聲有色的描寫部份便沒有文學的趣味，便不合戲劇的演做了。這回亞東圖書館請俞平伯先生標點此書，全用《三俠五義》作底本，將來定可以使這個本子重新行於國中，使許多讀者知道這部小說的原本是個什麼樣子。所以今有《三俠五義》、《七俠五義》兩種名稱流傳於世。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石玉昆這部《三俠五義》“為市井細民寫心”的話本小說給予積極評價，並指出其歷史局限，他強調指出，“《三俠五義》及其續書，繪聲狀物，甚有平話習氣……是俠義小說之在清，正接宋人話本正脈，固平民文學之歷七百餘年而再興者也。”

《中國小說史略》評價《三俠五義》繪聲狀物，保留了宋元以來說話藝術的明快、生動、口語化的特點，刻畫人物、描寫環境，能與情節的發展密切結合。特別是對俠客義士的描繪，各具特色，多有性格，富於世俗生活氣息。魯迅說此書“而獨於寫草野豪傑，輒奕奕有神，間或襯以世態，雜以詼諧，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

文化影響

《三俠五義》作為中國最早出現的具有真正意義的武俠作品，對中國近代評書曲藝、武俠小說乃至文學藝術影響深遠，稱得上是武俠小說的開山鼻祖，由此掀起了各類武俠題材文學作品的高潮。《三俠五義》有關武功技擊（如點穴、暗器、劍訣、刀法、輕功提縱術等）、江湖勾當（如悶香、百寶囊、千里火、夜行衣靠、人皮面具等）以及機關埋伏（如八卦連環堡）種種名目之演述，均對以後武俠小說之內容素材有決定性之影響。此後武俠公案、短打評書盛極一時，例如《五女七貞》、《永慶昇平》，民國《三俠劍》、《雍正劍俠圖》等紛紛問世，清末民初亦有大量知識分子投身武俠小說創作，寫了很多膾炙人口的佳作，比如王度廬的《卧虎藏龍》，還珠樓主的《蜀山奇俠傳》，一直到港台的金庸、古龍的武俠小說都在它的影響之下。

而《三俠五義》等俠義公案小說的不少故事，又成為各類戲曲的題材來源。如京劇《打鑾駕》、《遇皇后》、《北俠除霸》、《打龍袍》、《五鼠鬧東京》等，都是敷演《三俠五義》的故事。《三俠五義》情節紛繁曲折而又條理清晰，語言通俗，保留了宋元以來說書藝術的生動活潑、直截明快的特色，對以後的公案小說產生過廣泛的影響。後來《續俠義傳》《續七俠五義》《小五義》、《續小五義》、《後續小五義》、《再續小五義》等續書的紛紛湧現，都是受它直接影響的結果。

《三俠五義》除原刻本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有鉛印本。《七俠五義》有1980年北京寶文堂的鉛印本。

石派書創始人，被譽為“單弦之祖

石玉昆所演為子弟書和單弦，有人稱其為“單弦之祖”。根據當時子弟書藝人多來自富貴人家子弟的情況，有的研究者據此認為“石氏實系‘滿清子弟’無疑”，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尚待更多文獻資料的證實。不僅如此，石玉昆還開創了一個新的藝術流派—石派書，又稱石韻書。據趙景深先生介紹，在牌子曲中，還有以《石玉昆》為曲牌名的。由此可以看出，其演出在當時還是很受歡迎的，以至於有些書鋪藉此牟利，“按段抄賣，另有目錄，要者定寫”。就連當時的說書藝人對石玉昆也是讚譽有加：“就拿玉昆石三爺他說吧，怎麼就該說不過他？他如今是不出來咧。他到那個書館兒，一天只說三回書就串好了幾十吊錢，如今名動九城，誰不知道石三爺呢？”據說石玉昆曾為禮王府供奉，不過這條記載與富察貴慶《知了義齋詩鈔》詩序所說的“性孤僻，游市肆間，王公招之不至”似乎有些矛盾。從富察貴慶的詩中來看，石玉昆確實是位頗有個性的民間藝人。相傳石玉昆的演唱以巧腔著稱。現在單弦的曲牌里的〔石韻書〕就是石玉昆演唱賦贊類唱詞的唱腔，可見其對各曲藝形式的影響之大。

清代民間藝人石玉昆生平著述考論

著名民間說唱藝人石玉昆與柳敬亭堪稱清代說唱史上的雙璧，其首創的《三俠五義》一書藝術成就很高，在武俠小說發展史上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和影響。對石玉昆的籍貫家世、生卒年份、生平事迹及著述，前輩學人如魯迅、胡適、孫楷第、趙景深、李家瑞等皆曾進行過專門的研究，解決了一些疑難問題。但因文獻資料缺乏的限制，其中尚有不少空白及誤傳。其後，研究者繼續進行研究，但由於資料的缺乏及對現存史料理解的不同，各持己見，眾說紛紜。近年來，隨著新的資料的陸續發現及研究的不斷深人，有必要對這一問題重新進行探討，得出一些符合歷史真相的結論，為相關研究提供參考。據《非廠筆記》記載，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因久在北京賣唱，有人誤認為是北京人。他在咸豐、同治時候曾以唱單弦轟動一時。當時也有人稱其為石先生或石三爺。從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有關石玉昆的記載多集中在其成名之後。生活在乾隆至道光時期的富查貴慶曾有一首專門吟頌石玉昆的詩，其詩序云：“石生玉昆，工柳敬亭之技，有盛名者近二十年。”據披露這首詩的吳英華、吳紹英介紹，“從這首詩在詩集中的排列順序看，它當作於道光十七年以前”。依據這一推斷，可以看出石玉昆至少在道光初年即已成名。實際上，石玉昆成名的時間可能還要更早些，在道光四年（1824年）的慶昇平班戲目中，有不少《三俠五義》的重要關目，如《瓊林宴》、《三俠五義》、《遇后》、《花蝴蝶》、《烏盆記》、《陳林抱盒》、《拷寇成玉》等。劉世德、鄧紹基撰文認為有九出，但由於有些故事在此前的戲曲中已有流傳，並不一定都是直接出自《三俠五義》，不過《三俠五義》、《花蝴蝶》系由此而來，這是沒有問題的。《三俠五義》為石玉昆所首創，學界意見比較一致，沒有疑問。戲曲從此取材，必定是在《三俠五義》有相當廣泛的流傳之後。按照清代說唱行業的一般規律，他在成名之前肯定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學徒訓練。這樣，即使石玉昆天賦很高，成名很早，其成名時至少也得有二三十歲。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的：“此功此名絕非登台三年兩載的新手可成。退一步說，即使他二十歲成名，其生年亦當在嘉慶五年（1800）前後。”筆者認為這一推斷是可信的。因此，即使保守一些估算，石玉昆出生至少也應在嘉慶五年（1800）以前。也有研究者推斷“石氏的生年，最遲也應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以前”，這個推斷大體也是合乎實際的。至於一些辭書採用的石玉昆生於嘉慶十五年（1800）年左右的說法①，顯然晚了些，很難想象一個十來歲的孩子在道光初年就已經達到如此高的藝術造詣，獲得如此大的名聲。

儘管有些記載說石玉昆是咸豐、同治間人或同治、光緒間人，但石玉昆達到藝術高峰、享有盛譽卻主要是在道光年間。這還可以從其他文獻的記載中得到印證。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二十五年（1845）金梯雲抄本《子弟書》中，有《石玉昆》一目，專門描述石玉昆說書情形。正如阿英先生所講的，這“至少可證明二事，一是玉昆應稱‘道光時說書人’。另一是玉昆確為說話人”。近人崇彝也說“道光朝有石玉昆者，說三俠五義最有名”，“此道光朝石玉昆所傳也”（P9.19）。至於石玉昆的卒年，目前還不能確知。崇彝在談論光緒年間聚珍堂刊本《三俠五義》時，特意強調“此道光間石玉昆所傳”，言語間流露出今昔之感，按說如果光緒間年間石玉昆還在世的話，他是不會如此刻意強調“道光”這一時間的。有的研究者根據《三俠五義》最初刊本《忠烈俠義傳》的成書年代來推測，認為石玉昆“大約應該在同治十年（1871）時就已經去世了”。李家瑞則認為石玉昆“大約死在同治末年”，理由有二：一是“到了光緒初年，假託他名字的書，就先後出版了”，一是“郭棟兒稍後於石玉昆，而郭棟即死於光緒初年”。儘管李家瑞沒有過硬的證據，但這個推測還是比較可信的。另據李宗侗在民國年間進行的調查，“石玉昆在咸豐時已經老了，尚是嘉、道時間的人”②。不過，石玉昆去世的時間也有可能更早，蔡省吾未刊稿《北京藝人志》有如下一條記載：“（石玉昆）歿後有《贊昆》子弟書，名重一時。”子弟書《贊昆》又名《嘆昆》、《嘆石玉昆》、《評昆論》或《石玉昆》，如果這個說法屬實的話，則石玉昆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二十五年（1845）之前即已去世。綜合上述材料及各種說法，說石玉昆於同治年間或之前去世，應該是沒有多大問題的。

在有關石玉昆的記載中，多刻意強調其兩點。首先是其演唱技藝的高超。子弟書《石玉昆》對此有十分生動形象的渲染描述，它稱讚石玉昆“高抬聲價本超群，壓倒江湖無業民，驚動公卿誇絕調，流傳市井效眉肇”。有些記載即是根據這篇子弟書而來，如《北京藝人小志》云：“（石玉昆）博學善辯，西派之超絕者，自著《三俠五義》等書，談唱皆雅。出而聲價便高，當時有接待神仙之目。殘後有《贊昆》子弟書，名重一時。書少歇時，有其徒代演一二小段，此刻人多便旋，故謂之車前子，言其利小水也。”張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橋》一書的記載與此大同小異。

石玉昆所演為子弟書和單弦，有人稱其為“單弦之祖”。根據當時子弟書藝人多來自富貴人家子弟的情況，有的研究者據此認為“石氏實系‘滿清子弟’無疑”，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尚待更多文獻資料的證實。不僅如此，石玉昆還開創了一個新的藝術流派—石派書，又稱石韻書。據趙景深先生介紹，在牌子曲中，還有以《石玉昆》為曲牌名的。由此可以看出，其演出在當時還是很受歡迎的，以至於有些書鋪藉此牟利，“按段抄賣，另有目錄，要者定寫”。就連當時的說書藝人對石玉昆也是讚譽有加：“就拿玉昆石三爺他說吧，怎麼就該說不過他？他如今是不出來咧。他到那個書館兒，一天只說三回書就串好了幾十吊錢，如今名動九城，誰不知道石三爺呢？”據說石玉昆曾為禮王府供奉，不過這條記載與富察貴慶《知了義齋詩鈔》詩序所說的“性孤僻，游市肆間，王公招之不至”似乎有些矛盾。從富察貴慶的詩中來看，石玉昆確實是位頗有個性的民間藝人。

其次，除上面所介紹的演唱技藝高超之外，最為人稱道的是石玉昆在演出內容方面的出新，特別是他別出心裁，將包公審案與江湖俠義題材結合起來，推陳出新，開創了一種新的題材類型，對清代中後期包括說唱、小說、戲曲在內的通俗文學產生了很大影響。顯然，石玉昆不是那種亦步亦趨、因循守舊的人，他是很有創新精神的。高超的演出技藝加上頗具新意的內容，故能享有盛名幾十年，成為與柳敬亭一樣著名的民間藝人，不僅受到市井民眾的極大歡迎，而且也為文人士大夫所接受，正如子弟書《石玉昆》中所說的：“編來宋代包公案，成就當時石玉昆。”看來石玉昆對自己首創的這套書還是很有感情的，據當時的說書藝人介紹，“玉昆三爺說了一輩子的包公案”，“他是跟了文正公一輩子的”。

石玉昆創作《三俠五義》，正如胡適所概括的：“有因襲的部分，有創造的部分。大概寫包公的部分是因襲的居多，寫各位俠客義士的部分差不多全是創造的”。由於《三俠五義》深受歡迎，其他民間藝人紛紛效仿，在石玉昆生前，即有與他同時說《三俠五義》者，如王瑞和，甚至有傳說說《三俠五義》系王瑞和在旅店得一位南方士子所傳授。不過這僅是傳說，可信度不高。

說石玉昆是《三俠五義》的首創者，這是沒有問題的，學界對此也無爭議，但鑒於《三俠五義》成書過程的複雜性，這一說法顯得較為籠統和含糊。不如將這一問題分解為對石玉昆與說唱本《龍圖公案》及后出《龍圖耳錄》、《忠烈俠義傳》乃至《小五義》、《續小五義》關係的梳理和辨析，因為圍繞這一問題產生的誤解和附會很多，需要進行認真細緻的探討和澄清。

石玉昆的演出應該是有說有唱的，現存包公題材，以《包公案》、《龍圖公案》為名的說唱本多種，分藏於北京首都圖書館、台灣“中央研究院”舊本東京大學等地。這些說唱本大體上可分為石派書和說唱鼓詞兩種類型，石派書自然為石玉昆所傳，與其演出內容最為接近，但它們未必就是直接聽記石玉昆的說唱而來，至少現在我們還沒直接的證據。其他說唱鼓詞也是由此演變而來，受到石玉昆的重要影響，但它們皆根據演出需要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動，與石玉昆的距離要遠些。

《龍圖耳錄》部分內容也是由聽記說書而來，據孫楷第介紹，在其“藏抄本第十二回末有抄書人自記一行云：此書於此畢矣。惜乎後文未能聽記。”據此他指出《龍圖耳錄》“乃聽《龍圖公案》時筆受之本。聽而錄之，故日《龍圖耳錄》。通行本《忠烈俠義傳》即從此本出”。這一看法也可以從崇彝的記載中得到佐證：“此書（指《三俠五義》—筆者注）本無底本，當年故舊數友（有祥樂亭、文冶庵二公在內）每日聽評書，歸而彼此互記，因湊成此書。”不過這裡有個問題，即《龍圖耳錄》是不是聽記石玉昆的演出而來。孫楷第認為是石玉昆，理由是“《忠烈俠義傳》題‘石玉昆述’，然則此本所錄即石玉昆所說之辭矣”，此外，他還指出，“玉昆說唱《龍圖公案》，今猶有傳抄足本，唱詞甚多。此《耳錄》全書儘是白文，無唱詞，蓋記錄時略之”。但崇彝的記載卻與此不同，在介紹完《三俠五義》系聽記說書而來后，接著說：“其中人物，各有贊語（今本無）多趣語，諧而雅。此道光間石玉昆所傳也。一句“此道光間石玉昆所傳也”拉開了時間距離，排除了聽記石玉昆說書的可能，而且這種說書與石玉昆所創的石派書不同，因為它並沒有唱詞，只是“其中人物，各有贊語”。後來的整理者刪去的只是贊語，不是唱詞。從崇彝稱“故舊數友”的口氣看，他對情況是相當了解的，因此他的話更可信些，孫楷第所說只是推測，並無過硬的證據。

同時還要說明的是，《龍圖耳錄》也並非全是聽記說書而來，因為該書卷首說得十分明白：“《龍圖公案》一書，原有成稿，說部中演了三十餘回，野史內讀了六十多本；雖則傳奇誌異，難免鬼怪妖邪，今將此書翻舊出新，不但刪去異端邪說之事，另具一番慧妙，卻又攢出驚天動地之文。”從這段話可知，《龍圖耳錄》是在“原有成稿”的基礎上“翻舊出新”而來的，其中包括“三十餘回”的“說部”和“六十多本”的“野史”。“說部”顯然是指與《龍圖公案》內容相關的一部小說，具體情況現在已難以確知。“野史”當是指記錄下來的說唱《龍圖公案》，因為這種說唱多是以本為單位的。整理者將其揉合到一起，並進行了一番“翻舊出新”的整理加工工作。這位整理者現在已難以確知，估計可能是崇彝所說的祥樂亭、文冶庵等人。

吳曉鈴藏有一種名為《忠烈俠義傳》的抄本，該抄本於20世紀30年代購得，后被收錄進《古本小說集成》影印出版。在這個抄本中，《龍圖耳錄》卷首這段文字變成了序言，並署“道光二十八年，石玉昆”。有的研究者據此認為，這段序言為石玉昆所著。其實這個看法是錯誤的，因為它對這一抄本的內容和性質了解不夠。該抄本一百二十回，為兩人抄成，序言、目錄為一人，正文為一人。原裝冊數不詳。半葉五行，行二十二到二十六字不等。將該抄本與筆者所見到的相關《龍圖耳錄》版本對比可以知道，該書為《龍圖耳錄》，而非《忠烈俠義傳》。《忠烈俠義傳》經過文人修改，與《龍圖耳錄》在文字、章回劃分、回目文字等方面有著明顯的不同，它還將其中的雙行夾批刪除，由於刪除不盡，有些混人正文。該抄本具備《龍圖耳錄》的一切特徵，與謝藍齋抄本、北京師範大學藏抄本文字接近，與《忠烈俠義傳》則較遠。由於判斷十分容易，一目了然，這裡不作論證。

該書的序言明顯是書商為牟利而偽造，並非石玉昆本人所作，系抄錄光緒七年北京聚珍堂活字本《忠烈俠義傳》序言而成。理由如下：一、從序言內容看，明顯不是石玉昆的口氣，序言與正文重複，且署名時間與實際創作、流傳情況相衝突。二、序言、目錄與正文非一人所抄，而且目錄與正文不符合。目錄所抄為《忠烈俠義傳》目錄，正文則是《龍圖耳錄》目錄。基本上可以斷定，序言系故意偽造。偽造石玉昆序的目的是為了說明它是石玉昆原本。胡士瑩先生雖未目驗該書，但根據其他情況推斷該抄本“甚至連編寫的年月也提前了”，“疑坊賈作偽牟利者所為”這一論斷現在來看是完全正確的。

後來面世的《忠烈俠義傳》（又稱《三俠五義》）則又是在《龍圖耳錄》的基礎上進行加工潤飾而成，由北京聚珍堂書坊首先刊出，隨後各家書坊紛紛翻刻，廣泛流傳。其加工整理者為問竹主人、入迷道人。因為石玉昆是首創者，所以題“石玉昆述”也算不上冒名。這樣，經過眾人幾番修改整傷，其內容已與石玉昆早年的實際演出有了很大的距離。

至於《三俠五義》的續書《小五義》、《續小五義》，儘管其初刊者文光樓主人石鐸信誓旦旦地說自己“採訪《龍圖閣公案》底稿，曆數年之久，未曾到手”，後來“適有友人與石玉昆門徒素相往來，偶在鋪中閑談，言及此書，余即托之搜尋”。終於“友人去不多日，即將石先生原稿攜來”。但從種種跡象來看，文光樓主人石鐸之言只不過是一種促售的廣告手段，其所得並非石玉昆的原稿，正如胡適所說的：“這話大概不可信”。他從《三俠五義》與《小五義》內容不相連接、相互矛盾、文章非出一人之手、石玉昆此時可能已死等六個方面道出了其不可信之處，應該說這一推斷是很具說服力的。其實，文光樓主人也意識到這一問題，對此他辯解說：“前套《忠烈俠義傳》與余所得石玉昆原稿，詳略不同，人名稍異，知非出於一人之手。向使從前套收伏鍾雄後接續《小五義》，挨次刊刻，下文破銅網陣各處節目，必是突如其來。破銅網陣各色人才，亦是陡然而至。不但此套書矛盾自栽，並使下套牙關相錯，文無線索，筆無埋伏，未免上下兩截，前後不符。必須將八卦連環，原原本本分析明白，用作根基，使眾人出載，條條段段解說清楚，以清來歷，乃不至氣脈隔膜，篇法斷絕。”這種辯解正說明了刊印者的心虛，如果真是石玉昆的原稿，是沒必要這樣辯解的，同時這一辯解也是無力的，因為聚珍堂初印、各家仿刻的《忠烈俠義傳》皆署名石玉昆，早已為大家所熟知，風迷道人說自己所得為石玉昆原稿，與《忠烈俠義傳》“非出於一人之手”，實際上是否認了《忠烈俠義傳》的著作權，顯然這一說法無法得到人們的認可。

至於那位光緒四年（1878）二月間在王府說《小五義》的民間藝人，有人認為是石玉昆本人：“既然石玉昆創作有《小五義》的原稿，且有在王府說書的經歷，他無疑就是那位‘在王府說《小五義》’的說書人”。既然石玉昆創作《小五義》的前提不能成立，這一結論也就值得懷疑。事實上，這位民間藝人根本不可能是石玉昆，甚至連石玉昆的徒弟都不是。光緒年間石玉昆是否在世都很成問題，且不說在《小五義》的第四十八回中還有這樣一段話：“列位，前文說過，此書與他們那《忠烈俠義傳》不同，他們那所說北俠與沉中元是師兄弟，似乎北俠這樣英雄，豈肯教師弟人於賊隊之中。這是一。二則間沈中元在霸王莊出主意，教鄧車塗抹臉面，假充北俠，在馬強的家中明火。若是師兄弟，此理如何說的下去這乃是當初石玉昆石先生的原本，不敢畫蛇添足。”顯然石玉昆是不可能說這種話的，而且從其語氣來看，此時石玉昆應該已經不在人世。這位民間藝人比石玉昆要晚許多，即使他是石玉昆的徒弟，也不會用這種語氣來稱呼石玉昆，更不會如此批評《忠烈俠義傳》，而且他說書的體裁樣式與石派書有著明顯的不同，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說的，《小五義》“屬於評話體，與子弟書、單弦在體裁上截然不同，所謂‘石玉昆原稿’的說法，是不可信的”。在《小五義》第三十三回，也有一段批評《忠烈俠義傳》的話：“列公，你們看書的，眾位看此書，也是《三俠五義》的后尾，可與他們先前的不同。他們那前套還倒可以，一到五義士墜銅網，凈是胡說。銅網陣口稱是八卦，連卦交都不能說得明白，故此餘下此書，由銅網陣說起。列公，請看書中的情理二字。他那個書上也有君山，這書上也是君山。君山與君山不同，眾公千萬不可一體看待。”如果這位批評《忠烈俠義傳》的民間藝人是石玉昆的話，那《忠烈俠義傳》、《龍圖耳錄》以及石派書《龍圖公案》的創作者又會是誰呢？其中的漏洞是十分明顯的。事實上，這位在王府說《小五義》的民間藝人也是有跡可尋的，據李宗侗在民國年間對說書藝人的走訪調查，《小五義》是說書藝人“李鳳山於光緒初年在北京羊肉衚衕文宅說評書時編的”。他認為這一說法“似頗可信”。

正是因為石玉昆的名氣太大，所以後來的民間藝人都拿他來做招牌，招攬生意，這同明清兩代私人書坊刊印小說時喜歡打著李蟄、馮夢龍、湯顯祖、李漁等人的名號一樣，在中國古代通俗文學發展史上是一種十分常見的現象，對此不可當真，需加認真辨析。儘管《小五義》和《續小五義》並非石玉昆的原創，出於一位後來的民間藝人之手，但它們也是清代後期通俗文學的代表之作，自有其特色和價值。由此也可看出石玉昆和《三俠五義》在其間的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