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學家

主要的玄學大師有：竹林七賢(阮籍、嵇康、王戎、劉伶、山濤、向秀、阮咸）

即“玄遠之學”，它以“祖述老莊”、綜合儒道立論，把《老子》、《莊子》、《周易》稱作“三玄”。玄學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說：“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就是總天地萬物的一般規律“道”，它體現了萬物無窮奧妙的變化作用。玄學家們還用他們的老、庄思想來註解儒家的《論語》、《周易》，對已經失去維繫人心作用的兩漢經學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無為本”的哲學本體論。儒家的“禮法”、“名教”、“人道”等思想，雖然也是玄學所討論的內容，但其主旨卻是道家的，即強調崇高的是“無”、“自然”和“無為”。

可歸結為天人關係問題，但在形式上，它已經擺脫了兩漢經學章句箋注的繁瑣破碎；在內容上，則拋棄了經學思潮的“天人感應”的粗俗的目的論之論證。

玄學家在多方面論證了道家的“自然”與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們一改漢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張“儒道兼綜”，玄學所提出的或著重關注的有無、本末、體用、言意、一多、動靜、自然、夢覺、本跡與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質的概念範疇都是道家所具備重視，而原始儒學和兩漢經學所不具備或不重視的，玄學的出現大大推動了中國哲學的發展。

玄學的發展演變經歷了主要階段：

：玄學正式登上歷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間（240~248），史稱“正始之音”。當時出現了何晏、王弼的“貴無論”。何晏作《論語集解》、《道德論》，王弼注《老子》、《周易》等祖述老莊。其作品主要包括解讀《老子》的 《老子注》 、 《老子指略》 及解讀《周易》思想的《周易注》、 《周易略例》四部。其中 《老子指略》 、 《周易略例》是王弼對《老子》、《周易》所做的總體性分析的文章。

：正始之後，隨著司馬氏集團奪取政權，各士族集團內部的鬥爭日趨激化，玄學思潮內部也出現了“貴無”與“崇有”、“任自然”與“重名教”等各種爭論。出現了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異端”傾向，他們與司馬氏集團在政治上不合作，強調“名教”與“自然”對立，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輕視禮法。而樂廣、裴頠、楊泉等“崇有論”基礎上，郭旬以其《莊子》完成把“貴無”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統一起來的任務。郭象提出名教與自然在理論上的一致性，他舍異求同，以“獨化論”來解決這對矛盾，認為聖人“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逍遙遊注》）；“聖人常游外以冥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大宗師注》）。

西晉玄學（約263～316年）以裴頠、郭象為代表，構成玄學發展的第三階段。這一時期，玄學仍朝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貴無派發展到極端，使當時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謝鯤等人，繼承嵇、阮思想中頹廢的一面，嗜酒極欲，追求表面形跡上的放達。這种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學貴無派在思想上的創造力，使它走向沒落。

東晉玄學（約317～ 420年）以張湛、韓伯、陶淵明、袁宏為代表，為玄學發展的第四個階段。這時司馬氏政權南遷，社會矛盾尖銳複雜，進一步導致思想上的空虛。因此超生死、得解脫的問題便成為玄學的中心內容。

是中國魏晉時期到宋朝中葉之間出現的一種崇尚老莊的思潮。其思潮持續時間自漢末起至宋朝中葉結束。是道家之學以一種新的表現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稱。故通常也稱之為“魏晉玄學”。玄學是魏晉時期取代兩漢經學思潮的思想主流。

郎擎霄《莊子學案》概述說：當時達官名士，多宗老莊如魏王弼，、何晏、山濤、阮籍、嵇康、向秀、郭象，晉王濟、王衍、盧諶、庾數、庾亮、桓石秀、司馬彪、崔饌、李頤，宋戴順、李叔乏、齊祖沖之、徐白珍，梁江轎、伏曼客、摜埸、嚴植之、劉昭、庾曼倩，陳周弘正、徐陵、全緩、張譏、陸瑜，北魏程駿、邱晏，北齊杜弼其最著者也。這是一個不小的名單，但並非全部。社會各階層習《庄》之風蔚為大觀，按呂思勉先生的說法，此風一直到隋才慢慢停息。“帝王、貴戚、大臣、武夫、儒生、文人、藝士、婦女無不能之。餘風又流衍於北。入隋乃息。”這是就整個老莊而言的，老莊實不可分，不會再有隻讀《老子》而不讀《莊子》的情況了。

玄學至東晉后不減反增更是風行，王弼《周易注》在南朝立於學官，南朝宋齊兩代的官方四學都包括玄學，梁、陳兩代又盛行講論“三玄”之風，故而東晉南朝都應當是玄學的流行期。關於唐代的學術，過去人們都說是兼行儒釋道三教。現在看來，唐朝的官方學術與民間學術應有不同，官方學術包括經學與道學，經學即五經及《論語》、《孝經》之學，其中《周易》用王弼注，《論語》用何晏的《集解》，這完全是玄學中《易》學的延續；唐代道學、道舉尊崇《老子》、《列子》、《文子》、《莊子》四部書，四部書都稱為經，這種道學可說是玄學中的老莊學的發揚或放大。玄學至宋朝中葉被宋明理學取代。

如果說，魏晉玄學是精緻的形而上的哲理玄思，則當時的養生可謂是實踐中的操作，這二者，構成了互為表裡的關係。對此，湯用彤早已指出：“中華方術與玄學既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說。漢魏之際，清談之風大盛，佛經之譯出較多，於是佛教乃脫離方術而獨立，進而高談清凈無為之玄致。其中演變之關鍵有二要義，一日佛，一目道。由此二義，變遷附益，至魏晉之世遂進為玄理之大宗也0”①牟宗三先生也說過：“道家工夫自心上作，而在性上收穫。無論是‘不離於宗’之天人，或不離於精不離於真之至人、神人，皆是從心上作致虛守靜之工夫。從此作虛靜渾化之玄冥工夫，始至天人、至人、神人之境，而養生之義亦攝於其中矣。”這一論斷甚為精透。道家本體的實體性、實在性，透過養生、長生說即可轉化為神仙術。他又說：“通過修鍊之工夫而至長生，成仙，則是順道家而來之道教，已發於第二義。當然第二義亦必通於第一義。”他認為：“原始道家並不自此第二義上著眼，嵇康之《養生論》卻正是自此第二義上著眼，而向、郭之注庄，卻是自第一義上著眼。”②

佛教初傳，為了擴大在本土的影響力逐附會玄學，佛教以玄學語言闡述佛理傳教，因佛教開始流行，初與道家文化相結合，依附道教宏傳，故有佛道之爭，老子化胡之說。安世高與支讖等自西域東來譯經，佛學漸盛，不過“佛教在漢世，本視為道術之一種，其流行之教理行為，與當時中國黃老方技相通。”中國古代文化以道家為本，在魏晉時代，老莊的玄學特盛，“方術與玄學，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說。漢魏之際，清談之風大盛，佛經之譯出較多，於是佛教乃脫離方士而獨立，進而高談清凈無為之玄致。”以故般若學與老莊學相近。佛教到東晉時，其勢大盛，西域大師接踵而來，中國寺僧，漸具規模。般若之學大行，談玄說妙。最可稱道者為羅什之東來，法顯之西行，道安之領袖群倫，羅什之大開譯業。什之門下十哲四聖，皆當時精研老莊的第一流學者。時北方世亂，道安高足慧遠隱居匡廬，研究般若，毗曇，提倡彌陀凈土，一時名賢大集，成為江南佛法之重鎮。後有真諦之譯唯識諸論，羅什法顯等又譯十誦、五分、四分等律。諸宗經論於是大備。從僧肇道生以來，中國佛教則因容納了老莊道家的對規律性實在性等的認識，使佛性論原有的條件性相對性的成分繼續保留的同時，真實性與永恆性的因素空前增長。中國化佛教肯定了真實無妄的本體世界的存在，突破了印度佛教的範圍，彌補了印度佛教的邏輯斷裂，使其認識得以進一步的深化。就此而論，佛教教義只有在中國化佛教中才真正走向了圓融之境，達到了佛教對宇宙人生認識的最高水平。由此佛教大為盛行。佛教在東漢傳入后首先被附於黃老之家，魏晉時代則依附於玄學。南北朝時期佛教才逐步獨立，至隋唐方高度發展並形成各種宗派。佛教般若思想大約是兩晉之際傳入中國的一種思潮，佛教徒借玄學的概念、命題來闡發自己的思想，以便使這種思想更容易更迅速地進入上層統治階級和士人階層。但是，由於過多地使用老莊玄學概念、命題去比附譯解般若經典，則使佛學在某種程度上被玄學化了。玄學內部有許多的派別，如貴無派、崇有派、獨化派等等，這些派別的影響使佛教內部發生分化，東晉時期，佛教內部因對般若思想理解不同而出現了所謂“六家七宗”的爭論。東晉時，玄學家雖然精通佛教，卻不在注老莊列中運用佛教理論。南北朝道教也開始大量吸收老莊玄學理論構建神學。玄學衰落後分別被道教，般若，禪宗所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