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奔書懷

全詩以撫時念危、憂國傷亂為主脈，共分三個層次，在敘述自己入幕前後的經歷中，表露了作者孜孜不倦的思想追求。

第一層，從開頭到“自有思歸嘆”，寫詩人渴望從政匡濟的夙志，和成為永王幕賓之後動搖不定的思緒。李白生活的年代是唐朝由盛轉衰的特殊歷史階段。唐帝國的昌盛繁榮催發他產生了高度的自信力和宏偉的政治抱負。憑藉個人的才能，他選擇了不同於一般士子通過科考做官的道路，力求由隱而仕，走“終南捷徑”。他的希望與日趨黑暗的現實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天寶年間，長安三載的為宦生活使他目睹了封建統治者的腐朽與兇殘，體會到政治迫害的冷酷無情。他帶著痛苦的精神創傷和全身避禍的念頭再度南北漫遊，以尋求新的出路。然而，個人的不幸沒能完全冷卻他的報國熱情，“濟蒼生”、“安社稷”的理想火焰仍在胸中燃燒。作品開篇寥寥四句，便把詩人這種複雜微妙的心態，含蓄曲折地表現出來。寧戚、陳平是歷史上齊桓公和劉邦的輔弼大臣，對安邦治國皆有所建樹。不過寧戚未仕之前，為待明君而輔甘願隱遁山林，以“飯牛”為業，自得其樂。陳平求官之後，幾易其主，先投魏王咎做太僕，后從項羽入關征戰，均因難展襟抱又依劉邦，終算找到了滿意的歸宿。李白借典詠志，委婉吐情。言外之意是說，自己雖浪跡天涯也不忘懷國運民生，一旦遇到明主就能為之籌謀獻策，實現經世濟民的偉抱。安史叛亂，國難當頭，身為一介布衣的詩人始終在密切地關注著時局的變化。“欃槍”四句詩人以古代星象、八卦之學發表了對形勢的看法。他認為，中原上空出現了慧星，它的長尾橫貫河北、河南之區。這恰是安祿山叛軍鐵蹄蹂躪廣大北方，割據兩河大半土地，進行稱雄作亂的標記。儘管帝國江山遇到了深重的災難，但是，天道沒有變，國祚不可搖撼。這裡，讀者透過天人感應神密色彩的薄霧，足可領悟到詩人憂國的焦慮，對復興的渴望。基於此，即不難理解和評價李白加入永王李璘幕府的事情。璘是玄宗第十六子，他奉乃父於逃蜀途中所下“制置”之詔，以抗戰平亂為號召，大張旗鼓經營長江流域。當其水師開赴九江，棲身廬山的李白，在“辟書三至”（《與賈少公書》）的邀請下，出於“為君談笑靜胡沙”之志，於是下山充任幕佐。詩歌“天人”二句就流露出歡欣鼓舞、樂觀自豪的情緒。“天人”指永王璘。李白相信，這位光彩照人的大王充任山南東路、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使，仗鉞秉旄，發號施令，指揮三軍，便能給統轄之地帶來“春日遙看五色光”（《永王東巡歌》其三）的希望，讓人久盼的太平景象指日可待了。“侍筆”兩句寫詩人初做幕僚的得意之態。他受到永王的禮遇，博得府主的厚愛，不能不感恩圖報。他的同期詩作《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把自己赴永王軍宴視為“如登黃金台”，感到很榮耀。他激勵同僚：“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功成身退是李白的人生追求，他來永王幕府也不例外。可是沒多久他的思想出現了新的矛盾，“不因”二句是問題的明證。導致他思想轉變的根由是什麼恐怕一時難以定評。就鬥爭形勢考查，永王奉詔赴鎮是在玄宗得知太子李亨即位靈武之前，待玄宗禪位，永王至江陵召募數萬將土之後，肅宗與永王的衝突才逐漸公開化。李白對統治集團內部明爭暗鬥缺乏了解，以為“永王正月（肅宗至德二年）東出師，天子遙分龍虎旗”。隨著肅宗兄弟鬥爭的激化，李白看清了問題的真象，他不願違背下山報國的初衷，打算退隱，這是含情入理的。當然也不排斥另說，認為永王辟聘李白僅為籠絡人心，而非用其經綸之才。不然，李白入幕不久就不會產生“徒塵黍幕府，終無能為”（《與賈少公書》）的嘆息。不管哪種因素起作用，歸根到底還是統治者的昏聵自私葬送了詩人，使他不能為慘遭禍辱的祖國和人民奉獻自己的才智和忠愛。

第二層，描述永王所部分崩離析的見聞，反映了詩人憂懼、迷茫的心境。“主將”兩句是這層詩意的簡括，點出了永王軍隊潰敗的首要原因是主將狐疑猜忌，各懷異志。肅宗懂得，其弟佔據東南要地，控制江淮租賦，如果羽翼豐滿，必成心腹之患。因此，當永王拒絕聽從他的歸蜀之命的時候，則開始著手部署了翦除之計。李璘覺查后，戰幕拉開，而其部下將帥因反內戰卻首議退路。《新唐書》本傳載：“（季）廣深知事不集，謂諸將曰：‘與公等從王，豈欲反耶？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王者。如總江淮銳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掛叛逆，如後世何？……於是，（渾）惟明奔江寧，馮季康奔白沙，（季）廣琛以兵六千奔廣陵”。季、渾、馮是永王軍的主將，璘曾派季去攻打廣陵採訪使李成式，派渾去襲擊吳郡採訪使李希言。結果雙方未及較量，永王營壘不攻自散。彈指之間，李璘所部變成了勢單力薄的孤軍困旅。詩中“自來”六句是用具體事例描述永王軍到處埃打，賓幕竄逃，潰不成軍的情景。這裡運筆老健精練，敘事兼帶描狀，靈活善變，只取幾個鏡頭就把宏大的的空間，紛擾的戰局，繪聲繪形地浮現紙上。詩人先用“鼓噪”一詞，活畫出永王部隊在轉移中的情態，即軍紀渙散，士氣沮喪，吵吵嚷嚷。一群烏合之眾擁向丹陽。這樣的武裝群體不僅戰鬥力喪失，連軍心都很難維繫。然後，詩歌又以“如浮雲”、“從風散”在上下句之間復迭比喻永王的隨從潛溜暗逃、土崩瓦解的局面。這樣寫法可謂取境真朴，神貌俱似，令人浮想聯翩。據史料記載，永王的軍隊在丹陽一帶受到地方勢力的重創之後，便奔向鄱陽，企圖逃往嶺南。所以王琦《李太白全集》關於此句詩做了下面的說明：“璘與（李）成式將趙侃戰新豐而敗，非水戰也。璘至鄱陽郡，司馬陶備閉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非久攻也。其曰：‘舟中指可掬，城上骸爭爨”，甚言其撓敗之形有若此耳。”永王一敗塗地，大局不可逆轉，這對具有風雲之心的李白來說，是無比的憂憤和失望。“草草”六句寫倉皇南奔的狼狽相，敘事中糅入抒情，詩人心跡閃灼於字裡行間。敗兵逃命急如星火，唯恐追及喪生，不敢稍有停歇。詩人被裹挾在潰軍裡邊，也和眾人一樣，懵頭轉向，對未來前途茫然無知。尤為困擾詩人的是，安史叛軍還在廣闊的中原橫行，窮凶極惡地迫害天下同胞。此時，正需要有志之士奮起抗戰，而自己反倒成了一個亡命徒，那平叛安民的宿願一下子竟變得十分遙遠，這又平添了詩人的無限慌恐和不安。詩句“南奔劇星火，北寇無涯畔”中的“北寇”一詞，是把握詩人精神境界的鑰匙，它應和“三川北虎亂如麻”（《永王東巡歌》其二）里的“北虜”同義，皆指安史敵軍。詩人憎惡統治集團自相殘殺，也不甘心充當內戰的犧牲品。詩人運用一則歷史故事表白了這層心思：《晉書·明帝紀》說，王敦陰謀起兵做亂，明帝得知消息，乘駿馬微行察王敦營壘，剛離去，就被軍士查覺。王敦立刻下令追趕，明帝逃離途中有馬遺糞，為麻痹追者，便用冷水灌糞。又見旅館前有位賣食的老太婆，於是給她一把七寶鞭，叮囑她說：“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過一會兒，追者趕到，問老太婆，她回答：“去已遠矣”，並拿出馬鞭給他們看。追者傳看把玩，逗留許久。又見馬糞已冷，相信明帝遠去無疑，因之，駐馬停追。詩人也希望能夠在肅宗兄弟的混戰中活下來，留得血肉之軀，為平息安史叛亂，重整河山的偉業盡自己的責任。此處，詩筆隨著空間場景的推移，流馳不居，從攝錄永王部隊敗北慘狀轉寫自己的心態，以引出下面直吐胸臆。

全篇最後一層，寫詩人報效祖國的意志和決心，及其大志未遂的悲憤。這一層如通首詩的聚光點，展現了李白靈魂的光輝。其情詞激楚，慷慨磊落，詩人的風采節概如在眼前。古時有一種傳說，認為人的精誠之氣上達於天，就會出現長虹貫日，太白食昴之類的天象。詩中“太白”二句採用誇張手法，形容自己懷有一團愛國的赤誠和噴吐進發的救亡熱情。這類虛說雖屬浪漫，卻富有詩意。它與“秦趙”兩句構成了內蘊豐富的隱喻世界，宣達了詩人有口難言的複雜心理。“秦趙”的詮釋依照郭沫若的看法是：“《史記·趙世家》云：‘趙之先與秦共祖’。中衍之後飛廉有子二人，其一日惡來，其後為秦：惡來弟日季勝，其後為趙。故秦與趙乃兄弟之國。”而李白以“秦指肅宗集團，趙則喻永王軍勢”。由此推斷，在北寇氣焰囂張，國家岌岌可危，百姓不遑安處的非常時期，肅宗兄弟非但不能團結一心，同仇敵愾，反而丟開民族的敵人於不顧，干戈相見，殃及愛國的兵民，這不能不叫人痛裂心肺。作品從“感遇”至煞尾六句，詩人抒發了如怒濤奔涌似的感情。李白之所以棄隱出世跟隨永王，確“因天下亂離，四方雲擾，欲得一試其用，以擴清中原，如祖逖，非敢有逆志”（王琦語）。對此，詩人捫心自問亦無愧色，其忠肝義膽冰清玉潔，生死不渝。可惜，詩人不僅壯志成空，而且成了從王為亂的逆臣。真是出師未捷名先毀，世人終難信高潔。這樣的恥辱、這樣的冤枉，更是無法向人評說。詩人拔劍擊柱，凄愴悲歌。在這沉雄豪邁的詩句中表現了一顆潔美的心靈和黑暗的現實在劇烈的撞沖，彷彿奮鬥一生、掙扎一生、苦悶一生的悲劇主人公在呼號。詩歌結尾如重鎚擂鼓，沉著有力，饒有餘音。

李白詩多以主觀抒情為主，即使在那些敘事性較強的篇章里，也往往是借客觀事物勾動胸中的感情狂瀾，將它化為崢嶸駿發的藝術形象。比較而言，這首《南奔書懷》在整體謀篇方面具有一定的獨特性。全詩結構是由兩條意脈交結而成。一是寫作者個人的理想，此線順貫整個篇章，首尾遙應，展現了詩人終生縈懷心際的精神支柱；另是寫永王軍勢興而轉敗的過程。這條線因事而顯，反映了作品基本情節發展的概貌。兩線勾連，各有分工，前者重在抒情，後者以敘事為主，互相轉合，不枝不蔓，形成條理有序的完整、嚴密的詩篇。這種構思自有它的妙處。一來可以把抒情主人公置於特定的歷史背景下，讓其生姿動態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和獨自的人格美。二來能夠避免長篇古體詩因一味寫事而沉悶，或筆筆寫情而空洞。如此詩兩者相參，以情馭事，由事生情，和諧統一，才會有助於加強詩歌的張力。其次，此篇使事較多，幾乎句不離典，用走馬觀花的方式去閱讀，不易理出頭緒。但不可因此就得出蕭士贇那樣的結論：“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雜，決非太白之作。”公允地講，李白作詩特別善於在聯想的天地里馳騁筆鋒，縱橫無阻，也喜歡藉助神話、歷史故事進行抒情、議論，剖白自己內心世界。此作用典特徵也與之相關。不過，詩人是在遭逢不白之冤，身家性命吉凶未卜的情勢下創作這首詩歌的，其複雜心境，深隱苦衷都不宜直說，說亦難罄。只好把典實、傳說化為詩中的意象，將它們連為一氣，曲曲道出滿腔的忠憤感激之情。這樣，也為詩歌帶來了渾化蘊藉的特點。

一般學者把《南奔書懷》繫於唐肅宗至德二載（757年）。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中認為此詩寫於天寶十四年（755年）冬季安祿山叛亂時。郁賢皓認為此詩說明了李白攜宗夫人，由梁園經洛陽淪陷區向西過函谷關奔逃的經歷。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唐朝詩人，自言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靜寧西南），漢飛將軍李廣後裔，西涼武昭王李暠之後，與李唐皇室同宗。

李白曾經在天寶元年（742年）供奉翰林，后因得罪高力士而離開宮中。天寶十一年（752年），李白北上途中游廣平郡邯鄲、臨洺、清漳等地。十月，抵幽州。初有立功邊疆思想，在邊地習騎射。后發現安祿山野心，登黃金台痛哭。不久即離幽州南下。安史之亂爆發時，李白游華山，南下回宣城，後上廬山。至德元年（756年），李白被三次邀請，下山赴尋陽入永王李璘幕僚。永王觸怒唐肅宗被殺后，李白也獲罪入獄。幸得郭子儀力保，方得免死，改為流徙夜郎（今貴州關嶺縣一帶），在途經巫山時遇赦。李白遇赦后在江南一帶漂泊，於寶應元年（762年）病逝於寓所，終年61歲，葬當塗龍山。元和十二年（817年），宣歙觀察使范傳正根據李白生前“志在青山”的遺願，將其墓遷至當塗青山。

李白有“詩仙”、“詩俠”、“酒仙”、“謫仙人”等稱呼，活躍於盛唐，為傑出的浪漫主義詩人。與杜甫合稱“李杜”，被賀知章驚呼為“天上謫仙”、“李謫仙”。

李白的作品想象豐富，浪漫奔放，意境獨特，才華洋溢，在詩歌的藝術成就被認為是中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巔峰。其詩作在全唐詩收錄於卷161至卷185，有《李太白集》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