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幼輝
王幼輝
王幼輝，男，漢族，1934年11月生，江蘇丹陽人。九三學社成員。1957年9月參加工作。福建農學院農學系畢業，大學文化，農藝師。
曾任河北省政協副主席。
1953年至1957年，在福建農學院農學系學習。
1957年至1967年，河北省正定縣農業局、朱家莊公社技術員。
1967年至1971年，“文革”中受衝擊，下放勞動。
1971年至1980年，任正定縣曲陽橋公社技術員，縣農科所技術員、副所長、農藝師。
1980年至1981年，任正定縣科委副主任。
1981年至1983年，任正定縣副縣長。
1983年至1991年，任河北省六屆、七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1991年至1995年，任河北省政府副省長，省九三學社副主委。
1995年至1997年，任河北省七屆政協副主席，省九三學社副主委。
1997年至2003年，任河北省政協副主席，省九三學社主委，九三學社中央常委。
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
原河北省副省長王幼輝：我與習近平的交往
習近平（前排左一）
習近平同志是1982 年月到正定任縣委副書記的，當時我是正定縣副縣長。由於工作出色，一年後他任縣委書記，1985年離開正定，調往廈門任職；我於1983 年被選拔為省人大副主任。雖然我們同事時間不長，但因為彼此都在河北工作，從1982年至1985 年這4 個年頭，我們的接觸和了解還是比較多的。
質樸、儒雅、穩重的年輕人
1982 年3月底，我在石家莊地區舉辦的英語學習班學習，縣裡通知我回正定參加一個關於引進項目的會議。開會時，我發現班子里有一位個子挺高的年輕人在場，他穿著一件綠色軍裝，看上去不像幹部。我就問坐在旁邊的石家莊地區徐副專員，那位穿軍裝的年輕同志是誰，他說是從北京部隊下來的，現任正定縣委副書記。我才知道，這位穿著打扮像個炊事班長的小夥子，原來是新來的縣委副書記。
習近平那時雖是個年輕幹部，但在我印象中，他為人處世卻很穩健。作為年輕人，他身上更富有朝氣和活力，有時候也會流露出很青春的本色。正定縣當時有一位自學成才的作家，任縣文化局局長，叫賈大山。習近平在任期間，比較關注知識分子和拔尖人才，也很關心大山的工作和創作情況，並且他們之間私交很好，多年保持著聯繫。大山生前跟我講過這樣一件事：有一次，習近平到大山家裡聊天，返回機關時已是深夜，機關的大門關閉了。為了不打擾門衛，習近平蹲下身子當人梯，讓大山踩著他的肩膀翻進大門開門，然後才悄悄地回到房間。
1997年習近平在福建任職時，得知賈大山身患絕症后，利用在北京開會的時間，專程到協和醫院去看望大山。那年的正月初三，他來正定看望老幹部時，又到家看望了卧病在床的賈大山。當聽到大山病逝的消息時，他和夫人彭麗媛託人敬送了花圈。
習近平雖是幹部子弟，但他做人很低調。他下過鄉，吃過苦，在最基層勞動鍛煉過，和老百姓有接觸，有生活體驗，他身上平民氣息重，能團結人。在工作中實際接觸以後，我絲毫沒有覺出他有幹部子弟的派頭。平日里，他總是穿件軍裝，腳蹬大頭鞋，一舉一動都是複員軍人那樣普通。
在一般人看來，這位縣委副書記好像有點“土”，但習近平身材高大魁梧，透過他樸素的外表，可以感受到一種內在的神韻和教養，這種說不出的氣質，使人見了他就會產生一種敬佩之情。那時，我們縣委和縣政府的幹部，都在大食堂吃飯，不管是縣級領導還是一般幹部，大家都在窗口排隊買飯。習近平和大家一樣，都是蹲在水泥板搭成的“飯桌”上吃飯，邊吃邊說些工作上的事或拉家常，習近平給大家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溫和儒雅，和藹可親，他還有個好習慣，既不抽煙，也不喝酒。
當年我和習近平下鄉時，很少坐吉普車，經常騎著自行車在鄉、村裡走村串戶，遇到河灘地、泥濘地，我們都扛著車子走。他說幼輝，你在正定工作已經20多年了，我們騎著自行車下鄉，你可以帶著我多看幾個地方。並再三告訴我：到鄉、村、生產隊去，頂多介紹我是新來的縣委副書記，千萬別再提其他什麼。他從不願意別人提及他是習仲勛的兒子。在鄉下吃飯時，不論是在鄉鎮食堂還是在百姓家裡，我們每次都是自己買飯票或吃完后留下幾毛錢和半斤糧票，決不搞任何特殊。我記得那時習近平到村裡，最愛吃老百姓家的玉米餅子和小鹹菜。
有一次我到正定縣去看他，到飯點了，他掏出5 塊錢叫服務員到街上去買兩個罐頭，我記得很清楚，是一小罐魚罐頭和一小罐牛肉罐頭。在他辦公室兼宿舍的房間里，有一個小柴油爐，這在當時用得很普遍。因為習近平經常下鄉，誤了吃飯時間，他就在辦公室用這個爐子煮挂面，然後拌醬吃。那天，他就用這個爐子煮了兩碗米飯，並對我說，一人就一碗，多了煮不下。沒有湯，一人一杯白開水，我們倆很快就把兩個罐頭消滅光了，那頓飯吃得很開心。那是1983 年的事，有罐頭吃，已經很不錯了。沒有人知道，在那個辦公室，一位省人大副主任和一位縣委副書記，不打擾任何人，吃了一頓很愉悅的午餐。那時候不像現在吃飯，有人頻頻敬酒，實在吃不消。
大事難事有擔當
20 世紀80 年代初期，在公車、辦公用房比較緊缺的情況下，他先給縣老幹部局買了一輛小轎車讓老幹部用，自己坐的是國產吉普車；他還把縣委、縣政府合用的大會議室騰出來，作為離休老幹部的娛樂活動室。
眾所周知，正定是傳統的農業大縣和糧食生產大縣，20 世紀六七十年代“跨長江、過黃河”（畝產達到800 斤）成為我國北方產糧大縣，但那時只抓農業，看重糧食生產，忽視了多種經營，農民並不富裕，成了有名的“高產窮縣”。
我任副縣長時，全縣有52 萬畝耕地，42 萬人口，全縣每年上繳徵購糧食7000 萬斤，每畝糧食種植面積負擔約233 斤。為了保證徵購，縣裡不得不壓縮其他經濟作物，如棉花，那時頂多種上12 萬畝左右，農、林、牧、副不能平衡發展，因此就發生一些奇怪現象。
如當時聞名全國的“農業學大寨”典型正定縣三角村黨支部書記曾告訴我，一些農民為填飽肚子，還到外縣去買山藥干來維持生活。這種情況縣委、縣政府早有察覺，原縣長程保懷就說過，不解決高徵購的問題，要提高正定縣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好說。
但這種敏感的事情，誰也不願主動向上級反映。習近平擔任縣委書記后，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多次與主管農業的縣委副書記呂玉蘭同志一起如實向上級反映情況，引起了中央的重視。在中央派出調查組核實后，終於把正定縣糧食徵購任務減少了2000 萬斤。
這件事關係到正定縣42 萬人的利益，由此可以說明習近平工作大膽，有魄力，不唯上，只唯實，受到廣大幹部和群眾的讚揚。老百姓豎起大拇指說：“到底是北京來的幹部，有魄力。”
提起正定縣的經濟發展，不能不談到當年崛起的旅遊事業和習近平創建的“中國正定旅遊模式”。正定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 城內薈萃著唐、宋、元、明、清各代不同風格的古代建築，尤其是佛教建築眾多，僅城內的寺院就有隆興寺、臨濟寺、元寧寺、開元寺等，素有“九樓四塔八大寺”之稱，故而被譽為“古代建築博物館”。
1983 年，習近平和縣委、縣政府領導同志開始醞釀發展正定旅遊業。當時，恰逢中央電視台籌拍大型電視連續劇《紅樓夢》，投資方決定投資80 萬搭建榮國府臨時場景，拍完再拆除。習近平得知這一消息后，設法把劇組拉到了正定。他敏感地意識到，這是一個可以保留下來的旅遊資源，不如藉機建成實景，為正定留下一處永久性的旅遊景點。但這需增加投資300 多萬元，投資方僅投80 萬元，剩下的資金由正定縣自己籌備。消息傳開，正定縣上上下下議論紛紛，縣常委班子也出現了較大的意見分歧。為此，習近平主持召開了縣委常委擴大會議，對此進行了專題研究。習近平提出了還是建真景合算的建議，反對者認為風險大，投資多；習近平又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在和縣長程寶懷同志達成一致意見，並徵得大多數同志的支持后，他代表縣委、縣政府作出了興建“榮國府”的決定。
事後我問習近平，你怎麼會有那麼大膽的想法，他說榮國府距隆興寺很近，今後凡是到隆興寺旅遊的遊客一定會到榮國府去看看，如果再建一條榮寧街，那麼隆興寺、榮國府、一條街、花（華）塔就成了正定縣的一條旅遊線。這樣一來，遊客既可以在正定待上一天，又可以發展餐飲業和其他產業。聽了他的話，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前瞻意識和工作思路。實踐證明，他的想法是對的。
據資料統計，榮國府接待遊客最多的時候達每年150 萬人次，僅頭兩年就還清了貸款。榮國府為正定縣旅遊業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基礎，除了遊客如織，各地的考察團也蜂擁而至，旅遊業又帶來了餐飲業的繁榮，“中國正定旅遊模式”由此被命名。
習近平剛來正定時，分管精神文明建設工作。由於種種原因，正定縣公路管理當時存在五大問題：一是公路上打場曬糧成風；二是在公路上堆土堆糞成風；三是在公路上支棚建房擺攤售貨成風；四是偷盜行道樹木成風；五是交通事故頻發。這不僅阻礙了車輛暢通，而且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重大損失。
為扭轉這一混亂局面，習近平針對五大問題，明確提出要在公路上做到“六無”“四好”：無打場曬糧、無堆土堆糞、無擺攤設點、無開溝引水、無碾軋柴草和灰渣、無侵佔公路路基；做到路政管理好、路面養護好、行道樹木管理好、交通秩序好。他說我們建設文明路不單是愛國衛生階段，要提高到精神文明建設的高度來認識，我們不能剛剛摘掉了“高產窮縣”的帽子，又戴上了“高產臟縣”的帽子。全縣幹部群眾經過十個月的努力，使正定縣“臟、亂、差”局面有所改觀，人們的精神面貌也發生了新的變化。
我也時常想起習近平喜歡的蘇東坡《晁錯論》中的一段話：“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作為黨政領導幹部，尤其是黨政高級幹部，“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是題中應有之意。
2009年9月，原河北省副省長王幼輝接受了記者的專訪。
問：你當時從正定的副縣長一下子就連升四級，到省人大當副主任，這個過程反映了幹部年輕化，您是當事人，請把這個過程介紹一下？
答：我是81年初當的副縣長，82年83年抓農業工作，正定縣農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是大家認可的。有一天我去開會，一個很熟悉的副省長的秘書，散會後在門口碰了我一下，告訴我快要升大官了。我說，升什麼大官？他因為有事馬上跑掉了，我就沒把它放到腦袋裡。因為在這個之前，石家莊地區叫我去當農業局的副局長，正定縣不放我。說當副局長和副縣長是一個級別，是平調，我們不放你走，除非是提升。我跟縣書記說，我也不願意走，我也願意跟你們一塊干。過了幾天，在石家莊開會，我們有個縣委副書記跟我講：你要離開正定了。我問上哪？他說，你猜上哪？我說，我猜是當科委副主任。因為我是抓科委工作的，又當過科委副主任，並且跟（省）科委的同志一塊到南方參觀了20多天，他們都很了解我。而且那時科委主任是劉子厚的愛人，她老是叫我小王小王的。所以我就說是不是叫我到科委當副主任去。他說：不是，往上再猜猜。我想：往上再往哪裡猜啊？我又不是共產黨員，省委四大機關，省委我不能去吧，政府、人大也不行。我說：要不然就是叫我到省政協去，因為省政協是民主黨派之家，可以去。他說：不對不對，叫你去當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農科院的副院長。當時我就很奇怪，我57年戴了一頂右派分子帽子，到了正定縣工作，從農業技術員一步一步升到副縣長，這已經是很出奇了，還要再往上當（官），我自己想都沒想到。過了幾天，我在報紙上看見，石家莊人大代表團有我的名字。在開會的時候，我又被選為大會常務執行主席，共14個人，坐在前邊一排。這14個人大會常務執行主席就是將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候選人。當時，有的同志年紀實在是太大了，潘承孝已經90多歲了，上台都要人扶著。還有兩個近70 多歲了。我坐在最邊上。主席台下人們說，最邊上那個年輕人是誰？我在正定縣很出名，在全省可不出名。所以代表裡邊有人問我是誰？後來，代表團里我們有個老縣委副書記楊蔡奎，後來當了石家莊地委副書記，向大家介紹我——王幼輝，大學畢業，到正定縣工作很努力、很有成效，推廣“麥茬稻”。他這麼一宣傳，會議簡報再一出來，大家都了解我了，大家都選我。我記得是1200多個代表，我得了1200多票，可謂是高票當選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一直當了8年。後來又當了一屆省政府的副省長。到60歲的時候，我又轉到了政協，當副主席，以後我又當全國人大常委。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始終有個解不開的迷：誰推薦我當官的？我沒有親戚朋友，省裡面的領導一個也不認識，也不好問這個事情，心裡面一直有個疙瘩。直到去年，我看到白石寫的一篇文章。因為白石同志也是那年提上來的，當時提上來的是8個同志。白石同志這篇文章中說：當時中央提出幹部要年輕化、專業化、革命化，根據這三個條件，大家來推薦幹部。據說推薦了好幾百人，在幾百個人中層層篩選，最後篩選到40個人。又從這40 個人中來選舉這8個人，我們這8個人沒有一個是領導身邊的人，級別最高的是連松同志，副廳級幹部，石家莊市副市長。其他都或是工程師，或是處級幹部。比如杜竟一是高級工程師，都本潔是心臟病專家，其他的都是處級幹部。
問：那個選拔過程是怎樣的？
答：我聽說是海選。各個單位選了以後交材料。
問：最初一級是哪一級？
答：聽說是從縣一級和各個市一級、還有部門推薦，推薦要根據這三個條件：年輕化、專業化的，工作要有成績的。革命化，首先思想要可以的、要過得硬的。原來是這樣子來的呀，我恍然大悟。原來並不是有哪位領導喜歡我、提拔我，把我選上來了，而是當時要求注重使用知識分子，根據這3個條件選拔研究的。當時8個人中5個黨員3個群眾，選上去了以後有4個人當了省委常委。後來有兩個人當了省委書記，有一個人當了政協主席，有一個人，也就是我當了全國人大常委，都本潔當了全國政協常委，白石成了一個有名的作家，寫了本好書，聽說又在寫自傳體的小說呢，我希望他寫作成功。
問：作為當事人之一，對當年這場比較重要的改革，如何評價？
答：這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因為這8人都是平常的幹部，級別不高，也沒有任何的裙帶關係，沒有後台老闆，這樣選的幹部比較公平。因為大家要討論，還要考察，你選得不能說就是你的，還要進行考察。所以我認為這種幹部體制是可以的，是其中一種方式，不是說我們所有幹部都是這個樣子，那不一定，但這是其中的一種方式，是可以借鑒、可以發揚的。
問：河北省是怎麼想到要辦吳橋國際雜技節的？
答：我記得是1983年底，快要過聖誕節的前夕，劉秉彥同志，一個開拓性非常強的知識型的老幹部，他說：“改革開放好幾年了，你帶隊，跟人大常委和一批委辦主任十幾個人，到南方去轉一次。比如深圳、廣州去看看，他們的改革開放到底是怎麼回事。”當時就由我，還有趙卓雲，還有都本潔，我們三個帶著十幾人，到了廣州、深圳、珠海。那個時候的深圳跟現在的深圳是不可比的，但比石家莊已經跨了多少步。晚上吃飯的時候，有一個人站起來向我敬酒，他說：王主任，河北省了不起呀！我說河北怎麼就了不起呢？他說：你們河北省的鄉鎮企業搞得太好啦。我問：鄉鎮企業搞得太好，什麼意思？他說：你們一個庄、一個村，都可以組裝電視機出口歐洲、出口英國，非常了不起。哎呀！我就知道啦，他講的是環宇電視機廠。當時環宇電視機廠就在石家莊，他把石家莊真的當成農村啦。這句話給我打擊很大。我們石家莊難道就這個知名度？就是被看成一個村嗎？
還有，我到上海去，我是上海長大的。上海的路名都是以什麼省、什麼地命名，個別的是用名字，比如說：張自忠路。有石家莊，但叫石門一路、石門二路，這個石門就是石家莊。前幾年農村老農民趕集，他不說是到石家莊玩，他說是到石家莊趕集。所以，我就跟一個姓倪的副市長說：老倪，你能不能把石門一路、石門二路改改，改成石家莊一路、石家莊二路？我們現在不叫石門了，現在叫石家莊，是省會。他想了想說：你這問題我得考慮考慮。後來說這樣改太複雜了。要改成石家莊，我們那個區所有的匾牌、所有的東西都得改，那得花多少錢？反正石家莊過去就叫石門，算了吧。作為河北省的一個幹部，身處石家莊市，石家莊的知名度就是這個樣子啊？對我打擊很大。
我有一個加拿大的朋友，叫戴維斯，他想到石家莊來投資，搞點項目。有人就勸他，不要到石家莊的農村去干，要到城市去投資。石家莊在外國來講，“庄“就是village ，農村！我總覺得蠻丟人的。所以想，石家莊的知名度應該提高提高。怎麼個提高、怎麼來宣揚？我和旅遊局的朋友、文化廳的朋友在一起討論，我說文化系統能不能搞個什麼花樣？咱們石家莊、咱們河北到底有什麼東西？中國雜技學社的負責人叫汪峰，他說：石家莊有雜技，你們河北有雜技，吳橋就是雜技之鄉。受到真正表揚的，還就是吳橋雜技之鄉。我說：何不把這個品牌打出來搞個事業呢？但怎麼搞，我們就暈了。後來，我們正式開會研究這個問題。我們跟占祥說了一下，因為他是管文化的副書記。占祥同意我們的意見，並委託我跟有關人員座談。我記得那天有我、吳成，文化廳的副廳長，已經去世了。還有王元、陸正，旅遊局（時稱省外事旅遊僑務辦公室——編者注）的（副）局長（副主任），我們幾個人在一起談，能不能辦一個雜技節，叫吳橋國際雜技節，請外國人到我們這來表演？大家說行，咱們還沒有雜技節呢，中國也沒有雜技節。後來我們把這個意見向占祥同志彙報了，占祥同志當然高興了，他說可以。我們幾個人就大膽的寫了一封信，提交省委、省政府，辦吳橋雜技節。但當時省委、省政府說，本屆政府不搞雜技節。這個事情就停下來了。
這是1985年的事情了。過後，我們幾個人還老想著這個問題。旅遊局的老局長王元，今年已經80多歲了，當時50多歲，他說辦不成吳橋國際雜技節我死不瞑目。86年、87年，高占祥調走了，李文珊來了。李文珊同志是個文人，對這個事情很敏感，他說，這事太好啦，一定干！
1987年的春天，省里批准辦吳橋國際雜技節，但當時不是以政府的名義出面的，而是以對外交流協會的名義，加上文化部的外聯部、藝術部，以及我們省的幾個廳局和石家莊市，這麼多單位聯合起來搞。為什麼不以省政府的名義辦？因為我們第一次辦，還不知道是辦好還是辦壞呢，留個退路。即使辦壞了也不過是個河北省對外交流協會名義辦的。
87年開始辦第一屆，在體育館辦的，邀請了7個國家，國內也有幾個雜技團。
問：當時是第一次辦這樣大型的國際活動，是不是有很多難以想象的困難？
答：當然，到底怎麼辦，一個是沒經驗，第二個是沒錢。要花多少錢？我們測算了一下，大概要花幾十萬。87年花幾十萬可是個大錢兒了。一方面，政府給我們一點，第二是做廣告、拉廣告，特別成立了一個後援委員會。後援就是後台支持，任務就是拉贊助。當時後援會的主任是尹哲，我是副主任，我們的任務就是請客、吃飯。請這些企業家來吃飯，互相敬酒。實際上我不會喝酒，但是為了錢，我就勉強的喝。喝一杯酒人家說好，看在王主席的面子上，贊助兩萬塊錢。尹主席他是老人呀，他的酒要比我貴，他一杯酒要五萬塊。這樣下來，我們喝了幾次酒，大概弄了幾十萬，再加上做一點廣告和政府適當的補助一點，第一次吳橋國際雜技節的經費就這樣解決了。
組織工作，我們做得很細。我們組了八個部，從組織、衛生、安全、演出、體育館場所、醫療等問題，我們統統組了部。雖然我們沒有經驗，但是我們可以藉助過去搞運動會的形式來組織這次會。第一次雜技節就只這樣開了，而卻開得非常成功。閉幕的時候，工作人員都到齊了，有的高呼，我們成功啦！有的激動地熱淚盈眶。李文珊主席也非常高興。當然，我也很高興。第一次總算把它弄好了，結果還不錯。
問：這個經貿洽談會是從哪一屆開始的？
答：從第二屆。當時我們想，雜技節單搞太單薄。所以，從第二屆開始，我們就不但是辦吳橋國際雜技節，還包括戲曲節和經貿洽談會。但有分工，戲曲節由文化廳負責，經貿洽談會由管經貿的一個副省長負責，我專門搞吳橋國際雜技節，把它們聯合起來，我們通常叫它們為“兩橋一會”，同時進行。就是文化搭個平台，你們可以談生意，談完生意可以談雜技。石家莊的老百姓從來沒有遇見過國際吳橋國際雜技節，非常開心。用我的話來說，石家莊市的老百姓是提前過春節。所以說很成功。
問：吳橋雜技節辦的很成功，也使吳橋出了名，但是聽說在國外不知道吳橋是哪個省的，稱您是“吳橋省”的省長？。
答：那是1996年，我率團到歐洲，主要到瑞典、比利時、法國。因為這幾個國家都是經常到我們國家來演出雜技的，我跟他們邀請下一年度的節目。在瑞典，有一個公主杯，世界性的，我到那個地方去看雜技，看有沒有優秀的節目，要他們到我們這裡來演出。我又到法國，見了莫克萊爾，他是世界雜技的權威，是一個明日與未來雜技節的主席。路過比利時圖爾奈市，這個地方有個文化中心，也邀請它到我們這裡來演雜技。圖爾奈市有個名人聚會。所謂名人聚會就是每隔兩個月有名的政治家、企業家、專家、演員200多人歡聚一堂，大家在一起吃飯，自己掏錢、進來給一張票，20塊錢，然後坐在一起喝酒。酒就一瓶，要自己喝自己再買。
我在會上做了一個演講，介紹吳橋國際雜技節，我用法國話講了些外交辭令，因為比利時是法語區，我非常喜歡法國話，我說法國話非常好聽，他們也非常高興。大概那天講吳橋講得太多啦，宣傳吳橋國際雜技節宣傳的很多，他們有的人知道吳橋雜技節，所以，在介紹我的時候，就說今天我們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吳橋省的省長到我們這來參加會議。我實際上是河北省的副省長，當時已經是政協副主席了，他給我掛了個銜，叫吳橋省的省長，而且在電視上、在報紙上也對我進行了採訪。第二天報紙上登了，看了看，真的叫我“吳橋省的省長”。回國后我跟葉連松講，我這個河北省的副省長，現在又成了吳橋省的省長。他說：那你掉價啦。
問：這說明什麼問題，河北的知名度還是不夠高？
答：是的。
問：從80年代初開始，河北改革開放已經過十幾年了，為什麼在國外的知名度、影響力還是上不去？
答：有它的歷史原因。現在來講，石家莊是全國倒數第二的省會城市，本來是倒數第一。但是人家都知道保定。有一次我到美國訪問的時候，美國的台灣同鄉會請我吃飯，他們中的很多人沒有到過河北，對中國地理、歷史也都不清楚，問我的話很滑稽。他們問我：你是石家莊的嗎？這個石家莊到底是在北京裡邊還是在北京外面呀？我說：石家莊是河北的省會，北京在河北省裡邊，而不是河北在北京裡面，這個得弄清楚。所以，石家莊知名度不高，跟我們工業的發展以及它的歷史有一定的關係。
問：從這個觀念深刻上有一些問題？
吳橋國際雜技節，為什麼會辦的成功？當中也有很多道理。為什麼你能把吳橋雜技節辦成這麼個樣子？因為這是我們河北的經驗。
問：這是河北獨有的，能造成國際影響的？
答：我們也做了很多細緻的工作。我們主要是有一個好的領導班子，有一個好的工作班子，有一個好的積極分子，這三條促使我們辦好吳橋國際雜技節。我當了八屆組委會常務副主席，沒有出過一點紕漏，沒有出過一件意外的事情。
93年第四屆吳橋國際雜技節的時候拉街遊行，當時我們很擔心。因為拉街遊行就是讓演員坐在汽車上面順著馬路表演，當時街頭上40萬觀眾，但最後沒有出一件事情。我們講觀眾第一，雜技總有失誤的時候，但是觀眾從來沒有鼓倒掌，都是熱烈的鼓掌鼓勵，鼓勵他重來。
雜技是一個不要語言翻譯的藝術。在雜技會堂里，大家表演雜技的時候，不管是宗教信仰不同、國籍不同、生活習慣不同，大家都在熱烈的鼓掌，大有大廳裡邊四海之內皆兄弟之感。雜技的魅力很大。我覺得我們舉辦的吳橋國際雜技節，達到了讓世界了解我們，我們也了解世界的目的。我們作了一個橋樑，通過這個橋樑讓世界各國人民可以來來往往。所以說我們吳橋國際雜技節辦了6年以後就成了政府辦的了，又6年後變成國家辦的，這是對我們河北省雜技節的承認、讚許和表揚，也是對我們老吳橋的一個莫大的安慰。
問：雜技節確實對河北省做了很大貢獻，對於提高河北的影響力和知名度，以及整個文化、生活的變化有很大影響。
答：辦好吳橋國際雜技節的基本經驗應該有三條：一是有一個好的領導班子。比如說李文珊同志，他連任了三屆吳橋國際雜技節的主席、組委會主席。老頭很認真、很執著，把吳橋國際雜技節當成一個品牌來辦。他常常跟我講，咱們不能忘記吳橋國際雜技節的品牌。辦了三屆以後，有一些外省雜技界的人士就稱李文珊是雜技書記，他也很高興。王祖武副省長，當時他雖然不是組委會的主要執行主席，執行主席是我，但是他也很盡心。89年第二屆吳橋國際雜技節遇到很大阻力，那時候先有十幾個國家報名參加，後來突然有9個推掉不來了，其他的也都表態，說不準到底來不來？我們就開會研究。王祖武同志就講，咱們還得辦，就是只剩三個國家，我們也要辦。
後來，我把情況帶到北京文化部，見了高占祥同志，向他談了我的意思。我說：第二界吳橋國際雜技節一定要辦下去，就是沒有一個外國團體來參加，我們也得辦。這表示我們國家的穩定與改革開放不變，不要以為他們不來我們就不辦了。占祥也同意我的意見。第二屆吳橋國際雜技節還是辦下去了。所以說，吳橋國際雜技節有一個很好的領導班子，大家一心一意、同心協力的要把事情辦好。
“吳橋省長”的來歷
河北吳橋國際雜技節的舉辦是王幼輝為官生涯中精彩而令人難忘的閃光點。無論是在省人大，還是在省政府、還是在省政協任職，他為吳橋國際雜技節付出了艱辛的奮鬥和忘我的工作。
1983年底，省人大副主任王幼輝、趙卓雲和都本潔3個人，率隊去廣東考察。在深圳，當地一位官員與他們座談時說：“你們河北的鄉鎮企業搞得不錯嘛！在報上見到你們一個庄（指石家莊）生產的環宇彩電都打入了歐洲市場，真了不起啊！”當時，聽了這番話，王幼輝心裡很不是滋味，沒有想到一個省會城市的知名度竟如此之低。這次談話既深深刺痛了他，也讓他陷入沉思。還有一次，一位加拿大商人對他說，他本想來石家莊投資，但他的朋友卻勸他別冒這個險，說：你為什麼要到河北的一個村莊去呢？ ”聽到這話后，他的心又一次被深深地刺痛了，不禁開始思考一個問題：作為河北省的領導幹部，有責任為提高石家莊乃至河北的知名度做點事情。他就想，河北有什麼？河北知名的是什麼？
有一次，王幼輝在一場晚會上看到省雜技團的精彩演出，期間有人向他介紹了吳橋，一位老朋友告訴他，此人的姐姐就是吳橋的雜技藝人，在印度馬戲團工作多年。河北有吳橋，吳橋是雜技之鄉，連周恩來總理上世紀50年代都曾欣喜地感慨“吳橋真不愧是雜技之鄉”，吳橋這塊金字招牌可不可以大用特用呢！以後，王幼輝不斷與朋友和同事談及此事，1985年的一個秋天，高占祥同志委託他與中國雜技家協會副會長王峰、省文化廳的吳、省旅遊局的王元、陸正等同志在河北賓館座談，尋找提高河北知名度的新亮點：有啊！我們有吳橋雜技，我們為什麼放著吳橋這塊金字招牌不用呢？大家談論著，漸漸地形成了一個共識：在河北省創辦“中國吳橋國際雜技藝術節”。
1987年1月15日，河北省委決定，利用吳橋“雜技之鄉”這一品牌，舉辦吳橋國際雜技藝術節，大力宣傳河北。經過二十幾年的努力，吳橋國際雜技藝術節的知名度越來越大，“CHINA吳橋”已成為河北省雜技藝術的代名詞，名播海內外。1998年王幼輝率團赴比利時訪問，在圖而耐市的名人聚會上，王幼輝作了有關中國吳橋國際雜技藝術節的演說，講完之後，全場掌聲雷動，他們笑稱王幼輝是“中國吳橋省的省長”。河北省與石家莊的名氣也隨著中國吳橋雜技藝術節的影響蜚聲海內外。如今中國吳橋國際雜技藝術節，已與當今最著名的蒙特卡洛和法國“明日與未來”馬戲節成為三足鼎立之勢，中國吳橋國際雜技藝術節已成為國際雜技界的“東方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