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常因革禮

臣修等聞，昔秦燔滅詩書，而禮樂尤其所惡，故漢興二百餘年，而郊祀之禮聽於方士，乘輿所御不過衤勻服。及至顯宗，然後發憤太息，鑿空耕荒，以有三壅七郊、百官備物、輅車袞冕，以祀天地，養三老五更於學，然後學世有述焉。漢末喪亂，永平遺文復就湮滅，而江左學者猶能言之。蕭梁之時，日不暇給，猶命陸連、賀等五人分治五禮。及至隋文，天下初合，享國日淺，亦能於兵燼之餘收集南北儀注，為百三十篇。故唐興，得以沿襲，為貞觀、顯慶、開元之禮。古之君子於戰伐崎嶇之中，猶不忍禮樂之廢，苟有一日之安，則相與戮力講求，其勤如此。宋有天下，承平百年，憲章文物，遠跡三代。而觀書於太常者，獨有《開寶通禮》得為完書，其餘顛倒脫落，無所考證，至不及漢、唐者，有司失職，學者不講之過也。昔太祖皇帝始命大臣約唐之舊，為《開寶通禮》，事為之制，以待將來。其後更歷三朝，隨事損益，與《通禮》異者十常三四。苟新書不立，而恃《通禮》以為備，則後世將有惑焉。故天聖中，禮官王等論次已行之事，名曰《禮閣新編》，其後賈昌朝等復加編定，名曰《太常新禮》。而《禮閣新編》止於天禧之五年，《太常新禮》止於慶曆之三年，又多遺略，不能兼收博採，以示後世。而二書之外，存於簡牘者尚不可勝數，付之胥史，日以殘脫。故嘉祐中臣修以為言，而先帝以屬修與凡禮官，命臣辟、臣洵專領其局。始自建隆以來，訖於嘉祐，巨細必載，網羅殆盡。以為《開寶通禮》者一代之成法，故以《通禮》為主而記其變，其不變者則有《通禮》存焉。凡變者皆有所沿《通禮》也，其無所沿者謂之新禮，《通禮》之所有而建隆以來不復舉者謂之廢禮。凡始立廟皆有議論，不可以不特見，謂之廟儀，其餘皆即用《通禮》條目。為一百篇以聞，賜名曰《太常因革禮》。雖不足以稱先帝考禮修業、傳示無極之意，猶庶幾於守職不廢，以待能者，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提舉編纂臣歐陽修，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臣李柬之，龍圖閣直學士、左諫議大夫兼侍講、崇文院檢 討官、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臣呂公著，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兼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臣宋敏求，尚書屯田員外郎、充集賢殿修撰、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臣周孟陽，尚書度支員外郎、直秘閣兼充史館檢討、同知禮院兼丞事臣呂夏卿，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秘閣校理、同知禮院臣李育，秘書丞、充集賢校理、同知禮院臣陳繹，太常博士、禮院編纂臣姚辟，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臣蘇洵等謹上。〈《太常因革禮》卷首。〉

政治上，歐陽修晚年是三朝元老、一代名臣，政治領袖，譽滿天下，後人傳說他已升仙界。他參加慶曆新政，反擊政敵，膽色才學，名震一時，頗能鼓勵士氣，許多士大夫隨之而起，以他為榜樣。他提拔許多後進人才，“名卿賢士，出修門下者甚眾”（《續資治通鑒長編》），許多大臣名士如呂公著、司馬光、王安石，都受他提拔。過世時，宋朝士人不分政見，都嘆息流淚，跟歐陽修有過來往和仰慕他的士大夫，更為難過，“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王安石語）

歐陽修最能代表北宋中期士大夫活躍和開創的精神，“特別具有代表性”，是各方面領袖的良師益友，在詩歌、散文、史學、經學、考古各方面，“都留下了劃時代的業績”，堪稱全才，“一代儒宗”（曾慥語），使宋代學風一變。他受蘇洵父子推為孔、孟、荀子、揚雄、韓愈之後第一人，幾乎尊為道統。學術界一般認為，政治上文化上，歐陽修俱屬當世最高領袖，錢鍾書指出歐陽修是“當時公認的文壇領袖”；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說：“他在學問文章方面的名聲，以及在政治上的地位影響，與日俱增，至於眾莫能及的地步。……不但在政治上，在文化上也是當代最高的領袖人物。”德國漢學家陶德文（Rolf Trauzettel）指出歐陽修“以其多方面的才華鶴立於同時代的文人中，……其光華始終超越群星。”史家劉子健則稱他為“蓋世名臣”。

歐陽修在生時，其散文已享有最高聲譽。王安石讚揚歐陽修古文如江河、如日星，蘇軾讚揚歐文簡潔含蓄，世人欣然接受，“天下翕然師尊之”，群起加以尊崇。《新五代史》後人視為古文寫作典範，如清初錢謙益即學於此書；〈醉翁亭記〉人人皆知，是中國史上最著名的散文之一。文學史家宇文所安認為，歐陽修的淵博和睿智，可與英語文學中的塞繆爾·約翰遜相提並論。

理學家則不太佩服歐陽修，最不能贊同的是歐陽修不談“（人）性”，又批評他的詞和私生活，認為是“戲謔放浪”，應該貶斥；學術上又覺得他不夠精當深入，不足以代表道統，只頌揚他的古文。元代所修《宋史》及清初的《宋元學案》，受理學的影響，把歐陽修的領導地位貶低了不少。由於歐陽修為宋詩奠基，後世獨尊唐詩而看不起宋詩的人也特別貶抑歐陽修，如清初賀裳說歐陽修“有功於文，有罪於詩”。個別學者否定歐陽修在詩文改革的領導地位，此說未得其他學者認同。

蘇洵是有政治抱負的人。他說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當世之要”，是為了“施之於今”。

曾鞏說蘇洵“頗喜言兵”。蘇洵還強調打速決戰、突擊取勝避實擊虛、以強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等戰略戰術原則。蘇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優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強暴，藐視敵人，寫得有氣勢。

蘇洵的散文論點鮮明，論據有力，語言鋒利，縱橫恣肆，具有雄辯的說服力。歐陽修稱讚他“博辯宏偉”，“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曾鞏也評論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煩能不亂，肆能不流”（《蘇明允哀詞》），這些說法都是比較中肯的。藝術風格以雄奇為主，而又富於變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變、紆徐宛轉見長。蘇洵在《上田樞密書》中也自評其文兼得“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他的文章語言古樸簡勁、凝鍊雋永；但有時又能鋪陳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動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說》，以風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寫，即是一例。

蘇洵論文，見解亦精闢。蘇洵提倡學習古文，反對浮艷怪澀的時文；主張

文章應“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強調文章要“得乎吾心”，寫“胸中之言”。他還探討了不同文體的不同寫法和共同要求。他特別善於從作品比較中品評各家散文的風格與藝術特色。

蘇洵作詩不多，擅寫五古，質樸蒼勁。宋人葉夢得評其詩“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石林詩話》)。其《歐陽永叔白兔》《憶山送人》《顏書》《答二任》《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為佳作，但總的成就遠遜於散文。

在宋代以多種版本流行的蘇洵著作，原版本大都散佚，今存的有北宋刊：《類編增廣老蘇先生大全文集》殘卷。通行本有《嘉祐集》《15卷、《四部叢刊》影宋鈔本。

歐陽修倡導的詩文革新在本質上是針對五代文風和宋初西昆體的，可是歐陽修的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都與柳開以來的復古派文論家有很大的不同。在歐陽修主持文壇以前，以西昆體為代表的文風已經受到嚴厲的批評。歐陽修在反對西昆體的同時，還反對“太學體”。

蘇洵在譜學領域貢獻巨大，他創造了現代修譜方法之一的蘇氏譜例，影響巨大，時至今日仍然是許多地方和姓氏的修譜範例。其體平列，世序直陳，用表格的形式記述先祖世系。在表中人名下注出其仕宦、行跡、配偶、死葬、享年並依次書寫子孫後代，各代標明輩分。其譜例以五世為表，以宗法為則，詳近而略遠，尊近而貶遠，主張睦族、恤族、化俗。其特點是篇幅大，記載內容多。蘇氏譜例與歐陽修創立的另一譜例一道，被世人稱為“歐蘇譜例”。

歐陽修編纂《新唐書》，負責撰紀、志和表，列傳部份則由宋祁完成。《新唐書》文筆較《舊唐書》活潑，志、表亦較優勝，其中〈宰相世系表〉最為重要，保存了唐代世家大族的系譜。但《新唐書》刪去唐代的駢體詔令，也刪去若干史料，以簡潔為貴，材料實不及舊書豐富，失諸過簡，並用春秋筆法加以褒貶，後來許多史家如章學誠，都不贊成這種寫法。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鑒》中，唐代部份幾乎全用《舊唐書》而不採《新唐書》。

景祐三年至皇祐五年（1036-1053年）這18年間，歐陽修私下編纂《五代史記》74卷，後世稱為《新五代史》。景祐三年（1036年）歐陽修與尹洙同在洛陽，合作寫作《十國志》，並商議寫成五代史，但慶曆七年（1047年）尹洙去世，結果由歐陽修獨自完成。歐陽修採用春秋筆法，並效法《史記》，文中多寄寓褒貶，論贊（傳末議論）以“嗚呼”起辭，抒發感慨與評價。《五代史記》與《舊五代史》不同，並非各朝的斷代史，而是打通五代，同編入一部本紀，另增加了《舊五代史》所無的〈死節傳〉、〈死事傳〉、〈一行傳〉、〈唐六臣傳〉、〈義兒傳〉、〈伶兒傳〉及〈宦者傳〉。部份篇目如“死節”、“死事”，為後來正史援例採取。語言上，《五代史記》以古文撰寫，化《舊五代史》的繁瑣冗長為簡潔，從此中國史書寫法一變。

唐代以後，正史都是官修，唯有《新五代史》是例外。歐陽修畢生沒有公開《五代史記》，過世后一個月，《五代史記》方上呈宋神宗，地位自此凌駕《舊五代史》。泰和七年（1207年），金國下令刪去《舊五代史》，自此官方史書僅用《新五代史》，《舊五代史》因而散逸，清代學者則一般較重視《舊五代史》而輕視《新五代史》。二書之優劣，學者意見不一，《新五代史》較能反映五代的時代特點，表現重要事件的因果關係；但卻改寫了原有史料，而且過於簡略，份量不及《舊五代史》的一半，志、表也過於簡單。

歐陽修給弟子徐無黨講解《五代史記》，其意見徐無黨記錄下來，寫成《五代史記》的註釋，共204條，主要闡述寫作意圖、體例，以及對原文的訓詁，但清代學者對此注評價不高。此外，清代彭元瑞、劉鳳誥都曾註解《五代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