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仲蘇
黃仲蘇
黃仲蘇（1896～？）安徽舒城人。原名黃玄。北京少年學會成立時首先加入，后成立南京分會。曾任教於南京東南大學，講文學概論。著有《譚心》。
《朗誦法》者，當代之絕學，而吾友黃仲蘇先生之所著也。近世文章道盡，士不悅學。其粗通古學者，往往專治古人名物制度訓沽書數，曼衍雜說，沾沾自喜；而於詞章語言之妙，罕知吟會。其尤甚者，敢為詭誕，自輕家丘，曰：“彼都人士，治文學者不如是也！”夫吃文為患，生於好詭。逐漸趨異，故喉唇紅紛；在昔劉彥和之所深嘆；而今有甚焉者。獨仲蘇以名公子，生長典訓，負笈海西。精研文字，而衷之於家學。每謂余曰：“西方作者，無不於涌讀下功夫。一篇之成，必開朗誦會以質正於名家。不意邦人材子，弦誦輟響，乃同《廣陵散》。吾子以文章有名，盍出一言以正之！”余聞之悚然，遂為論桐城家言因求氣之法。仲蘇嘗喜其說之有契也。展誦是書，亟發深言，古訓是式；闡以科學。唯英才特達，則炳耀垂文，采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有倫有脊，懸諸日月焉。乃索余序以明其旨。
余謂古人誦與讀異。《說文》：“誦，諷也。”“讀，誦書也。”蓋誦者諷其文辭，讀者籀其義蘊。《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賈公彥註：“以聲節之曰誦。”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此誦與讀之辨也。后之人混誦於讀，操觚書爾，摘文乖張，而不識所調。於是桐城家者出，乃倡“因聲求氣”之說。長老所傳：劉大櫆絕豐偉，日取古人之文，縱聲讀之。姚鼐則患氣羸，然亦不廢哦誦；但抑其聲使之下耳。夫文學之興，造端歌謠。托風采，散鬱陶，滌暢情性，豈徒語妙；而頓挫抑揚，尤重音節。劉大櫆不云乎：“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然予謂論文而至於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節者，神氣之跡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准，以字句准之。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為神氣之跡。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為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近人論文不知有所謂音節者，至語以字句，則必笑為末事。此論似高實謬。作文如字句安頓不妙，豈復有文字乎。但所謂字句音節，須從古人文字中實實講貫通，始得；非如世俗所云也。夫行文多寡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學者求神氣而得之於音節，求音節而得之於字句，則思過半矣。其要只在讀古人文字時，便設以此身代古人說話，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爛熟后，我之神氣，即一古人之神氣；古人之音節，都在我喉吻間，合我喉吻者，便是與古人神氣音節相似處；久之自然鏗鏘發金石聲。此著見大櫆《論文偶記》者也。
姚鼐得法大櫆，首唱宗風，嘗序所為《古文辭類纂》，謂劉先生年八十，猶喜談說，見則必論占文，自以為守其邑先正之法，嬗之後進，義無所讓也。觀其所以詔弟子者曰：文章一事，而其所以致美之道非一端。命意立格，行氣遣辭。理充於中，聲振於外，數者一有不足，則文病矣。作者每意專於所求，而遺於所忽，故雖有志於學而卒無以大過乎凡眾。故必用功勤而用心精密，兼收古人之具美，融合於胸中，無所凝滯，則下筆時自無得此遺彼之病也（見尺犢《與陳碩士》）。深讀久為，自有悟入。夫道德之精微，而觀聖人者，不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聲色之間，舍此便無可窺尋矣（見尺犢《與石甫侄孫》）。大抵學古文者，必要放聲疾讀，又緩讀，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終身作外行也（見尺犢《與陳碩士》）。詩古文各要從聲音證入（同上）。文韻致好，但說到中間忽有滯鈍處，此乃是讀古人文不熟。急讀以求其體勢，緩讀以求其神昧，得彼之長，悟吾之短，自有進也（同上）。夫學文者，利病短長，下筆時必自知之；更取以與所讀古人之較量得失，無不明了，充其得而究其失，可入古人之室矣（見尺犢《與魯賓之》）。此鼐之所以為說也。
鼐晚而主鐘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梅曾亮，桐城有方東樹、姚瑩，四人者，稱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而曾亮最老壽后死，仕宦京朝。同時為古文者，群尊之為師；鼐之薪火，於是烈焉。而曾亮之說曰：古文與他體異者，以首尾不可斷耳；有二首尾焉，則斷矣。退之謂六朝文雜亂無章。人以為過論。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復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謂無章矣。其能成章者，一氣者也。欲得其氣，必求之於古人；周秦漢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誦乃可，夫觀書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誦之而入於耳，益一官矣；且出於口，成於聲，而暢於氣。夫氣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渾合而無有間也（見文集《與孫芝房書》）。羅台山氏與人論文而自述其讀文之勤與讀文之法，此世俗以為迂且陋者也。然世俗之文，揚之而其氣不昌，誦之而其聲不文，循之而詞之豐殺厚薄緩急，與情事不相稱，若是者，皆不能善讀文者也。文言之，則昌黎所謂養氣；質言之，則端坐而涌之七八年；明允之言，即昌黎之言也。文人矜誇，或自諱其所得，而示人以微妙難知之詞。明允可謂不自諱者矣。而知而信之者或鮮。台山氏能信而從之，而所以告人者，亦如老泉之不自諱。吾雖不獲見其人，其文固可以安坐而得之矣（見文集《台山論文書後》）。
湘鄉曾國藩與曾亮同官京朝，以文章相磨切；而雄直之氣，宏通之識，一時無兩；至乃亟許於鼐，列之《聖哲畫像記》，以為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然自明其所以入手之方，則曰：退之論文先貴沈浸？郁，含英咀華。姬傳先生亦以格律聲色，與神理氣味四者並稱（見文集《復吳子序書》）。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見文集《復陳太守寶箴書》）。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慨；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趣，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自覺琅琅可誦矣（見家訓《字諭紀澤》）。蓋所以誥及門者如此；所以詔其子者亦無不如此。門弟子著籍甚眾；獨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號稱能傳其學。汝綸之才大，而裕釗則以意度勝。裕釗初謁國藩，國藩為朗涌王安石《泰州海陵縣主薄許君墓誌銘》，聲之抑揚詘折，足以發文之指趣。裕釗言下大悟，自此研討王文，筆端日益精進。
汝綸嘗謂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所宗，獨雄奇瑰瑋之境尚少。曾文正公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放卓然為一代大家。近時張廉卿又獨得於《史記》之譎怪；蓋文氣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詭詼，辭句之廉勁，亦能自成一家（見尺犢《與姚仲實》）。所以推裕釗者甚至。而觀裕釗之所以與汝綸相討究者，則以為：古之論文者，曰文以意為主；而詞欲能副其意，氣欲能舉其辭。譬之車然，意為之御，辭為之載，而氣則所以行也。其始在因聲以求氣；得其氣，則意與句，往往因之而並顯，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餘可以緒引也。蓋曰意、曰詞、曰氣、曰法，之數者，非判然自為一事；常乘乎其機而混同以凝於一；惟其妙之一出於自然而已。自然者，無意於至，而莫不備至；動皆中乎其節。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寧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間生而成文者，皆未嘗有見其營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從。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觀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後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則務通乎其微，以其無意為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諷誦之深且久，使吾之心與古人欣合於無間，然後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極其能事。若夫專以沈思力索為能事者，固時亦叮以得其意，然與夫心凝形釋，冥合於言議之表，則或有間矣。故姚氏暨諸家因聲求氣之說，為不可易也。吾所求於古人者，由氣而通其意以及其辭與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為文，則一以意為主，而辭氣與法胥從之矣（見文集《答至父書》)。
自吳汝綸以下，傳授心法，莫之或異。而以揆諸仲蘇所論，如車之合轍，如符之相契；然後知桐城家言因聲求氣之法，信有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焉。獨念餘二十二歲，客會稽陶杏南先生之江西提法使幕，方刻意為文章，日誦韓文，以為定程，聲琅琅出戶外。而陶公不以為可！謂：“子文畸於剛燥，余嘗病之，而莫知其所由然，而久乃知子之病於誦也！古人文有陽韻、有陰韻。而後之人讀其文者，抗墜抑揚，當隨韻之陰陽而與為翕闢，如曾文正公所謂高聲疾讀以暢其氣，恬吟密詠以探其趣。有宜出之噴薄者。有出之吞吐者。亢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淵泉之下，夫各有所當也。而子之誦異是。有亢而無抑，有高聲疾讀而無恬吟密詠，有噴薄而無吞吐，大聲噌吰，往而不返；此其所以病也。在《易》乾之曰：‘上九，亢龍有悔。’夫文亦猶是也。戒之哉，毋固我。毋張皇！”博愧謝其言。三十年運而往，忽忽如昨日事，而陶公之墓木，不啻拱矣。遺言在耳。徒呼負負。嗚呼！余病於誦，而卒以病餘文；此陶公之所致砭也；何足以敘仲蘇之書哉？用特申桐城家言因聲求氣之旨，以與仲蘇相發者而弁於篇。
時在中華人民造國之二十四年十一月五日，無錫錢基博序於上海光華大學之南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