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哲畫像記

聖哲畫像記

曾國藩(1811—1872),字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年間(1821—1850)進士。1853年初(咸豐二年末),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辦團練,后擴編為湘軍,鎮壓太平軍,被清廷視為“同治中興”的功臣,並因此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等。死後謚文正。為文推崇姚鼐,早年在京師曾跟隨梅曾亮,並與朱琦、王拯、吳敏樹等桐城派人物相往來。后以桐城派為號召,網羅人材。吳汝綸、張裕釗薛福成黎庶昌等都曾擔任其幕僚,並以曾門弟子相稱。著有《曾文正公詩文集》。編有《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等。

作品概況


作品名稱:聖哲畫像記
創作年代:清代
作者:曾國藩
作品體裁:散文

作品原文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普賢魁儒長者之緒。駑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為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睹《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資,累世不能競其業,況其下焉者乎!
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眾,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歟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為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騖,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迹,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庄、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為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后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雲。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為《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筲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能哉!
諸葛公當擾壤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為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為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閎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為破碎害道,齗齗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乎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頹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為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為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嚌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辯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有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為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瑞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製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已治人、經緯萬匯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為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為宗。國史《儒林傳》袖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捨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庵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為先務。而秦尚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敻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為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庄、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為近,姚、王於許、鄭為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為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為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咿唔,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篇,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獲,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暄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徼幸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歿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郁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
今夫三家之市,利析輜鐵,或百錢逋負,怨及孫子;若通闤貿易,圭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商富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為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
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為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為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庄,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阻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作品譯文


國藩立志向學不早,中年在朝中做官,私下讀了許多前人的著述,稍微涉獵到先代聖賢大儒長者的事業;因為才質愚鈍,身體多病,所以一無所成。後來在中南征北戰,學業更加荒廢。喪亂還沒有平復,我的年紀將要五十歲了。從前我讀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籍考,發現他所可的書目繁雜眾多,作者的姓名多到數都數不清;有的像日月一樣的光明,有的卻泯滅而無聞。及到做了文淵閣直閣校理,每年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以看到四庫全書。四庫全書收錄書籍之多,超過前代所藏的甚遠;而且存目的書籍數十萬卷,尚不在此中。天啊!為什麼如此多呢!即使有上智之才,數代也不能窮究那些書,何才智低下的人呢?由此可知書籍之多,作者之眾,像江海一樣,不是一個人的肚子所能喝得完的,主要的就在於謹慎的選擇了。我既然忖度自己的能力不夠,就選擇了古今聖哲三十餘人,教兒子紀澤畫下他們的遺像,合為一卷,藏在自家的塾學里。後人有志讀書,取這些人的著作來讀就夠了,不必費心去博覽群籍,而學術文化的傳受沒有比這些更重大的了。從前在漢朝,像武梁祠、魯靈光殿,都圖畫偉人的事迹,而且列女傳也有圖像。後人受其感發,奮起向學。已經有很長的時間。熟悉了聖哲們的儀容,進而探求他們的精神,會通他們的微旨,和他們的靈魂相合,只要誠心去研,仁道豈是很遠的!國藩記。
堯、舜、禹、湯,都沒有著作,只有史官記載他們的言論而已。及至文王被囚禁,才撰寫文章,演繹周易。周公、孔子,相繼興起,六經的義理,大為彰明,師道也就完備了。秦、漢以來,孟子大概與莊子、荀子並稱。到了唐代,韓愈特別尊崇他。宋代的賢哲,認為可把孟子升高至僅次於孔子的地位,尊崇他的書,拿來和論語相配。以後論學的人,沒人能夠更易。以我把他拽在三位聖人的後面。
左丘明作左傳解釋春秋經,多記述東西二周的典章禮制;又好稱引離奇怪誕的事情,辭采華麗,超過了實質。太史公稱莊子的都是寓言,我看子長所寫的史記,寓言亦佔六七成。班固在才識與抱負方面,比子長相差很遠;但是對於治世的典章,六經的主旨,文字的源流,天人之間的事情,敘述得非常詳備。這怎能和些才器短淺,在一先生面前互爭得失,而柔順自悅的人相比呢?
諸葛亮生在混亂的時代,服膺儒術,立身行事能從從容容合於大道。陸敬輿事奉多疑的君主,駕御難以馴順的將官;他用正大光明的胸懷對待君主,用誠懇無妄的態度領導將官。譬如駕著駑緩的馬匹,升登陡峻的山坡,在艱險的道路上縱橫賓士,卻沒有差失,這是多麼神奇的事!范希文、司馬君實,遭遇的時代稍為好些,然而在堅貞卓絕真誠信實方面,各有獨特的造詣;他們堅守正道,使社會養成了盛大的風氣,識量也算是很遠大的了!從前劉向稱董仲舒所受師友的熏陶,連子游、子夏都比不上。以我看這四位賢者,雖然比不上伊尹呂尚,必定比董仲舒強。只可惜我不能如劉向父子一樣來論定他們的優劣罷了。
自從朱子表彰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為他們的學說是上承孔子、孟子的道統,後代的人君、宰相、老師、大儒,深守他們的說法,沒有人能夠改變。乾隆年間,大儒相繼而出,訓釋經籍,考辨詳博,超過了以前的賢哲,別立標幟,叫做“漢學”,排斥宋代周、程、張、朱等五子的理學,認為他們不應該獨受尊崇。而篤信五子學術的人,亦摒棄漢學,認為漢學支離破碎,有害於大道;爭辯沒有完了的時候。我看五子立說,大的地方,多和孔子之道相合,怎麼可以非議呢?他們解釋經書,小有不妥當之處,應該拿近代對經書的解說來作輔助,又可以排棄他人的說法而自囿嗎?這兩派人,也都很可笑。
西漢的文章,像揚雄司馬相如的雄奇偉大,這是天地間強勁之氣,獲得了陽剛美的作品;這是天地間的義氣。像劉向、匡衡的淵深美好,這是天地間溫厚之氣,獲得了陰柔美的件品;這是天地間的仁氣。東漢以後,在博雅方面,並不比古時遜色,但是風格和骨力稍為衰弱了。等到韓愈、柳宗元相繼而起,把揚雄、司馬相如的雄奇萬變,完全用在記述小事物的短篇之中,這怎能說不神奇呢!歐陽修、曾鞏,作文皆取法韓文公,但是文章的體質,和匡衡、劉向相接近。由此看來,文章的變化,不可能研究透徹;總而言之,不會超出這兩個途徑,即使再過一百代,也是可以預知的。
我抄錄古今詩,從魏晉到國朝,共選錄十九家。大概說來,詩的途徑是很廣泛的,各人的嗜好趨向,要看他的性情接近於那方面而定。譬如許許多多的佳肴美味,擺在餐桌上,只要選取適合自己口味兒的,吃飽就算了。如果一定要窮盡天下的佳肴,遍嘗以後才能供給一餐的需要,那是大惑的事;一定要強勉天下人的口舌,都來效法我的嗜好,那是大愚的事。莊子曾經說過:“大惑的人終生不能了解,大愚的人終生不能明白。”我在這十九家中,又篤守其中的四家:就是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蘇軾黃庭堅:喜好他們的人有十分之七八,不喜歡他們的人也將近十分之二三。我怕遭受莊子“終生不能了解”、“終生不能明白”的譏諷。所以就選取這些人的作品,終生學習他們就夠了。
司馬子長網羅了以前的知識,貫通了三古的史實,著為史記,可是其中的八書,頗嫌簡略。班固漢書中的十志,比較詳備了,然而只寫一代的典制,不能看到會通各代的制度。要想遍覽治理天下,必須從杜佑的通典開始。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和杜佑的通典不相上下,鄭樵的通志,則比不上它。近百年來,學者講求形聲訓詁的學問,專門研究說文解字,大多數的人都推崇許慎、鄭玄,很少人談及杜佑馬端臨。我以為許慎鄭玄考證先王製作的本源,杜佑馬端臨辨析後代因革的大要;他們在實事求是方面,是一樣的。
先王的大道,所謂修養自己、治理人民,組織萬類的,歸宿是什麼呢?也不過是禮而已。秦朝焚滅書籍,漢代學者們所搜求的,鄭康成所以能夠超越常人,都是因為禮。杜君卿的通典,談論禮的地方有十分之六,他的見識已超過八代了。宋代張子朱子所討論的,馬貴與王伯厚所纂輯的,無不戒慎的把禮作為對象。我們清朝的學者,以顧亭林為大師;國史儒林傳,特別把他擺在最前頭。我讀他的書,談到禮俗教化的地方,就毅然有守先待後捨我其誰的志概,這多麼地雄壯啊!後來張蒿庵作中庸論,以及江慎修戴東原等人,特別把禮視為優先的事情。而秦尚書蕙田,因而纂修五禮通考,凡是天下古今人神間所有的事情,都用禮來貫綜它,可以說是規模宏遠,思慮精密了。我畫國朝先賢的遺像,首先是顧先生,其次是秦文恭公,那裡沒有深意呢!桐城的姚鼐、高郵的王念孫,他們的學術都不純於禮。可是姚先生的文章持論閎博通達,國藩能夠粗略的懂得寫文章,是由姚先生啟發的。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高深的造詣,是不可企及的,所以把他們放在後面壓陣。
姚姬傳先生說學術的途徑有三方面:就是義理、詞章、考據。戴東原先生也是這樣說。像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的聖德,左丘明、莊周、司馬遷、班固的才華,在孔門四科中是以德行而兼政事的;周敦頤、二程子、張載朱熹,在孔門四科中,是德行科的;都是屬於義理方面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在孔門四科中,是這言語科的;就是所說的詞章方面的。許慎、鄭玄、杜佑、馬端臨,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氏父子,在孔門四科中是文學科的;顧、秦跟杜、馬較為接近,姚、王跟許鄭較為接近;都是屬於考據方面的。這三十二位聖哲,效法其中的一人,誦讀他們的一部書,終生使用起來,都不會有窮盡的時候。假如又有人嫌這些人簡陋,想要另外有所增益,這就好比掘井掘到九仞深,還沒有見到泉水,就認為一個井太狹窄,而必須廣泛地挖掘數十甚或一百個井,身體衰老了,力氣疲怠了,卻始終沒有看見泉水的一天,這怎麼適當呢?
自從佛教徒講因果禍福的道理以後,行善應得報償的說法,深植於人們的心中,堅固而不能破除。士子剛開始讀書,就期望能考取功名,獲得高官厚祿的報償。有的人稍微讀了些古書,窺探了古人豐富的著作,就想得到遠近的讚譽,後世的美名,作為報償。有的人編著一本書當未完成,就希望得到一二個有力量的人,來為之宣揚給每一個人,以償還自己的辛勞。早晨耕種,晚上就想收穫:用了一分力量,就希望得到十分的報償。譬如買酒買肉,吵吵鬧鬧地講價錢,可是賣酒肉的人又從中取得兩倍的利潤。利祿達不到的時候,就希望在死後能得到不可知的令名。甚至有的人說孔子在世的時候,得不到官位,死後所獲得祭饗的報償,比堯舜還要隆盛;一般鬱郁不得志的人,就拿來作為證明和安慰,這是多麼鄙陋啊!現在一個只有三戶人家的小買賣,在財利上,計較得非常細微。有人欠了一百個錢,就怨恨到他的子孫。如果買賣做到整個都市,珍貴的貨物堆積如山,交易量動輒超過千金,那麼一百個錢的有無,有時就無暇去計較了。至若富商大賈,操持百萬黃金,公私流轉繁衍,那麼數十或一百緡的費用,有時就無暇計較了。同樣是人,所操持的財貨大了,尚且有無暇計較小數目的時候;何況上天所操持的特別大,而對於世人絲毫的善行,淺薄的學問,卻要一一設法報償,不是太勞苦了嗎?商人的貨殖相同,經營的時間也相同,但是有的賺錢,有的虧本;應對策問的人所答的題目相同,但是有的中式,有的不中式;為學著書的功力深淺相同,但是有的留傳後世,有的未能留傳,有的人出名,有的人不出名;這也都有命數在,不是可以勉強做得到的。古時的君子,大概沒有一天不憂慮,沒有一天不快樂的。道術不能通曉,自己不免還是個鄙野的人,或者有頃刻的懈怠,這都是值得憂慮的事;自處平易,以等待天命,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這都是值得快樂的事。從文王、周公、孔子三位聖人以下,直至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無不是終生在憂慮,終生在快樂。他們本來沒有什麼祈求,又要什麼報償呢?自己不力求隱藏,又要什麼名聲呢?只有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個人,傷痛生不逢時,怨恨的情緒,表現在書本上;這和聖賢自得其樂的生活意趣,稍微有些違背和不同。但那是他們自己在痛惜才不為世用,不能和那些無真才實學又想儘快獲得俗名的人相提並論。如果急於想獲得名聲,那就和三十二位聖哲相差太遠了。將要到河北、山西一帶去,卻把車轅朝向南方,這在方法上不是太疏陋了嗎?
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軻、班固、司馬遷、左丘明、莊周。諸葛亮、陸贄范仲淹司馬光、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張載。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許慎、鄭玄、杜佑、馬端臨,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這三十二位聖哲,陳設祭禮,焚香奉祀。好像在我們上面,監臨我們。又好像在我們身旁,供我們就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