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富

其曾祖父嚴孟暘仕元，封萬戶侯，統兵駐滁陽（今滁州），家居全椒縣。元末為避戰亂，其子孫自全椒流徙懷遠龍亢北。明洪武初，上報戶籍，因“年”與“嚴”音近，附版籍（戶口冊）為年，遂以年姓。后舉家又遷徙縣城東北梅橋鄉楊樓村（今屬蚌埠市淮上區）。

永樂年間，年富憑藉會試中副榜，被任命為德平縣（今山東省臨邑縣德平鎮）訓導。他當時年齡剛剛超過二十歲，但十分嚴肅穩重，像那些年長的儒生一樣。宣德三年（1428年），升為吏科給事中，在任上他糾正違失，識大體。明宣宗認為六科任務重要，命令每科選兩人掌管事務，年富與賈銓被授命掌管刑科。都御史顧佐等人誤判17人的死罪，年富上表彈劾他們，顧佐等人因此遭到明宣宗斥責。

宣德十年（1435年）春正月，明宣宗駕崩，明英宗繼位，年富上書說：“永樂年間，朝廷招降了很多人，大封官爵，白白耗費國家的錢財，還引發叛亂危機，應該把他們都遣返回故土。皇帝親軍中府軍前衛的補充兵，本來選自民間百姓人家的子弟，隨時侍奉在太子身邊。現因為死亡或殘疾，全部補充兵源會成為打擾百姓的一件事。請求從二十五個駐軍衛所內，用一個衛所的兵士補充選調，不要再牽累老百姓了。軍戶、民戶為了免除稅賦徭役，很多人假冒僧人道士，應該讓那些沒有剃度的人恢復原業。”年富上書中所議事情多數被實施執行。

年富升任陝西左參政，不久任命他負責管理糧食儲備。陝西原來每年綾絹毼九百餘匹。永樂年間，加織駝毼五十匹，年富請求罷去這個事情。當時陝西官吏、諸生、衛卒的奉祿廩糧，因為邊餉減削而減少，年富也奏請恢復原來的標準。諸邊軍將校占墾腴田有的多達三四十頃，年富奏請讓他們每頃輸賦十二石。都督王禎認為這個數量過重，上疏爭取降低標準。朝廷經過廷議商量，減去三之二，並成為定例。

接著年富又核算年度用糧情況，用來籌劃軍費，經過核算之後，年富上奏，說：“我所管轄的地區每年收二次稅共一百八十九萬石，屯積糧食收入七十多萬石。這期間水災、旱災（人口）流動、轉移，免除拖欠、虧欠（的賦稅），大概要減去三分之一，可每年的費用高達一百八十餘萬石，收入少支出多。鎮守地方的臣子，不考慮國家的負擔，爭搶著增加士兵的數量，可軍餉從那裡出呢？所以我請求裁減閑散多餘的士卒，淘汰劣等馬匹，杜絕侵佔耗費資源的弊端。”明英宗同意了他的提議。

當時明朝在陝西三邊（定邊，安邊，靖邊）駐有大量兵馬，為了保證他們的供給，需要運送大量錢糧，軍民因長途運輸而疲憊不堪，而一些不法之徒卻趁機作姦犯科，牟取利益。針對這種情況，年富親自計算路程遠近，核定徵收稅賦數目，各類收支也一律認真謹慎考核，經過一番整頓，過去的弊端得到了革除，百姓的苦難大大緩解。

年富遇事，果斷勇敢，有所作為，不受權勢阻撓，因此聲名震動關中。但他觸動了權貴的利益，所以屢次遭到誣告，陝西的文武將吏怕年富調走，都上表章講述年富的功勞，年富因此才得以停俸留任。

年富在陝西任職九年，升任河南右布政使。此時又有人彈劾年富為官苛虐，明英宗命找舉報人核實，將要逮捕年富的時候，知道是少師楊溥舉薦的年富，才打消了這個念頭。年富到河南赴任時，正趕上河南那年鬧飢荒，流離失所的百姓有二十多萬人，社會秩序混亂，一些歹徒甚至公開搶劫掠奪。河南巡撫于謙委任年富負責流亡百姓的安撫工作，經過年富的努力，流亡百姓的生活都逐漸安定下來。

正統十四年（1449年）秋，明軍在土木堡（今河北懷來東南）被瓦剌軍擊敗，邊境道路阻斷，朝廷令年富運餉，年富從沒有一次遲誤期限，因功升河南左布政使。

景泰二年（1451年）春天，憑藉右副都御史身份出任大同巡撫，管理軍政事務。當時經歷喪亂戰敗，法律鬆弛，弊端尤其嚴重。年富一心一意撫慰體恤民眾，上奏請求免除了秋賦，撤除幾個州縣的稅課局，停止讓太原的民眾從大同轉運出糧餉。

武清侯石亨、武安侯鄭宏、武進伯朱瑛，讓家人去領官庫的銀帛，再買米賣到邊境去，侵吞公家錢財。年富第一個請求將他們治罪，但景泰帝下詔寬恕了石享等人，只是治了他們家人的罪。後來石享所派遣的士兵越界到大同，年富又彈劾石享專擅之罪。此外，年富還彈劾分守中官韋力轉、參將石彪及山西參政林厚等人。當時，年富的威名天下皆知，同時諸權貴之家也更加怨恨他，他們聯合起來四處羅織年富的罪名。幸好當時于謙主持朝政，極力保護支持年富，而景泰帝也很了解年富，當時山西參政林厚竭力詆毀年富，景泰帝說：“林厚怨恨年富、誣陷年富，可騰剛把邊防事務交給年富負責，怎麼能輕易聽信他人的話呢。”於是就免除林厚的官職。正是有了景泰帝、于謙的支持，年富才能實施他的想法。

景泰六年（1455年），年富因為母親去世辭官回鄉守孝，被皇帝下詔奪情（喪期未滿，官員應詔除去喪服，出任官職）起複原官。

景泰七年（1456年），年富上言彈劾英國公張懋及鄭宏，因為他們都在邊境上有田莊，每年役使軍士去給他們耕種，經年富彈劾之後，軍士都返回了軍營。

天順元年（1457年），明英宗複位，他下詔撤銷巡撫官職，擔任大同巡撫的年富也罷官回家。不久，石彪因為從前的怨仇彈劾年富，年富被逮捕投入詔獄（皇帝直接掌管的監獄）。明英宗徵詢李賢的看法，李賢稱讚年富能夠祛除弊政。明英宗也說：“這一定是石彪被年富遏制，不能夠滿足他的私慾罷了。”李賢說：“果真如聖上所說，應該儘早洗刷年富的罪名。”經過調查，果然沒有找到年富有罪的證據，於是皇帝就下令把年富放出來，讓他辭去官職退休回家。

天順二年（1458年），在大臣的舉薦下，年富復出，被任命為南京兵部右侍郎，還未上任，又改為戶部右侍郎、巡撫山東。年富在赴任道上聽說自己治下的地方遭了蝗災，馬上上疏奏明皇帝。朝廷下令改任左副都御史，仍然巡撫山東。山東官吏都聽過年富的威名，知道他來了都畏懼服從，那些豪猾之徒都銷聲匿跡。

天順四年（1460年）春，戶部尚書一職出現空缺，李賢舉薦年富擔任這一職務。明英宗身邊的大臣都委婉地向他進言，表示年富不適合擔任這一職務，但明英宗不為所動，他對李賢說：“戶部不能沒有年富，人們大多不喜歡年富，但這正是年富被稱為賢能的原因。”於是明英宗特意召見年富，並任命他為戶部尚書。

年富擔任戶部尚書之後，不受奸滑小吏的欺騙，親自參加帳目核算，慎重斟酌贏虧，嚴格控制支出、收入。有些事情責任重大，下屬不敢去做，年富就對他們說：你們儘管去做，出了事情，責任由我來負。你們做事情不用署名字。因此，戶部事情都辦理得很順利。明英宗很高興，對李賢說：”戶部尚書像年富這樣的不多啊。“李賢則說：”以後繼王翱擔任吏部尚書的人，非年富不可。“

年富的父親去世了，但也沒能守孝，又被皇帝下詔奪情復官。

天順八年（1464年），明憲宗繼位，年富因為陝西頻繁用兵，而掌管錢餉的人不稱職，請求罷免左布政孫毓，用右布政楊璿、參政婁良、西安知府餘子俊掌管錢餉。吏部尚書王翱認為年富侵犯了他的職守，所請不合理。年富極力辯解，他說：“我舉薦賢良人才是為了國家，沒有個人的私心。”為了表明心跡，他請求辭官告老還鄉。明英宗一南撫慰，將他拘留下來。並下旨罷黜了孫毓。

彈劾孫毓不久，年富因為生疽（毒瘡）病亡，享年70歲。皇帝賜謚號”恭定“。

年富為人剛烈正直，為官廉潔，秉性清靜，遇事敢做敢為，深得民眾推崇。

年富巡撫大同時，修建了今大同大同關小城（北關），是大同關城建設的開啟者。據《大同府志》、《大同縣誌》載：“景泰間，巡撫年富於城北築小城，周六里，高三丈八尺，東、南、北門凡三：東日長春，南日大夏，北日元冬”。

年富上任的一年多前發生了令明朝廷上下震驚的“土木之變”，可以說年富受命於多事之秋、上任於危難之時，韃靼也先頻頻侵犯明疆，烽煙千里，大同首當其衝，人民深受其害。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在景泰元年八月二十七日（1450年10月2日）上言，“大同地居邊塞，虜酋不時出沒，軍民艱於樵採……”；

在這種形勢下，作為邊城的各地方官必然會把如何加強邊備作為自己工作的首要任務來抓，而修建城池便會是加強邊備的首選方策。據《明史紀事本末》載：“這期間，邊境各地均修築加固了城堡，選拔精銳兵馬”作“充分的防禦準備”。因之，在此時上任的年富筑北小城再合乎情理不過的了。至於首先築小城於城北，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其地理位置在遼西城的北半部，這裡有一定的城建基礎；二是恐怕與蒙騎常常於大同北部邊境侵入有關了。

《明史·列傳·第六十五》有傳記。

年富墓，位於梅橋鄉楊家樓北首青溝河南岸。梅橋鄉原屬安徽省懷遠縣，在懷遠縣城東北10公里，2004年3月由於行政區劃調整，原懷遠縣梅橋鄉入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區。年富墓墓前原有神道、享堂，現已蕩然無存，墓封土高不足1米，方園不足15米。

1982年8月20日經懷遠縣人民政府批准列為縣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明史》：”富遇事，果敢有為，權勢莫能撓，聲震關中。“

《明史》：”富廉正強直，始終不渝，與王翱同稱名臣。然性好疑，尤惡干請。屬吏黠者，故反其意嘗之。欲事行，故言不可，即不行，故言可。富輒為所賣。 “

年富，本姓嚴，后訛為年。因他的家庭昌盛，於是又形成了一支年姓。因謚號恭定，故稱安徽懷遠恭定堂。

在年姓宗祠七言通用聯中，有一聯是指年富的：剛正朴忠，固超出乎士類；氣節才識，尤絕遠於名流。

全聯典指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