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巡遊
秦始皇巡遊
秦始皇巡遊,發生於公元前222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為了為了申張秦法、宣揚威德,為了考察軍事和政務,也為了求神問仙、祭祀天地,秦始皇先後五次巡視全國。
足跡所至,北到今天的秦皇島,南到江浙、湖北、湖南地區,東到山東沿海,並在鄒嶧山(在今山東鄒城)、泰山、芝罘山、琅邪、會稽、碣石(在今河北昌黎)等地留下刻石,以表彰自己的功德。此外又依古代帝王慣例,於泰山祭告天地,以表示受命於天,謂之“封禪”。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後一次巡遊,南下雲夢(在今湖北),沿長江東至會稽,又沿海北上返山東萊州,在西返咸陽途中於沙丘(今河北邢台附近)病逝。
秦始皇
秦始皇的“軌路”,枕木之間的距離竟然正好和馬的步子合拍。馬匹一旦拉車到了軌道上,就不由自主地發生“自激振蕩”,不能不飛快奔跑,這樣就可以達到很快的速度。由於使用軌道,摩擦力大大減小,所以馬也可以一次拉很多貨物,是一種效率極高的方法。行進中,車子如有需要,可以隨時上鐵路,也可以隨時由鐵路上公路。
秦始皇首創驛站制度,並修驛道。“修驛道,設郡縣”。驛站是古代供傳遞宮府文書和軍事情報的人或來往官員途中食宿,換馬的場所。
秦始皇結束了戰國以來諸侯長期割據紛爭的局面,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了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秦王朝。統一大業完成後,為了申張秦法、宣揚威德,為了考察軍事和政務,也為了求神問仙、祭祀天地,秦始皇決定進行巡遊全中國。
(1)宣德揚威、安宇天下的政治目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一統天下后,就急不可待地頻繁出巡,以圖通過宣德揚威,使六國舊民從精神上對其臣服,以達到安定天下,成就萬世之業的政治目的。從二十七年到二十九年,短短的三年內秦始皇就在舊六國的領地上巡遊了一遍,在各地刻石頌功,涉及範圍甚廣。仔細分析不難發現,秦始皇在以宣德揚威、安宇天下為目的的巡遊中,有幾個重要的活動區域:即齊地、燕北趙代之地和東南吳楚之地。
公元前221年,秦國通過玩弄權詐外交手段兵不血刃滅亡了齊國,齊地的人力物力藉此保存下來。齊依山傍海,商業繁榮,經濟發達,是老牌強國,它既是秦人徵調糧賦的基地,也是足以動搖秦王朝統治的物質基礎。齊是六國中最後一個被滅掉的國家,統一之初的秦政權對齊地的統治從而也就顯得特別粗疏、薄弱。這一切秦王朝當然不會熟視無睹,掉以輕心,故而秦始皇在頻繁巡遊東方六國時,表現出對齊地的特別關注,四次東巡中,有三次遊歷齊地。
對統一后的秦帝國來說,匈奴是北疆的一大邊患。公元前2l5年,命蒙恬率大軍北征,不僅收復失地,還拓展了疆域,隨後又把秦、趙、燕長城連為一體,修築了西起臨洮、東到遼陽的萬里長城以及大量障塞,成為秦王朝固守北疆、順利對百越和西南夷用兵的有力屏障。所以秦始皇對此非常重視,先後兩次巡視北邊。
在秦始皇東巡的意圖中,還有一個政治目的不容忽視,這就是所謂“東南有天子氣,因東遊以厭之”。秦統一后,吳楚之地仍潛伏著取秦而代之的政治基礎和濃郁的不滿情緒,秦始皇視之如心腹之患,故借巡遊和視察政務,予以鎮壓抑制。後世有不少文獻記載了他在巡行吳楚之地過程中,採取更改地名、挖斷地脈、修築厭氣台等種種手段破壞金陵(秣陵)、朱方(丹徙)、剡山、徐州等地“天子氣”的活動。
秦始皇頻繁出巡除其政治目的外,也與秦人的文化傳統及秦始皇本人的個性特徵有關。秦人好慕遠行,有其悠久的文化傳統。秦國國君多有不辭辛勞,跋涉山川,蒙犯霜露,頻繁遠行的歷史記錄,而以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等為甚。及至始皇,有所謂“勤本事”、“夙興夜寐”、“朝夕不懈”、“視聽不怠”,以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休息”的勤政風格。使得秦始皇事必親躬,到實地去體察民風民情,做政治巡遊。故而秦始皇為帝期間頻繁出巡,既有其政治目的,也有秦人文化傳統和秦始皇本人性格特徵的驅動。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即位初年),就前往東方巡行,從其與趙高的對話和東巡中所表現出的行政節奏,即可以看出這位新帝對秦始皇勤政風格的繼承,也可反映出秦人好慕遠行的文化傳統。
(2)虔誠的宗教情感
根據湖北雲夢出土的睡虎地秦簡《日書》和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秦墓竹簡《日書》及有關文獻記載進行充分研究,認為秦代宗教信仰具有豐富性和多樣性的特點,秦代普遍盛行多神崇崇拜,神權思想支配著整個社會政治、經濟和軍事活動。及至始皇,神學思想在其十餘年短暫的統一帝國歷史上,成為其統治的支柱之一,當時全國各地的山山水水無不有神存焉。從其分佈看,一是東方的神學思想和神祗,以齊地即山東為中心;一是秦人本土的神學思想和神祗,以陝西西部為中心。東西方的諸神,組成了秦王朝的眾神之舟,這是先秦及秦王朝時的宗教文化背景。
在這樣的背景下,秦始皇推崇五德始終說,到泰山封禪,在各地祭祀天地山川鬼神,“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這不是秦始皇的迷信,而是整個時代的迷信。秦始皇於稱帝后的第二年就迫不及待地去泰山封禪,在先後兩次巡遊東南吳楚之地的過程中,有,‘過彭城,齋戒禱祠,”“浮江,至湘山祠”,“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上會稽,祭大禹”等祭祀活動。秦人雖居西北內陸,但秦雍地神祠有所謂“四海”之神的記述,表明秦人對於海神,也有虔誠崇拜的意識。齊地是秦帝國東方神學思想和神祗的中心,屬於齊人神秘主義傳統文化崇拜對象的“八神”,其祭祀之地大多位於海濱。“日主”祠成山,“月主”祠萊山,“陽主”祠之罘,“四時主”祠琅邪,“天地主”祠泰山、梁父等。所以,懷有虔誠宗教情感的秦始皇四次巡遊齊魯海濱,並多次登臨之罘、琅邪、成山等地。
秦始皇頻繁東巡祭祀山川鬼神還有另一層深意,《史記·封禪書》道:“昔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並在東方。”對秦而言,不但四瀆而且連五嶽也都在東方。秦崛起於西方,乃根基所在,不想向東遷都,便欲以東巡達到“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的宗教目的。
(3)求仙長生的期望
秦始皇推崇五德始終,又迷信封禪說。但是,鬼神的魔力對於秦始皇還不限於此,在祈禱天神護佑其帝王基業的同時,還滋生出另一種強烈的慾望,這就是長生不老,由此引發求仙與求不死葯的狂熱行為。
由於燕齊瀕臨渤海,常有海市蜃樓出現,燕齊之地的人們便結合傳說中的海外國度,組合成了一個令人嚮往的神境仙界,故而方術文化傳統悠久,至始皇時,之罘、琅邪、成山等地,仍是方士們活動的中心。當秦始皇第一次巡遊至琅邪時,燕齊之地的方士們就聞風而動,雲起霧和,“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齋戒,與童男女求之。’嚌人方士的上書正合秦始皇的心愿,從此,始皇帝便與徐福一幫方士們結下了不解之緣,秦始皇時代狂熱的求仙活動由此而始。秦始皇三十二年東巡,到碣石,找到燕人盧生,讓他求羨門高誓去找神仙,又讓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最後一次出巡時,秦始皇有所謂“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的舉動,可以看作秦始皇親自進行海上求仙的努力。對於死亡恐懼,對於長生不死的痴迷,在方士們“不死之葯殆可得也”的蠱惑下,使秦始皇每次巡遊都要在海濱逗留較長時間,尋尋覓覓,為探求虛無飄渺的海上神仙傳說進行了畢生的努力,直到死都還奔波在尋仙的途中。
方士們所述的海中三山,只是一種虛無縹緲的幻影,秦始皇多次海濱巡遊,進行求仙及不死葯的努力,連神山的影子都沒見到,這是必然的結果。然而“意得欲從”的始皇帝,是不滿意這種結局的,於是始皇下令在蘭池中造蓬萊、方丈、瀛洲三山,《三秦記》云:“始皇都長安,引渭水為池,築蓬、.瀛,刻石為鯨,長二百丈”。秦始皇對長生不死的渴望,以及到死的執迷不悟,並沒有給後代的帝王們以警示,同樣具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在晚年和秦始皇一樣沉湎於求仙與求不死之葯的活動之中。求仙不成,遂在建章宮北面的太液池築了幾個島,喚做蓬萊、方丈、瀛洲,雕刻了許多石魚、石鱉排在上邊,算是到了海上仙山了。不料秦皇、漢武這種借崇神以自娛的園事活動,卻奠定了中國古代園林文化模山范水的基本構想和造園方法,對後世園林景觀營造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逐漸演化為中國園林造景藝術的一種法式。
秦始皇虎踞中華大地后,構築了從咸陽輻射全國、四通八達的馳道,從統一天下的第二年起,他開始舉行了大規模的巡遊。12年為帝,先後巡遊達5次,平均2年多一次,死於第六次巡遊途中。
第一次巡視是公元前220年,統一的次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這是秦始皇旅遊的開始,目的在鞏固後方。旅行到寧夏西部、甘肅東部,經甘肅隴西,到達秦人祖先故地天水、禮縣,再沿祖先東進線路回輦寶雞、岐山、鳳翔,歸咸陽。這條秦人東進線路,歷經34代帝王,歷時600多年。
第二次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這次而且主要是巡行東方郡縣。這是因為東方是原六國之地,東方郡縣是在統一戰爭中新設立的郡縣,秦始皇去巡視一番,正表現出秦始皇的眼光和魄力。秦始皇不辭勞苦地出巡,條件是比較艱苦的,所謂修馳道是“天子之道”的說法,恐怕始皇出巡並未享受多少;相反,記載中常常反映出出巡時“逢大風”、遇“水波惡”、甚至“風雨暴至,休於樹下”等,這和後世隋煬帝游江都不應相提並論,而且還要承受“為盜所驚”等風險。這裡所說的“盜”即六國舊勢力的反抗,在當時是一個非同小可的問題,也與他出巡的目的有關。
巡行的當中,秦始皇有各種各樣的活動,包括封禪,祭祀名山大川之類,也有一些當與鞏固統一有關。
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始皇東遊至陽武搏狼沙中,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這次巡遊由於遇到刺客,時日不長。前呼後擁的浩蕩車隊巡遊了山東半島的沿海地區,為去海上仙島求取不老仙藥,派徐福帶500童男童女,駕船出海,是為日本為始。
第四次巡遊是在公元前215年,在歇了兩年後,秦始皇又開始巡遊。這是第一次北巡,同時“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秦始皇向北而去。從潼關過黃河去山西,到了河北邯鄲,東抵秦皇島。
出了山海關,到達遼寧綏中海濱。回途內蒙古,經陝西榆林、延安,回咸陽。為了對付強敵匈奴,下令30多萬大軍歷時兩年半,修建了全長700多公里,從咸陽直達內蒙古包頭的“高速公路”秦直道,以十萬大軍去榆林戊邊,築守長城。
第五次巡遊是公元前214年,徵發那些曾經逃亡的犯人,典押給富人做奴隸、主家又給娶了妻子的人,以及商販,去奪取陸梁地區,設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把受貶謫的人派去防守。又在西北驅逐匈奴。從榆中沿黃河往東一直連接到陰山,劃分成四十四個縣。沿河修築城牆,設置要塞。又派蒙恬渡過黃河去奪取高闕、陽山、北假一帶地方,築起堡壘以驅逐戎狄。遷移被貶謫的人,讓他們充實新設置的縣。
第六次是公元前210年十月,秦始皇開始了巡遊旅行。先後到達湖北、湖南、安徽、江蘇、浙江、山東、河北。
這一次巡遊至平原津秦始皇得病,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七月丙申,始皇崩於沙丘平台。本來應該由公子扶蘇繼位,可包藏禍心的趙高對秦始皇的死秘而不宣,採用“魚分龍臭”的伎倆,把發臭的魚放在秦始皇的靈車上,一防別人疑心,瞞天過海,矯詔遺囑,使胡亥取公子扶蘇而代之,成為秦皇二世。趙高把秦二世玩弄於鼓掌之中,驕橫專權,“指鹿為馬”,最終使秦國滅亡。
• 出巡頻率高
在秦始皇統一全國稱帝的十一年間,共有五次出巡,按年頭來記占稱帝年份的近1/2,這樣高的出巡頻率在中國古代帝王的交通行為總體比較中是排於前列的,也遠遠高於《尚書·堯典》所說天子“五載一巡守”的出巡頻率。
• 出巡季節安排多遵古制
秦始皇巡遊的出行季節一般以仲春二月居多,唯三十七年《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出巡時間是“十月癸丑”,頗異於古制。
• 出遊歷時較長
雖然秦始皇每次出遊歷時長短在文獻中的記載不甚明了,但仍可據相關史實做出較明晰的推斷。具體依據,一是根據三十七年巡遊的路線、行程和所用時間推算出秦始皇出巡的平均速度。二是根據二世元年秦二世巡遊的路線距離及所用時間和時代相距不算很遠的漢安帝延光四年(125年)南巡史事引為參照。三是根據當時的交通狀況及巡行過程中要進行祭祀山川諸神、垂詢地方行政教化、遊覽山水、體察民風民情活動所需時間進行修正。經推算,秦始皇幾次外出巡遊的平均歷時約為五到六個月,其中短者:二、三個月,如二十七年、二十九年,長則幾近…—年,如三十七年巡遊,歷時即約十一個月。
• 在海濱逗留時間長
秦始皇巡遊的時間特徵還表現在大量的時間是在海濱渡過的,在四次東巡中,瀕海而游的時間幾乎佔總出遊時間的一半,其中二十八年出巡,“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僅在琅邪一地,就停留了三個月。
• 時間安排比較科學
秦代沿用顓頊曆法,以十月為歲首,九月為歲尾。由此考察秦始皇出巡的方向路線和行程時間,可發現秦始皇每次出巡的方向路線和行程時間,可發現秦始皇每次出巡皆能結合各地的氣候條件作出較為合理的安排。例如,巡遊渤海之濱的時間大多在夏季;秦始皇三十七年於歲首十月出巡,關東各地和都城咸陽所在的關中地區即將進入嚴冬,所以,這次出巡選擇南出武關至去夢,在東南吳楚之地度過了寒冬和初春,至夏季始
北行至渤海,與秦始皇二十八年一樣,在最適宜避暑的海濱之地度過了盛夏。秦始皇三十二年和秦始皇三十七年,遊歷代、雁門、雲中、九原諸郡的時間分別是夏季和秋季,夏季北地氣候溫涼,秋季天高雲淡、秋高氣爽,在氣候上都屬於遊憩休閑的最佳季節。
從司馬遷所寫的的《秦始皇本紀》記述看,在秦始皇的最後11年(含去世的當年)中,秦始皇有5年巡行各地(公元前216年的“微行咸陽”不算)。未出巡的年份,秦始皇也以不同的方式關注著各地,如公元前214年之“略取陸梁地”,公元前213年之“築長城及南越地”(《正義》謂“戍五嶺”。《通鑒》作“處南越地”),公元前212年在作阿房宮的同時還有“除直道”以及徙民麗邑、雲陽之舉。
秦始皇多次而且主要是巡行東方郡縣。東巡中較多的是“刻石頌秦德”,強調的是“歌功頌德”,從刻石的內容來看,應該視為一種政治宣傳,其中包含著一些政治主張。另外,經過巡視了解,也有為日後作某些決定參考之意。公元前212年,秦始皇未出巡,但有立石“以為秦東門”之措施,應該就是他前幾年視察之後為東部“邊界”所作的結論。
秦始皇北巡,目的是為了對付匈奴。匈奴是一個長期的邊患,秦始皇兩次巡視北邊以及發兵“擊胡”、修長城等等,取得了“胡人不敢南下牧馬”的成績,因為秦始皇知道“亡秦者胡也”的問題,史書記載因此而派蒙恬發兵擊胡。
秦始皇為鞏固統一還進行了“平南越”。也許秦始皇沒有來得及南巡,但公元前214年“以謫戍南嶺”的記載卻是確鑿的,較早的記載還有《淮南子·人間訓》、《淮南衡山列傳》等幾處更具體的材料。《通鑒》綜合記述說:“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秦代初平南越”。
總之,秦始皇在最後十年,做了那麼多事,是頗有建樹的。
秦始皇成為實踐天子四方巡守政治思想的第一位帝王,他巡遊四方的壯舉,深深的影響著中國秦以後歷代封建帝王的巡遊行為,並且對次第承傳的中華民族多元文化生態產生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