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紹寬

劉紹寬（1867—1942），字次饒，號厚庄，是近代溫州地區熱衷社會活動者，勤勤懇懇的地方文化、公益事業者，於清同治六年丁卯十月十三日（11月8日）誕生於平陽縣江南鄉白沙里劉店（今屬蒼南縣龍港鎮）一個世代書香的家庭。父親劉慶祥，字玉溪，縣學廩生，能詩歌、駢文，尤善篆刻，著有《鐵耕小築印譜》四卷，《詩文鈔》各一卷，以授徒為業。玉溪公兄弟四人，大哥銘新，力學早世，妻楊氏，婚後五年守寡，“慟往自裁，家人守之嚴，諭以翁姑在堂，祖姑年邁，死為不孝，乃止”。二哥四弟都因不事生產而敗家。玉溪初娶曹氏，生一女；繼娶薛氏，生一女一子，子即紹寬，可是第二年又不幸病逝。當時嫂楊氏已四十二歲，受翁姑之命，撫紹寬為已子，攜歸張家堡東墩娘家居住。玉溪三娶章氏，生二女二子，子名紹瑀、紹宸。紹寬小育於楊家，這對他的成長，影響巨大。楊家“世以貲雄於鄉”，到了配籛一代，“益折節務儒業，既補縣學生，即入貲貢太學”，后以“捐輸得中書科中書銜”，成地方有名的鄉紳，楊氏即是他的女兒。但他“不事科舉，而喜讀宋儒書，自律甚嚴，言動必於禮”，與瑞安孫衣言交甚篤。金錢會起義事時，他組織團練划江自守，保衛江南，以積勞成疾而卒。配籛有三子：長純約，字遜伯，號小溪，由增生保舉訓導；次鏡澄，字仲愚，晚號愚樓，同治四年生員。“兄弟力學攻文，習舉子業，孫衣言見其愚樓文奇之。比官江寧布政使，招往讀書官廨，期之甚至。既以省試累薦不售，乃與兄純約鄉 居 教授，一以扶植後進為事，設親仁社學，月課文字，以教里黨寒畯子弟，多所造就”。第三子名鏡清，號筠坪，廩膳生，以例貢太學，授文林郎。但因二兄皆受業於孫衣言兄弟，他在家獨任田產生計之事。楊氏是他們的姐姐，娣弟間友愛甚篤，他們“定省之暇，晨夕怡怡，暑日之夕，列坐中庭，相與談經史文字，及國家掌故，名人軼事，皆娓娓可聽；冬則列坐曝南檐下亦如之”。這使他幼年即獲得良好的熏陶。六歲，與表弟子誾共同從廩貢生楊琴舟學句讀子誾少他一歲，是鏡清之子，是一天才兒童，“五歲能讀《爾雅》，十歲能作文，十五畢九《經》”，二人互相切磋，學業大進。到十一歲，楊家先後換了四位蒙師，領受了不同風格的教育。十二歲，舅氏分家，楊母攜他賃居中倉楊玉笙宅西廡，距舅家約一百公尺，從此走讀於舅家。十三歲至十七歲，楊家請來了博通經史又精於八股文的項雨農授課，向科舉考試發起衝刺，他仍走讀於舅家。十七歲這一年，是他少年得志之時，四月，參加縣試，經過四場考試，獲得“總案第一”，受到知縣湯肇熙激賞。六月通過府試，秋院試，他與子誾均考取了縣學附生；冬天，又與同歲的 陳氏 夫人結婚，正所謂“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雙喜並至，使楊母樂開了懷。數年來埋頭於八股制藝，整日詩云子曰“代古人立言”，這種應試學習造成知識面狹隘，中了秀才后他迫切要求開闊視野。他讀了為科舉俗儒稍增文蟲知識的《經余必讀》，“頗深有省，隨時摘記之，始知有諸子之書，索取《莊子》、《老子》諸書讀之”，當他看了藍鼎元①（藍鼎元（1680－1733），福建漳浦人，字玉霖，號鹿洲，雍正拔貢，為大學士朱栻所器重，任普寧知縣，署廣州知府。曾隨兄廷珍入台灣，鎮壓朱一免起義，著論台灣善後政策，強調均賦役，廣開墾以盡地力，弛海禁，提出“生財之道在百工”。尚著有《平台紀略》、《鹿洲公案》等）。的《鹿洲初集》，獲知朱熹、王守仁學說的不同，詢問楊愚樓，從他那裡取來《近思錄》，對理學家的修身養性開始關注。但對他震動較大的卻是1884年甲申中法之戰，8月23日，法艦突襲馬江（即馬尾）的福建海軍及福州船政局，致使南洋海軍的旗艦“楊威”號及8艘炮艦，2艘運輸艦全部沉沒或焚毀，附近40餘只炮艇及商船亦大部被擊沉，擊毀；中國官兵陣亡521人，受傷150人，法國海軍僅有5人斃命，15人受傷，船廠被法艦猛轟，船廠設施、倉庫及即將竣工的一艘巡洋艦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毀，這激發了他的民族意識，愛國熱情高漲“束髮事詩書，成童習象舞（周代摹擬用兵時的擊刺動作，以象徵其武功的一種樂舞，此指體育鍛煉），時當寇氛動，所志殲胡虜，壯懷每慷慨，剛腸絕媚嫵”！二十歲，開始教讀生涯。這時他已結束了與子誾14年的共學，且已有了長女涉英，家庭負擔重。他再也不有任由母親“日以針黹佐家需，夜則織紝組紃雖深宵嚴寒，諜諜不休”，“日常食蔬，不設兼味”，過艱苦生活了。第一批學生是王理孚和楊慕儔，次年又增加了陳毓琦，是他妻兄陳壽民之子，加上自己參加縣學考試得到的津貼和獎勵，楊母高興地說：“汝能自立，吾無憂矣”。夫人陳氏也能同甘共苦，一家和樂，過著“差堪食力比三農”的生活。授徒工作一直延續到三十歲，因中丁西歲（1897）拔貢且要赴京朝考而中輟，但所授生徒如王理孚等履次考中生員而聲名大噪，學生增至十多人，且多有所成就。這與他的敬業有很大關係，他曾說：“作事最易賓主不分明，既以課徒為事，則館課中課程雖煩碎，皆正業也，而自課諸事，皆旁業也”。這段時間，他的思想經歷了一次飛躍，生活上則飽經磨練。23歲，母楊氏患痢疾去世，享年63，“溽歲秋為癘，高堂祲莫蠲，職虧人子憾，方誤俗醫延”。他正為不能盡孝而歉疚時，災禍又一次降臨。26歲，本生父玉溪公又卒，原本“家累綦重，遂致屢空藉課徒以供菽水”的父親，遺下42歲的繼母章氏，14歲的小妹，9歲和5歲的弟弟，這都需要他分擔“事畜”的責任，家累更加重了。他深感自己“頤養無術”，作《尚志約》七條，中有“營生極力撙節，勿與世俗競靡自敗，致妄思非分財”以自勵。為了節省開支，他“立定限，酌一年之用，計日而分之，每日得用錢若干。另置《家用準繩》一冊，逐日按限以稽所用之贏絀，有贏則記某日贏錢若干，若絀則記某日絀錢若干，就一年通算，總期達限而止，庶乎出入有徑，而靡費可節矣”。而在學習方面，他有幸得到金晦的指導。金晦（1849－1913），號遁齋，瑞安求志社創始人之一，“顏李正傳在甌駱”，顏習齋學派的實踐和傳播者，且是以“革生”自詡，蔑視科舉的叛逆者。他受楊鏡清之聘，來到張家堡給子誾授課，次年掌教金鄉獅山書院。他主張“時文可不作”，“要專肆力有益之學”，他帶來革新的學風，培養了一批顏李學派信徒，使紹寬“始知有習齋之學”，知“經世之務，不在乎戔戔科舉”，使他的人生觀“自志學以來，至此始一轉手”。從1888年開始，他記日記凡十年“未嘗間斷，檢攝身心，頗資得力”。1890年，他從螯江訂購《申報》①（《申報》，中國歷史最久的報紙，由英商美查（Ernest Magcn）1872年創刊於上海，1909年由該報華籍經理席裕富收購，1949年5月上海解放時停刊。）以冀通曉時事。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他非常關注戰爭情況，對清廷的腐敗，日寇的侵詐兇殘痛心疾首認為“當局之咎，不可勝誅”。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訂，列強的侵凌，人民的苦難，使他每“展閱邸鈔，不禁胸中作惡”。他認識到“船堅炮利，外夷所長，而其君民一體，志慮專精，尤非中朝所可及。講求洋務者而不此之謀，吾恐購船購炮，靡費不貲，及至交綏，又悉以予敵，自斃當更速也”。相信“由下生上，自然井井有條；由上統下，必無善治也”。他熱烈憧憬變法，認為“古今治術，自唐虞一變而為秦，自秦至今又將一變矣”，讚揚華盛頓，明治是“真不世出之主也”。這種認識，在當時可謂鳳毛麟角，所以他認為經過中日議和剌激，始富於國家思想，“確是思想認識上的一大飛躍，加上生活上磨練，正如孔子所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他已卓然而立，再也不量般的鄉里塾師了。 1897年，他與瑞安董紹昌、陳范、蔡念萱，永嘉陳壽宸，樂清吳熙周等同成為“文行優秀”的拔貢生，並取得赴京朝考的資格。次年四月動身赴京，這年近逢戊戌“定國是”變法之年，朝野上下出現了一片生機。他路經上海，謁見陳虯、宋恕，多所請益，抵京，會晤與孫詒讓一樣以“文章、道德、勛業著稱”的黃紹箕、徐班侯等同鄉前輩。他們都“推尊西學，以為暗合三代之法”。六月參加朝考，會試總裁徐樹銘極讚賞之，認為可置第一，但因“題目落字”，抑為一等第元，得以保和殿複試。又因“黜於點划之微”而落第。返里時在上海與宋恕作數日之談，深感他“學有本原，識解超群，誠非易得”，並在日記中留下長談的記錄，成為不可多得的資料。他又與黃慶澄討論變法形勢，認為“談古法不能治今時者，非古法不善也，古今時世異地；談西法不能治中國者，非西法不善也，中國形勢殊也。參酌古今中外以製法豈易言乎”，現在“頑嚚聾瞽之人布滿朝列”，正是男兒奮身救國禦侮之時，所以王理孚對他的思想變化有這樣評價：“是歲因往來京滬，結識黃仲弢、宋燕生，獲聞國學要頌及中外政治之異同，且目睹康梁黨獄之譎詭，剌激殊深，浩然有當世之志”。 1899年，他所教的書塾學生慕名來學的越來越多，因此被請到平陽縣城西隅俞蔚文宅開館。金晦時時告誡他“課讀時文，戕賊子弟，不為無過，可輟斯業”。又說：“教學童，須命志氣開發，勿令萎靡，中國敗壞，皆在萎靡之故也”。他萌發改革教育之志，欲約“同志數人，聯館分任教科，設十二目”，包括文字學、經學、哲學、史地、數學、物理、體育衛生、掌故、時務、詞章及應試學，把科舉時文放在最後，或為應景點綴的課程。但試驗未開始，義和團運動已在北方蓬勃發展，瑞平一帶也有許阿擂、全宗才為首的拳民起事，江南、小南、南北港教堂均被毀，他參加了楊愚樓為首的江南團練組織，自庚子年元月十四至九月二十二，者在團練局襄辦，所謂“庚子隨仲舅，鄉邦靖氛逆，始知家國憂，匹夫與有責”。但當義和團在八國聯軍的槍炮中被淹沒在血泊，“神拳反”也被鄉紳和官府鎮壓下去后，辛丑辱國和約的簽訂，而溫郡因教案毀壞的教堂及教民受損八百餘家，勒令賠款的時候，他深刻地反省說：“賠教之事，民恕頗深，償款未到，而拆屋償命之根皆已埋伏，而教民又愚蒙不識大體，揚言以府眾怨兩愚相搏，其禍仍在眉睫也”。辛丑年他三十五歲，晚年回憶這一段時間說：“自是以後，悲憫之念日深，國身之系日切，較之十年前則大異矣。蓋余平生之學問自六歲入塾至二十二歲而一轉變，至三十五六而又一轉變”。怎樣轉變呢？他覺得救國必須治愚，而治愚舍教育莫由，他開始把重點轉到教育上來。辛丑八月，清廷命各省、府、州、縣設高、中、初等學堂，為此致書孫詒讓，詢問瑞安“蒙學程規”及縣學堂開辦之事。光緒二十八年（1902）壬寅，年初，在楊氏宗祠授徒，有學生十人，不久，被移任平陽最高學府――龍湖書院山長，十人均轉入書院。七月，清廷正式頒布《高等學堂，中學堂、小學堂章程》、《蒙學堂章程》等所謂壬寅學制，知縣胡為和來商辦縣書院改製為學堂之事，擬移聘他為監督（相當於校長），他願作教習，主持教務，推陳筱垞為監督，筱垞又讓吳承志，自己挂名堂長。平陽縣中學堂正式成立。他又與 鮑竹 君在劉店創白沙蒙學堂，竹君任堂長，他時往講課。縣學堂當時是新生之物一切都要摸索，從選擇校舍聘請西文教習，招收新生，安排課程直至研究教學方法方式，從實際出發組織班級等，都要他操勞，加上與陳子蕃一同負責中文課，確實“忙冗異常”。次年，學堂增聘了邃於史學的王魁廷子秩，同心協力，學校蒸蒸日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將學習與培養愛國情操、鍛煉工作能力緊緊結合起來，如與學生談話時說：“瓜分之說，諸生諒已有聞。向時不學西文、不通西語，尚無大礙，今則處處將與外人交涉，如不通西語，將大有妨害。本地風氣不開，視東、西文無甚緊要，外問於東文幾乎人人能讀，而西文則懵然不知者亦少矣”。他將震旦學院的經驗移植到縣學堂，如學習震旦“每間一禮拜演說一次，預日出題，命學生預備”，“所議皆國家政要，令諸生知有國事，以動其愛國之心”。1904年開學不久，開了一次演說會，題目是“日俄開戰如何結局”，學生、教師都熱烈地各抒己見，參加辯論。又可臨時出題討論，如“西人公德致富強之由與兼籌效法之策”等。推行學生自治，如“擬堂中章程三十餘條”，“擇定堂長四名，照堂章四星期由學生公舉一次”等。這段時間，他對教育的目的，宗旨進行深入的思考，批判了中國科舉制度下的教育是“利祿之途開，士為仕而學，其不為士者，舉為無教之民矣，即其為士者亦只以學戈利祿而已，而無所謂教育”。所以“欲講真實有用之學問，而定教育之方針，決自廢科舉始”。又指出：“今之教育，於教術之何以培材，實學之何以致用，言然不得其端倪，而惟趨向時風，依附未響，刺取《學堂章程》而雜就之，隨購各書坊課本而模範之。東塗西抹，自謂竭盡能事，問諸學生智識發達乎？無有也；官能增長乎？無有也；培公德，結團體，有高尚志趣與資格者乎，無有也；”這都由於教育未立宗旨。他強調“熱心學問之士，專自造就其國民資格，萬不可希冀利祿之心，以致荒廢正業。任教育者，須於此準定方針，指示來學”。只有立定這“唯一宗旨，如流水焉，萬折必東，始能達所就之目的”。這些，在當時真是石破天驚之論！所謂造就國民資格，即培養有知識、有能力、有公德、能團結，有愛國愛民的“高尚志趨與資格”的人才。一個世紀后，這種真知灼見，不是仍有借鑒的價值嗎？隨著對教育理論的深入思考和實踐中不斷提出的新問題，他感到有必要走出局促的天地，到日本考察明治給維新后教育的情況以資借鑒。在孫詒讓和溫處道童兆蓉的協助下，他與陳子蕃自籌經費，於1904年八月初二起程，十六日上法國輪船並賦詩明志云：“少不如人壯志虛，名場困我廿年余，此行聊補蹉跎憾，敢販新聞當著書？”二十一日到日本橫濱，十月十八日回國，二十五日到達上海。他馬不停蹄地參觀了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師範，各類專科學校到帝國大學等高等院校，上野帝室博物館，圖書館、動、植物園等文化教育設施，及東京地方裁判所、監獄共38所，尚不計與旅日同鄉的討論切磋，與日本友人的交往，參觀華族女校和農大運動會，到神田三省堂購中小學課本，東京造畫館購圖畫等教材、飯田町購“幼稚園思物”（幼兒園教具），且經日友人介紹和幫助購得《法典全書》、《職員錄》、《小學校事匯》。他欣喜地說：得前二書，“於日本職官、政法可得其概”后一書，“翻閱此書，於辦理學堂諸務，可得大半矣”。他總結此行是：“計往來共七十日，足跡大半在於東京，而於西京，大阪、北海道等處未能一涉。良由落拓書生，交遊素尠，無錢財以恣遠遊，無權貴以通聲氣，徒以熱腸憂國，無事可為，自分於教育一途稍竭智慮，庶於國民分子略有補救”。但因“國勢衰弱，外侮迭乘，聽睹所及，憤慨難已”，更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奠定了愛國教育家一生奮鬥的基礎。日本回來，過瑞安謁見孫詒讓，詳述觀學體會，回平陽后，“以其考察所得，遍語其鄉人，不數月而江南一鄉，蒙學堂創成十有四區”。他又將所得，寫成《東贏觀學記》呈請孫詒讓，孫大為讚賞，囑予付印，又寄來序文一篇，邀他同往溫州商量郡學之事，認為“平邑諸賢殆無逾吾兄者。“1905年六月溫處道童兆蓉接受留日學生”青田陳蘭薰（琪），平陽黃溯初（群），永嘉吳璧華（仲鎔）等建議，“設一統攝兩郡學務機關”，大力推進溫處兩郡學務。但童不久“猝感暑作古”延至九月，由代溫處道程恩培致函各縣學界中人，“訂期集會”。孫治讓特囑將《觀學記》寄一二冊給程，讓“先睹為快”。平陽參加會議的有紹寬、子蕃、子秩、理孚、仲芸等13等人。大家公推孫為學務處總理，孫提名他為副總理，他堅決推辭，孫更讚賞他“力任學務而不欲居其名”的風格。溫處學務分處開辦后，他擔任編檢，實際上“繕定學務處簡單”以至其他籌備工作，都是出了主要力量，確是“為教育服務於溫州全郡之始”。如主編《學校管理》，協助各縣聘請教師、招考學生、調解糾紛、編訂課本、為樂清；瑞安60多出外遊學者辦文申送，修訂務本學堂歷史課本，忙得不亦樂乎！ 1906年四月，他在同鄉京官黃紹箕，徐定超電舉，孫詒讓、陳介石支持下，就任溫州郡學堂監督。郡學創辦於1902年，學制混亂，“辦理數年，毫無成就（與學務處）密邇咫尺，聽其腐敗，關礙殊多，諷令改良，如風充耳”，而且“堂中學生腐敗之名為五縣最”，“大為商家之累，故商家皆以學生為畏物”。他的接任，顯然是一個燙手山芋，但他面對困難，毫無畏懼，正如他過去所信守的，立定宗旨，“如流水焉，萬折必東”，又如他所欽佩的吳郁周書齋聯語：“無堅強不屈之操，難堪托足；為庸俗無知所罵，愈見平心”！有這樣的志操，在改造郡學堂的六年中，他的教育事業達到了高峰。首先是整頓學校秩序，嚴格學校紀律。他排除阻力，斥革了四名害群之馬，恢復被排斥的六名優秀學生學藉；制訂學校規章守則，在監學石聘南的協助下，貫徹執行，從門房規則至學生請假規則，課堂規則等等，至1908年，形成了一整套《溫州府官立中學堂暫定章程》計二十六章。這“不僅在溫州為首創，即使全國亦不多見，為溫州中學歷史上依法治校奠定了基礎”。①（郭紹震《劉紹寬對省立十中的貢獻》，轉引自林勇主編《永懷集》）。其次是因材施教，調整班級，擴充學額。他比照學部《中學堂章程》，重新編排班級，通過考試，調整和淘汰了一批不合格的學生，招收程度相當的插班生，“釐定學制一律為五年，畢業后比照貢生，獎勵畢業生出身。這樣學生程度比較整齊，可按年級進行教學。學額”由“原來的80名，擴為400多名”。第三，聘請名師，擴充校舍，以身作則，提高教學質量。如親赴上海，專程聘請畢業於聖約翰的陳守庸為西文教習，月薪120元，而一般教員約30元，他自己也只40元，且在五個班級所兼經學課及國文課，均不支課時費。守庸執教六年，“成績為浙中諸校冠”。其他教師，都是一時傑出人才，如慈溪洪允祥，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聘為總教習（相當於教導主任）；樂表曹志旦任經學課，國文為陳宗易，陳燕甫、張振軒，數學瑞安岑晴溪，理化金伯昭，法制經濟為青田劉祝群，圖畫汪如淵，體育杭州王瑞侯；及李式揆，劉景晨、高誼、蔣叔南、吳次垣、王子秩等，濟濟一堂，蒸蒸日上，“成績於浙府諸校尚占特色”。最後，在擴建校舍，改善教學條件和學生生活上，都煞費苦心。校舍由原來的十畝二分地基，擴充為四十餘畝，“校內教室、實驗室、圖書館、大禮堂，師生宿舍、自修室、廚房、浴室、廁所等等。及內外大操場，一應俱全，校舍場地如此寬敞，在當時全省是數一數二”。監學石聘南更是同心協力，為學校建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自己同樣嚴定工作“規律，早起必思今日所為之事，登之於冊，日間既施為所思，又采聽於人；夜則盡檢一日所為，而更定明日所應為之事，循此毋變”。1909年閏二月，學堂舉行第一次畢業考試，將名列最優等的陳叔平三名學生，報請省提學使轉稟學部，遵章作為拔貢獎勵，破格留校任教。陳在校任教學教師連續二十六年，以善教聞名，為溫州培養了大批數學人才，為溫中贏得了“數學搖籃”的美稱。 1907年溫州師範學堂建成開學，聘他為經學、修身兩科教員。1910年春，中學舉行第二次畢業試，畢業生18人且赴省複試。但辛亥革命發生后，學校“為省款所掣，至於停課三月，惟甲班諸生得相從畢業，其餘風流雲散，不復能從容所學”。這使一心撲在教育事業上的教育家，只能“拊心隕涕”了。而這也是徐定超抵溫，任溫州軍政分府都督后千方百計支持的結果。在畢業典禮上，他語重心長告誡學生，“尤亟在於道德的扶植，蓋用世不可無才，尤不可無德。有德且才，譬之參、術、苓、桂，為藥劑珍品；若才而無德，則烏、附、石、砒，雖有一時取勝之用，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由於時局急遽變化，會計乘機透支挪用，學生伙食費的發給，又要監督傷腦筋，及至多方挪移發給，自己歸時已不名一文，由陳守庸、吳郁周各借給一百元，才得回家度歲。 1912年春天，他發函杭、嘉、寧、紹、金、處各中學校長，徵求中華民國成立后的辦學意見，但開學後有新派私議“學校亦須革命者”，他乃力請辭職，省方多次挽留不得，才予允准，由日本留學回歸在校任教的馬毓琪接辦。他作《留別》詩六首，在《別同事》中殷勤囑託：“絕學開新境，頹波挽倒流，育才吾黨事，豈為稻糧謀”。在《別全校學生》中，表達了“不盡相依感”，叮嚀“大難來日事，后望莫辜予”。《別新校長馬君》則說：“相期未了事，攻錯莫留瑕”，希望多予批評，以改正自己辦學中的瑕疵。“歸來主郡校，生徒滿東甌”這是他最大的安慰。離開改名為第十中學的郡校，他又面臨人生中第二個高峰，主修九十九卷的《平陽縣誌》。原縣誌修於乾隆二十三年（1758），至民國成立，已相隔154年了。民國四年，知事項需“以禁煙罰鍰羨餘詢眾擇所用”，士紳們都贊成以之充當縣誌經費，要求續修平陽志，並票選王理孚為修志局主任，聘流寓溫州的符璋為總纂，推舉紹寬為副纂，鮑竹 君、周喟、夏克庵任纂修，並聘採訪14人。他事先擬定《縣誌序目》、《說略》、《採訪事例》，並移寓縣城考棚。8月1日開局后，便全身心投入修志工作。方誌是科學的資料書，首先要求詳實，他和同事們考察了大量寺廟祠祀，摩崖碑版，學校書院；“全縣地形，皆經目驗，村名土俗，或藉諮詢”；“嫌採訪之不詳，扁舟載書具筆硯，遍歷各鄉河流，窮源竟委”。他們充分利用文獻、檔案、族譜等資料，往東來瑞安玉海樓、杭州文瀾閣、南京圖書館，上海商務印書館藏書處，及福建涵芬樓，閱讀、抄摘，不辭辛勞，取得了大量資料。他秉承吳承志、孫詒讓樸學精神，實事求是對資料嚴格審核，並撰《修志辨誤》。如周喟撰“名宦傳”，誤收謝瑾，他查閱了《甬上耆舊集》，“始悉謝瑾鄞人，知平陽府，幼康原稿誤收，今刪去”。又如舊志“選舉志”，將蕭振，宋之才定為“重和元年戊戌（1118）王昂榜”進士。但他查證后改為政和八年（1118），因為“考《宋史·徽宗紀》，是年十一月改元，賜第時尚無重和年號，今據改”。就是這樣芝麻綠豆小事，他也一定要符合當時事實，其他嚴謹處可想而知。對一時尚難掌握的，絕不馬虎過去，如修“食貨志”，“以田賦猝難修定，送縣署第二科核對徵收數目”。在“再勘《縣誌》，夜、覺”“學校”“一門缺學田一條，因作函致蘇達夫查稿併案”。在縣誌體例方面，他有了多方面的創新，如符璋在《民國平陽縣誌序》中所指出“四善”之一的“體例之善，列學校為專門；物產於食貨，倉儲，糴運蠲賑附焉，而鹽法別厘為卷。山水皆實敘，或自源及委，或自委窮源，不規模《禹經》（《尚書·禹貢》）、《班志》（《漢書·地理志》），如吳氏（吳承志）稿本之泥古”。又如全志結構，卷首為輿圖，卷1～59為志，包括輿地誌、建置志、學校志、食貨志、武衛志、風土誌、職官、選舉、人物、神教、經藉、古迹、金石、雜事各志，60～62為“補遺、正誤、考異”；63～98為“文征”和“詩征”。真是體大思精，為現代修志提供了範例，正如洪煥椿在《浙江方法志考》中譽之為“近代浙江方誌之佳作”而董朴垞評曰：“為近出新志之冠”。這是形式方面，在編纂主旨方面，則是“博稽食貨諏風俗，將興教放奠民康”；“願挽士風敦善俗，待諏吏治起疲氓”，強調了“凡以為民而已”的志書資政，教化作用。如《倉儲小序》指出：“古之治者藏富於民，民足則國無不足，故賦稅之納所以給國用也。然使歲饉民流，則賦安從出？此亦為國者所深慮也”。“人物傳”，是教化關鍵所在，他“唯於人物著評論，微文指斥時低昂”。強調“志傳後作論斷，本為《四庫提要》所譏，余竊有取於此，雖被譏不顧也”。在《吳榮烈，林鐘英、鮑天兆傳》后評論說：“清低賦稅，叢弊之藪，謂之天儲正供，使民間不得抗議，一抗議刑即隨之。黃梅三案皆抑勒之極，使激而上訴。竇待郎幾蹈不測，以蒞則蒙惡以死，雖事終得值，而夷傷多矣；天兆所控在商而不及官，故為禍較淺，然城狐社鼠，驅除已不易矣”！指出專制統治下賦稅的害民，令人警醒。 《縣誌》從1915年開局，至1925年完成，歷時十年。歲月淹遲，時局變化，其詞因難重重，都需要他們一一克服。首先是人事的變動，總纂符璋說：“志局甫開，遽以公款為人挪用暫行停辦告余，於是謀食他方，全局搖搖”。紹寬與同事們毅然負起全局責任，重行具體分工：“地理選舉、古迹諸志，則克庵主之，職官及人物傳，幼康主之；金石，拙中主之；物產，則屬余弟仲琳主之”。測繪輿圖，則浙江陸軍測給生張凌霄等七人主之其餘則紹寬“自撰，而 於諸 君所纂之稿，時加參訂，人物傳增易尤多”。在經費方面，“開局三載”，款即“用漸告罄，陸知事維李為請於省長，附征田賦兩年為修刊資，不敷，則志澄先備貲以繼”，他“與克庵、拙中自具筆札供役，賡續七載，始得竣事”。但款刻又，需要一批經費，又親自往各地勸捐，或解決某人困難後由他們樂助。最後在平陽人民支持下，“《縣誌》將次結束”，他欣慰地說：“十年之功得以告成，雖覆瓿亦無憾矣”。但更值得我們崇敬的、是他排除政治干擾的毅力和作出的鉅大犧牲。他在民國十一年《日記》按語中說：“是年選舉縣議會正會長，不無開費，承親友為招會，共一千一百四十元，后皆分年解償，每年償四之一，四年償清，不計息，並記於此，以志厚誼。是年所以謀為議長者，以《縣誌》在刊未竣，恐正副議長或非其人，將有干涉縣誌，使不能成刊之事。省志停修，亦一殷鑒，此所謂文士自愛其羽毛也。然犧牲金錢與名譽，竟所弗計矣！”實際上，擔任議長后，“每開會必歲二次，大好光陰，消磨於無謂談話中”，他不禁慨嘆“至為可惜！”而且，他還要經受閩浙軍閥混戰對縣誌工作的干擾：1924年，“閩軍入浙過境，縣議會副議長被害，志局校勘移到金鄉”潘氏塾中，他“與克庵皆往塾中校勘”。工作的艱苦，那些“盛世修志”的人無憂無慮，專心編撰，如仍坐靡公粟，十年無成，那真要無地自容了。 《縣誌》完成，他將六十歲了，但仍為溫區文化事業作出不凡的貢獻。1925年，張宗祥任甌海道道尹，“下車伊始，行視圖書館，目觀書籍闕佚，編製混亂，諄諄以整頓為意”。①（潘猛補《鄉國富文獻，先生探寶多》中引梅冷生到劉次饒信，見《永懷集》。）梅冷生推薦紹寬，經道尹再三敦請，六縣教育局長交推，他於5月到任，至1927年秋，他“就嚴編書目，加以審訂，寫定影石，曰閱覽室檢查書目；其平裝書別為一目，曰閱覽室近著檢查書目。一面刊發通啟，廣徵圖籍於各省、縣，以裨購買力所不足。一時征者，如吳興劉翰怡、張石銘、周湘舲，嘉興陶拙存、徐仲可，南海黃秋南，諸氏贈書，凡百數十種，中多精本”。②（孫延釗《劉紹寬與早期籀園圖書館》，見《永懷集》。）任間復著《籀園筆記》，記述籀園館事情況及觀書所得。其所編書目中，所列線裝書，都二萬四千八百二十八冊，平裝書計一千三百六十四冊，其中包括黃紹基家屬捐贈的蔘綏閣藏書九千一百九十五冊最為珍貴，他為特編專目。

劉紹寬先生（1867——1942）。他是近代溫州地區社會活動者，是溫州的現代教育和地方文化事業的先賢。他一生著述等身，流傳下來的以《厚庄詩鈔》、《東瀛觀學記》、《民國平陽縣誌》為最出名，人們尊他為：“浙南學界的爝火”。是有點過，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集一生心力與才華寫就的《厚庄日記》，現在已經引起學術界極大的關注，可譽為“跨越清季與民國時期的地方史料庫，記錄半世紀溫州風雲的鄉土文獻”。

《厚庄日記》這部宏篇著作歷覽溫州近代史，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為學術界矚目，這與劉紹寬先生所處的時代的特殊性，和他本人在溫州地方學術界的地位是有密切關係的。

劉紹寬，號厚庄，他的日記以號為名。他出生在平陽白沙（今屬蒼南縣）江南大戶人家，幼時啟蒙於楊遜伯、愚樓兩母舅，少時常從母舅請業於瑞安孫衣言、孫詒讓父子。17歲補縣學考試第一，22歲師事浙南大儒瑞安林垟金晦，30歲補廩生，31歲舉拔貢。

劉紹寬先生遊歷經歷豐富。1902年入震旦學院。1904年東渡日本，歷70天，參觀了東京等地各類學校24所，著《東瀛觀學記》。孫詒讓贊此《記》是：“於管理之方，教科之冊，無不採彼之長，以裨吾闕，其論之精，與周官經大小戴記多相符合，信不刊之作也。”劉紹寬先生還將日本考察的成果運用於溫州的教育發展上，“其考察所得者，遍語其鄉人，不數月而江南一鄉，蒙學堂創成十有四區，平邑學務，將從此大興。”據光緒三十二年（1906）統計，在劉紹寬先生帶領下，家鄉平陽辦起了普通學堂43所，為溫屬各縣最多，學生數2032人，為溫屬各縣之首，在全省排第二。1905年和1917年，劉紹寬曾兩度擔任溫州中學的校長。他在任上，制訂《溫州府官立中學堂暫定章程》二十六章，包括學科程度、功課試驗、經費概略、學生守則等，內容詳備，管理嚴明。他多方延聘名師，作為辦好學堂頭等大事，象留學日本明治大學高材生洪允祥（慈溪人）來任總教習，以三倍於己的月俸聘陳守庸任英文教習。當時的溫中人才薈萃。他還又親編教材，編有《國文教授法》、《修身講義》、《周禮講義》、《修身科教授導言》，且兼課不兼薪。因而校譽鵲起，學生人數逐年擴大，校舍設施迅速擴充。從這方面來說，他的日記最能反映溫州現代教育和現代文明。

他歷時十年，編修成了98卷《平陽縣誌》，成為體例完善，資料豐富，考據精到，敘述得體的近代地方志佳本之一。1925年任溫州籀園圖書館長時，廣泛徵集鄉賢遺著，與劉景晨先後應黃溯初之邀請，校刊《敬鄉樓叢書》，使溫州鄉賢學術著作得以繼存。

他關心國事，他長期訂閱上海的《申報》、《新聞報》、《時務報》、《外交報》、《萬國公報》、《時事報旬刊》，並與在上海和國外的留學生建立長期的書信聯絡，鄉事、民事、國事均能通曉。並將當時的政治時事摘論於日記之中。

他生於清王朝走向衰敗之時，經歷了外侮迭乘，軍閥混戰，日寇入侵的年代，親身感受到哀鴻遍野，生靈塗炭，民不聊生的世態，是“吾生憂患相始終”的一生。就是在這樣內憂外患時代里，他還專註學問、心無旁騖、淡泊名利、蔑視權術，秉承永嘉學派學風，開啟民智培育英才，努力探索救國救民之路，成為文化人。他的學識和閱歷，豐富了日記內容，他的思想軌跡也反映在了日記的字行之間。

劉紹寬先生做日記，是當作一門嚴謹的學問來做，是想將此作為一份文化遺產留給後人的。現在，《厚庄日記》已經成為溫州地方文史上的巨大財富了。

劉紹寬的《厚庄日記》始於1888年，止於1942年。這部洋洋百萬言的日記是他積半個多世紀的心力，銖積寸累寫成的。雖然這部日記還沒正式面世，只有部分選編，但已經引起了不凡影響，史學界認為，《厚庄日記》可與李慈銘(1830—1894)的《越縵堂日記》相媲美，甚至在時間和其它方面有所超越。因為李慈銘一生只經歷了晚清時代，日記只記有40年。劉紹寬日記卻比之多了14年，並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辛亥革命、國民黨政府、抗日戰爭等重要的時代和重大的歷史轉折，是我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時期，對溫州來說，這段史料彌足珍貴。但劉紹寬是很欽佩李慈銘的治學方法，生前曾經兩次閱讀了《越縵堂日記》，借鑒好多優點。他的日記不僅有李慈銘的學術意識和上流社會的動態，更有民間意識和地方雜事的記錄，其歷史的立體感更強。可以說，此日記容納了半世紀的溫州時代風雲，也記載溫州54年民間世態變遷，更做成了別人做不到的學問。

《厚庄日記》的全部目前還是個手稿。是用十行毛筆楷寫就的，大部分是劉紹寬先生本人的親筆，晚年的部分日記因為先生眼睛不好，是請人代為繕抄過的。這部日記的原稿珍藏於溫州圖書館，現在已經屬於善本。日記一共有4086面，集成了40冊。

上個世紀80年代末，筆者參加地方志編纂工作，首次接觸到了塵封了多年的劉紹寬的《厚庄日記》。當時平陽縣誌辦諸同志出於對劉紹寬先生的景仰，對地方文獻的重視，將這“善本”日記全部複印回來，並加以遴選，請了10多位善於書法的同志進行了謄抄，謄印成10卷，分別贈送給有關圖書館、檔案館和史志部門，成為當時編修第一代社會主義方誌可資可鑒的的資料。

劉紹寬先生本人史志專家，他的日記有詳有略，詳略得當。如他與當時的政治家、社會名流的談話，記錄得非常的詳盡，很有學術和歷史價值。但對一些動態性的、流水賬之類的只有寥寥數語。他曾經這麼表白過：“以後日記，一天時，二言動，三交際，四時務，五經書，六物理，七論著。每日案置正副冊各一，隨身出帶洋筆。”他為了不漏記，達到嚴謹，曾經對自己作出這樣的規定：“此須務帶鉛筆簿記於身畔，隨時隨事錄入簿中，以抄入冊，方能嚴密。擬明日起行之。”他的日記，貫穿一生，他將記日記當作歷史責任來完成。

劉紹寬先生是一位很有遠見的學問家，他深知日記歷史功能，是能成為地方百事之富礦的。從他記日記到現在的120年後，這部100萬字的文獻裡面裝載了太多的溫州那半個多世紀變幻的風雲。

因為他一開始就注重的日記存史價值，所以在內容的選擇，記錄的方法上就與眾不同，《厚庄日記》不是一般學者自己生活記錄，而是溫州那個年代，溫州地域風雲記錄。日記涉及了政事，將地方的政務變遷與國家的時事相接記錄；日記如實筆錄雜事，將溫州地方特定歷史時期出現的教案、神拳、團練，作清楚的交代；日記重點記錄了教育文化，因為那個年代正是現代教育開端之時，也是作者畢生為之服務的事業；他是修志和地方史研究專家，日記認真載錄佚文與文獻的考據成果，為後人提供了翔實的資料；他熱愛生活，觀察社會階層，注重名流的交往，關心朋友學生，日記里這些逸事均能見到，就是風俗地情和農務氣候都在日記里得到反映。因此說，《厚庄日記》為溫州史料富礦一點也不為過。有些重大事件的記載顯得非常難得，實屬珍貴，例如：

他在對日記的1933年至1934年的審閱時，寫下了這麼一段按語：“是歲時事驚人，東事直接交涉后，有馮(玉祥)之抗日，方(振武)吉(鴻昌)之境、蔡(廷鍇)蔣(光鼐)之據閩生變，而閩患尤為密邇。到劉(珍年)師過境，則患在肘腋矣，幸均平安過去，記載亦具可考。”這段話不僅可以讓人信服劉紹寬對重大事件的洞察，也能讓人欽佩他對於大事不漏記的嚴謹。

1912年日記中有反映辛亥革命在溫州動態的：“至鰲江與志澄接洽共和黨事，發函十餘封。”“預備明日共和黨開會事。”“共和黨開職員會，商訂章程，並辦《月報》。”1923年的日記中有溫州抵制日貨的：“5月1日，本日學、商兩界以抵制日貨遊行演說。”“9日，本日為‘五九’國恥紀念，城鎮罷市，各校學生遊行演說。”1924年則全年多以記錄浙閩軍開戰的情景，反映了軍閥混戰的溫州的社會狀況，也如實筆錄了溫州人對閩軍態度。“永嘉呂文起先生，瑞安楊群述知事，均來平陽歡迎閩軍。”1927年的日記，頻繁記載了當年共產黨在溫州活動，農民協會運動風起雲湧，各縣政府縣長調離和新任，駐軍不斷增兵和撤防的情況。而在1938年，記錄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合作的重大事件，則是非常難得第一手資料。“2月9日，浙江省主席黃紹竑昨來平陽，行至錢倉，蓋閱形勝，且召見劉英。乃劉英不來，而吳毓為代表。”“3月11日，劉英部隊昨已開行，有眾三千，開由泰順出境，渠與吳毓昨過縣，徐縣長午餞送行。”“國共雖併合，取消紅軍名目，而畛域仍存，黨部均以法逮捕入獄，計有四人。”更為可貴的是，日記里的1937年至1942年，記錄日機轟炸永嘉、樂清、瑞安、平陽的鰲江港與縣城的條目就有幾十條，筆者曾經就此專門摘錄整理。從劉紹寬日記中可以看到日本軍國主義對溫州人民犯下的罪行。“9月20日，省主席黃紹竑通飭各報，凡敵機轟炸，毀屋若干，均不許登載。真可謂掩耳盜鈴!”“縣長挈眷並全衙人遷往北港，自無期徒刑以上盡行槍決，執行於紅寮殿前，死者20餘人。”“《東南日報》聲稱永嘉戰退敵人如何方略，如何奮勇。且於前月廿日，瑞安敵人分入平陽，被殲數百人云雲，報紙誕妄如此，直無可看。”這些筆調真實，讓了更直接地了解國共合作時期的摩擦，以及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殘酷殺害共產黨人的實情。

除了這些珍貴的政治性日記外，劉紹寬先生更擅長文化名人交往和學術性的記錄，他與宋平子、陳虯、陳介石、孫詒讓、黃紹箕、金晦、徐班侯、黃溯初的結識與書信來往，詩詞唱和，都記錄其中。他在記述與宋恕長談時內容達數千字，很有維新思想。同時，他對晚於他的溫州名人也隨時記錄。如1906年郭漱霞赴義大利米蘭參加漁業會；1920年數學家姜立夫在美國獲博士學位；1927年謝俠遜以象棋享譽國內外；1933年蘇淵雷在獄中著《易論初稿》；夏承燾寄示《白石旁譜音辯》；溫州年青學者五人，平陽有四，樂清有一，張伯均、姜立夫、陳宗一、蘇步青、洪伯容，等等。他20歲開始“授徒”，畢生於教育事業，記錄溫州教育發展資料更是詳盡，可稱之為溫州民國時期的教育史。

位於浙江平陽縣昆陽鎮牧垟村的劉紹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