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車別

杜車別（網名），真名孫海寧，上海大學數學系畢業，先後獲應用數學學士、理學碩士學位。愛好蘇俄文學與魯迅作品。現為自由研究者，在影視劇評論、社會發展史、中國古代經濟史、明代政治史、蘇聯史、史學理論、民族政策、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理論等領域都有一些自己的見解。

寫出了《生產積極性變革理論和實現社會主義的構想》、《對資本主義萌芽的再討論以及對中國歷史的重新認識》（包括第二編〈明朝滅亡的原因和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發展〉）、《對歷史上民族壓迫危害的分析及民族理論問題之綜合論述》、《毛文龍真相考辨》、《明末清初的中國人口問題》等長篇著作共計一百五十多萬字。

中短篇文章有《變形金剛——矩陣的外化、黑客帝國之後機器文明演化的歷史》、《對黃宗智過密化理論的修改——對清代中國內卷化的經濟學解釋》、《地震預報的可行與一些建議》、《文明斷裂的悲劇——被清代割斷的明朝與近現代中國》、《明清中西方科技交流的對比》、《明代輿論獨立的超前和君權約束的制度分析》等。

其學術觀點，在網路上受到了極大的關注，並得到了學術圈內相當多的學者回應。

2013年08月，出版《明冤——毛文龍、袁崇煥與明末中國歷史走向》，已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出版，封底特地邀請著名製片人張紀中寫了一段點評。

2017年8月，出版《大明王朝是被誰幹掉的》，由世界知識出版設出版。

2018年10月，出版了《元亨論：祛除中國人的思想自卑》 ，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2018年10月，出版了《明末清初人口減少之謎》，由中國發展出版社出版。

其網名原為“杜車別赫”，取自俄羅斯19世紀四大革命民主主義者：杜勃羅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赫爾岑，其中杜勃羅留波夫是杜車別最佩服的外國思想家（儘管25歲就死了）。

屠格涅夫對別林斯基的優缺點曾經有過一段評論：“（別林斯基）是急不可耐和愛衝動的，然而是清醒的和頭腦健全的聰明人真情的不可遏制的流露，他的理智為純潔和熱情的心靈之火所溫暖，並且受到幾乎無法用任何東西取代的、對真和美的靈敏而正確的鑒別力的指引。別林斯基正是我敢稱之為中心人物的人；也就是說他因自己的全部優缺點而站在靠近中心的地方，處於靠近本國人民的本質的地方。因此他的缺點本身，例如他的知識較少，好動而無苦幹精神，不樂意從事需時較多的工作等，似乎帶有必然性，具有歷史的含義。二十年前，一個飽學之士不可能成為我們社會的真正代表；甚至在今天他也可能成不了。但是，這一點並不妨礙別林斯基成為自己時代的社會意識的領導者之一。因為，第一，他雖然不是飽學之士，但是他知道的東西就足以使他有權說話和開導別人；第二，他所知道的正是需要知道的東西，……”

“別林斯基熱烈希望任何時候都做一個真正的人，他沒有任何鄙俗的面子觀念，因此他容易受到他所尊重和信賴的人的影響。他生性喜歡誇張，或者更確切地說，喜歡無所顧忌地、完完全全地說出他覺得是正確的一切；他不小心翼翼，反覆掂量。”“因此他經常寫的起了勁，自相矛盾起來，後來他的論敵就幸災樂禍、得意洋洋地指出他的矛盾，但毫無用處。”

杜車別在優點上自然遠遠達不到別林斯基的高度，但在缺點上和別林斯基有共通之處。

現代的中國社會或許無法培育出類似19世紀的俄羅斯產生的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這樣的人物，但類似杜車別這樣有自己鮮明個性和獨樹一幟觀點的人存在，也是社會多元化的表現。

王朔曾經說中國所謂的知識分子都不過是知道分子，有知無識。杜車別或許不屬於那種博聞強記、過目不忘，對任何知識都能口若懸河、信手拈來的人，但凡是在他曾經花過一段時間深入了解的領域，他能提出帶有自己鮮明烙印的，帶有系統顛覆性的看法。他的觀點或許不完全正確，但他的觀點所具有的啟發性是客觀存在的。

在史學上，對大陸傳統馬克思主義學者所秉持的“五段論”進行了揚棄與修正，否認“奴隸社會”為一獨立存在的社會階段，提出了“星火意識”、“燎原意識”、“資本主義待孕社會”、“資本主義因素”等概念，對“資本主義萌芽”進行了新的探討與定義，在此基礎上對一系列歷史現象進行了重新的解釋，對“中國古代王朝盛衰周期律”、“中國未能發展出資本主義的原因”、“明朝滅亡原因”等問題進行了形象、合理的全新解釋，並對黃仁宇、樊樹志、顧誠、錢穆、孟森、吳思、郭沫若、閻崇年、馬克思·韋伯等中外學者的觀點進行了或深或淺的批判，全面否定了解放后統治中國大陸學界的“戰國以後中國處於封建社會”論斷，並認為中國近代落後於西方的關鍵在於滿清的入侵與民族壓迫；堅決反對歷史研究中的“臉譜化”、“標籤化”傾向，主張還原古人以“正常人”的真實面目；堅決反對一些學者提出的“‘資本主義萌芽’系偽命題”的觀點。

作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杜氏高度評價了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歷史意義，稱讚前東歐拉美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為“整個人類新文明先驅者”；堅持計劃經濟的優越性，對“斯大林模式”予以高度評價，而對推崇市場經濟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多有批判，試圖從“自私本性”出發證明“資本主義信徒”的荒謬及共產主義的可行性、合理性；從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出發，對“自由”、“民主”等概念進行了透徹的、新的闡釋，以“徹底的自由”、“人的全面發展”等為標準指出了西方資本主義擁護者、憲政自由主義者所標榜的相關價值理念的片面性與歷史局限性；在相關論述中，特彆強調“生產積極性”的作用，並認為以往社會主義探索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忽視了對在舊社會條件下形成的生產積極性的變革與改造；提出了“快樂機制”的概念，站在新的視角上論證了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必然性，並對社會主義時期的各項制度進行了富有建設性的設想。

杜車別在《資本主義萌芽新理論》中指出：“任何問題，只要能夠被提出來，能夠進入人們注意力的中心，給人們造成一定的困擾，就都是有意義有價值的問題，而絕不是什麼偽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可以加深人們對事物之間關係的認識，可以增加我們原來缺少的知識，可以澄清頭腦中一直存在的一些迷霧，即使最後發現組成這個問題一些概念一些提法並不確切恰當，那麼它依然是歷史存在的有價值有意義的真問題。因為如果從嚴格的角度上，由於人的認識總是不斷深入不斷進步，大部分的概念都只有暫時的意義，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原先用這些概念表達的問題的真實意義！那樣的做法既不科學也不現實。”

杜車別在《計劃經濟是唯一出路——生產積極性變革理論與實現社會主義的構想》的引言部分寫道：“相信未來終有一天，所有正直的人都會同意建立這樣一座紀念碑，這座紀念碑上鐫刻著從列寧到斯大林，再到包括昂納克在內的所有前東歐拉美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紀念他們作為整個人類新文明先驅者的偉大貢獻，沒有他們篳路藍縷的探索，沒有他們千辛萬苦的實踐，沒有他們的失敗，也就永遠不可能有後來者的勝利。人類會以感激尊敬的心情來紀念他們，來抹去潑在他們身上的污水！”

相關文章貼出后，在天涯、百度、新浪、鳳凰網等網路論壇上引發了大規模的論戰，其文也被大量地轉載。杜氏的“粉絲”認為其文文筆犀利，旁徵博引，邏輯嚴密，分析透徹，觀點石破天驚又合情合理，同時直擊長期以來人們的思維誤區和認識盲區，使人耳目一新、醍醐灌頂，有振聾發聵之效；而不少反對皇漢主義的人，則認為其受民族主義情節干擾，犯了“選擇性失明”的錯誤，有斷章取義之嫌，在研究中有明顯的偏向性，一些論述與評價有失偏頗；許多立論直接建立在別人的研究成果之上，系“二手資料”，史料收集與整理不夠踏實，並且過於理想化，一些觀點顯得想當然。

上海師範大學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虞雲國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程念祺副研究員，明史專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王家范教授，都發表過對杜車別其人或其文的評論。

2009年10月18日，杜車別受邀在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進行題為《洗清潑在明朝歷史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上的髒水》的演講。

杜車別發表於紙質媒體的文章的不完全統計：

1、《對前社會主義國家民族政策的反思》，載於《經濟管理文摘》（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管）2008年第21期

2、《破解明代賦稅收入過低之謎》，載於《社會觀察》2007年第9期

3、《關於明代賦稅收入過低問題——對話黃仁宇》，載於《社會觀察》2007年第9期

4、《關於橫徵暴斂問題——兼駁吳思“崇禎死彎”》，載於《社會觀察》2007年第8期

5、《內帑真相——戳破一個甚囂塵上的謊言》，載於《社會觀察》2007年第8期

6、《 所謂萬曆作風問題——兼駁閻崇年等謬論》，載於《社會觀察》2007年第7期

7、《萬曆真的昏聵無能么？》，載於《社會觀察》2007年第7期

8、《程朱理學的產生與科學精神的建立》，載於《時代教育(先鋒國家歷史)》2007年22期

9、《康熙仁愛乎——對於閻崇年教授一些觀點的商榷》，載於《大歷史》2008年12期。

10、《中國文化的歪曲從滿清開始》，載於《新史記》第一輯（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