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故居

東堂子衚衕屬東城區建國門地區，是東單北大街路東從南往北數的第六條衚衕，自西向東溝通東單北大街與朝陽門南小街，長700多米，衚衕南側與協和衚衕相通。

明代，稱“堂子衚衕”（舊時蘇滬方言稱妓院為“堂子”）；清代因與“金魚衚衕”北面的“堂子衚衕”重名，遂將此“堂子衚衕”改稱“東堂子衚衕”，彼“堂子衚衕”改稱“西堂子衚衕”；“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瑞金路十二條”，后復稱“東堂子衚衕”。衚衕內有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築遺存，現為公安部接待站和宿舍。《天咫偶聞》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東堂子衚衕，故大學士賽尚阿弟也。”院內原有一聯：有水有山有竹，宜風宜雨宜晴。賽尚阿，字鶴汀，正藍旗蒙古人，阿魯特氏，是當代國學大師啟功的外高祖父。賽尚阿在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中舉人，曾任內閣學士、理藩院尚書，又被授予過頭等侍衛，最後官至步軍統領、協辦大學士。咸豐元年（1851年），因在與太平軍作戰中連連失利被治罪，其宅第亦被籍沒。咸豐四年，賽尚阿的宅第被改為鐵錢局公社；咸豐十一年，鐵錢局公社改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順天府志》載：“此次總理衙門義取簡易……擬僅將大門酌加修改，其餘則稍加整理，不必重行改修。”

東堂子衚衕75號，舊時的門牌是東堂子衚衕33號，在衚衕西段北側，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三進院落，建築面積為368平方米。街門是利用一間倒座南房后辟的，無規矩可言。一進院有倒座南房5間；二進院有南房4間，北房3間，東、西兩側各有耳房1間，有東、西廂房各3間；三進院有帶前廊的北房3間。院內房屋均為起脊合瓦房。蔡元培從1917年到1920年租住於此，當年，一進院的倒座南房是客廳。

1985年10月，東城區人民政府將其作為“蔡元培故居”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中進士，入翰林院任編修，曾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1902年，與蔣觀雲等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創辦愛國學社和愛國女學。1904年，與陶成章等組織光復會，被舉為會長；次年參加同盟會，為上海分會會長。1907年，赴德國留學。1912年，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1915年，在法國與李石曾、吳玉章等倡辦留法勤工儉學會。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五四運動爆發后被迫辭職。1927年，任國民黨大學院院長，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九一八事變后，主張抗日，與宋慶齡、魯迅等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有《蔡元培全集》存世。 1940年3月，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后，周恩來敬獻了輓聯：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縱觀蔡元培的一生，先生是民主革命家，是社會活動家，更以職業教育家聞名於世。說到蔡元培，人們習慣稱其為“北京大學校長”，北大也以有“蔡校長”而自豪。其實，蔡元培並不是北大的首任校長，在他任校長之前先後有嚴復、章士釗（由馬良代理）、胡仁源四任校長；而且，他擔任校長的時間也不很長，只有兩年多的時間。但他的教育思想與教育改革的影響卻非常大，說到北京大學校長，人們自然想到蔡元培，大有“除卻巫山不是雲”的韻味。

顧頡剛在《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一文中回憶：“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來北大，逐步使北大發生了巨大的、質的變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他一反以前歷任校長目中無人、不予理睬的慣例，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躬，這就使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

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長期間，在北大組織了“進德會”，認為“私德不修，禍及社會”，意在以改變士風以影響社會風氣。蔡元培指出，入會的效用有三：一，可以繩己；二，可以律人，三，可以止謗。他感慨於“北大之被謗久矣，而止謗莫加自修。”

進德會會員分三種：

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納妾。

乙種會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做官吏，不做議員。

丙種會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

蔡元培先生自認“乙種會員”，持“五戒”，一生不置產業，沒有艷聞。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為能。”先生堪稱“士”之楷模。馮友蘭認為，蔡先生的人格感召力甚至比“兼容並包”的教育思想還偉大。

蔡元培先生的辦學方針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提倡學術民主，‘主張不論什麼學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就應允許其存在；不同主張的教員，無分新舊，應允許其自由講學，讓學生自由進行鑒別和選擇。認為教學內容要“古今中外”，甚至增加了戲曲、小說等課程，在教師的選擇上更是不拘一格，惟才是舉。顧頡剛回憶：“那時北大不但聘請左派和激進派人士李大釗、陳獨秀當教授，請西服革履的章士釗、胡適當教授，還聘請穿馬褂、拖著一條長辮的復辟派人物辜鴻銘來教英國文學，甚至連贊助袁世凱稱帝的籌安會發起人之一的劉師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壇。”從當時北大教授的年齡結構看，既有年過花甲的辜鴻銘，又有年僅二十四歲的梁漱溟。而且，梁漱溟既無大學學歷，又是投考北大的落榜生。但是，蔡元培見到梁漱溟在《東方雜誌》發表的《窮元次疑論》，毅然請梁漱溟到北大講授印度哲學。

自蔡元培任北大校長開始，北大就對學生採取“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管理方式。蔡元培先生要求“各學系有缺額時，均得收旁聽生”，還批准要求入學的女生王蘭為北大旁聽生，開放女禁。一時，轟動了北大，轟動了北京。

一位當了幾十年中學校長的先生對我說：“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對解放思想、促進學術發展確實很有意義，但我在實際中始終沒能做到。”對於教育，我是外行；對於這位先生的感慨，自然更不敢置喙。恰巧手頭有一篇王石川的文章——《我們為何要緬懷蔡元培》。文曰：

“我們緬懷蔡先生，其實是為了一澆胸中之塊壘。四年前，北大改革轟轟烈烈，但最終無疾而終，不了了之。北大哲學系教授韓水法在《世上已無蔡元培》中感嘆：無論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尋而覓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簡單地想以蔡元培為論事的，都面對著一個不乏諷刺意味的事實：時至今日，就中國大學（內地範圍）的改革和發展來說，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無蔡元培！”

2000年末的時候，北京的蔡元培故居所在地區面臨拆遷，院內居民被遷走，故居險遭拆毀。因社會各界多方呼籲，經北京市政府有關部門決定，故居應“原址保存”，這所院子才幸運地得以保留。當時，我也為保護故居而大膽發表了一些意見。但是我沒想到，蔡睟盎居然會看到這篇文章，而且很好地保存著。

說到北京對蔡元培故居的保護以及由其而引起的那場風波，她很認真地對我說：“謝謝你。”

我感到很慚愧，因為我不敢告訴她，與上海相比，北京那處故居的情況實在不容樂觀。

回到北京后，我特地再到東堂子衚衕去了一次。蔡元培故居附近的民房已經全部拆除，只留下那一個小院孤零零地立在那裡。站在已經不成其為衚衕的路口北望，如果沒有那些新建的高樓阻擋，應當可以遙遙看見位於沙灘的老北大紅樓，離它不遠的北河沿，有原法科大禮堂所在地，1919年5月3日晚上的學生大會，就是在那裡召開的。由東堂子衚衕東行不遠，是“火燒趙家樓”的遺址，那裡也是一片居民小區的樓房，只有在一塊石碑上鐫刻的文字，還記載著那段史實。

蔡元培故居緊靠衚衕的一側，數間房屋被嚴重拆損，屋頂沒了，院壁一片殘痕，院內幾間房屋也被捅破了頂，大門兩側，被刷上兩個大大的“拆”字，而刻有“北京市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蔡元培故居”字樣的石碑還嵌在牆上。

文物部門唯獨將東城的東堂子衚衕75號確定為文物保護單位，就是因為這裡與偉大的“五四”運動有著密切聯繫。

近一段時間，蔡元培故居突然面對危急形勢。一個房地產項目計劃在這裡興建，故居周圍已拆出了一片，隨即發生故居部分房屋被破壞事件。文物部門的工作人員赴現場制止了這一行為，並派專人看守。所幸故居大部分房屋保存完整。

11月24日，故居已開始由房管部門修繕。

北京市文物局明確表示，蔡元培故居只能原址保護，不許異地拆遷。

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說：“《文物法》里之所以有文物保護單位這一項，就是因為它們不能動。如果隨便搬來搬去，還談什麼文物保護單位？蔡元培故居太重要了，它與周邊的環境有著密切聯繫，是不能搬遷的。這裡又不是修水庫，建設與國計民生相關的大工程，有什麼理由讓蔡元培先生搬家？”

蔡元培故居與別的故居有些不同。別人的故居，比如郭沫若、魯迅、梅蘭芳、老舍，他們生前都有自己的房子，擁有房屋的產權，蔡元培一生未置產業。直到他1940年在香港病逝，他在大陸也並沒有一處他自己的房產。

在北京蔡元培先後租住過的幾處住宅中，東城區東堂子衚衕75號之所以被定為“蔡元培故居”，是因為蔡元培1917年至1923年任北大校長期間租住在此。“五四運動”正是在這裡策源。

“這個院子，也就是沾了蔡元培的一點兒邊，要不是，它值得保嗎？你看，就這房子，是文物嗎？”在北京東堂子衚衕75號蔡元培故居，一位自稱是市政工程部門的工作人員，向記者大聲說道。

蔡元培故居緊靠衚衕的一側，數間房屋被嚴重拆損，屋頂沒了，院壁一片殘痕，院內幾間房屋也被捅破了頂，大門兩側，被刷上兩個大大的“拆”字，而刻有“北京市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蔡元培故居”字樣的石碑還嵌在牆上。故居院內最後一位住戶胡錦才領著記者四處探望。“這不是一般人的院子呵，這是蔡元培先生‘五四’期間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時住過的房子，聽說當年北京大學的學生就是從這裡打著紅旗出發，去爭民主科學的！”胡錦才感嘆道，“蔡元培當過很大的官，但生活非常儉樸，這確實是一個普通的四合院，正因為它普通，才顯出了蔡先生的人格！”

上個世紀之交，中華民族苦難深重，蔡元培1892年中進士，甲午戰爭后，同情維新派，1902年在上海組織中國教育會，同年冬又創設愛國學社，宣傳“排滿革命”。后赴法留學，直至武昌起義后才回國。回國後任南京臨時教育總長，1917年起任北京大學校長，主張“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影響並塑造了整整一代學人。

1919年5月2日，蔡元培獲悉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北京政府準備在喪權辱國的和約上簽字，當即告知北大學生代表。5月4日下午1時，北京大學等校學生3000餘人齊集天安門，示威遊行，並赴趙家樓，火燒賣國賊曹汝霖的住宅。此後，蔡元培為營救被捕學生努力奔走，5月8日，在軍閥政府的重壓之下被迫辭職。

這個普普通通的小院，凝聚著這段風雲。81載春秋逝去了，趙堂子衚衕，就可達火燒趙家樓的遺址。這個活生生的環境，見證著一個民族在險些死去的時候，曾經爆發的血性與激昂的良知。

蔡元培故居為東、西各三進院落，原大門在中間。現分為75、77號兩個院落，75號在東邊又開一小門。院內原住有10多戶居民，現已被工程部門搬遷，院內除添建了一些小房子外，沒有太大變化。蔡元培在北京任職多年，自己卻未購置房屋，一直是租房住。他先後在西城、宣武、東城居住過。文物部門唯獨將東城的東堂子衚衕75號確定為文物保護單位，就是因為這裡與偉大的“五四”運動有著密切聯繫。

近一段時間，蔡元培故居突然面對危急形勢。一個房地產項目計劃在這裡興建，故居周圍已拆出了一片，隨即發生故居部分房屋被破壞事件。文物部門的工作人員赴現場制止了這一行為，並派專人看守。所幸故居大部分房屋保存完整。

1919年11月24日，故居已開始由房管部門修繕。“不是說要拆嗎？怎麼又修起來了？是不是怕人說嫌話？”“修好了，早晚也得拆，不然，幹嘛把‘拆’字都給畫上了？”旁觀者七嘴八舌地議論道。

1919年12月5日，記者再赴現場，看見故居臨衚衕一側的房屋已經修繕，牆上的“拆”字已被抹掉。但後院北房的門窗不翼而飛，房頂有受損痕迹，后牆還被拆出一個大洞。

“這是破壞文物，是違法行為，我堅決反對！”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侯仁之說。

據了解，開發方已提出將此故居異地重建的請示，這未獲主管部門批准。北京市文物局明確表示，蔡元培故居只能原址保護，不許異地拆遷。

“蔡元培是多麼重要的歷史人物，這個故居就處在‘五四’運動的一個具體環境里，這是不能動的！難道‘五四’運動也要搬家嗎？！”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鄭孝燮對記者說。

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說：“《文物法》里之所以有文物保護單位這一項，就是因為它們不能動。如果隨便搬來搬去，還談什麼文物保護單位？蔡元培故居太重要了，它與周邊的環境有著密切聯繫，是不能搬遷的。這裡又不是修水庫，建設與國計民生相關的大工程，有什麼理由讓蔡元培先生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