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增長率

平均總人口=（年初總人口+年末總人口）/2自然增長率

人口出生率=出生人口數/平均總人口數*1000‰

死亡率=死亡人口數/平均總人口數*1000‰

自然增長率=（出生人口數-死亡人口）/平均總人口數*1000‰

自然增長率指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種群數量自然增加數（出生個體數減死亡個體數）與該時期內平均種群數量（或期中種群數量）之比（對人類一般用千分率表示），是反映種群數量發展速度和制定人口計劃的重要指標，也是計劃生育統計中的一個重要指標，它表明種群自然增長的程度和趨勢。

另外，自然增長率還可以用出生率與死亡率之差表示（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死亡率）。當一段時間內出生個體數超過死亡個體數時，自然增長率為正值，當一段時間內死亡個體數超過出生個體數時，則為負值。因此，自然增長水平取決於出生率和死亡率兩者之間的相對水平，它是反映人口再生產活動（種群類型）的綜合性指標。

人口自然增長率非洲最高，而一般國家都達到2%以上，反應了人口的出生水平，是衡量國家人口的基本國策，也是控制人口增長的重要指標，對人口自然增長率作出準確可靠的預測，不僅是政府政策部門進行人口發展管理的重要依據，也是緩解人口與環境衝突，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有效途徑。

增長型：當出生率大於死亡率時，往往幼年個體數多於老年個體數，該種群為增長型。

穩定型：當出生率接近或等於死亡率時，往往各發育階段個體數較為平均，該種群為穩定型。

衰退型：當出生率小於死亡率時，往往幼年個體數少於老年個體數，該種群為衰退型。

滅絕型：當很長一段時間內出生率為零，甚至種群內不存在繁殖年齡個體時，該種群往往由於繁殖終止而最終走向滅絕，或者由於幼仔太多卻由於親代的缺失而得不到撫育，最終幼仔全部走向死亡，該種群即為滅絕型。

人口自然增長率，是反映人口發展速度和制定人口計劃的重要指標，也是計劃生育統計中的一個重要指標，它表明人口自然增長的程度和趨勢。自然增長率

指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人口自然增加數(出生人數減死亡人數)與該時期內平均人數(或期中人數)之比，一般用千分率表示。

人口自然增長率=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

另外，人口自然增長率還可以用人口出生率與死亡率之差表示。當全年出生人數超過死亡人數時，人口自然增長率為正值，當全年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數時，則為負值。因此，人口自然增長水平取決於出生率和死亡率兩者之間的相對水平，它是反映人口再生產活動的綜合性指標。

要注意盡量控制人口增長率

人口自然增長率非洲最高，一般國家都達到2%以上。

自然增長是中國各地區人口變動的基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同樣的自然增長率，其社會、經濟背景可能大不一樣，如同為23‰，可能是出生率為39‰，死亡率為16‰（如第四次普查時的青海省瑪多縣），也可能是出生率為29‰，死亡率為6‰（如山東省金鄉縣），其差別反映出兩個不同的人口過程。

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人口增長的基本特點都是“高高低”型，新中國成立后迅速轉變為“高低高”型。在50年代，自然增長率一般保持在20～23‰左右，而1962～1970年間自然增長率連續9年保持在26‰左右，其中1963年的33.33‰不僅是新中國成立后歷年的最高峰，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大概也無出其右。這一時期，中國人口的自然增長類型屬於傳統型。

進入70年代以來，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自然增長率也呈現出連續式的銳減，1970年尚高達25.83‰，1976年即跌到12.66‰，1979年進一步

降至11.61‰。這樣的下降速度，在世界範圍內也是少見的。近幾年來，由於出生率回升，自然增長率也增大了，第三次和第四次人口普查均在14.5‰左右。總的說來，這10餘年中中國人口的自然增長屬於傳統型和

之間的過渡類型。現代型1991年，世界平均自然增長率為17‰，不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發展中國家為23‰，都大大超過中國。但全部發達國家僅為5‰，中國要超出2倍，差距還是很大的。黨中央不久前在90年代十年發展綱要中要求把人口的年平均自然增長率控制在12.5‰以內，如能實現這一目標，到自然增長率2000年全國人口將不超過12.9億，屆時中國將進入現代型國家的行列。

到下一個世紀，中國總人口在12.9億的基礎上還會有一些增長，預計到2050年前後將達到大約17億的峰值，這實際上也是中國這塊土地合理人口承載能力的極限。但如果把計劃生育抓得很緊，也有希望不超過16億。反之，若抓得不緊，人口達到18億，甚至20億，也是很有可能的。因此切不可掉以輕心。

中國各地區之間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相差都不小，自然增長率因此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東部地區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速度都顯著超過西部地區，當時自然增長率最高的是上海、天津、北京3市和遼寧、吉林等省，如1954年和1957年，上海市的自然增長率分別高達45.62‰和39.94‰，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中顯著領先。而此時一些經濟、文化比較後進的省、區，人口的自然增長率都較低，其中最低的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缺資料），1954年和1957年分別僅為13.72‰和13.94‰。從1962年開始，上述形勢發生了顯著的逆轉，東部地區人口增長放慢，西部地區卻顯著加速，上海、北京兩市的自然增長率驟然跌落到全國的最末兩位，青海、寧夏、新疆、廣西、貴州、福建等省、區則躍居全國最前列，這一形勢大體上一直保持到現在。

1981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最低的是上海市，為9.7‰，其次為四川省、浙江省和

北京市，均在12‰以下；最高的則是寧夏回族自治區，為23.57‰，其次為廣西、西藏和新疆，均在20‰以上，仍屬於傳統類型。其餘各省、市、自治區在人口的自然增長上都還處在由傳統型向現代型的過渡階段。第四次人口普查提供的數據表明，1989～1990年度中國的自然增長率為14.70‰，比1981年上升0.15個千分點，30個省、市、自治區中下降的有19個，上升的有11個，其中上海市不僅最低（4.96‰），降幅也最大（4.74個千分點），但最高的寧夏（19.49‰）也下降了4.08個千分點。全國總的說來朝著現代型又邁出了一大步。

近30年來，中國絕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的自然增長率都顯著超過漢族地區，而過去卻並非如此。新中國成立前，少數民族在人口的自然增長上都屬於“原始型”，其中一些民族的人口不僅長期停滯不前，甚至處於明顯的萎縮之中，典型的如藏族，從唐代到清代，總人口一直停滯在100～200萬人左右，到國民黨統治時期，下降到僅為80萬人。蒙古族在元朝時曾達400萬人，明朝銳減至120萬人，清末為100萬人，到新中國成立前只剩下80萬人。新疆的哈薩克族在16世紀曾達100萬人，到1949年僅為44萬人。雲南省的西雙版納自治州在歷史上人口曾達100～200萬人，新中國成立前夕只剩下20萬人。赫哲族在民國初期尚有2500～3000人，新中國成立前夕僅為300多人。

新中國成立後上述情況迅速發生根本變化。1949～1953年間少數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已達19.3‰，比漢族低1.4個千分點。1964～1982年間為24.1‰，比漢族反而超出4.5個千分點。近年少數民族的計劃生育初顯成效，1982～1990年間自然增長率估計為17.5‰，僅高於漢族3個千分點。

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在城鄉之間的對比可分兩個階段。1949～1963年，前者高於後者；此後後者一直超過前者，60年代後半期差距最大，近年才趨於縮小。第四次普查表明，1989—1990年度市人口自然增長10.4‰，鎮12.3‰，鄉16.9‰，城鄉差距在5個千分點左右，而這5個點正是中國人口問題的癥結所在。

1989—1990年度在全國330多個地級行政區中，人口自然增長率最高的是新疆的和田地區和喀什地區，分別為28.05‰、26.02‰，相當於總人口25年和27年翻一番。超過24‰的有陝西省的延安地區（24.84‰）和榆林地區，超過23‰的有河南省商丘地區、湖北省咸寧地區、安徽省宿縣地區以及西藏的阿里地區。對比之下，上海市的市區和郊縣均已降至5‰以下。江蘇省太倉縣已達到1‰，距負增長只是咫尺之遙。

影響人口自然增長的因素既有政策性因素如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又有非政策性因素如經濟因素、文化因素及醫療衛生等因素。

計劃生育工作是人類控制自身增長的一種主觀努力，然而這種主觀行為並不能改變己經成為現實的育齡人群的數量。要真實地反映計劃生育工作成果，用出生率指標比人口自然增長率要好得多。因為計劃生育工作的對象是有生育能力的人口，而非全部人口。由於出生率：婦女生育率×育齡婦女佔總人口比重，所以可以比較準確地反映計劃生育工作的成果。

經濟因素對人口自然增長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它決定了人口的增殖條件和生存條件，通過改變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來影響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在現代生產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往往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下降。GDP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也是世界銀行劃分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國家的主要標誌。由此選擇了人均GDP來作為國家和地區經濟整體實力的衡量指標。

工業化與城鎮化也是影響人口自然增長的一大經濟因素。工業化與城鎮化呈正相關關係，前者是後者的主要推動因素之一。伊斯特林等人認為，“城市化促進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從而會衝擊傳統婚育觀念；同時就業競爭和生活不安定會促使進城人口推遲婚育年齡；人們脫離鄉村轉變到城市生活比較容易接受生育控制等。”

農業人口是與城鎮化一個相對的概念，一般認為農業人口與人口增長呈正相關關係，由於農村生活條件、社會保障等問題使得農村養兒防老觀念嚴重，因此農業人口比也是影響生育率的重要因素。

文化水平和醫療衛生因素更多地影響人們的生育觀和人口的死亡率，進而影響人口自然增長率。隨著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人們更加註重自身及其後代各項素質的提高，少生優育，把有限的收入用於將子女培養成具有更高科學文化素質的現代人。因此採取節育措施成為影響生育率的重要因素，節育分為主動節育和被動節育，因為主動節育的數據並不方便獲得，故選擇綜合節育率作為一個指標。醫學的進步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使得因各種疾病致死的死亡率下降，從而降低人口死亡率，同時對控制生育和實行優生優育有著積極的作用。故選擇每千人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作為衡量醫療衛生水平的指標。

《國家人口發展"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了將我國的人口年均自然增長率控制在7.2‰以內，該目標的實現一方面影響到我國人口的長期均衡發展，影響到我國人口與經濟社會、人口和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另一方面也影響我國人口政策的制定，以及對已經實行了3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因此，對"十二五"規劃期間人口自然增長率的預測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選取1981~2010年間人口自然增長率數據，根據數據統計特點，採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預測"十二五"規劃期間人口自然增長率，預測結果顯示："十二五"規劃人口自然增長率的控制目標不但可以實現，而且人口自然增長率呈進一步下降趨勢。

1、制定科學、合理和客觀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目標。目標的制定不僅是導向，更關乎到政策的持續性、穩定性以及人口發展的協調性，是人口發展政策制定的基礎。

2、結合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區域特點，近期內採用區域化的人口管理政策，針對人口自然增長率降低，在經濟比較發達地區，應提高人口自然生育率，適度放開生育政策。針對人口自然增長率接近控制目標的區域，可稍微放鬆人口生育政策，以防人口自然增長率繼續下降。針對人口自然增長率較高的地區，應逐步降低人口自然增長率，繼續推行相關穩定人口生育數量的激勵措施。

3、加快經濟發展速度，全面提高經濟水平。我國的人均GDP還與人口自然增長率呈正相關，故我國仍要大力發展國民經濟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均GDP，使人均GDP達到與人口增長率呈負相關水平的階段，可以使人口自然增長率主動降低。

4、提高工業化程度，提升城鎮化水平。工業化程度和城鎮化水平與人口自然增長率呈負相關，所以加強工業化、城鎮化是今後各地發展的方向。

5、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現在穩定低生育率的關鍵在於農村，而農村的後顧之憂在於養老問題，因此，要在農村開辦計劃生育系列養老保險，為人口控制提供穩定的社會保障基礎，如為獨女戶父母、兩女絕育戶父母、獨男戶父母辦理養老保險等。

6、加強醫療硬體建設，提升醫療服務水平。提高我的醫療服務水平，在轉變人們生育觀的同時保證健康出生的嬰兒數、降低嬰兒死亡率，增長人們的壽命。

7、繼續大力提高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和文化程度。通過提高女性文化水平，變被動地受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約束為主動地降低生育率，並且這項措施還能增加中國家庭生育女孩的意願，從而平衡中國的男女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