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登賢

羅登賢（1905—1933），廣東南海南庄紫洞格巷村人。1925年入黨。參加領導省港大罷工，曾任中共香港市委常委、廣東省委常委、江蘇省委書記，中共六大被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運動的先驅之一。中國工人運動早期的著名領袖，東北抗日武裝的主要組織、創建者。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被選為中共香港市委委員，並參加市委常委工作。

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曾率領工人赤衛隊在前線作戰。

1928年夏到上海，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6月出席中共六大，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遞補為政治局委員。

1929年至1930年曾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

1931年1月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代理委員長兼黨團書記，在上海等地指導開展工人運動。夏天被派往東北，任中共中央駐東北代表。九一八事變后，幫助滿洲省委領導工人學生罷工罷課，組織農民暴動，開展聲勢浩大的反日鬥爭。11月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兼組織部部長。他積極組織黨員和幹部到農村去發動群眾，建立武裝，為東北抗日聯軍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1932年6月，在中共臨時中央“左”傾錯誤領導召開的北方會議上遭受批判，會後被撤銷省委書記職務。12月調回上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執行局書記。

1933年2月，由於叛徒告密被捕，先後被關押在上海、南京。在獄中遭受各種酷刑，寧死不屈，8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被殺害。

羅登賢自幼父母雙亡，由在香港做工的姐姐撫養。由姐夫接至香港。11歲在香港的太古船廠當學徒，師滿后在廠里當鉗工，目睹資本家對工人的無理欺壓，非常氣憤，民國11年（1922年）參與發動廠里工人成立維護工人權益的太古船廠工會。接著又發動鐵工、鉛銅鐵喉和鎢廠等行業工人成立了香港金屬業工會，成為該會的領導人之一。

1925年春，他剛滿20歲，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在黨的領導教育下，積極開展工人運動，當上香港海員工會的秘書。日、英帝國主義在上海屠殺中國人的“五卅”慘案發生后，為了聲援上海人民的反帝鬥爭，他協助蘇兆徵發動海員和金屬業工人參加省港大罷工，並率領香港罷工工人回到廣州，成立了省港罷工委員會。

1926年4月，任香港金屬業總工會黨團書記。省港大罷工10月結束后，任中共香港市委常委。

1927年4月15日，國民黨反動派在廣州發動“清黨”事變，共產黨轉入地下活動，成立中共廣州市委，他任市委委員，協助吳毅和周文雍發動海員、印刷和人力車等行業工人，於當月23日舉行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血腥屠殺的罷工鬥爭。“八七”會議后，被選任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回廣州協助張太雷、楊殷等策劃廣州起義。10月15日出席了中共南方局和廣東省委的聯席會議，參與具體研究發動廣州起義事宜。12月11日，廣州起義事發，他率領部分工人赤衛隊，攻佔市中心區據點，隨後又在長堤一帶與進犯珠江北岸的敵軍作戰。13日，起義部隊從廣州撤出，他率領少數赤衛隊員同入侵市區內的敵人作戰，掩護主力轉移。之後，留在廣州市內重新組織革命力量。1927年底，離開廣州到香港，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

1928年夏，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前，被調往上海，與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李維漢、任弼時等主持與領導中共中央在國內的日常工作。“六大”會議選為中央委員，六屆一中全會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之後，在《中國工人》雜誌上發表了《卷首語》，揭發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中國工人、封閉工會和鎮壓工人運動的罪行，號召全國無產者團結起來，推翻軍閥的反動統治，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

1929年任中共南方局委員，次年2月任廣東省委書記，後到上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復回香港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10月，任中共南方局書記，領導廣東、廣西、福建、貴州和雲南等五省的黨組織開展革命鬥爭。民國20年1月，到上海參加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後，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指導開展工人運動。同年夏，任中共中央駐東北代表。“九一八”事變后，任滿洲省委書記，曾發動奉天兵工廠、撫順煤礦和中東鐵路工人舉行罷工，發動哈爾濱工業大學等院校學生罷課，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我東北三省；發動珠河、東滿地區農民以武裝打擊日本侵略者；團結原東北軍和農村中的大刀會、紅槍會、自衛團等武裝一起抗日；並與滿洲省委同志研究、派出一批幹部在遼寧、吉林、黑龍江等地建立了革命武裝，開展抗日游擊戰。11月，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

1932年12月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局書記，組織反帝大同盟。

1931年秋，“九一八”事變后的不久，在哈爾濱道外頭關街牛甸子島上的共產黨員馮仲雲家，羅登賢召集了北滿中國共產黨高級幹部會議。在會議上，羅登賢莊嚴表示：“蔣介石國民黨以不抵抗政策出賣東北同胞，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要與東北人民同患難共生死，爭取東北人民的解放。”“敵人在哪兒蹂躪我們的同胞，我們共產黨人就在哪兒和人民一起抗爭。”“黨內不允許任何人提出離開東北的要求。如果誰提出這樣的要求，那就是恐懼動搖分子，誰就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羅登賢是1925年入黨的老黨員，1928年，在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時候年僅24歲。工人出身的他雖文化程度不高，但學習能力非常強，具有傑出的領導才能，與陳潭秋同為周恩來在組織工作方面的助手。1931年春，羅登賢被黨中央派往東北工作，化名達平。瘦瘦高高的羅登賢看上去和藹又嚴肅，講一口北方話，偶爾有廣東口音。同年4月，中央又派魏抱一（即李實）來東北巡視。“羅登賢、李實和滿洲省委的同志，當時已經感覺到東北的情況與關內不同，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的武裝侵略已經非常明顯，並及時向中央作了彙報。”在對歷史往事的敘述中，作為學者的譚譯流露出對羅登賢實事求是的品格和出色判斷能力的由衷讚揚。

“九一八”事變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發表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宣言。1931年9月，任中共中央駐東北代表的羅登賢和滿洲省委的其他領導同志一起，分析了當時形勢和這次事變的性質，於9月19日、9月21日連續發表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據滿洲的宣言和決議。當時形勢十分險惡，11月間，中共滿洲省委宣傳部秘書楊先澤被捕叛變，中共滿洲省委機關遭到破壞，省委書記張應龍和軍委書記廖如願被捕。1931年12月，羅登賢臨危受命，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兼組織部長，直接領導東北的抗日鬥爭，並將滿洲省委從瀋陽遷到當時尚未陷落的哈爾濱，當時李杜、馮占海的部隊均在哈爾濱。正確的工作策略和全民抗日救國熱情的高漲使黨組織和其他抗日組織很快發展壯大起來。

在組織力量打擊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羅登賢和省委從兩個方面開展工作：一方面在城市中進行反日宣傳和發動罷工鬥爭；另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農村，組織發動東北人民開展反日游擊戰爭。他經常奔走在瀋陽、哈爾濱、大連等地。在他的領導下，瀋陽、鞍山、撫順等地的工礦區數萬名工人舉行反日罷工，長春磚窯工人，中東路、呼海路、吉沈路、哈爾濱電業工人及大中專學生也進行了大規模的反日鬥爭。磐石、珠河等地的農民曾多次舉行反日大示威，東北各地的農民進行了規模很大的農民武裝暴動。當時的東北“義師如潮”。義勇軍的組成大致可以分為四種：第一是東北軍的一些將領，在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浪潮中，在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強烈要求抗日的推動下，拉起隊伍抗日，如黑龍江省的馬占山、蘇炳文，吉林省的丁超、李杜等。第二是東北軍與民眾結合組織起來的義勇軍，如吉林省的王德林，遼寧省的唐聚五、郭景珊、鄧鐵梅等為代表的抗日救國軍或自衛軍。第三是農民群眾自發組織起來的抗日武裝團體，如大刀會、紅槍會、自衛團等。第四是抗日“山林隊”。“山林隊”是以報山頭、報號為名義的民眾抗日武裝。羅登賢領導滿洲省委胸懷大局、審時度勢，積極支持和支援東北抗日義勇軍。根據各種抗日義勇軍的不同情況，採取了不同策略，組織這些隊伍積極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如對吉林抗日救國軍王德林及其所部吳義成、孔憲榮等隊伍，滿洲省委先後派遣共產黨員李延祿、胡澤民、孟勁清、金大倫、周保中等去開展抗日工作，並擔任領導職務。李延祿擔任了王德林抗日救國軍參謀長和游擊司令，胡澤民擔任吳義成部前方司令部參謀長，周保中擔任救國軍前方司令部參議、抗日救國游擊軍總指揮等。

1932年，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周刊》第20期（1931年10月21日出版）傳到東北，該期刊物載有周恩來以伍豪為筆名發表的重要文章：《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滿洲與我黨的當前任務》。羅登賢組織滿洲省委相關負責人認真學習了這篇文章，進一步明確了武裝鬥爭的重要性。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羅登賢和省委軍委書記楊林、周保中等起草了《抗日救國武裝人民群眾進行游擊戰爭》的文件。先後派出一大批優秀黨員，分赴各地組織武裝抗日鬥爭。東北各地抗日義勇軍興起，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延緩了日軍迅速佔領東北的計劃，鼓舞了東北人民抗日救國的信心。但義勇軍成分龐雜、組織混亂，有時出現分化瓦解。羅登賢和滿洲省委認識到，要取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必須迅速創建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武裝。被派往各地的黨員，羅登賢都親自找他們談話，交代工作任務和完成任務的方法，鼓勵他們為東北民族解放鬥爭作出貢獻。在南滿地區，1932年春，滿洲省委先後派出共產黨員楊君武與省委軍委書記楊林，到吉林省磐石縣，在那裡創建磐石工農義勇軍。後來又派楊靖宇領導這支隊伍，使之發展成為日後威名赫赫的東北抗日聯軍第1軍。在東滿地區，滿洲省委派童長榮任特委書記，創建了延吉、和龍、琿春、汪清等反日游擊隊，後來發展成為抗日聯軍第2軍。在北滿和吉東地區，省委派趙尚志、馮仲雲、周保中等，先後創建了巴彥、海倫、珠河、湯原、密山、寧安等多支抗日游擊隊，後來發展壯大為東北抗日聯軍第3、4、5、6、7軍。先後派出楊靖宇、趙尚志、馮仲雲等一大批優秀黨員，分赴各地創建黨的抗日武裝，使東北抗日武裝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為建立抗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有的黨員將綠林武裝“平南洋”改造成工農義務隊，成為抗聯第5軍的一個師，成為抗日統一戰線的一個成功例子。抗聯的許多基礎力量就是義勇軍的余部和殘部，改造的做法和經驗是由羅登賢創造的。

羅登賢的革命活動，引起了敵人的注意，有幾次他到瀋陽去都差一點遭到逮捕，但他不顧個人安危，繼續忘我地工作。他堅毅、冷靜、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和作風，對東北黨內的許多幹部有良好的影響。1932年春，羅登賢和負責軍委工作的趙尚志準備組織哈爾濱偽警備隊兵變。為了保密，有關兵變的宣傳品沒有送到地下印刷所去印，而在馮仲雲家裡印。羅登賢裝作哄孩子睡覺，用腳使勁地踏地板，以掩蓋印刷時的響聲，完成了印刷任務。同年10月27日，羅登賢夫人周冷波在哈爾濱生下他們唯一的兒子羅偉飛。為了不影響黨的工作，在孩子3個月大的時候，他們忍痛將孩子送到羅登賢在香港的姐姐家撫養。這一去竟是羅登賢與兒子的永別。1932年12月到上海后，羅登賢被任命為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執行局書記，繼續為黨努力工作。1933年3月因叛徒出賣，不幸被捕。1933年8月末，遍遭酷刑而堅貞不屈的羅登賢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義。而羅偉飛再見到母親周冷波，則是在1949年北京舉行新中國開國大典的時候。

1932年6月24日，以博古為首的臨時黨中央在上海召開北方各省省委代表聯席會議，繼續推行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政策。參加會議的滿洲省委代表反映，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后的形勢與關內和南方各省不同，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在東北，應把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組織和領導東北人民進行抗日武裝鬥爭上來。這符合客觀形勢的正確意見卻遭到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殘酷打擊，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和“滿洲特殊論”的帽子。在7月到12月間，羅登賢沒有因為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意志消沉，而是以中共中央駐東北代表的身份堅持留在東北，為抗日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

1932年秋，唐聚五部義勇軍失利后，當時受河北省委領導的“東邊特委”中多數學生出身的黨員“都同意回北平”，只有李兆麟等4人因和奉天特委有橫向的關係而暫時留在奉天，羅登賢在奉天見到李等，當即指示他們，“不允許回北平，應參加奉天特委領導下的工作”，“組織關係由中央負責轉黨”。就這樣，東北抗聯的著名將領李兆麟將軍，就在羅登賢主持下留在了東北。

北方會議后，在對待抗日義勇軍的問題上，有人提出了“要兵不要官”的“左”的招數，激化矛盾，“燕子隊”沈保齡因而投敵，教訓深刻。羅登賢不贊同這種對抗日統一戰線有破壞作用的做法，儘管身處逆境，他仍然盡己所能，保護了許多黨員和抗日團體。 “羅登賢不論自身境況如何，總是堅定自己的信念，當有人對東北艱苦的鬥爭環境避之惟恐不及的時候，他卻竭力爭取留下來。”羅登賢和滿洲省委其他同志滿懷對黨的忠誠、對人民的熱愛，在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孤懸敵後、浴血苦戰，沒有一個人不經組織調動而離開東北。抗聯英雄譜至少有幾百人，抗聯著名將領楊靖宇、趙尚志、李兆麟、周保中等從接受羅登賢代表滿洲省委的派遣之時起，就開始了他們可歌可泣的武裝抗日生涯。他們的歷史功績永遠不會被後人忘記。

1932年12月，受王明“左”傾路線的打擊，被撤銷中共滿洲省委書記職務以中央駐東北代表的身份工作一段時間后，被調到上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執行局書記。組織反帝大同盟，開展工人運動。

1933年3月28日，因叛徒出賣被敵人逮捕。先後被關押在上海、南京等地監獄。獄中，遭敵人酷刑折磨，兩個腿骨被鐵杠壓斷，但他寧死不屈，領導獄中難友與敵人作鬥爭。1933年3月31日，他在國民黨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的“公開審判”中，大義凜然地說：“我曾在東北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游擊戰爭。我在那裡與義勇軍一起同日本強盜作戰，狠狠打擊日本侵略者。最近我從東北回來，又領導上海日本紗廠工人進行反日大罷工。這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我的一切行動，都是反帝愛國的。誰敢說我反動？！你們國民黨反動派賣國投降，出賣我東北神聖領土，才是真正的反動。”駁得法官瞠目結舌。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主席宋慶齡組織營救活動。於1933年4月1日在上海報紙上發表《告中國人民書》，書中寫道：“他們全都是中國人民應該為之驕傲的典型。”宋慶齡還親自到南京監獄探望和慰問了羅登賢等同志。羅登賢激動地說：“我自始至終站在無產階級方面，我為這鬥爭貢獻了我的生命——什麼也阻擋不了我。”呼籲全國人民起來要求釋放他及其他反帝愛國志士。宋慶齡要求國民黨政府釋放，但均遭到拒絕。1933年8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場，就義時，獄官問他有什麼遺言？登賢凜然說：“我個人死不足惜，全國人民未解放，責任未了，才是千古遺憾!”就義時，年僅28歲。

1935年，中國共產黨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 中寫上了羅登賢的名字，肯定了他為抗日救國作出的歷史貢獻。滿洲省委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用鮮血和智慧留下了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成為東北人民的傑出代表。

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設置登賢縣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