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廉方

辛亥首義后，先後任鄂軍都督府首席秘書、季雨霖北伐軍顧問官、襄陽衛戍司令兼襄陽道、宜昌府知事及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編輯。1912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上討論政府關於擬定中華民國國慶日提案時，首先提出以首義日——10月10日為國慶日，得到與會3/4代表附議，經臨時參議院決定通過施行。1916年起，先後任教育部視學主任，河南省教育廳廳長，武昌高等師範學校事務處主任、教授，河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32年開封教育實驗區委員會成立，任實驗區主任委員，寫成《改造小學國語初步課程方案》，即“廉方教學法”，在開封實施，取得效果。

抗日戰爭期間，隨教育部入川，擔任長江流域小學流亡教師教學指導、教育部教材編審委員會委員及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在此期間，與教育界舊友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等過往較密，在參政會上不提案、不發言、不舉手，時稱“三不”參政員。1945年應聘回鄂，任湖北通志館副館長兼總纂。以業餘時間著成《辛亥武昌首義記》和《京山新志·輿地誌》。武漢解放前夕，與張難先、李書城等發起成立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呼籲國內和平，並帶頭髮起贊成中共八項和平條件的簽名運動。以後又投入反搬遷、反破壞鬥爭。1949年9月，應中共中央電邀參加各界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中國建立后，歷任中央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南教育部副部長、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員、省政協副主席等職。

李廉方是湖北京山人，少年秀才，青年中舉，后就讀於武昌經心書院，學天文、輿地、兵法、算學等新學。經心書院是當時華中地區的著名學堂，師生思想較解放，畢業生中多革命分子，如李書城、張繼煦、萬聲揚、史青、魏宸祖等，且在辛亥革命中多有建樹。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等一系列接踵而來、觸目驚心的事件，使正在新學堂讀書的李廉方及其同學受到極大震動，憂國憂民之心油然而生。1902年，為培養學堂師資，張之洞派經心、兩湖和江漢三書院高材生留學日本，兼以考察東洋學務，研究中外大勢。李廉方成績優異，得膺其選，與黃興、李書城、張繼煦、萬聲揚、金華祝、余德元、周龍驤等31人共赴東京弘文學院學習。不久，他們與同孫中山熟識的湖北最初派出的留日學生劉成禺、程家檉等人往來，其中劉成禺每周六、周日必來晤談。在其影響和介紹下，李廉方閱讀了一些革命書籍，激發起了民族感情，認為中國從鴉片戰爭到庚子事變以來，遭受外國人的侵侮日甚一日，這都是由於清廷的腐敗無能、抑壓漢族民氣所致，堅信要救亡圖存，必先推倒清廷，於是便由改良主義者轉向反清革命派。據李書城回憶，那時梁啟超等人主張君主立憲，實行改良，在留學界及國內影響甚大，不少學生附和、崇敬他。弘文學院的學生每晚都在自習室討論立憲和革命的問題，最初頗多爭論，以後贊同孫中山主張排滿革命的佔了多數。

1903年1月，李廉方與劉成禺、張繼煦等鄂籍進步學生，“以世界知識及民族主義喚起內地學生覺醒”為主旨，在東京發起《湖北學生界》月刊，辟有政法、軍事、教育、經濟、實業、地理、歷史、理科等欄目，所刊文章文筆犀利，指意宏達，傳誦一時。李廉方為該刊地理欄主筆，先後撰寫了《中國地理與世界之關係》、《黃河》、《地理與國民性格之關係》、《揚子江》等文。史學界公認：《湖北學生界》是留日學界創辦最早、影響最大的革命刊物之一，辛亥時期的革命刊物中以省命名的，以它為最早。此外，李廉方及藍天蔚、黃興、李書城、程家檉、王景芳等十餘人，在同盟會創立之前曾密結排滿盟約，每月集會一次。李廉方回憶說，此事與《湖北學生界》、昌明公司有關，他人鮮有知者。一時間，革命風氣大開，各省學生所辦刊物和革命小冊子風起雲湧，大量輸入國內，喚醒了國人，也震動了清廷官吏。適值日、俄在東北三省開戰，留日學生痛感國土被踐踏，組織義勇隊，作歸國準備，推舉鄂省官派陸軍學生藍天蔚為隊長，文武學生參加者尤眾，語多激昂，於是引起清吏查禁報刊與取消官費的風波。李廉方、金華祝等不得不赴外省從事教學，暗中革命。

不久，李廉方返鄂賃居武昌花園山孫森茂花園，在其寓所組織聯繫進步師生20多人秘密集會，討論革命方略，儼然以領導自任。李廉方主要負責接待和經費籌措之事，聯繫學界人士。他回憶說：“學界往來者頗多，凡以後留學東西各國者十之八九曾到是處。”如當時任職武昌的吳祿貞常到此處與革命志士暢談，又利用其地位安置同志于軍學界中；黃興從日本回國由滬返湘，路過武昌，也居花園山李廉方寓，日久宣傳革命。李雲漢說，“此園實際上已成為秘密的革命機關部”。辛亥革命史文獻在早期革命活動和組織方面，大都提及“花園山聚會”並給予高度評價：它開了湖北革命組織的頭，啟迪和培養了一大批革命青年，這些人在後來的湖北革命團體如武昌科學補習所、日知會等和辛亥革命中起到骨幹作用，並在新成立的民國政府中任要職。

“花園山聚會”被清吏察覺，其骨幹分子分別遣離，李廉方再次被逐出省。應同學胡元談、黃興之邀，他赴長沙任教於明德學堂，主經正學堂教務，與同事劉佐楫、張繼、王正廷、蘇曼殊、張繼煦、陸鴻逵等積極參加革命活動。其間，李廉方還曾在清肅王府教讀一年。

1906年春，張之洞在武昌創辦兩湖總師範學堂，李廉方應邀任該學堂歷史教習。他與張繼煦、周龍驤等雖不敢公開表露排滿思想，但在講課中有意傳授一些新思想，學生也都能理解。李廉方這次返鄂仍住在武昌花園山孫森茂花園，在此曾聯合學界發起湖北教育會，與湯化龍、張國溶、王紱煒、張知本等留日同學集合士紳反對咨議局，迫使滿人喜源等辭職，另聘姚晉圻為坐辦。

至辛亥首義時，李廉方歷任湖北師範戊堂堂長、方言學堂監學、藝師養習所總理、省視學等職，並利用其公開地位，暗中從事革命活動，為同志提供了許多方便和幫助。

1911年10月10日，一場偉大的革命風暴在武昌興起，建立了“能爭漢上為先著，此復神州第一功”的殊勛。首義成功后，組建了我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權湖北軍政府（鄂都督府），並宣布廢除大清帝國專制帝制，建立中華民國，號召全國人民推翻各級政權。李廉方因長期從事反清革命活動有功而被推為軍政府秘書長。任事不及一月，偕同季雨霖赴安襄，在仙桃鎮成立安、襄、鄖、荊招討使行署，季雨霖為招討使，李廉方為參謀長，他們所向披靡，乘勝前進，收復鄂西北大片土地。高仲和在《北征紀略》中稱：“李廉方曉暢軍事，走筆如飛，重要電稿多出其手。”襄陽光復后，李廉方初任襄陽府知事，后議決三路北伐，向河南南陽出兵，他留守改任襄陽衛戍司令兼署襄陽道。

南北議和，都督電催李廉方回省任教育司長。李廉方返回中途晤劉公，歸晤蔣翊武，備悉演變情狀，拒絕就任，因為新政府里的官員幾乎成了清一色的舊派人物，民主共和成了泡影。

1912年7月，在“徵集全國教育家於北京”的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上，李廉方面對北洋政府提案擬定的國慶的三個候選日期：清廷下詔遜位日、袁世凱就任大總統日和南北議和協定日。他當即提出抗議，另提“武昌首義日案”，並申述預案三個日期之非，以及武昌首義日當為唯一國慶日之理由。當時與會者不盡同情革命，頗多附和北洋政府而反對李說，尤以浙江代表邵章爭辯次數最多，各不相下。后經李廉方引經據典，歷述法國和美國國慶均是首義日，全場態度為之一變，湖南、安徽、江蘇代表紛紛表態力挺。在表決時，與會者3/4舉手通過，推李廉方、黃炎培、賈豐臻三人修正提案，提交臨時參議院審議。9月，北京政府將李廉方的提案，交由臨時參議院審議，正式通過以武昌首義日10月10日為中華民國國慶日，又稱“雙十節”。

辛亥革命成功后，李廉方先後到中華書局、教育部編纂處任職，編撰出版了修身、教授法、教育史等多種教科用書，提倡實用教育並較早“主張國文宜改國語”，還實驗創立了聞名的“廉方教學法”國人自創的第一個教學法。

抗戰勝利后，他編撰了《辛亥武昌首義記》一書，記述了辛亥革命前湖北革命團體建立、活動情況與武昌首義經過及湖北軍政府初期史實，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要文獻。不少學者如如薛君度、章開沅、林增平等，稱該書內容較為可信。

新中國成立時，李廉方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並任中央文化教育委員、中南軍政委員兼教育部副部長。他去世時，中央人民政府充分肯定了他的一生特別是對辛亥革命的重要貢獻，正如政協的輓聯所寫：“遺著猶新與辛亥革命歷史共存，此生無憾見祖國社會主義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