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義史學

西方近代史學是以人文主義史學的興起為肇始的。文藝復興使人發現了自身，也發現了世界。“在中世紀，人類意識的兩方面－一內心自省和外界觀察都一樣—一直是在一層共同的紗幕之下，處於睡眠或半醒狀態。”這層紗幕就是僧侶主義的宗教偏見。文藝復興帶來西方思想界的再定向，人取代神重新成為社會生活的主題，形成人本主義的新的思想體系。人文主義反映了新興的正在形成中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它反對禁慾主義和來世思想，肯定現世生活，肯定人在現實世界追求財富和幸福的意義；它反對蒙昧主義，提倡科學探索精神，肯定人的理性價值和內在潛力。這種進步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必然促進史學的變革，使史學再次把人放到它畫面的中心位置。由於人文主義思潮首先發源於義大利，人文主義史學也最早在這裡產生。佛羅倫薩的布魯尼(Leonardo Bruni，1369——1444年)撰寫12卷《佛羅倫薩史》，書中排除基督教的影響，是“原則上使用批判方法的第一個歷史家”。馬基雅維里等人使史學超脫文學領域，以史論政，將史學同現實的國家生活聯繫起來，將人文主義史學推進到新的階段。在人文主義史家的著述中，已很少出現宗教“奇迹”的痕迹，“奇迹之所以被記錄下來，完全是為了取笑它們，為了用一種純然人性的方式去解釋它們。”史學再度世俗化，而否定基督教的超驗論成為人文主義史家的共同特徵。

人文主義史學是近代西方史學的肇始，其最本質的特徵是同中世紀的宗教世界觀決裂，摒棄神定論觀點，開始以現實主義的態度，用“人”和“人事”的觀點來考察和敘述歷史，並試圖用社會現象和因果聯繫來解釋過去。

第一，尚未真正樹立歷史進步觀念。

人文主義史家的世俗化傾向雖然不是古代希臘羅馬史學人本特徵的簡單復歸，但由於借用古代亡靈以求革新，他們在古典文明面前仍有某種程度的自卑感。在他們看來，中世紀象一個“討厭和痛苦的楔子”插在古代和近代之間，致使輝煌的古典文明在西歐泯滅了千年之久，現今雖已得到復興，但仍為失而復得的東西“膽戰心驚”，“至少是因預見到它們遲早必然會讓位給它們的反面而替它們擔心受怕。”人文主義史家對古典史學中的歷史倒退思想並未進行深刻的批判。法國人文主義學者波丹雖然否認基督教史學的四帝國體系，頌揚16世紀科學和貿易方面的成就，但他並不贊成歷史進步論，而是贊成歷史循環論，甚至指責古不如今的思想。他對歷史學的認識也十分有限，只承認“有趣”、“方便”和“有用”。

第二，對史學的性質與功能的認識還比較浮淺。

人文主義史家多半是從政官吏或官方供養的學者，他們修史主要是為現存的統治秩序辯護，使史學成為政治的附屬品。

衝破了基督教神學的束縛

，拋棄了基督教史學的神學史觀。人文主義史學家不再用上帝的意志解釋歷史，重新又把"人"放到了歷史發展的中心，力圖通過研究人的活動來尋找人類歷史發展的因果關係。同時，他們反對把《聖經》中的傳說當作歷史，反對把猶太史和教會史看成是世界歷史的中心。

人文主義史學家力圖用古代的文化傳統來改變中世紀的文化傳統。他們把古代希臘·羅馬的史學家奉為楷模，到處搜集並整理、註釋、出版波里比烏斯、普魯塔克、李維、塔西佗等人的遺稿及其著作的手抄本。從形式上看，人文主義史學似乎是在復興古典史學，但實際上它卻是西方近代史學的開端，為西方史學的發展開拓了一個新天地。

強調歷史研究與現實政治相結合

由於人文主義史學家著眼於"人"和"人的事業"，把"人事"當作歷史記載的主要內容，以探求社會歷史現象的因果關係為己任，又由於當時在歐洲普遍存在著世俗政治反對神權政治的鬥爭、以及日益強大起來的市民階級要求登上政治舞台的呼聲有越來越強烈，再加上人文主義史學家基本上都受過12、13世紀以來日益興起的世俗教育，甚至很多人本身還都是政治家，因此他們在從事歷史著述的時候特別注重政治史和軍事史方面的內容、注重歷史著述內容與社會現實政治的結合。在這一方面，義大利的人文主義史學家也是表現得最為典型的。

出現真正的古代史研究

隨著考古學的興起而出現了真正的古代史研究。歐洲的考古學首先在義大利興起，這也是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對歐洲學術界的一大貢獻。義大利考古學是在14世紀以來人們崇尚古典文化的基礎上，在不斷認識到古代銘文、古代錢幣等古物所擁有的史料價值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使得人文主義史學家有條件在注重當代史研究的同時，也注重研究以往的歷史。

同時他們對古代希臘·羅馬時代抱有濃厚的興趣，還企圖從古典文化中找到可以對抗基督教神學和基督教史學的思想武器，為自己主張社會變革服務。人文主義史學中的這種自覺的歷史反省精神，是專註當代史的古代希臘·羅馬史學中所不具備的，也是與中世紀史學中那種追求虛妄的人類古代歷史起源的宗教性佈道行為格格不入的。人文主義史學中所出現的古代史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學的興起、以及可信的學術基礎之上的，因而誕生了真正意義上的古史研究著作，比昂多的《羅馬衰亡以來的千年史》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疑古精神的發展與文獻校勘學的興起

。在考古學興起的同時，在基本相同的背景條件下，隨著人們懷疑精神的日益增強，文獻校勘學也隨之興起。人文主義史學家之所以要這樣做，最初只是為了整理、刊布古典文化名著和揭露基督教會對歷史的偽造，後來則發展成為一種潮流和一門學問。

它與考古學一起，成為當時學術界進行史料批判的2種主要形式，並為日後歐洲歷史輔助學科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義大利文獻校勘學的興起是與洛倫佐·瓦拉對所謂《君士坦丁的贈禮》這一歷史文件的辨偽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

歷史傳記體空前盛行

人文主義史學家在撰寫史著的方法方面，也恢復了古代希臘·羅馬史學中盛行的敘述體，拋棄了單純羅列史實的、簡單的編年體；與此同時，他們還極為推崇歷史傳記體，以普魯塔克的《傳記集》為楷模、創作了很多傳記作品，其中較為出名的作品有：佩特拉克的《名人傳》、卜伽丘的《但丁傳》、腓·維拉尼的《佛羅倫薩名人傳》、伊·錫爾維阿斯的《名人傳》、以及瓦薩里的《義大利藝苑名人傳》等等。這種歷史編纂體裁的盛行，既是古代歷史傳記作家普魯塔克等人傳統的復興，更是當時社會重視"人"的社會地位這一時代精神的具體反映。

布魯尼 Leonardo Bruni,1369—1444年）

馬基雅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年）

馬基雅維里C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年）是義大利著名的人文主義史家和政治家，也是西方歷史上頗有爭議的人物。他出身於佛羅倫薩一個沒落貴族家庭，父親曾任法官。由於家道中落，童年時代所受教育並不十分正規，但他刻苦自學，獲得了豐富的古典文化知識。馬基雅維里首先是位政治家，積極參與佛羅倫薩的政治活動。自1498至1512年的14年間，他一直擔任佛羅倫薩共和國最高行政機關“十人委員會”第二秘書處的秘書長，先後奉命出使義大利各邦和法、德等國。1512年美第奇家族復辟僭主政治后，他一度遭受關押和放逐，后隱居於郊區莊園內潛心著述。

馬基雅維里的著作主要有《君主論》、《論李維的<前十卷>》、《佛羅倫薩史》和《戰爭的藝術》等。在這些著述中，他緊密結合義大利當時的社會現實，用歷史論證自己的政治理想，又用政治鬥爭來解釋歷史的發展演變，體現了人文主義史學鮮明的世俗化特徵：

首先，他以史論證實現義大利民族統一和獨立的政治主張。他認為，義大利長期不能統一的主要原因在於教皇的政治干預，此外也在於法國、西班牙的外來侵略。《佛羅倫薩史》對教皇和教會經進行了尖銳的揭露和批判，把當時的教皇西克圖斯四世比作是一隻豺狼而非牧人。《論李維的（羅馬史）前十卷》稱讚古羅馬共和國的政治昌明，認為羅馬人的許多明智的制度，包括政府的內外政策，不僅未被今日的義大利人所仿效，甚至未引起各邦國的重 視，以至於使義大利成為覬覦者的俎上肉。因此，人們應當克服這種歷史的無知，以古羅馬為榜樣，實現國家統一，恢復民族的古老聲望。當然，仿效歷史榜樣並不等於單純復古，“馬基雅維里所考慮的‘國家’也不是古代的簡單的國家，即城市或帝國，而幾乎是被視為神聖的民族國家了。”

其次，從世俗的政治鬥爭考察歷史的演進，摒棄史學的神學色彩。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史學著眼於現世和事功，但僧侶主義的影響還多少有所存在，只有少數史家用純粹人性的方式去解釋歷史，馬基雅維里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史學史家富特爾(E.Fueter)在《近代史學史》一書中指出，從古典時代的波里比阿以來，沒有一個史家能象馬基雅維里寫作《佛羅倫薩史》那樣，把歷史寫成了“自然史”。這裡“自然史”的含義是指本來面目的歷史而不是神意的歷史。《佛羅倫薩史》從西羅馬帝國末期“蠻族人侵”開始，一直記敘到1492年羅倫索·美第奇去世，內容涉及此期整個義大利的歷史興衰。馬基雅維里認為，正是基督教與古代傳統宗教的衝突造成了羅馬帝國的社會動蕩，給蠻族人侵提供了可乘之機，佛羅倫薩古城也因此為東哥特國王陶提拉（541-552年）所摧毀。以後城市雖由查理大帝(?68-814年)重建，但因受暴君的統治而長期得不到發展。直到13世紀產生城市法規，貴族和平民在政治上保持平衡，才使佛羅倫薩進入繁榮階段。不過14世紀起貴族和平民的鬥爭又重新激化，貴族集團內部也勾心鬥角、互為傾軋，城市共和國的實力大為削弱，難以承擔統一義大利的重任。所以歷史要求義大利實行賢人政治，有好政府、好法律，消除內耗，使人們都把國家利益置於最高地位。在他的史著中，“一種對於個別人物和興趣的敏銳分析代替了神聖的天意的千預和教皇的活動，宗教衝突的本身也往往根據實利的情慾得到解釋，只注意到它們的政治意義。”。《佛羅倫薩史》通過回顧歷史總結政治經驗，用史實為作者的政治觀點作註腳，以人的行為、人的鬥爭衝突來解釋歷史的演變，指出“千萬不要把過去這些動亂歸罪於人們的天性惡劣，而應歸之於時代”。

再次，從新興資產階級的現實要求和利益出發，根據義大利的歷史特點確定治國原則和方法。長期的政治分裂和嚴峻的外部環境使義大利的統一進程十分艱難，其內外矛盾也十分複雜。馬基雅維里從義大利本身的歷史特點和現實狀況的結合上認識到，必須按照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來處理政治原則同政治手段、道德規範的關係。他一方面頌揚共和政體與民主政治，認為民眾比君主賢達更有理性，“民之聲即神之聲”。另一方面，他又鼓吹君主制，認為君主不僅應當握有強權，而且可以不擇手段，玩弄權術，要兇猛如獅，狡猾如狐。這是他之所以招致爭議和非議的主要原因。實際上，無論是共和政體還是君主政體，無論是治術是否符合道德規範，在他眼裡都是從屬於政治原則和目的的。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面對國家的興衰存亡，一切手段和道德都應服從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的需要。正如當代英國史家埃爾頓所說：“他打算傳授治術，他要按照自己從經驗和探究中所看到的它的本來面目去傳授，而不受那種除書本之外再也找不到的道德箴言的影響。他不曾料到他所描述的這些策略在發表后卻不曾用於為善。……他極力把他的理論公開置於確鑿事實的基礎上。他常說，這些事情確曾發生，發生的過程就是如此，它們提供的教訓就是這樣。……他發出的問題永遠是：‘它是否可以達到預期的目的？’而從來不是‘它是否正當？’這就自然為他帶來了惡名。”如果不脫離歷史條件，如果考慮到實現統一的政治目的的歷史進步性，如果考慮到義大利統一所面臨的國內外尖銳複雜的形勢，馬基雅維里的上述思想或許能得到某種歷史性的理解。當然，這種權術手段畢竟已變成歷史的陳跡，更不可以用作當今社會交往的準則。

勒盧阿（Louis Le Roy,1510—1577年）

勒盧阿在所著《世界事物的變遷和差異》一書中考察了各個時代文化興衰現象，認為世間事物，尤其是文化都不可能是長久不衰，而是經歷一個從興起、繁榮、成熟到衰敗、終結的循環的發展過程。他指出，歷史上興起的各偉大文明都先後衰敗了，所以他自己所處時代的文明也不可能擺脫走向死亡的命運。在他看來，上帝在各個特定的時間中，為各個民族提供了相等的善惡標準，使它們都可以發揮才智，創造出優秀的文化。所以，倘若把世界作為一個整體，文化是循環發展的，它經歷了從亞述、米底、波斯、希臘、羅馬到西歐各國的遞遭，但是這種遞擅不是重演而是進步的。在他看來，古代的自然環境和條件沒有超越現在的地方，相反現今所具備的優越性和特殊條件卻是古代所未有的。所以，在古代能產生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樣的傑出人物，現今也一樣能產生這樣的人物。他堅信今勝於古的進步的必然性，認為三大發明就開闢了現今社會進步的道路，而科技和知識的進步，商業貿易的發展，推動了整個人類社會的前進，從而走向一統。

讓·波丹（Jean Bodin,1530—1596年）

讓·波丹(Jean Bodin,1530-1596年)的進步觀念更為突出。他否定了人類在歷史之初存在“黃金時代”的說法，認為那是“野蠻時代”。他指出，在通常所謂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中，人類如同原野和叢林中的野獸，完全生活在野蠻狀態之中，后經逐步演進，才進人今日的文明社會。在他看來，全部歷史已表明人類社會是持續不斷地發展進步的，他所處的時代要比以前的時代進步，而將來的時代也必將超過現在這個時代。他在早期著作《易於理解歷史的方法》一書中，把歷史劃分為人類史、自然史、神明史，指出人類史應以人為其主題。他拋棄了中世紀傳統的四大帝國的世界史分期法，而代之以從地理環境出發來考察具體歷史進程的世界史三階段學說：首先是東南方民族（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佔優勢的階段；其次是希臘和羅馬居統治地位的階段；最F ,JP.I'諸昆傳領先的階段。三階段的特徵分別為：篤信宗教，富於智慧；城邦國家，殖民擴張、法律制度；戰爭和科學技術。他畝認為世界歷史發展具有統一性，促進這種統一的力量是：世界各}地區由於貿易而不斷增多的聯繫，廣泛存在的人類共和國的觀念{以及諸民族的法律。他認為歷史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如通過研腸究各民族的法律制度，便能解釋諸民族的錯綜複雜的社會和政治現象，便可找出發展的規律。

但不論是勒盧阿，還是波丹，他們都承襲了古典文化中的一些基本觀念，特別是歷史循環論，不過這種循環論不是一種簡單敏的重演論，而是加進了進步因素的發展論。此外，他們的學說中已有西歐中心論的萌芽。這些都反映了人文主義史學理論的時代局限。突破這種局限的是近代理性主義史學理論。

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1478—1535年）

莫爾的《理查三世史》是一部精心構思、渾然一體的傳記傑作，對約克王朝的末代國王理查三世（1483-1485年）的兇狠殘暴的形貌性格刻畫得精功細緻，入木三分，具有高度的藝術感染力。原書用拉丁文寫就，莫爾後來又把它譯成英文。這是第一部以近代英文散文文體撰寫的歷史佳作，所以莫爾又有“英國散文之父”的美稱。、莎士比亞的名歷史劇《理查三世》便主要取材於莫爾的史著。他的批判早期資本主義的作品《烏托邦》是近代第一部尖銳批判資本主義並設計出取而代之的空想社會主義的力作。該書的第一部分實際是英國當代社會史，再現了封建制解體和資本原始積累時期英國的社會現狀，揭露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分離過程的殘忍，莫爾稱之為“羊吃人”。他在資本主義興起之初便發現了它的否定面，認為私有制是社會分化和由此產生的各種罪惡源泉，指出解決困境的出路是“只有完全廢止私有制度，財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類才能有福利”。莫爾的徹底消滅私有制的思想超越了西方歷史上均貧富的社會歷史思想，成為近代社會主義理論的思想來源之一。《烏托邦》因正好發表在地理大發現的時代而被許多讀者信以為真。

威廉·坎頓

（William Camden1551—1623年）

威廉·坎頓是英國文藝復興運動中最有成果的歷史家之一，15歲時入牛津大學，打下古代史堅實基礎。由於受當時已經興起的尋古之風的影響，他大學畢業後用三年時間考察不列顛各處地形地貌，收集地方史資料，一生注意英國古代歷史研究，撰寫出傑作《不列顛尼亞》，具有豐富紮實的史料基礎，開發了前人筆記、銘文、古物、口碑、地名沿革等史料領域，是信息量極大、文詞優美的不列顛歷史和風物誌，曾長期作為牛津大學史地教科書。他的另一部代表作是《伊麗莎白在位期間的英格蘭、愛爾蘭各類事件史》，歌頌伊麗莎白女王盛世和英國新教。儘管坎頓在後一部書中承認上帝的重大作用，但書中卻用了大量實證史料。該書成為18-19世紀英國史家關於伊麗莎白時代史的主要史料來源。

（Bacon,1561—1626年）

培根是跨時代的學者，曾就學於劍橋大學，后官場失意，專註學術研究，成就主要在於哲學，他是“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其著作主要有《論科學的價值和發展》、《新工具》、《學術的促進》以及模仿莫爾《烏托邦》形式的空想作品《新大西洋島》等。他建立起以感性經驗為一切知識基礎的原則，認為外部世界是客觀存在的，獲得科學知識的方法在於觀察和實驗，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分析、比較和歸納、綜合。因此知識本身就是由科學方法獲得的認識。“知識就是力量”，這句名言概括了他掙脫上帝、依賴科學知識來制馭世界的基本立場。

培根在談論社會問題時不可避免地涉及歷史問題，寫過一部篇幅不大的《國王亨利統治時期史》。但他是一位哲學家，治史功力無疑受到哲學的影響。一方面他在哲學思考易於發揮力量的史學主體和客體的總體認識上獨具慧眼，是一位卓有見識的抽象歷史家；另一方面他對需有專業技能的對歷史本體的複製和評析上則流於空疏和主觀，是一位不成功的具體歷史家。他唯一的史作便是這種特點的最好例證。書中雖有出色的文筆、透徹的分析，並在當時引起轟動效應，但缺乏紮實的史料基礎，“在自己的想象指揮下、按照哲學結構似乎提出的某些要求……以貌似精確史實的外表把他自己的意見和外加的材料塞了進去”，因而這本書並無多少史料價值。

培根對史學的貢獻首先在於開創了近代哲學與史學主動滲透、結合的過程，把歷史研究過程納入經驗歸納的過程，從而使史學進入了一般科學認識的領域，開始了史學科學化的進程，儘管他個人的實踐是非常初步的，也是不很成功的。

因為對經驗的重視，他在自己的知識體系認識中置歷史於優先的地位。他將知識劃分為詩歌、歷史、哲學三大類別，由人具有的想象、記憶和理解三大能力所駕馭。主宰史學的是記憶，歷決應該以收集、恢復經驗的過去、意即具體的事實為其使命，以便為另外兩個以想象和理解為特徵到知識部門提供實驗的原料，在學科認識的次序上史學優先。為此，他給歷史家確定的任務是拯救“歷史留下的各種殘餘”，即便“對事物的記憶已淡薄了，幾乎消失了，但敏銳和勤奮的人會以鍥而不捨的韌性從譜系、編年登名稱、紀念物、鑄幣、相應的名字和風格、詞源、諺語、傳統、檔案、工具以及散布在並非史書中的公共和私人的歷史殘片中，從所有這些東西或其中的部分東西中設法恢復時間洪流里的某種成分”。其次，他提出歷史發展的進步思想，反對文藝復興時期流行的崇古迷古風習。在《學術的促進》一書中他第一個正確地揭示了文藝復興運動復興古典和宗教改革運動提倡原始教會的實質均在於解決當代問題，如教會的腐敗等。由於現實目的，那些塵封在圖書館的古書才重見天日。他在《新工具》一書中指出人們對於古的認識是很粗疏膚淺的，古老只有對自然世界而言才正確，它並不屬於古人生活的世界早期。那早期對人來說雖較老，但對世界本身來說卻較幼。我們有理由從我們的時代得到遠多於古代所得到的東西，因為我們所在的世界具有較高的年齡，所以堆積和貯藏著更多的實驗和觀察，更多的知識。因此人們應該厚今薄古。由此可見，培根既是文藝復興時代的最後一位哲學和史學家，也是符合啟蒙時代精神的西方第一位哲學和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