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陶

賈陶，原名國輔，字揆一，1909年5月28日生於遼寧省開原縣城(今開原市老城鎮)一個富農家庭。

賈陶少年好學，有報國之志。在開原小學畢業后，又入奉天(今瀋陽)中學。當時正值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橫行東北，肆意欺凌家鄉父老，掠奪東北資源的罪惡行徑，更使他怒不可遏，於是毅然投筆從戎，於1926年8月考入東北陸軍講武堂6期炮兵科，決心拿起槍杆子保衛自己的家鄉。

1928年12月，他以優異成績在東北講武堂第6期畢業，歷任東北軍模範隊山炮連、曲射炮連上尉連副、少校連長，其任務是協助學兵進行實兵指揮演習等。他在舊軍隊中潔身自愛，未染上任何惡習，同時開始接受進步思想。1929年他任東北軍模範隊連長時，連里的上士劉伯剛是中共地下黨員，他每天都向劉伯剛學習日語，同時從劉伯剛那裡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的啟蒙教育。還應劉伯剛的要求，他保釋了一位被捕的共產黨員，這是他同中國共產黨接觸的開始。

在此期間，他還兼任東北迫擊炮廠研究委員會委員。他勤于思索，肯於鑽研，尤其對迫擊炮學有濃厚的興趣。曾參考外軍資料，結合本軍的實際，編寫出版了《迫擊炮操典及迫擊炮射擊教範》。

1930年5月，蔣馮閻大戰爆發。9月21日，張學良為蔣介石所誘，率10多萬大軍入關武裝調停，先後佔領天津、北平等地。不久，中原大戰結束。天津遂成為河北省府、天津市府和東北軍第2軍軍部所在地，也是東北軍入關后的根據地。於是，張學良委任張學銘出任天津市長兼公安局長。張學銘上任后，立即將號稱東北軍“四大金剛”的孫銘久、賈陶、解方、黃冠南調入天津市公安局，整治社會治安。是時，天津計設有英、法、德、意、日等8國的租界，各國在租界內均有軍隊駐紮權，美國雖無租界，但有駐軍權。中國軍隊只能駐紮在離外國駐軍地點10公里以外的地區，天津華界只有保安總隊和警察維持治安。賈陶到天津后，先任市公安局四鄉督察處長，此職權力不小，但整天需要應酬，陷於吃喝玩之中，年僅23歲的賈陶不願大好青春浪費在無為的虛度上，因此他請求調離。此時的張學銘正想整訓保安總隊，遂任命賈陶等“四大金剛”擔任天津保安總隊中校教官，主持整頓事宜。賈陶等人到任后，立即裁汰了一些兵痞、不法分子和年老體弱者，另從東北軍各部隊乃至原大帥府衛隊中抽調有實戰經驗的老兵擔任保安總隊骨幹，又重新招募一批身強力壯的青年編入保安總隊，按近代軍隊訓練方法進行嚴格整訓。還從東北軍借來4挺重機槍，補充了槍支彈藥，加強了火力，使保安總隊的戰鬥力大大加強。1931年5月，保安總隊整訓結束，下轄3個大隊共有3000餘人，賈陶被任命為保安總第2大隊中校大隊長。“九·一八”事變后不久，這支重新整編的保安總隊便在平息日本天津便衣隊暴亂事件中大顯身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的第三天，賈陶的同學趙龍韜路經天津來看他，趙向賈陶介紹了瀋陽淪陷的情況，賈陶聞之拍案而起，他決心百倍警惕，嚴陣以待，隨時準備回擊日本侵略軍的各種挑釁活動。1931年11月2日，奉天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潛來天津，密謀挾持清廢帝溥儀，出關擔任傀儡政權頭目。為了把水攪混，掩護這一罪惡行動，土肥原同天津日本駐屯軍合謀，以金錢為誘餌，操縱漢奸便衣隊在天津製造暴亂。企圖乘亂挾走溥儀，並配合日本關東軍攻取遼西，完成對東北的佔領，進而為侵佔華北打開通路。天津“一一·八”暴亂事件便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1931年11月8日22點30分，天津日軍驅動便衣隊1000餘人由日租界衝出至華界，襲擊公安局，企圖在得手后佔領省府、市府和軍部，並乘亂挾持溥儀出天津。孫銘久、賈陶、解方等人分別率領保安隊進行有效地抵抗，終將敵打退。一舉平息了日軍一手製造的天津“一一·八”暴亂。此後到11月29日，日軍和便衣隊又先後發動6次進攻，均被我保安隊軍警粉碎。這是“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在關里遇到的第一次有組織的抵抗，制止了“九·一八”事變在華北的重演。賈陶在天津期間，經常與進步人士接觸。他的好友孫東垣生活無著，孫的一家三口人就由他出資養活。孫東垣當時是中共外圍組織成員，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賈陶還為中共地下黨員佟英翹提供一切生活費用。當時，賈陶和夫人閻閭新婚不久，他的工資收入本來不多，又分出一部分接濟友人，生活十分窘迫。閻閭後來回憶說：“為此，我這個老婆他也養不起，只好回娘家長期住。”①賈陶經常與孫東垣、佟英翹等人促膝談心，逐漸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思想進步也比較快。賈陶還曾在天津會晤了著名愛國人士苗勃然(後為中共地下黨員)。這次會面為他後來尋找和參加中國共產黨奠定了基礎。 1934年，賈陶準備報考陸軍大學，以便提高軍事指揮能力，將來到抗日戰場上發揮作用。是年冬，他到南京參加陸軍大學招生考試，考試成績全部甲級，理應錄取。但在體檢時，當局以血壓高為由借故不予錄取。其實，河北省只分到一個名額，陸軍大學又是為國民黨軍隊培養高級軍官的學校，當局對賈陶思想左傾和堅決要求抗日的立場早有所聞，自然放心不下，於是錄取了一個他們認為“合格”的軍官。1935年春，賈陶由南京回來，正值蔣介石政府大唱“中日親善”，“中日兩國有提攜之必要”。6月，《何梅協定》簽字。蔣介石下令東北軍撤離河北省和平、津兩市，河北省政府被迫從天津遷到保定。賈陶憤慨不已，遂辭職去武漢，投奔解方。解方當時主持東北軍第51軍駐武漢辦事處。該辦事處設在金城大樓上，只有解方一個人，賈陶就住在辦事處。賈陶想入東北軍作戰部隊覓職，未果。後由東北同鄉、國民黨武漢行營機要組副組長兼第一科科長陳旭東(鐵嶺人)舉薦入武漢行營任中校參謀。 在武漢，賈陶經常和要求抗日、思想激進的青年軍官如孫銘久、解方等人交談，他們還接觸了一些參加過與紅軍作戰的東北軍軍官，深感東北軍要抗日救亡、打回老家去，只有停止內戰，和紅軍聯合起來才是唯一出路。此間，解方曾作為河北省主席于學忠的代表，利用向張學良彙報的機會，明確反映了他們的這一想法。張學良對解方說：“要相信到西北以後我會有辦法的!”

解方把張學良的意圖告訴了賈陶，他們對張寄予了希望，盼望他早日結束“剿共”，率東北軍抗日。不久，蔣介石下令設立西北“剿匪”總部，駐地西安，任命張學良為代理總司令，指揮東北軍和西北軍“圍剿”紅軍。賈陶也隨之移駐西安，任西北“剿總”第二科中校參謀。1935年底，解方受于學忠委派去兩廣考察民團，路經西安時去看望賈陶，二人談論中認為張學良離開武漢之前所作的諾言，並未兌現，反而繼續執行蔣介石驅使東北軍打內戰的旨意,因此對張學良的態度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他們又學習了中共中央發表的《八一宣言》和“停止內戰，打回老家去”的一系列抗日主張，越發擁護和嚮往共產黨。於是，賈陶提出尋找中共地下黨的想法，並說：“真巧，我們過去在天津時談過話的苗勃然同志已經來到西安了，我們找他談談吧! 賈陶和解方在西安東關一位姓張的軍官家裡見到了苗勃然。苗勃然是張學良的好友，又是張學良機要參謀孫銘久(1936年9月改任張學良衛隊第2營營長)的同鄉好友和親屬。苗勃然在來西安之前，已在天津加入中國共產黨，被派到西安開展東北軍黨的地下工作(后受任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組織部長)。苗向賈陶、解方宣講了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和抗日主張，指出，從“九·一八”事變以來，民族矛盾已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要抗日就不能打內戰，就必須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賣國政策。他還指出，東北青年特別是東北的青年軍官應該迅速覺悟，應該有所作為，應該擔負起抗日復土的重擔。推動張學良覺悟過來最好，不然的話就聯合有抗日主張的人，聯合紅軍堅決走抗日救亡的道路!苗勃然的這番話，恰恰說到了兩位愛國軍官的心裡去了。賈陶、解方當即向苗勃然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決心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為抗日救亡而戰!此後，賈陶和解方即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利用公開身份掩護苗勃然等中共地下黨員開展對東北軍的爭取工作，保證了苗勃然等人的生命安全。　張學良在陝北“圍剿”紅軍，一開始就被紅軍殲滅了近3個師，給張以沉重的打擊。而蔣介石卻乘機撤銷了被消滅的東北軍部隊番號，不許重建部隊，還減發了軍餉，張學良對蔣消除異己、削弱東北軍的手段感到寒心和不滿。特別是東北軍官兵普遍厭倦內戰，要求抗日復土的強烈願望，以及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主張，都對張學良的思想轉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1936年4月，張學良最後決定同共產黨合作，在延安同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代表團正式談判，達成東北軍和紅軍互不侵犯的協議。之後，楊虎城的西北軍也在中共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的推動下，力主聯合抗日。這就基本上形成了紅軍、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聯合抗日的新局面。

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爭取東北軍共同抗日的工作。早在1936年初即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同年4、5月間，又成立了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以團結改造東北軍、壯大抗日力量、爭取東北軍早日投身抗日為宗旨。在中國共產黨的建議下。張學良在西安以南的長安縣王曲鎮開辦軍官訓練團，培養抗日力量，以改造東北軍。軍訓團首先開辦的是幹部連，作為訓練團的骨幹，帶動全團。賈陶和解方、萬毅、栗又文等人參加了幹部連受訓。幹部連學員全部是張學良親自挑選的，條件很嚴，即忠於張學良的，堅決抗日，廉潔奉公，無不良惡習的。全連共120人，於1936年6月15日開學。 此前的1936年4月，苗勃然會見了賈陶、解方，通知二人已被批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之後，三人又一同到西安東大街一家旅館，會見了中共東北軍工委負責人劉瀾波，研究了黨組織在王曲軍訓團幹部連開展工作的問題。遵照中共東北軍工委的指示，劉瀾波和賈陶、解方等人利用受訓機會廣交朋友，採取個別談心，教唱抗日歌曲等形式來宣傳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抗日主張。賈陶被認為是軍訓團表現最積極，也是最突出的一個。一天晚上，張學良到幹部連聽取學員們的意見，賈陶和其他學員慷慨陳詞，一致主張反對內戰、一致對外，籲請張學良率領東北軍開赴抗日前線。會場一時口號震天，群情激憤。張學良激動地流下了熱淚，他說：“我一定領大家走上抗日大道，披甲還鄉， 王曲軍訓團為爭取停止內戰，團結抗日，培養了大批骨幹，對改造東北軍和西北軍起了關鍵性作用。賈陶在幹部連受訓一個月，畢業后即於1936年12月被任命為張學良的直屬特務團(又稱衛隊團)中校副團長兼第3營營長，駐地西安。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張學良除開辦王曲軍訓團外，還決定成立一個秘密組織——抗日同志會，吸收主張聯共抗日、對張忠實的人參加，作為準備抗日復土的核心。1936年9月中旬，抗日同志會在西安張公館會客廳正式成立，張學良自任會長，所有入會人員必須經張親自批准。中共地下黨組織通過各種渠道，爭取多加入幾個同志。首批會員只有13人，其中包括劉瀾波、賈陶、解方、苗勃然、劉鼎、宋黎等中共地下黨員。在此期間，賈陶和黨內同志以及東北籍愛國民主人士一道在東北軍上、下層中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為爭取東北軍停止內戰，走聯共抗日之路以及西安事變的發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三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扣押了蔣介石。張學良的衛隊團長兼第2營營長的孫銘久率第2營參加臨潼華清池捉蔣戰鬥，衛隊團副團長兼第3營營長賈陶也率部參加了西安事變，並受中共黨組織指派，負責保衛中共中央代表團駐地和周恩來的安全。 西安事變后，張、楊兩將軍即採取三項重大措施，其中一項是成立西北聯軍臨時革命委員會學生抗日先鋒隊。賈陶和孫銘久、趙龍韜等人受命參與了抗日先鋒隊的創建工作。創建抗日先鋒隊是張學良改造東北軍為新型部隊的重要步驟之一。事變后的第二天上午，張學良指定由孫銘久任抗日先鋒隊總隊長，趙龍韜任參謀長，烏慶霖、賈陶、黃冠南分別任第1、第2、第3支隊長。①西安事變前，張學良曾在西安東城門樓創辦一個學兵隊，招收各地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知識青年，主要是中共北平地下黨秘密介紹去的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東北和民先隊員。張學良很信任和倚重學兵隊，指示抗日先鋒隊要在學兵隊的基礎上創建起來，擴編成一個師的建制，稱為總隊，下轄三個支隊(團)。學員兵隊大部分隊員被分配到抗日先鋒隊，另從張學良衛隊團和東北軍第105師抽調一些官兵，又新招收了一部分學生，在10天左右就成立了抗日先鋒隊第1、第2支隊。后因形勢變化，第3支隊未及成立即作罷。抗日先鋒隊官兵政治素質好，抗日熱情高，與紅軍聯繫也很密切。因此，先鋒隊被視為東北軍的“紅帽子”部隊。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對先鋒隊也很友好和關心，左權將軍曾兩次來隊訪問，受到先鋒隊官兵們的歡迎和熱情接待。

1936年12月下旬，賈陶和孫銘久、趙龍韜一同驅車去三原縣左權將軍的駐地進行回訪和參觀，左權將軍表示熱烈歡迎，並請他們一同進餐，對先鋒隊給予了很高評價，稱先鋒隊是一支很有希望的新型部隊，是紅軍與東北軍聯繫的紐帶。紅軍指戰員和根據地人民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仍保持著旺盛的鬥志，要求抗日，堅持生產，這些都深深地觸動了他們。賈陶作為中共地下黨員，印象就更深刻和難忘了。為了加強黨對東北軍軍運工作的力量，中共東北軍工委決定賈陶參加軍工委的領導工作，任中共東北軍工委軍事委員。他的擔子越來越重，而時局的急劇變化又迫使他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能出現絲毫差錯。1936年12月25日，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被羈押，形勢急轉直下。不久，東北軍內部又發生了某些不顧大局的人槍殺王以哲將軍的“二·二”事件。身任衛隊團副團長的賈陶也被捲入這次事件之中。“二·二”事件當天上午，孫銘久在自己家中召開秘密會議，他在會上突然宣布要暗殺王以哲將軍等人。賈陶應邀參加了會議，但他在會前根本不知道會議內容，到會後已無力阻止，更無法走脫，因為孫銘久已派人將院門封鎖。會後，賈陶立即向中共東北軍工委負責人劉瀾波和宋黎作了報告，他們緊急決定由劉瀾波向周恩來彙報，並建議周副主席迅速離開駐地張公館，轉移到安全地方。“二·二”事件后，西安處於混亂狀態，衛隊團和先鋒隊成了眾矢之的，大有內戰一觸即發之勢。在此嚴重關頭，周恩來面示賈陶要通過各種關係將部隊撤出西安，到長武縣集中。賈陶按照周恩來的指示，一面向衛隊團和抗日先鋒隊中軍官和黨員說明形勢之嚴重撤軍之必要，以免自相殘殺和不測，要求黨員堅決執行黨的指示，一面和部隊的主要軍官聯繫部署撤軍。經過大家共同努力，排除干擾，部隊很快於2月5日順利地撤出西安城，避免了東北軍內部大規模流血和與國民黨軍隊衝突事件的發生，保證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部隊到達長武后，受到國民黨嫡系及其它部隊的夾擊，形勢十分不利，蔣介石乘機下令解散衛隊團和抗日先鋒隊。這時，周恩來及時指示東北軍工委，要力爭把衛隊團和先鋒隊中的黨員和學兵隊的人員保存下來，編到東北軍裡面去。東北軍工委宣傳部長宋黎專程去長武縣，向賈陶傳達了這一指示。賈陶和解方等人分頭作一些東北軍高級將領的工作，后經過東北軍第51軍軍長於學忠調解，將衛隊團和抗日先鋒隊原編製解散，改編為東北軍第110師，下轄628團和629團，張政枋任師長，解方任628團團長，賈陶任629團上校團長。 賈陶利用這次改編的機會，在629團掩護了許多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並以團長的身份安排了這些同志的公開職務。他還聯繫解方團等部隊中的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形成了以賈陶為核心的進步勢力。不久，中共東北軍第110師工委在629團成立，賈陶任師工委軍事委員。在師工委的領導下，賈陶主辦了進步刊物《尖兵》，向團內外官兵進行正面宣傳教育，還編了團歌，歌詞是：“紀律鐵一般，團結固如山，我們是堅決抗日的629團……任憑他們(指國民黨蔣介石)不發餉，吃高粱面，我們仍要堅持抗戰！”同時，在團、營、連建立救亡室(即學習室)，給官兵上政治教育課，教唱抗日進步歌曲，如《義勇軍進行曲》、《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等。這些激動人心的歌曲，在110師廣泛傳唱，歌聲響徹渦河、淮河兩岸，振奮了官兵的抗日激情，擴大了革命影響。在中共東北軍第110師工委的努力之下，全師官兵的政治覺悟不斷提高，因而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嫉恨。加之110師官兵堅決請求抗日，為國民黨反動賣國政策所不容，因此當110師到達睢寧時蔣介石下令51軍軍長於學忠解散這支抗日隊伍。于學忠與蔣多次交涉，懇請保留編製，蔣介石卻毫不鬆口，在事出無奈的情況下，賈陶、解方等人給於學忠出謀劃策，請求保留部分編製，以保存革命力量。后經多次周折，蔣介石才允許110師縮編成4個營，分別插入51軍各師、團中。1937年5月，第110師被解散，師工委決議，由賈陶等人通過各種關係，將中共地下黨員安置在這4個營中，賈陶率黨員最多的1個營編入51軍114師342旅(下轄683團、684團)賈陶任342旅上校副旅長(旅長李雨霖系李杜將軍之弟，他同情共產黨，后在河南許昌作偽軍工作時犧牲)。與此同時，黨在114師成立了特委，賈陶任師特委軍事委員。由於賈陶等人的機智靈活和斡旋工作，蔣介石竭力想消滅110師進步力量的企圖並未得逞，相反，卻使51軍中國共產黨的力量繼續保存下來，使51軍成為我黨在東北軍內實力最強的一支隊伍。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黨以114師為基礎，成立了中共51軍工委，項乃光(后叛變)任書記、王西萍、賈陶(軍事委員)、解方、王學明、劉培植為委員，軍工委就秘密設置在賈陶的342旅內。因此，中共51軍工委的同志和許多黨員都與賈陶保持密切聯繫，他平時掩護這些同志從事秘密活動，一旦發生意外，他想盡一切辦法加以保護。由於他工作大膽謹慎，加之有合法身份作掩護，國民黨當局雖察覺51軍里有共產黨，卻一直查不到實據，奈何不得。除軍工委外，51軍的兩個師均建立了特委，7個團成立了黨總支，許多營、連設立了特支和支部，發展黨員300餘名。賈陶和黨內同志一道，團結廣大官兵培養和介紹其中一些先進分子入黨。賈陶主要負責51軍高中級軍官的統戰工作，他和51軍113師339旅副旅長烏慶霖結成深厚的友誼，在他的幫助下，烏慶霖進步很快，賈陶正準備介紹他入黨時，烏慶霖不幸遇害，沒來得及履行入黨手續。賈陶對黨忠心耿耿，不畏艱險，不怕困難，對同志熱情，樂於助人。儘管他身居副旅長之職，但在黨內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同志。黨組織發生經濟困難，總是由他設法幫助解決，他自己卻生活簡樸。因此，他在51軍中共地下黨員和愛國官兵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后，全國抗戰爆發，51軍奉命防守青島。為了表示誓死抗日的決心，賈陶把心愛的妻子閻閭送往延安，相約抗戰勝利時再見!為紀念“九·一八”事變6周年，賈陶在青島組織官兵舉行紀念活動，部隊士氣高漲。遵照中共51軍工委的指示，賈陶向旅長、師長和于學忠軍長建議，將來撤退時可留下1個旅在膠東堅持抗日游擊戰爭，遭到于學忠的拒絕。請示我黨的上級組織，亦未獲批准。1938年1月，日軍大舉進犯，徐州會戰爆發。2月，51軍奉命撤出青島，轉移魯南，114師防守臨淮關對岸一線，參加淮河戰役。離青島前，賈陶徵得51軍工委同意，曾向旅長、師長和于學忠軍長建議，撤出青島后可留下1個旅在膠東堅持抗日游擊戰爭，遭到于學忠的拒絕。後來抗日戰爭相持的事實，證明賈陶的建議是富有遠見的正確意見。51軍參加淮河戰役，賈陶旅頑強作戰，在臨淮關戰鬥中，賈陶親臨前線指揮，率部隊和黨員同志頑強抗戰，力挫強敵，充分發揮了他的軍事指揮才能。賈陶旅的共產黨員不怕犧牲，衝鋒在前，退卻在後，起到了先鋒模範作用，顯示了非同尋常的戰鬥力。例如，賈陶旅684團一營營副、共產黨員羅廣智率部反擊日軍，迫敵後退，他身負重傷，仍堅持不下火線，最後血灑疆場。 1938年3月，著名的台兒庄戰役打響。4月，5l軍奉命增援台兒庄的友軍，114師在蘭陵鎮及以西一線佔領陣地，防堵日軍增援台兒庄。部隊剛進入陣地，即遭敵猛烈襲擊，我軍奮起迎戰，戰鬥異常激烈。賈陶和戰友們浴血奮戰，后在友軍增援下，終於穩住了陣地，有力地支援了台兒庄的友軍，為贏得台兒庄戰役的勝利作出了貢獻。1938年5月，徐州會戰進入危急關頭。5月19日，徐州處於日軍包圍之中，蔣介石慌忙下令全線突圍。51軍從台兒庄前線撤退時，114師擔負掩護任務。但是，徐州突圍混亂已極，兵敗如山倒，有些軍官換上便衣，丟下部隊逃命。各路大軍漫山遍野，潰不成軍。51軍奪路突圍，邊打邊撤，也損失了不少部隊，只有中共地下黨員率領的部隊建制完整，有的還沿途收容散兵，使建製成倍擴大。賈陶率部奮勇突圍后，部隊傷亡很大。但他把342旅被打散的部隊收攏帶出，還收容了340旅某部隊和其它潰散的部隊，在勝利完成突圍和掩護撤退任務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了部隊損失，使51軍在徐州突圍中的損失遠比其它友軍為少，還掩護和收容了其他友軍，立有戰功，因此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通令嘉獎。不難看出，51軍在徐州會戰和突圍中的突出作用，一定程度上是靠軍內共產黨組織的努力和黨員的模範作用所致，又是靠共產黨員的鮮血換取的。據不完全統計，從抗戰爆發到徐州會戰結束，51軍的共產黨員傷亡達百數十人。 賈陶在抗戰中勇敢，機智，堅決，指揮作戰有方，掌握部隊有力，特別是徐州會戰突圍時表現出的非凡能力，深受51軍于學忠軍長的倚重，準備提升他為114師參謀長。賈陶並不計較個人名利和地位之得失，他考慮到升任師參謀長會失去直接指揮部隊的機會，對黨的兵運工作十分不利。因而他放棄了個人陞官的機會，向于學忠表示謝絕提升，仍留任342旅副旅長，使中共51軍工委繼續安全地隱蔽在賈陶旅。1938年8月，賈陶旅隨同51軍參加了“保衛大武漢”戰役中的商城戰鬥和六安戰鬥。其後受命調赴大別山休整。這時，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蔣介石在敵後增設了冀察、蘇魯兩個戰區，命于學忠為蘇魯戰區總司令，率東北軍51軍、57軍入魯。為了保證51軍順利到達山東，深入敵後堅持抗日游擊戰爭，中共51軍工委在114師駐地唐家匯召開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軍工委書記王西萍，軍工委委員賈陶、劉培植，原中共東北軍工委書記項乃光以中共中原局特派員身份參加會議，到會的還有部分基層黨組織的負責人等。會議決定，當前任務是鞏固部隊，保證51軍向蘇魯敵後挺進，順利到達山東，堅持敵後游擊戰爭。1939年3月，51軍由大別山出發，通過津浦線時，遭到日軍1個旅團攔截，114師擔任全軍掩護任務，首先在宿縣南顧正橋附近打了一仗，越過津浦線后，又在靈璧、大店與日軍遭遇。新上任的114師師長方叔洪部署所屬部隊，死拼硬頂，部隊傷亡很大。日軍緊追不捨，114師在澮塘溝仍是死拼硬頂，部隊傷亡急劇增加，大批傷員無法安置，遺留槍支彈藥無法攜帶。賈陶審時度勢，建議方師長改變死拼硬頂戰術，機動作戰，運用小部隊迂迴側后，減輕正面防禦壓力。師長方叔洪沒有接受，仍是老一套戰法。結果老是被動挨打，傷亡增加。賈陶又建議，114師掩護任務已完成，日軍緊迫不舍，不如暫回津浦線西，待機行動。方叔洪表示同意，發電請示于學忠，複電不準。日軍壓力有增無減，部隊在消耗戰中蹣跚前進。終於導致賈陶率部舉義事件的發生。先是，以賈陶親戚名義住在342旅的原中共東北軍工委．書記項乃光，曾與王西萍、賈陶一起研究，認為這種單純拼消耗的局面不能再維持下去了，應將黨影響下的部隊拉出去，開闢新區，堅持抗日游擊戰爭。他們到114師工兵營徵求於維哲營長(中共地下黨員)的意見，於表示服從組織決定。就這樣決定拉隊伍，軍工委分別下了通知，作了動員，選擇了路線，規定了聯絡信號。預定當晚分別拉出來，到楊?集合，因當晚與師部行軍路線一致，沒有行動。第二天按預定計劃拉出部隊，計有師工兵營、師新兵營、師戰時服務團師配屬342旅旅部的電台、342旅684團一部，槍支彈藥齊全，共1500餘人，由342旅副旅長賈陶統一指揮。部隊拉到津浦線附近，立即封鎖消息，隱蔽休息，爾後越過津浦線西行，到達宿縣南羅集一帶率部舉義。

部隊拉出去后，賈陶用攜帶的電台發報給師部報稱該部迷失方向，失去聯絡；建議越過津浦線，由微山湖西側向山東開進。方叔洪師長回電錶示同意。本來按此路線深入敵後，既合法又可擺脫控制，完全可以獨立自主地開闢抗日局面。但原中共東北軍工委書記、時任中原特派員項乃光頑固堅持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貪生怕死，面對強敵不敢深入敵後，而是以向上級黨組織請示為名，決定把隊伍拉到津浦線以西的安徽蒙城，坐等他去新四軍請示。誰知他一去竟逗留8天之久，結果貽誤了軍機。在此期間，于學忠查明情況，宣布賈陶等人“叛變”，下令“討伐”。蘇魯戰區參謀長王靜軒率干訓隊，114師340旅旅長張福祿率679團相繼來到阜陽，奉于學忠之命“討伐”賈陶部。王靜軒召集所部和桂系軍隊、皖北地方部隊開會，調動兵力，構成半包圍圈，準備武力解決。中共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得知賈陶率部起義后，於1939年14日作出緊急指示：(1)關於51軍114師殘餘部隊已實際脫離師部，獨立在敵後打游擊為有利，地區在津浦路東為好，望動員同志儘可能作到這一著，但不要宣布，只說無法找到師部，即獨立打游擊。(2)如確定打游擊，即須找一適當地點休息整頓，並擴充、補充加強黨的組織與工作，團結內部，新四軍與黨亦須派人前去幫助。(3)望根據當時的情況，參照河北呂正操的經驗辦法，在可能時，新四軍也可派一個支隊並帶一批幹部一同到津浦路去行動。 劉少奇代表中原局所作的指示是完全正確的。如果參照河北呂正操的經驗，到津浦路以東獨立自主地發展，遠離國民黨統治區，使國民黨鞭長莫及，失去對賈陶部的控制，又能得到黨和新四軍領導和支援，那是大有可為的。但由於項乃光往返逗留8天之久，貽誤了軍機，造成國民黨軍隊搶先下手，已對賈陶部形成包圍之勢，形勢十分危急。

在王靜軒調兵遣將之時，王的勤務兵李某把王預定在當天午夜12點出兵“討伐”賈陶部的消息偷偷告訴了衛士班長、共產黨員閻振興。閻焦急萬分，到蒙城報信已來不及，他急中生智，立即動員王靜軒的外甥宮文卿，一同去作王的工作，請示他改武力解決為和平解決。

閻說：“王老師，我相信賈副旅長不會叛變，這是漢奸特務造謠，挑撥51軍內部的團結，破壞中央對51軍的信任。王老師不能聽信謠言，對自己的部隊兵戎相見，互相殘殺，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中央早就懷疑51軍里有共產黨，但沒有事實，現在我們自己喊叫有共產黨，互相打起來，這不給自己臉上抹黑嗎?王老師想一想，賈副旅長是張(學良)副司令培植提拔的，是忠於東北軍、忠於張副司令的，怎麼會背叛東北軍。如不細查，槍聲一響，血染蒙城，影響之壞，遍及全國。廣西部隊、地方團隊正好乘機揀便宜，補充他們的實力。因此，他們是喜歡武力解決的。王老師需要三思而行！”這席話打動了王靜軒，轉而問閻如何解決?閻說：“最好和平解決。王老師寫封親筆信，派一可靠的人到蒙城去見賈副旅長，一面了解真情，另一面命令賈副旅長前來見你，讓他說明不去山東的原因，如他來阜陽，說明他沒有異心，如不來，再用武力解決也不遲。”宮文卿也幫著說話：“不能聽信謠言，最好和平解決。”①王靜軒深以為然，於是下令部隊暫緩出發，派679團9連長魯保瑗持信前往蒙城，賈陶來到了阜陽，面見王靜軒，陳述了部隊行軍作戰時失去聯繫，由他收容起來，但大部隊已遠去，不得已撤迴路西，且事先請示了方師長，方回電同意的經過。接著，賈陶把方叔洪回電交給王靜軒審閱，王靜軒見賈陶所述句句屬實，這才點頭認可，消除了誤會。 可是，王靜軒手下一些人卻抓住不放，頻頻進讒言，主張逮捕槍決賈陶、閻振興。宮文卿再向王靜軒進言說：“賈副旅長奉命前來，光明磊落，如藉機謀殺，太不仁不義了，名聲不好，影響部隊團結。如信不著，讓他辭職，到別的部隊去抗日好了。”王靜軒請示于學忠后，決定和平解決，宣布賈陶等人不是“叛變”，拉出來的隊伍不是“叛軍”，賈陶等人去職，並保證其安全。 這時，中共中央來了指示：為照顧統一戰線關係，拉出來的隊伍交回51軍，已暴露的幹部和黨員撤出。在中共中央指示下，賈陶等百餘人撤出，部隊歸還51軍。這幾乎是中共51軍工委的全部及大部分秘密黨員，僅留下解方、王再天等少數未暴露的黨員隨51軍開往山東。賈陶舉義事件使51軍向魯南挺進的部署錯亂，在客觀上影響了友軍的抗日行動。更令人遺憾的是，將我黨經過艱苦鬥爭，在國民黨軍隊里佔據有雄厚力量的陣地由於輕率地拉出來而被輕易地丟掉了，這是令人非常惋惜痛心的，對我們黨來說是個嚴重損失。賈陶在率部舉義失敗后，奉命和百餘名撤出來的同志幾經周折，來到中共中原局駐地河南省確山縣竹溝鎮。在那裡，他向劉少奇、朱理治等中原局負責人彙報了事件的前後經過，接受組織審查。賈陶請求中原局允許他到延安學習，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入馬列學院學習。賈陶帶領8名連營級黨員幹部取道西安，於1939年6月到達他日夜嚮往的革命聖地延安。在馬列學院，他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經過2年時間對黨的理論的系統學習，使他打下了堅實的馬列主義理論基礎，對他個人的思想改造和提高收效很大。

1941年6月，賈陶在延安馬列學院畢業后，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四局教育科長。同年9月，任中央軍委四局副局長兼科長。后專任中共中央情報部副局長。1942年12月任八路軍第120師獨立1旅參謀長，1944年9月在中共中央黨校二部學習。賈陶到八路軍工作后，認真學習，努力完成黨交給的各項任務。在中央軍委四局、情報部四局工作時，他編寫了《國民黨軍概況》；在擔任120師獨立1旅參謀長時，曾參加了文水戰鬥等。1945年4月，他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出席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抗日戰爭勝利后，賈陶奉命挺進東北，於1945年9月任東北民主聯軍炮兵旅旅長。這是我軍較早的炮兵部隊之一，他的炮兵技術專長得以充分地發揮。1946年10月，賈陶任東北軍區炮兵司令部副司令員兼炮兵學校副校長、校長。1949年9月兼防空學校校長。在東北解放戰爭時期，賈陶一直率炮兵部隊南征北戰，給兄弟部隊以強有力的支援。為東北炮兵部隊的組建和全軍炮兵幹部的培訓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后，賈陶於1951年5月擔任中共中央軍委炮兵司令部參謀長。翌年8月任軍委高級炮兵學校校長。1955年，賈陶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同年，他到南京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1958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學院副院長。1960年，任瀋陽炮兵科學技術研究院院長。

1945年9月，賈陶任東北民主聯軍炮兵旅旅長，當時，日軍投降后在牡丹江畔丟棄了 大量的炮兵武器，其中有很多是破損的壞炮。急需東北民主聯軍炮兵學校（原延安炮兵學校轉變而來）的炮兵技術專家鄭新潮等進行修整，賈陶及時對武器修整工作給予了大力支持，致使這些武器迅速充實裝備了炮兵旅的建設，在解放戰爭中發揮了作用。1946年10月後，賈陶任東北軍區炮兵司令部副司令員兼軍區炮兵學校副校長、校長。當時，炮兵在東北戰場上急需拉炮的軍馬，朱瑞與賈陶根據東北民主聯軍（四野前身）炮司”四號命令“讓炮校的鄭新潮與邵清廉籌建我軍第一個軍馬場--牡丹江軍馬場。此後又成立了扎蘭屯軍馬場等，大批的軍馬在解放戰爭和朝鮮戰爭中發揮了作用，並載入解放軍炮兵發展軍戰史。

“文革”開始后，林彪、康生、江青一夥在中央二辦成立呂(正操)解(方)專案組，蓄意捏造了一個莫須有的“東北叛黨集團”，划入這個集團的還有張學思、高崇民、閻寶航、劉瀾波、賈陶等一大批老同志。從1967年7月以後，賈陶被關押“審查”，長達6年之久。他以堅強的毅力同疾病作頑強的鬥爭，雖身受迫害致殘，導致全癱，他仍堅持學習，直至生命的最後一息。

1976年10月22日，賈陶將軍含冤長逝，終年67歲。1980年5月，中共中央組織部為“東北叛黨集團”大假案徹底平反，賈陶的冤案得以昭雪。他戎馬一生的功績和對黨對人民的無限忠誠，將永遠被載入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