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書

劉知幾(661―721)唐代著名史學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舉進士。武則天長安二年(702)開始擔任史官，撰起居注，歷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等職，兼修國史。劉知幾不滿於當時史館制度的混亂和監修貴臣對修史工作的橫加干涉，於景龍二年(708)辭去史職，“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劉知幾第一次提出了史學家必須具備史學、史才、史識“三長”的論點。史學，是歷史知識；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史識，是歷史見解；“三長”必須兼備，而史識又是最重要的。史識的核心是忠於歷史事實，秉筆直書。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況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兩全。足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

然則歷考前史，征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案金行在歷，史事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台，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陸機、虞預，各棲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案於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

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御；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與夫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直如弦四句《樂府集》郭茂倩《注》云：《後漢書五行志》，順帝之末京都童謠。

為於可為二句揚雄《解嘲》中語。

董狐《左》宣二：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乎！越竟乃免。”書崔弒《左》襄二十五：齊崔杼弒公以說於晉，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述漢非《後漢蔡邕傳》：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謗書流於後世。章懷《注》：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為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也。

韋昭仗正見《本紀》篇弘嗣《吳史》注。

崔浩犯諱《魏書》：崔浩字伯淵，清河人。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爵東郡公，拜太常卿。神二年，詔撰國書。《北史》本傳：著作令史閔堪、標諂事浩，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忿毒，構浩於帝，帝怒誅浩。

張儼嘿記張儼見《載文》篇注。《隋經籍志》：《嘿記》三卷，吳大鴻臚張儼撰。遼東本《晉書》：孫盛撰《晉陽秋》，詞直而理正。醒溫見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此史行，關君門戶事。諸子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太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行。

金行注見《斷限》篇。渭曲見屈《蜀志諸葛亮傳》：亮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其年卒于軍。松之《注》：《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儀結陣而去。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雲台取傷《魏志高貴鄉公紀注》云：《漢晉春秋》曰：帝召王經等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當自出討之。經曰：宿衛空闕，兵甲寡弱，禍殆不測。帝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決矣。賈充逆戰，帝自用劍。太子舍人成濟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為今日。”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又《魏氏春秋》曰：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等下陵雲台，鎧仗授兵出討。又按：抽戈犯蹕，亦見本注，乃干寶《晉紀》語，非出習書。

董統燕史《外篇正史》篇：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后書》三十卷。按：是書《隋》、《唐》二志皆不載。緣其後范亨等合諸燕史並成一書，而董書遂逸也。范亨書，二志載之。

人秉受了上天賦予的仁義禮智信五種美德，士人有各種各樣的善行，邪和正是有區別的，曲和直是不同的。那些邪的、曲的行為，被人所輕賤，因為那是小人的行事準則；那些正直的行為，被人所尊重，以為那是君子的德行。然而世人大多都遵循邪曲而放棄正直，不遵循君子的腳步，而行為遵循小人的做法，為什麼呢？俗話說：“正直像弓弦，死在路邊；邪曲像彎鉤，反而能封侯。”所以人們寧可順從（權勢）來保障自身平安，也不違逆（權勢）而遭受禍害。況且史書的要義，就是要申明勉勵懲誡，樹立好的風氣。如果有做壞事的臣子，不孝順父母的逆子，淫亂的君主，如果不加隱諱地記下他們的事迹，不掩飾他們的過失，那麼他們的惡行就會昭著於一個朝代，他們的臭名就要流傳千年。史書記載的內容能夠達到這種效果，實在是很可敬畏的呀！

（直筆記史）如果在可以做的時候這樣做，就會安順；如果在不可以這麼做的時候也做，就會招來禍害。像董狐記載史實的原則是不隱諱真相，趙盾因為這種記史原則而蒙受屈辱，他們沒有什麼衝突，（各自按自己的原則）做事沒有什麼疑慮，這樣成就了董狐的良史直筆，享有千古不衰的名聲。至於像齊史記載崔杼弒君，司馬遷寫出漢武帝的過錯，韋昭在東吳秉直記事，崔浩寫史犯了魏國的忌諱，他們有的身受刑戮，被當時人所嘲笑；有的寫成的書被填埋，後人無法知道。世事就像這樣，卻要責怪史臣不能保持剛直不屈的性格，激勵自己舍己盡忠的節操，（這樣的要求）確實也難做到啊。因此張儼因憤激而努力，私下撰寫保存《嘿記》的文字；孫盛心中不平，私自抄寫了《晉陽秋》的原稿寄到遼東，（以保真實。）用這種辦法來避禍，幸好獲得兩全。這足夠用來證明世道多麼艱辛，也了解了史書實錄的難得。

但是一一考察從前的史事，求證於實錄的言語，雖然有古人的糟粕，真假相雜，可是披開沙子挑選金子，有時還是能收穫寶貝的。考究魏晉更替，歷史事件特別多。當晉宣帝（司馬懿）、晉景帝（司馬師）開創晉朝基業之初，曹氏和司馬氏政權交替的時候，或者司馬懿在渭南和諸葛亮相持，被諸葛亮的遺計擊敗，或者魏帝曹髦雲台發兵討伐司馬昭，反被成濟刺殺。陳壽、王隱，都閉口不說話，陸機、虞預，也停筆沒有敘述。到了習鑿齒，才有了死諸葛退走活仲達（司馬懿）、成濟持刀刺殺魏帝曹髦的記載。歷代的欺騙蒙蔽，這時才澄清。考究習鑿齒的記事，大概就是近代遺留下來的直錄精神吧？再有宋孝王的《風俗傳》、王劭的《齊志》，他們敘述當時的事情，也都務必細究真實情況。考究當時北魏的王公貴族後裔，依然當政；北齊的將相，先人遺業仍然還在。而這兩人寫他們忌諱的事情，竟沒有一點害怕。不畏強暴，大概就是這類人嗎？

烈士捨身求取美名，壯士看重氣節，寧可做折斷的蘭花，破碎的玉石，也不做瓦礫而保全性命。像南史、董狐依仗正氣真實記載，不避強暴；韋昭、崔浩盡情秉筆直書，不迎合強權。雖然在保全自己防備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們留下芳名和功業，人們到現在還稱道他們。和王沈寫《魏書》，憑藉邪曲的筆法竊取官位，董統寫《燕史》，用諂媚的記載來獲取榮華（相比），（南、董、韋、崔的精神）直衝三光，（王沈、董統的行為）卻是埋於九泉，（即使這樣說）也不足以說明他們的高低之別啊。

《史通》

第一部系統性的史論專著

史論又稱史評，包括的範圍十分廣泛，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史學理論和史學批評兩大類。史學理論指有關史學體例、編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論述；史學批評則包括評論史事、研討史籍得失、考訂史事正誤異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