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規模的積累不平等理論批判

世界規模的積累不平等理論批判是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於楊明柱、楊光、李寶源等人於2008年翻譯的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叢書，原作者是薩米爾·阿明。主要講述世界範圍內新型的國際專業化與發達國家向欠發達國家的資本輸出正是外圍國家貧困與欠發達的根本原因。

1內容簡介 2作者簡介 3目錄

4序言 5文摘 6後記

內容簡介

書籍封面

欠發達是所有國家發展的必然階段嗎？欠發達的外圍國家可以單純依靠技術革新成為發達國家嗎？發達國家的資本輸出填補了欠發達國家的資金短缺嗎？《世界規模的積累不平等理論批判》給出了這些問題的答案。世界範圍內新型的國際專業化與發達國家向欠發達國家的資本輸出正是外圍國家貧困與欠發達的根本原因。不改變不平等交換帶來的“資本積累不平衡”，不改變欠發達的外圍資本積累受制於中心的依附性結構，欠發達國家就不可能走出貧困的境地。

作者簡介

薩米爾·阿明(SamirAmin，1931一)埃及著名經濟學家，研究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理論的頗負盛名的學者。

1931年9月4日生於開羅。1952年及1956年先後畢業於法國巴黎政治學院及法國巴黎大學統計學研究所。1957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應。1966年獲得經濟學講師資格。1957～1960年擔任埃及經濟發展組織研究部主任。後來，一直在國外工作。1960～1963年擔任非洲馬里政府計劃部顧問；1963～1970年先後在聯合國非洲經濟開發與計劃研究所、法國普瓦蒂埃大學、巴黎大學擔任教授。1970～1980年擔任聯合國非洲經濟開發與計劃研究所主任。1980年起擔任第三世界論壇主席以及世界多途徑論壇主席(worldFortimforAlternatiyes，簡稱WFA或FMA)。

阿明的著述頗豐，主要有：《世界規模的積累》(1970)；《不平等的發展》(1973)；《不平等的交換與價值規律》(1973)；《帝國主義的危機》(1975)；《帝國主義與不平等的發展》(1976)；《價值規律與歷史唯物主義》(1977)；《歷史上的階級與國家暨當代危機》(1979)；《今日阿拉伯經濟》(1980)；《脫鉤：為了走出世界體系》(1985)；《歐洲中心論批判》(1988)；《混沌帝國》(1991)；《心路歷程：半個世紀的審視》(1993)；《世界一體化的挑戰》(1996)；《時代旋律的批判》(1997)；《資本主義的幽靈》(1998)；《自由主義病毒》(2003)；《為多極世界進言》(2005)等。

序言

一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發展與歷史形態

自古以來，歷史就呈現出地區不平衡發展的特點。但只是到了近代，兩極分化才成為全球融入資本主義體系的無處不在的副產品。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演化過程中，近代資本主義的兩極分化相繼呈現出以下幾種形態：

（1）工業革命以前的重商主義形態（1500～1800年），其表現為商業資本在大西洋主要中心區域盛行以及外圍區域（美洲）的出現，它的出現完全符合商業資本積累的邏輯。

（2）工業革命過程中產生所謂經典模式，它成為此後資本主義的基本模式。相比之下，外圍——逐漸加入其中的先是拉丁美洲，後來是除日本以外的亞洲和非洲——卻保持農村狀態，沒有進入工業化階段。因此，這些地區通過農業生產和礦業生產參與世界分工。這一重要的分化伴隨著另外一個重要的分化，即一批核心工業體系的形成。它們是一批全國性的自我中心型體系，是與全國性的資產階級國家建設同時出現的。總之，這兩大分化說明了民族解放思想的主線，那就是回應兩大分化的挑戰。①工業化被視為解放進程的同義語和“趕超”的手段；②建設民族國家的目標也是受到中心國家模式的啟發。現代化思想就是這樣構建起來的。從工業革命（1800年以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體系的特徵就是這種經典的兩極分化形態。

（3）戰後時期（1945～1990年）見證了以上兩大分化的逐漸銷蝕。這是一個外圍國家工業化的時期——當然是不平等的工業化。在亞洲和拉丁美洲，工業化是主導因素——在那些剛剛重新獲得政治自主權的外圍國家，民主解放運動大大加快了這一進程。這同時也是一個逐漸摧毀那些自我中心型的全國性生產體系，並且使它們無法作為構件重新組合成一個完整的世界生產體系的時期。這種雙重銷蝕是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新表現。

（4）這種轉變的累積，使戰後生產體系的均勢瓦解。這種發展並沒有導致以新型兩極分化為特徵的新世界秩序，而是導致了“全球動蕩”。我們今天所面對的這種混亂，產生於世界體系的三大敗局：①它沒有建立超越民族國家的新型政治社會組織；②它沒有建立一種經濟政治關係，使新興的具有競爭力的亞洲和拉丁美洲外圍區域的工業化崛起與追求全球增長相協調；③它沒有建立一種不排斥非洲外圍的關係，非洲外圍沒有參與競爭性的工業化。這種混亂在世界所有地區，在政治、社會、思想等所有方面都顯而易見。這也是歐洲建設困難，無力實現市場一體化和建立平行的一體化政治結構的原因所在。這也是在東歐、半工業化的第三世界和最近被邊緣化的第四世界所有外圍地區動蕩不安的原因所在。當前這種混亂，反映了世界體系極端脆弱，不能保證全球化進程的持續推進。

（5）我們不能因這種混亂占主導地位，就不考慮“新世界秩序”的替代方案。“世界秩序”的未來有多種可能。我們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些被全球化不可避免和必勝主義過度粉飾的問題上來，這些問題的不確定性已經昭然若揭。

我認為，爭論應當從深入探討世界體系的新特徵開始。這些新特徵是先前的世界體系銷蝕所引發的。新特徵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自我中心型國家的銷蝕，以及由此引起的再生產領域與積累之間關聯性的消失，政治社會控制也隨之削弱。這種社會政治控制至今嚴格局限在自我中心型國家的疆域之內。

（2）工業中心與非工業化外圍區域之間的差別不再明顯，世界分化出現了新情況。

競爭力是多種經濟、政治和社會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在這場不公平的鬥爭中，中心國家利用了我所謂的五大壟斷。這些壟斷挑戰著社會理論的整體。

（1）技術壟斷。這需要有巨額的經費投入，只有富有的大國才能做到。沒有國家的支持，尤其是軍費開支——這是自由化論調所沒有提到的，這類壟斷大多都難以為繼。

（2）世界範圍內金融市場的金融控制。由於金融規制的自由化，這種壟斷具有前所未有的效力。直到不久以前，一個國家的大部分儲蓄還只能在一定地區——主要是全國範圍內——的金融機構之間流通。今天，這些儲蓄集中到了那些在全球範圍內開展業務的機構手中。我們所談論的是金融資本，它是資本全球化中程度最高的部分。

（3）對獲取全球自然資源的壟斷。現在全球都面臨資源被肆意開採的危險。資本主義基於短期理性，不能克服這種輕率行為帶來的一系列危險。因而，進一步鞏固了發達國家的壟斷。它們的考慮是，不讓其他國家也像它們那樣不負責任。

（4）傳媒和通訊壟斷。它不僅導致文化的同質化，還會為政治操縱提供新的手段。現代傳媒市場的擴張已經成為西方國家自身的民主進程遭到破壞的主要原因。

（5）最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壟斷。這種壟斷在兩級格局下曾經受到抑制，但如今美國又像1945年時那樣成為獨家壟斷者。“擴散”風險的失控說明，在沒有民主的國際控制情況下，這是與這種令人無法接受的壟斷作鬥爭的唯一方法。

以上這五大壟斷總體上決定了全球化價值規律的運行框架。價值規律是所有這些壟斷條件的集中體現，而不是客觀的“純粹”經濟理性的體現。所有這些壟斷的影響，抵消了外圍地區的工業化影響，使外圍地區的生產活動貶值，使新的壟斷活動增值，並且使中心從中獲益。結果就是，在世界規模的收入分配領域出現一個新的——比從前更不平等的——等級結構，外圍地區的工業成為附屬品，並降低到分包商的地位。這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兩極分化的新原理，預示了未來的模式。

然而，南方——至少是許多南方國家——的處境已經與1955年萬隆會議時不同了。那時，它總體上完全不具備掌握工業化技術的能力。今天，北方的五大壟斷是可以被打破的。南方掌握了現代技術，甚至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開發這些技術。南方可以控制對重要自然資源的獲取，使北方調整消費結構，減少浪費。南方能夠退出金融全球化進程，能夠發展自主的貿易網路以及資本和技術轉移，也能夠發展軍事實力以應對北方的威脅。

二另一種人性的全球化替代方案

相比於目前的主導意識形態話語，我認為，通過市場實現全球化是一種反動的烏托邦。我們必須加以反對，並從社會主義視角提出一種人性的全球化替代方案。

資本主義與歷史上所有的社會體系一樣，在其上升時期發揮了進步作用（相對於它們之前的政治體系而言）：把個人從以前的體系所強加的諸多限制中解放出來，以空前的規模發展了生產力，把五花八門的社區融合為我們所了解的民族，奠定了現代民主的基礎。然而，所有這些貢獻都表明並局限於它們的階級屬性：“自由的”個人實際上只不過是“富有的資產階級男性”。而父權制的長期存在卻使占人類半數的女性處於從屬地位；民主的受惠者只限於男性。自然資源的開採總是與受短期利益支配的金錢盈虧邏輯有關，並且引髮長期的嚴重威脅。國家的權利都留給了占支配地位的中心的人們，而那些處於被支配和被殖民化地位的外圍地區的人們，卻完全沒有這種權利。隨著全球化的擴張進一步成功，資本主義的局限性也逐步增加，它今天已經處於悲慘境地。

當代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不再是人類追求個人和集體解放的適當框架，無論單個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是如此。資本主義不僅是一個以剝削工人（尤其是工人階級）為基礎的體系，而且已經成為全人類的敵人。

現代帝國主義不能為廣大亞非拉地區的絕大多數人提供任何東西，而這些地區的人口佔全世界的80%。在這裡，帝國主義的繼續發展可能只是讓少數擁有特權的群體受益，在某些情況下還導致其他群體（尤其是占人類將近一半人口的農民）的嚴重貧困，特權群體中許多人甚至會考慮採取有計劃的種族滅絕措施。由於資本繼續對整個外圍進行統治，那裡的人們隨時都可能揭竿而起（這個“風暴區”如今被世界體系的操縱者用刑律術語稱為“流氓國家”和“恐怖主義巢穴”），因此全球化需要軍事化。這種進程排除了真正的民主化，不能使這些地區的人們真正有可能實現社會進步。

就全球範圍來看，在資本追逐利潤的排他性邏輯主導下進行積累，意味著加速破壞全球生命繁育的自然基礎，損耗不可再生能源（尤其是石油），以不可恢復的方式破壞生物多樣性，破壞生態，最終甚至威脅這個星球上的生命。這裡必須澄清的一點是，這些破壞短期內會給特權群體帶來“好處”，但這些“好處”的獲取卻越來越不平等。當美國總統小布希宣布“美國的生活方式決不妥協”的時候，他實際上在說，任何“趕超”國家——亞非拉三大洲的人們都不要心存幻想，要讓帝國主義國家（首先是美國，其次才是歐洲和日本）獨佔性地揮霍全球範圍內的資源。

為擴大現有的富豪統治地位而強行開放新領域——公共服務部門（教育、醫療等），以及對滿足基本需要的生產（水、電、住房、交通等）實行私有化，結果總是導致不平等的加劇和大眾階層的基本社會權利被破壞。

資本主義已經成為全人類的敵人。所以，必須視之為一種“過時的”世界體系，我甚至要說它是“老態龍鍾”，儘管它表面上還在成功地擴張。為了保衛人類，我們要根據一些基本原則採取措施。這些原則不同於支配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積累和再生產原則。

三人民的鬥爭必須徹底化

在金融富豪統治的控制下，全球壟斷資本的侵略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持續不斷的抵抗，有些反擊說明，反攻確有可能。然而必須看到，迄今為止的這些抵抗和還擊均以失敗告終。在中心的資本主義富裕國家，這些反抗仍然以捍衛利益為主，但由於自由政治的開展而日益萎縮。在一些外圍國家，這種反擊表現為開展一些向後看的文化性項目，肯定不足以應對21世紀的挑戰。現在，許多反擊富豪統治新力量的運動，並沒有質疑資本主義的基本原理，而資本主義基本原理正是這些運動所號召動員的群眾遭受社會災難的根源。這些反抗活動與世界體系發生衝突，但卻沒有充分考慮到這一體系的形成機制。正因為如此，它們的鬥爭還沒有成功地使力量對比發生有利於民眾階級的轉變，否則它們早已在這裡或那裡贏得重大勝利。

鬥爭的徹底化——我這樣說的意思是，人們突然意識到資本主義已經過時這一特徵——決定著它們是否有能力拿出積極的替代方案，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有可能的。

儘管進入當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體系的國家和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的客觀條件極為不同，但世界各國人民都盼望社會進步、盼望真正的民主化、盼望和平。從根本上來說，我們今天要把挑戰的不同內容綜合到一起，而不是分裂開來。具體說就是：

（1）在政治、經濟、社會、家庭、商業、學校、鄰里和國家生活等所有方面的管理中推進民主化，要與所有人的社會進步相結合，要從最貧困的社會群體入手。真正的民主化與社會進步密不可分。捍衛人權、工作權、所謂男女到處“機會均等”，可能都是合情合理的（的確是合情合理的），但卻是不夠的。把它們納入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全球性計劃中來，一定會取得更大成就。對於各種各樣的看法，應當尊重，因為這樣可以豐富人們的思想。

（2）尊重國家、民族、人民的獨立和主權，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多中心的國際體系。就建立工人階級的團結和各國人們的國際主義而言，沒有什麼不可逾越的障礙。具備這一重要條件，才能減緩資本主義發展不平等引起的利益衝突，以談判的義務取代激烈的權利之爭，消除充斥我們這個時代的南北雙方的無休止戰爭。這就意味著，要圍繞共同目標建立“統一戰線”——特別是恢復不結盟運動和三大洲運動的建設；以其他的全球化管理機構取代現有的全球化金融資本機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歐盟，還有諸如美洲自由貿易區、涉及歐盟與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國家關係的組織等地區性合作項目）。有些地區已經朝這個方向邁出了步伐，尤其是拉丁美洲的美洲玻利瓦爾替代計劃和南方共同市場以及亞洲的上海合作組織。我們還遠未成功地擊敗現有機構，但它們已經在各國人民的眼裡喪失了合法性。不幸的是，在投入戰鬥的抵抗運動中，許多積極分子，特別是在帝國主義中心區（即由美國和加拿大——澳大利亞也應列入此方、西歐和中歐，以及日本組成的三位一體）的富裕國家，仍然拒絕捍衛國家的想法，輕率地視之為激進的沙文主義。我認為，不管他們喜歡不喜歡聽，這些人都是擁護全球化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

關於徹底化，我已經指明了它的構成因素，它是鬥爭政治化和確定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同義語。政治化意味著，必須認識到，沒有一種社會運動可以宣稱具有“政治”特徵，儘管這種社會運動可能合理地反映出現有政治力量及其所屬政黨籠絡民心的邏輯。許多大大小小的政黨都打著“先鋒隊”的旗號，人們完全可以合理地否定這種自封的稱號。

目前，徹底化需要優先考慮的是，挫敗為富豪統治下的全球化服務的全球軍事控制計劃。

文摘

它們之間的貿易就越發達。“勞動”是農業國相對“富足”的要素，而在工業中，佔有這種地位的則是“資本”。因此，農業國在它的生產中可能比較有利，因為它的生產是“輕型的”。工業國在它的生產中亦然如此。如果不考慮可能發生的資本運動，則交換將一直繼續到要素的相對報酬平均化時為止。現在假定，工業國繼續進行它的擴大工業化的運動。在工業國中，“資本”重新變得相對富足。對外貿易將一直發展到這種新的不平等被消除時為止。因此，對外貿易的絕對值增加。兩個國家的對外貿易和國民收入比率都發生變化。但是，就革新國而言，對外貿易和總收入都增加了；而就被動國而言，對外貿易的絕對額增加了，增加的數量與參加交換的另一方相同，因為假設國際收支是平衡的，但是它的國民收入卻幾乎保持不變。如果我們現在假設，欠發達國家與先進國家相應的發展，要素的相對稀缺程度的不平等幾乎保持不變，兩個國家的對外貿易與國民收入都增加，那麼，兩個國家的對外貿易和國民收入比率將發生同樣的變化。所以，對外貿易和國民收入比率的不等量變化是不平等發展的徵兆。這裡所描述的模式完全合乎實際，因為在全體發達國家同全體欠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變化中，欠發達國家的對外貿易和國民收入比率有快於發達國家的趨向。

對於這個符合實際的模式，應當著重強調如下：即便欠發達國家之間的結構有差異，但是它們之間絕對的和相對的貿易量都很小。相反，結構相似的發達國家之問的貿易量卻很大。正因為如此，當我們不再把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看作整體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到，前者的平均進口傾向比後者增加得更快。這一點從世界貿易中製成品與製成品的交換逐年增加的事實中反映出來。①發達國家進口的平均總傾向的提高只不過意味著這些國家比欠發達國家在更大程度上加入了國際市場。這並不奇怪。擴大市場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絕對規律。地方市場變成全國市場，然後變成世界市場。

某些人由此得出結論說，欠發達國家的工業化會增加它們的絕對和相對的進口量。他們舉例說，英國的“白人自治領”的發展就是與它們的進口的巨大發展並駕齊驅的。然而，不應當把這些國家特有的社會經濟形態變化——這種十分特殊的例子——推廣到經濟欠發達的國家。

後記

本書的作者薩米爾·阿明於1931年出生在埃及，1957年在法國巴黎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1957～1963年先後在一些非洲和阿拉伯國家擔任政府高級經濟顧問，1963～1970年擔任法國的普瓦蒂埃大學、巴黎大學和塞內加爾的達喀爾大學教授。此後，他還擔任過聯合國非洲計劃和發展研究所所長、聯合國非洲未來戰略局的主要負責人。他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研究經濟發展理論，發表過數十部學術專著，是世界著名經濟學家、“依附論”的創立者之一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位代表人物，至今仍活躍在國際學術舞台。

《世界規模的積累》是薩米爾·阿明的主要代表作，也是“依附論”的一部奠基之作。作者在這本書中對“依附論”進行了精心構建和系統闡述。他通過對李嘉圖以來各種經濟學理論的揚棄，並把“外圍”的剩餘價值外流與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原始積累的理論相結合，為其“依附論”的創立奠定了理論基礎。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是一個由“中心”和“外圍”兩種“社會經濟形態”構成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中心”利用不平等的國際勞動分工剝削“外圍”，從而實現其世界規模的資本積累；而“外圍”的經濟發展則因此被“滯阻”，並處於對“中心”的依附地位。在作者看來，這是發達與欠發達的根本原因，欠發達國家只有擺脫這種依附關係，才能獲得經濟發展。

國際學界對“依附論”固然褒貶不一，但薩米爾·阿明及其代表作《世界規模的積累》享有顯著的學術地位，並曾對一批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和阿拉伯國家的發展實踐產生顯著影響。這本書1970年在法國用法文第一次出版后，很快銷售一空，以後多次再版，並從1974年起被翻譯成英文出版，在世界各國廣為發行。至今，這本書仍在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教學與研究中被列為重要參考書。

世界規模的積累不平等理論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