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體

田錫《覽韓偓鄭谷詩因呈太素》詩云：“順熟合依元白體，清新堪擬鄭韓吟”。楊億寫過《讀史敩白體》詩。歐陽修《六一詩話》云：“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行於容易。”司馬光《溫公續詩話》稱魏野“其詩效白樂天體”。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一云：“昉詩務淺切，效白樂天體。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為唱和友，而李公詩格亦相類，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可知“白樂天體”之稱，在仁宗朝已流行。

又惠洪《冷齋夜話》卷一亦云：“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然而白詩之特點不止於此。陳寅恪曾因此辯曰：“若排律一類必為老嫗所解始可筆錄，則《白氏長慶集》之卷帙當大為削減矣。其謬妄又何待詳論！唯世之治文學史者，猶以元白詩專以易解之故而得盛行，則不得不為辨正耳”

宋初學白詩之風始於太宗朝而盛於真宗朝，至仁宗朝前期餘波尚存，後來“西昆體”漸成詩壇主流，“白體”遂寢。據方回《送羅壽可詩序》所列，“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漢謀”。即李昉、徐鉉、徐鍇（徐鍇卒於南唐，並未入宋，與“白體”無涉。方回將其列入“白體”是個失誤）、王禹偁、王奇。方回此說影響甚廣，然“白體”詩人遠不止於此，如宋太宗就是影響最大的“白體”詩人，仁宗朝“西昆體”詩人中，楊億、舒雅、刁衎、張詠、晁迥、李維、李宗鄂、張秉等，早年都曾學“白體”。歐陽修所謂“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就是指這些人。

北宋人所謂學“白體”，其含義主要有三層。

一是學白居易、元稹、劉禹錫等人作唱和近體詩，切磋詩藝，休閑解頤。詩歌唱和，本屬文人閑情雅趣。由於其既富文化意蘊，又見才華性情；既可用於歌頌，又可怡情，且俗人不能為之，所以當國家初安，朝政多暇之際，元、白、劉詩歌唱和之舉，就很容易成為文人士大夫競相模仿的藝術休閑範式。太宗與群臣唱和，李昉與李至唱和，王禹偁與友人唱和，皆有效元、白、劉之意；

二效白詩淺切隨意，不求典實的作法。白居易的詩分類雖多，但淺近易曉確為其共同特色。這種詩隨意隨時吟成，不重學問典故，作來比較輕鬆便捷。這就很適合休閑唱和，臨場發揮。因此內容多流連光景的閑適生活，風格淺切清雅；

三效其曠放達觀、樂天知足的生活態度，以及借詩談佛、道義理。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附論（乙）《白樂天之思想行為與佛道之關係》：“樂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來。蓋求‘不辱’，必知足而始可也”。“總而言之，樂天老學者也，其趨向消極，愛好自然，享受閑適，亦與老學有關者也”。從前述李昉、李至、李宗鄂、王禹偁、晁迥等人的言論和詩作中，皆可見此學白之意。宋太宗則是於此最用心者。

1.李昉、徐鉉

李昉主編《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與《冊府元龜》合稱“宋四大書”）。徐鉉與弟徐鍇專於篆書，時稱“二徐”，校訂《說文解字》。（仿唱和之作，寫閑適生活，風格淺切清雅。）

2.王禹偁（954——1001）元之獨開有宋風氣（初寫閑適唱和之作，后重諷喻之作，寫現實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