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亨

高亨是中國研究先秦學術和文字學、訓詁學的著名學者。早年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師從王國維、梁啟超兩位大師，一生篤志於弘揚中國傳統學術，成就斐然，成為20世紀先秦學術文化 研究的一座重鎮。其治諸子，遵循乾嘉考據遺風，往往勝解精義，發前人所未發，真正做到了后出轉精；其治《周易》，一改前人“以經解傳，以傳解經，經傳互解”的舊習，首次經傳分解，開創了中國現代《周易》“義理派”的研究新方法，為學界所推崇；其治《老子》與《詩經》，以傳統文字訓詁學為根基，在校勘訓詁上創發新義；其砥礪基礎，夯實根本，則有《甲骨金石文字通箋》、《文字形義學概論》和《古字通假會典》諸書。高先生治學嚴謹，為人謙恭，他的學術成果為人信服，有些訓詁成果被《漢語大字典》作為專門義項收錄。

1900年7月4日，高亨出生在吉林雙陽縣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

1910年春，入私塾讀書，學名高仙翹。由於家境貧寒，學習不易，自知刻苦用功。所讀經書，多能熟讀背誦，心知其義。白日既沒，繼以燈火，夜色將分，猶不釋卷，天方黎明，誦聲又起，嚴寒酷暑，未嘗間斷。八年私塾，他讀完了四書五經，初覺心地豁然，為後來專攻先秦學術打下了堅實基礎。

1918年春，高亨先生考入食宿公費的吉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1922年冬畢業。五年中學習除學校課程外，還在張文澍老師指導下，學習了中國第一部文字學專著、東漢許慎徠的《說文解字》，閱覽了先秦諸子的主要著作及前四史。他這時已有志於中國古代學術文化的研究，並且對研究的方法和門徑有了一定的了解。

1923年春，入北京弘達學院，補習英語。秋，考入北京師範大學。

1924年秋又考入北京大學。

1925年秋，改名高亨，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為研究生。

在清華研究院讀書時，高先生以中國第一流學者梁啟超、王國維兩先生為導師。他的畢業論文《韓非子集解補證》深得梁先生的嘉許，曾對高先生說：“陳蘭甫始把《說文》帶到廣東，希望你把《說文》帶到東北。”並在畢業時贈給他一副對聯，予以鼓勵：“讀書要最識家法，行事不須同俗人。”從此，高先生立志遵循清代著名學者高郵王氏（王念孫、王引之）的家法，從文字、聲韻、訓詁入手，嚴謹治學，鍥而不捨，並決心永遠過三書生活：“讀書、教書、寫書。”

1926年夏，高亨先生從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后開始任教。初任吉林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教授兼第一師範學校教員。

1929年任瀋陽東北大學教育學院國文專修科教授。“九一八”事變后，隨東北大學來到北平。之後，又歷任河南大學、東北大學、武漢大學、齊魯大學、西北大學和湘輝學院教授等。

1953年起任山東大學教授，1957年受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之聘，兼研究員。

1967年以後不再任教，調至北京，專門從事古代學術研究工作。

1986年2月2日，高亨先生病逝。

高亨先生一生在教書和研究的歲月中，時刻與讀書、寫書相輔相行。從少年時代起，他就要求自己不但要讀得多，而且要讀得精，讀得仔細認真。在治學上，他注重實事求是，從來一絲不苟。對於歷代舊說，博覽眾家，不拘守一派，自己寫出論文或專書，無不有根有據有經有緯，力求有所創見。堅持以文字的形音義及考據作為基礎，來闡明發揮古代文化典籍的意蘊，走出了自己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途徑。他博通經子，淹貫眾家。每作議論文章，必從實質問題探索底蘊，藉助文字聲韻之學，論列是非，字斟句酌，古樸省凈。故能言之有據，令人嘆服。

高亨先生畢生致力於“三書”，日孜孜不倦，常兀兀以窮年，在學術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從研究《說文》入手，逐步研究金石甲骨文字，用了十數年的功力，寫成《金石甲骨文字通箋》，稿本裝訂為十四冊，凡幾十萬字，這是一部有助於研究中國古文字學的參考書，不幸在抗戰時期丟失，至今未能尋回。

結合教學的需要，他最先致力於先秦諸子的研究，特別是《老子》一書，他對於其中字句的訓釋，思想的分析，以及老子生平事迹的考索，俱臻精到，為世所珍。以後又轉入對《周易》、《詩經》、《尚書》三部古經的研究。由於《詩經》中“雅、頌”部分難點最多，阻力最大，高亨惟恐中國古典文化精華無人繼承，故不辭勞苦深入淺出地介紹給青年一代，完成了《詩經選注》、《詩經今注》。攻罷《詩經》，便攻《周易》，他在《周易》的研究上下功夫最多。《周易》是一部中國最難懂的古代典籍，其中有象數之說，帶有神秘色彩，沒有唯物主義觀點、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與熟練的文字學功夫，很難會通全書。

高亨勇於負重，知難而進，常說：“我不攻此難關，將留給誰?”故宵衣旰食，一意攻堅，義無反顧。終以十年之功，打破重重困難，用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周易古經》及《周易大傳》進行考釋與論述，寫出了解析《周易》專書四種，把《周易》的研究構建在比較科學的基礎上，端正了研究方向。此外，他還有《楚辭選》、《上古神話》、《文字形義學概論》、《古字通辭典》等一些著作及論文。他在中國古籍文獻的整理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高亨先生教書嚴肅認真，一絲不苟。每課前都寫成詳細的講稿，堂上聲調爽朗，語言穩重，字字句句都能送入學生之耳。講解清晰，深入淺出，雖文辭古奧哲理深邃的先秦經典諸子之文，一經他的講解分析，取譬論證，便可使學生精力集中，久不疲倦。他一貫教書育人，以身作則，言行正直，不同流俗。凡受過他的教育的，都能感到在學問人品雙方所給予的深厚影響。

以經觀經、以傳觀傳

20世紀40年代之初，高亨先生就立意堅持了一條重要的注《易》原則：以經觀經、以傳觀傳。《周易》是中國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兩千年來傳世的《周易》一般包括兩個部分：《易經》與《易傳》。自漢以後一個影響甚廣的傳統觀念認為，《周易》經文與《大傳》十篇（即“十翼”，包括《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是“先聖所制、后聖所續”，二者之間存在著有神秘意味的必然聯繫，因此，很多人研讀《周易》，總以經、傳為一體，既“依傳解經”，復“牽經釋傳”，從而把《周易》經傳的研治引向了一個很大的誤區。

高亨先生認為，“《易經》作於周初”而“《易傳》成於晚周”，兩者的產生前後相去達六七百年。後者對於前者的註解，儘管有很多正確的、有參考意義的內容，卻也存在釋義錯誤、附會經文甚至借題發揮之處。他還認為，《易經》文字質樸，記事簡單，往往並不完整，而《易傳》則分明已經具有了較多的抽象思想和哲學觀念，有一定的體系，就此而言，其與經文根本不能混為一談。

有鑒於此，他明確提出了“講《易經》不必受《易傳》的束縛，談《易傳》不必以《易經》為歸宿”。《周易古經今注》和《周易大傳今注》兩部著作全面體現了高亨先生的這一主張。前者著重以闡明古經內容為限，力求就文論文，雖廣徵博引以考釋詞義、句義，卻有意不牽涉《易傳》、不援用《傳》文的資料。後者註解《十翼》，則把“經意”與“傳解”各立條目，相依並列，意在兩者對照，以顯示《經》之原意與《傳》之理解所存在的異同。

講《易經》不談象數，講《易傳》不濫談象數

《周易》是上古的一部筮書。但高亨先生認為周初並無象數觀念，象數之說實起於《易經》形成之後。而《易傳》縱論卦象、爻象、爻位的象徵意義，則代表了晚周的意識。對於如何正確闡明《易》學中的象數問題，高亨先生採取了科學和慎重態度。表現如下：

其一，對於《易經》卦辭、爻辭的註解，高亨先生盡掃象數之說，而專意於具體闡明經文的初始意義。在他看來，經文筮辭與卦、爻象數之間的聯繫，今人實已無法究詰，一味致力於這種聯繫的探究，難免治絲益棼，甚至會走向巫術迷信的歧路。因此，他對於卦爻辭所作的說解，斷然拋開象數，全不牽扯象數說，而只是根據“記事之辭”、“取象之辭”、“說事之辭”、“斷占之辭”等不同類別，一一釋明其本義，至此為止。

其二，對於《易傳》的註解，凡《傳》文並未言及象數者，同樣盡掃象數之說，而只如實說明其本義。高亨先生認為，《易傳》多談象數卻並未處處講象數，如《謙卦》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六諸爻《象傳》，以及《噬嗑》初九、九四、上九諸爻《象傳》，就都無象數可言。因而對於這一部分《易傳》，他同樣只是隨文釋義，絕不附會象數說、更作添枝加葉之舉。

其三，對於《易傳》中確然存在的各種象數說，高亨先生所持態度是力求“以朴釋玄”，實事求是。他在《周易大傳今注》中，專門寫下《易傳象數說釋例》一篇，以供一般人識其通例，掌握規律。在所有各條傳文的具體註釋中，則注意結合卦形、卦名以及爻之性質、位次、奇偶之數等，以闡釋《易傳》解經的基本內容和主要根據。同樣並不由此引申推演、不作主觀鑿空之論。

《周易》訓詁學示例

例一，《漢語大詞典》“衢”字下，列第四義為“庇蔭”。舉《易經·大畜·上九》爻辭：“何天之衢，亨”，而引高亨先生《周易古經今注》云：“衢疑當讀為休，古字通用……休即庥字，謂受天之庇蔭也。此雲‘何天之衢’，即‘何天之休’也。”這裡，高亨先生識破了一個關鍵的通假字，揭舉“衢”有“庇蔭”一義，三千年古經文字遂由此而豁然貫通，也為此字的訓釋別添一義。

例二，《漢語大詞典》“康”字下列“康侯”詞條，舉《易經·晉卦》卦辭：“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而引高亨先生《周易古經今注》云：“康侯，周武王之弟，名封，故稱康侯或康叔。”按“康侯”舊解為“康民安國之侯”，屬望文生義；高亨先生以其為武王之弟，鮮見於其它古籍記載，而於史有徵、兼符文意，同樣足以訂正舊說而自有發明之功。

例三，《漢語大詞典》“守”字下，列第十二項詞義為“操守，節操”。舉《易傳·繫辭下》：“失其守者其辭屈”，而引高亨先生《周易大傳今注》云：失其操守之人，附聲附和，不敢堅持己見，故其辭屈服”。舊注訓“失其守者”為“失其所守之志”，殊亦費解。高亨先生訓“守”字為“操守”之意，訂正了舊注，理順了文意，能夠與《繫辭》本章主旨相合。這是在《易傳》文字訓詁中又一個有突破於前人的例證。

古《易》筮法研究

《周易》是一部上古的筮書，記錄和反映古人的占筮活動，後世習《易》、言《易》往往涉及筮法。筮法是迷信活動的產物，但有其產生的特定歷史背景，在流傳中又曾經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對古代筮法給予必要的考索和總結，當屬傳統文化之科學研究的應有之義。然而往古邈遠，載籍不足，長期以來，人們儘管對於中國現存最早一批重要文獻資料（如《左傳》、《國語》）所記諸多筮事，以及《繫辭》所載之筮法，陸續有過不少考訂與詮釋，卻由於種種原因而一直存在“其慮有所未及，其察有所未照”之處。后一方面的突出表現之一，就在於對晚周筮法的了解存在很大的片面性：“明於成卦而昧於變卦，得之成卦而失之變卦。”這一點已經形成為《易》學研究中長期難以解開的一個死結。高亨先生在自己一系列的《易》學著作中，不僅在前人的基礎上全面總結了《周易》“成卦之法”的詳盡步驟，而且，更結合《繫辭》並《左傳》、《國語》的有關記載，就其“變卦之法”作出了充分而合理的說明，第一次突破了自漢以來《易》學研究上的一個難點。

高亨先生在《周易古經通說·周易筮法新考》一文中，具體回答了《易經》占筮中“何以有變卦”與“怎樣識別所變之卦”這些長久滋人困惑的問題，並在推演、計算的基礎上總結出“求（所變之卦）宜變之爻”的具體方法，甚至列表以明其事。由於他把《繫辭》與《左傳》、《國語》中的文獻資料熔合裁度、反覆推究，一舉揭去兩千餘年“變卦之法”的玄虛外衣，顯露出上古巫術的本真面目，從而為古筮法之更加科學的研究開闢了重要的門徑。

另一篇《左傳國語的周易說通解》是對於《左》《國》中有關《周易》記載（二十二條）的逐篇疏解，揭示其象數和義理，也兼及筮法的說明。此文發表於1962年，而其雛形與基本結論實已見於20世紀30年代寫作的《周易筮法新考》中的《東周筮法之實征》一篇。按與《易傳》（十翼）有所不同，《左》《國》中的記事，不僅講本卦的卦象、卦名、卦辭與爻象、爻數，而且講之卦卦象、之卦卦名、之卦卦辭，以及本卦變爻爻辭、之卦變爻爻辭。因此，不能通曉古代筮法，則難以識別其中變卦之何以有變，也就不可能通曉古籍載事的原原本本。其中，如《左傳·襄公九年》：“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以及《國語·晉語》：“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等等，究竟含義為何，始終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本文於此作出精闢的闡釋：前者因其“五爻均非宜變之爻”，“可變之爻多於不變之爻”，所以主要以“之卦”卦辭占之；後者則因“三爻均非宜變之爻”，“可變之爻與不變之爻相等”，是“貞悔相爭之卦”，故而以兩卦辭占之。巫術迷信力圖製造神秘，而科學的考索則能夠對古筮法做出合理和明晰的說明。這是高亨先生以科學態度研究古代筮法並獲得空前成績的又一實例。

1963年10月至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第四次委員會（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開得隆重而熱烈。當時在山東大學任教的高亨教授也應邀參加了會議，並在會議即將閉幕時，與包括范文瀾、馮友蘭等在內的9位先生一起，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當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介紹到高亨先生時，毛澤東一面親切地與他握手，一面風趣地詢問：“你是研究文學的，還是研究哲學的呢？”高先生回答，自己對於古代文學和古代哲學都很有興趣，但水平有限，沒能夠做出多少成績。毛澤東似乎情緒很好，繼續說，他讀過高先生關於《老子》和《周易》的著作；並對高先生的成績給予了肯定的評價，還說了些鼓勵的話。

此一殊榮，出乎高先生的意料，他為此激動不已，久久不能忘懷。返回濟南后，遂將自己的著作《諸子新箋》、《周易古經今注》等6種，連同一信，寄請當時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轉呈毛澤東主席。

1963年12月，在新年即將到來之際，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新版《毛澤東詩詞》。其中，除收有早已流傳很廣的27首詩詞之外，還有初次發表的新作10首。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編輯部及時組織了一次“筆談學習毛主席詩詞十首”的活動。高亨先生積極參加了這次活動，並附詞《水調歌頭》一首，以抒所感：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洲風雨，筆下有雷聲。喚醒蟄龍飛起，掃滅魔焰魅火，揮劍斬長鯨。春滿人間世，日照大旗紅。抒慷慨，寫鏖戰，記長征。天障雲錦，織出革命之豪情。細檢詩壇李杜，詞苑蘇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攜卷登山唱，流韻壯東風。

隨後，高先生把這首詞連同一張恭賀春禧的短函寄呈毛主席，大約過了一個月的時間就收到了毛澤東主席的回信。信是用毛筆直行寫在幾張宣紙上的，遒勁奔放，落款處是足有3個核桃般大小的簽名。全文如下：

高亨先生：寄書寄詞，還有兩信，均已收到，極為感謝。高文典冊，我很愛讀。肅此。敬頌安吉！毛澤東1964年3月18日。

毛澤東親筆題寫的“山東大學”校名便出自於這封信的信封上。值得一提的是，高亨先生的這首《水調歌頭》在《文史哲》1964年第一期發表后，很快不脛而走，在讀者中廣為傳誦，由於氣勢恢宏，一度被誤傳為是毛澤東所自作；同時，在輾轉流傳的過程中，不少抄本上也出現了一些文字訛誤。為訂正誤解，澄清事實，1966年初，中央的一位負責人寫信給高先生，提出希望此詞能在報刊上重發一次，高先生當即表示同意。於是，時過不久，這首《水調歌頭》又在《人民日報》1966年2月18日的第6版上與讀者見面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高先生同許多教授一樣，被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和參加體力勞動。1967年8月，在毛澤東主席的直接干預下，高先生被借調到北京，先住在中華書局，后又由文化部安排一個住處，實際上是被保護起來。

《高亨著作集林》共分十卷，收有《周易古經今注》、《周易大傳今注》、《周易雜論》、《老子正詁》、《老子註譯》、《諸子新箋》（含《墨子新箋》、《莊子新箋》、《荀子新箋》、《韓非子新箋》、《呂氏春秋新箋》、《商君書新箋》六種）、《莊子今箋》、《商君書註譯》、《墨經校詮》、《詩經選注》、《詩經今注》、《楚辭選》與《上古神話》（與董治安先生合寫）、《文字形義學概論》、《文史述林》、《文史述林輯補》等專書或自選論文集。高亨先生的學術著作素以博湛精深著稱，《集林》除把亡佚的《甲骨金石文字通箋》和《古字通假會典》作為存目處理，囊括了高先生其他所有的著作。

高亨先生把大量精力用於古籍整理和國學研究，留下了總計約五百萬字的學術著作，涉及《周易》、《詩經》、《楚辭》、先秦諸子、文字學、上古神話等諸多領域，享譽學術界。高亨先生的學術生涯長達六十個春秋，他的著作的寫作與出版，跨涉漫長的歲月，有的因出版較早而流通未廣，如今已不易求索，《高亨著作集林》的出版，解決了其著作搜尋難的問題，對全面地了解、評價其學術成就，學習其治學精神及研究方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集林》共計匯收專書十五種，又輯散見論文為一種，共十六種，分為十卷。在編排上，內容相似、相近的專書，置於同卷。新輯論文十七篇的編排順序，則完全按照發表時間先後為準。所收十六種論著，每種均設“本冊說明”一篇，或點明原作主旨，或簡介成書過程，或說明版本的演化，或交代整理的情況，為讀者了解本書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編末“附錄”部分，收列《高亨先生傳略》與《高亨先生生平年表》兩種，向讀者提供關於高亨先生及其學術成就的必要的參考資料，頗有助於讀者了解其為人治學，加深對其著作的理解。

周易古經今注

（含《周易古經通說》）

周易古經今注

重訂自序

舊序（摘錄）

述例

本書引用周易書目

周易古經今注卷首

周易古經通說

提要

第一篇周易瑣語

第二篇周易卦名誤脫表

第三篇周易卦名來歷表

第四篇周易筮辭分類表

第五篇元亨利貞解

第六篇吉吝厲悔咎凶解

第七篇周易筮法新考

周易古經今注卷一

周易古經今注卷二

周易古經今注卷三

周易古經今注卷四

周易雜論

小序

《周易》卦象所反映的辯證觀點

《周易》卦爻辭的哲學思想

《周易大傳》的哲學思想

《周易》卦爻辭的文學價值

《左傳》《國語》的《周易》說通解

周易大傳今注

詩經今注

詩經選注

楚辭選

上古神話

老子正詁

老子註譯

諸子新箋

莊子今箋

墨經校詮

商君書註譯

文字形義學概論

古字通假會典（存目）

文史述林

編外論文輯存

高亨先生傳略

高亨先生生平學術年表